（清·毛奇齡撰）《古文尚書冤詞》

闽南姚斌

（清·毛奇齡撰）《古文尚書冤詞》 《古文尚書冤詞》提要（《四库全書總目提要》） 《古文尚書冤詞》八卷，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録。其學淹貫羣書，而好為異論以求勝，凡他人之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詞。故《儀禮》十七篇古無異議，惟章如愚《山堂攷索》載樂史有五可疑之言，後儒亦無信之者，奇齡獨拾其緒論，詆為戰國之偽書。《古文尚書》自吳棫、朱子以來皆疑其偽，及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奇齡又力辨以為真。知孔安國《傳》中有安國以後地名，必不可掩，於是别遁其詞，摭《隋書·經籍志》之文，以為梅賾所上者乃孔《傳》而非《古文尚書》，其《古文尚書》本傳習人間，而賈、馬諸儒未之見。其目：一曰總論，二曰今文《尚書》，三曰《古文尚書》，四曰《古文》之冤始於朱氏，五曰《古文》之冤成於吳氏，六曰《書》篇題之冤，七曰《書序》之冤，八曰《書小序》之冤，九曰《書》詞之冤，十曰《書》字之冤。攷《隋書·經籍志》，云晉世秘府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内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其叙述偶未分明，故為奇齡所假借。然《隋志》作於《尚書正義》之後，其時《古文》方盛行，而云無有傳者，知東晉《古文》非指今本，且先云《古文》不傳，而後云始得安國之《傳》，知今本《古文》與安國《傳》俱出，非即東晉之《古文》，奇齡安得離析其文以就己説乎？至若璩所引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絶無師説，又引鄭玄所注十六篇之名，為《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徵》、《湯誥》、《咸有一德》、《典寳》、《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明與古文二十五篇截然不同，奇齡不以今本不合馬、鄭為偽作《古文》之徴，反以馬、鄭不合今本為未見古人之徴，亦頗巧於顛倒。然攷偽孔《傳》《序》未及獻者，乃其傳若其經，則史云安國獻之，故《藝文志》著錄，賈逵常校理秘書，不應不見。又司馬遷為安國弟子，劉歆常校《七畧》，班固亦為蘭臺令史典校藝文，而遷《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逸書》得多十餘篇。歆《移太常博士書》，稱魯恭王壊孔子宅，得《古文》於壊壁之中。《逸書》十六篇，班固《漢書·藝文志》亦稱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孔壁《古文》有十六篇無二十五篇，鑿鑿顯証，安得以晉人所上之《古文》合之孔壁歟？且奇齡所籍口者，不過以《隋志》稱馬、鄭所註二十九篇乃杜林西州《古文》，非孔壁《古文》，不知杜林所傳實孔氏之本，故馬、鄭等去其無師説者十六篇，正得二十九篇，《經典釋文》所引，尚可覆驗，徒以修《隋志》時梅賾之《書》已行，故《志》據後出偽本，謂其不盡孔氏之《書》。奇齡舍《史記》、《漢書》不據而據唐人之誤説，豈長孫無忌等所見，反確於司馬遷、班固、劉歆乎？至於杜預、韋昭所引《逸書》，今見《古文》者，萬萬無可置辯，則附會《史記》、《漢書》之文謂不立學官者，即謂《逸書》，不知預註《左傳》皆云文見《尚書》某篇，而《逸書》則皆無篇名，使預果見《古文》，何不云《逸書》某篇耶？且趙岐註《孟子》，郭璞註《爾雅》，亦多稱《尚書》逸篇，其中見於《古文》者，不得以不立學官假借矣。至《孟子》“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岐註曰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詞，《爾雅》“釗，明也”，璞註曰“《逸書》‘釗我周王’”，核之《古文》，絶無此語，亦将以為不立學官，故謂之逸耶？又岐註“九男二女”，稱《逸書》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使《逸書》果指《古文》，則《古文》有《舜典》，何以岐稱亡失其文耶？此尤舞文愈工而罅漏彌甚者矣。梅賾之《書》行世已久，其文本採掇《逸經》排比聮貫，故其旨不悖於聖人，斷無可廢之理，而確非孔氏之原本，則証驗多端，非一手所能終掩。近惠棟、王懋竑等續加攷證，其説益明，本不必再煩較論。惟奇齡才辯足以移人，又以衛經為詞，託名甚正，使置而不錄，恐人反疑其説之有慿，故併存之而撮論其大旨，俾知其説之不過如此，庶将來可以互攷焉。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校上。 卷一 七歲受《尚書》，即聞有今文、古文之分，以問經師，經師勿告也。崇禎十六年，國子助教鄒鏞疏請分今文、古文《尚書》，而專以《今文》取士為言，會京師戒嚴不及報。曲水社修禊事，山隂張杉謂衆曰毁經之禍萌矣。國家取士三百年，專用朱子之書以立學，謂可以衛經，而經學大壊。前此萬歴十二年，南戸部員外房伯元，得魏政始石經大學本於科臣許仁卿家，實攷功郎中豐坊僞造本也，疏請立學官，勒令取士廢大學舊本，幸其疏以他事與中監不合，駁奏不行，然事亦危矣。原其意，則以朱子改《大學》公然取士，遂相率更竄以各行其説，所謂踵其事而效尤焉者。近者宗伯臣姜公逢元以《毛詩》進講，上敕勿講《國風》，且特諭東宫講官毋敢以《國風》進太子前者，何則？以其淫也。夫以三百五篇皆弦歌之詩，太史採之，聖人刪之，樂師鼓舞而肄習之，播之鄉人，布之邦國，進之宫闈與朝廟，鬼神賓客實深饗燕，而一旦以淫風解經，致使君臣不得通，父子不相問，穢惡厭棄一如哇聲媟語之不可親近，則是何故？今《尚書》又見告矣，坐客皆咨嗟而罷。其明年，國亡，盜賊四起，予避兵山市，客有能為古、今《尚書》説者，急請教之。客曰：今文者，伏生口授《書》也；古文者，孔子屋壁中所藏而發而獻之官府者也。乃自獻之官而外無其《書》，是以兩漢名儒皆未之見。曁永嘉亂後，中外古文皆不可攷。而東晉之初，有豫章内史梅賾忽奏上《古文尚書》，此何來者，非僞書乎？乃自唐人作註疏并為改寫，而其《書》至今行之，獨新安朱熹斥為假《書》，其註四書五經，已改《大學》，刪《孝經》，定《詩》淫風，表《太極圖説》、《河圖》、《洛書》而加於大《易》之首，唯《尚書》則疑之，因不欲註而授其意於門人蔡沈，使分别今、古文有無，註於各篇之下，而别存雜説以著其僞，於是諸門弟子共祖述之。而元吳澄、明郝敬、歸有光輩，俱競起攻辨，迄無遺力。吳澄作《書纂言》，則但存《今文》三十八篇，直削去《古文》以示毁黜僞《書》之意，今其書具在也。予聞言，惡之，歸而不食者累日。及亂定還土室，室中所藏經與史，亡刧殆盡已，復以讐搆，奔走道路，無暇為攷証。然漸聞開國以來，其攻之者遍天下，無論知不知，公然著書以行世，且有踵明代梅鷟，謾罵古文之《書》，效羅喻義，是正一編，專刻今文《經》而去《古文》者，展轉煽惑，其言罔誕不可。聞蠡吾李塨者，多學人也，其尊人孝慤先生為北方名儒，塨嘗從遊於博陵顔習齋先生之門，以實踐稱。康熙庚午，舉順天鄉試，與兒子遠宗為同年生，並上公車門。忽越三千里，問樂於予，傳二變、四清、九聲、十二管之學，三日卒業，縱論諸《墳》、《典》、《易象》、《春秋》，探幽抉微，起予所未逮。遽曰：梅氏上《古文》，《晉史》無有，何也？予曰：舊史十八家有之，子不見夫孔氏之《疏》之引之者乎？曰：雖然，當茬之。予唯唯而退。既而塨寓桐鄉郭明府署，與桐之學人爭《古文》眞僞，著辨一卷。予閲之甚善，思竟其業，值予輯《喪禮》未就，仍舍之去。福建漳浦縣學生蔡衍鎤，以所刻奏稿一本傳流至浙中，載康熙三十六年今上北狩還，上疏於昌平郊外，上顧而問之，以九校行速，不能隨，挾疏乞通政上，非例，還其疏，乃持歸刻之。大約請立《孝經》於學官，廢《禮記》，分今文、古文《尚書》，而徵《尚書》於海外以定眞僞。其所以徵海外《書》者，因歐陽修作《日本刀歌》，其末有云“徐福行時書未焚，《尚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通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謂海外當有眞《古文》也。夫謂海外有眞《古文》，則中國《古文》僞矣，海外眞《古文》當求，則中國僞《古文》當廢矣。毁經之機，至此已決，因急為攷定，究其根祗。知官府所藏，名為《中古文》，漢晉皆存，而民間授受者，則名為外學，亦自相嬗不絶。故劉歆校書，自中自外皆親驗其書，名為中、外相應，雖不立學官，世多未見，又令甲森嚴立學者稱為官《書》，不立學者即稱為《逸書》。然門戸擠排不能遽廢，即有張霸僞《書》堂堂進獻，尚得緣中祕直斥其僞。至於梅賾所上，係孔《傳》而非《經》文。而《經》文在内者，直記曰永嘉亂後猶存《經》文；《經》文在外者，則自都尉朝至桑欽，尹敏至楊倫太保，鄭冲至梅賾，皆歴有授受，彼我傳述，並無僞學。夫然後快然而號於世，曰天乎天乎！《古文尚書》今不旣復出矣乎！今夫投人以文，雖井里縫褐之夫，單篇連簡，猶必改容而收之，儻或老師宿儒稍負才望，則必什襲不暇，縱使其字句之間稍有疑惑，亦何可輕為謗訕，遽致誣蔑？况於古先聖賢之册，歴二禪三代帝德王功之顯蹟，而前賢藏之，後儒獻之，歴代帝王為珍祕而保護之，所稱出巖屋而登天府者乎？向予解經，並不敢於經文妄議一字，雖屢有論辨，辨傳非辨經也，即或於經文有所同異，亦必以經正經，同者經，即異者亦經也。今乃以孔《傳》而妄認古《經》，以孔《傳》之不僞而妄認古《經》之僞，千秋冤市幾不能解。夫儒者釋《經》原欲衞《經》，今乃以誤釋之故，將并古《經》而廢之，所謂衞《經》者安在？且《大學》言格物矣，格物者原不必窮致事理，而改《大學》者必謂天下事物莫不有理，一理不格於知有礙。今物有理而不識，事有冤而不知，《經》尚如此，何况他物？然則改《大學》何為矣？吾懼《大學》之錯、《國風》之淫、《古文尚書》之僞，後人必有藉帝王之勢而毁其書者，吾故訟《古文》之冤而并及之。 《今文尚書》 《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用李斯議，凡天下《詩》、《書》、百家語，悉詣守、尉燒之。《秦律》：挾書者族，偶語《詩》、《書》者棄市。《漢·帝紀》：孝惠四年，除《挾書律》。《史記·儒林傳》言《尚書》自濟南伏生。又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山東諸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儒林傳》：夏侯勝從張生受《尚書》。《史記》：伏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漢書》作鼂）錯，往受之。孔安國《書·大序》：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衛宏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漢·藝文志》：經二十九卷（此以一篇為一卷者）。又：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儒林傳》：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二十九篇：《堯典》、《臯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髙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泰誓》、《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吕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又稱二十八篇（去《泰誓》一篇）。 按伏《書》二十九篇，至武帝時外間疑《泰誓》為僞，遂去此篇。孔氏《正義》云《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於是有謂《泰誓》非伏生《書》者。自西漢末至東漢，諸儒皆造言出處，而俱不得合。劉向《别錄》：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内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説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 馬融云：《泰誓》後得。王肅云：《泰誓》近得。鄭玄云：民間得《泰誓》。王充《論衡》：《泰誓》掘地所得。又云：伏生二十八篇，孝宣皇帝之時，河内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後漢書》：獻帝建安十四年，黄門侍郎房宏等説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内女子壊老屋，得古文《泰誓》三篇。《隋書》：伏生口授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 按此皆無據之言，祇因漢世《今文》盛行，必欲曲護其去此《泰誓》之故，而終無實據。及東漢儒者，造為河内女子壊老屋得《孝經》、《易·説卦傳》及《泰誓》三篇，而又不檢點天下無各《經》所逸同聚一處，以待人之得之者，况《泰誓》在武帝時早已盛行，董仲舒《對策》已有“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諸語，而史遷作《周本紀》直云“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旣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皆僞《泰誓》文，豈有武帝朝久用之文，而在宣帝泰和年始出之者？此夢中語也。且此止一篇，無三篇也，惟二十九篇去一篇故二十八宿，若去三篇則二十六宿矣，何粗疎乃爾。 陸德明《釋文》：《泰誓》本非伏《書》，司馬遷以武帝之世，見《泰誓》之出而得行，因入於伏生所傳之内。孔氏《正義》説亦同。此尤荒唐矣。以伏生本無之《書》，豈可妄為攙入，而不畏世譏者，且伏《書》係孝文掌故錄入官府之書，又武帝時特立五經博士，以肄業之開弟子員勸以官祿，即一句一字皆不敢議，而謂太史令可妄攙一篇。此皆無學人所言，陸德明陋劣，其為此言無足怪，不謂孔氏襲陋亦復引之入《正義》内，眞可笑也。且此本伏《書》，原不必為囘護者，伏生自作《大傳》，乃直用其語，如云“八百諸侯，俱至孟津，有白魚入王舟”云云，是明明伏《書》，何必曲諱？馬融辨此篇，有曰“今文《泰誓》，都無此語”，直加以今文之名，何等明快？若王肅云“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以為《尚書》，（此指孔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當别錄之以為《周書》”，此雖調停之言，然其稱之為今文，則猶一轍耳。 又稱二十九卷（《漢·藝文志》，見前）。又稱三十三篇（伏本合堯、舜《典》為一，《臯陶謨》、《益稷》為一，《盤庚》上中下為一，《顧命》、《康王之誥》為一。後孔安國依古文分之，得多《舜典》一篇、《益稷》一篇、《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共五篇，合之二十九篇，而去《泰誓》一篇為三十三篇）。又稱三十四篇（分出五篇合二十九篇，不去《泰誓》為三十四篇）。 伏氏以《堯典》為《唐書》，《臯陶謨》為《虞書》，《商書》為《殷書》。觀其作《大傳》，説《堯典》為《唐傳》，引《九共》篇為《虞傳》，《帝告》篇為《殷傳》，可驗也。 孔穎達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漢·儒林傳》“《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又有大小夏侯之學”，而《藝文志》謂自武帝訖孝宣，世皆立學官，乃傳贊又云“孝宣之時，復立大小夏侯《尚書》”，曰“復立”，則不特一立矣。 《書》，舊祇名《書》，自伏《書》出後，以其為上古之《書》，故名《尚書》，見孔氏《正義》。若《春秋説題辭》“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遺書也”，劉熙《釋名》“尚，上也，以堯為上始而書其時事也”，則《文侯之命》、《秦誓》在春秋間，且非古帝王之書者，較難通矣。總是《書》出，漢代其視秦以前皆上古耳，若其稱今文，則伏生為秦二世博士，其《書》皆秦時篆隸，故稱今文，孔氏所傳《書》，則周時科斗書，故稱古文。馬端臨曰：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註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衞包改古文從今文。蓋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 《古文尚書》 乃自《今文》起家以來，由孝惠、文、景以訖於武帝之末，幾及百年而《古文》始出。 《漢·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家語》：孔襄名騰，以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紀》：尹敏傳孔鮒所藏書。《隋書》：漢武帝時，壊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 按《史記》、《漢書》不載所藏《書》人，而《書序》祇稱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今一稱孔鮒，一稱孔騰，據《孔子世家》，鮒係孔子八世孫，為陳涉博士弟子，襄為漢景帝博士、長沙太守，即騰也。騰為安國曾祖，則《家語》稱子襄者近之。若《隋書》稱末孫惠，則並無其人，此必以子襄之子名忠，忠與惠字形相近而致誤者。要之，鮒、騰、忠，總安國祖也。《漢志》：武帝末，魯共王壊孔子宅欲以廣其宫，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皷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壊。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 《書大序》：至魯共王，好治宫室，壊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壊宅，悉以《書》還孔氏。 《史記》：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 《書大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謂重出此五篇也）并《序》（書百篇之《序》），凡五十九篇。 又云：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百篇，每篇有一序，名為《小序》，舊合作一篇，安國分之，各冠其篇首）。 陸德明《釋文》：《古文尚書》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百篇之《序》。 《隋書》：孔安國得古文，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内女子所獻不同，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 二十五篇。《虞書》：《大禹謨》；《夏書》，《五子之歌》、《胤徵》；《商書》：《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説命》三篇；《周書》：《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帝》、《君牙》、《冏命》。 又稱二十九篇。以二十五篇加所分《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共五篇，然又亡《舜典》一篇，為二十九篇。 五十九篇。以二十五篇合之伏《書》三十三篇，加百篇之《序》一篇，為五十九篇。 又稱五十八篇。以百篇《書序》分之，各冠其篇首，祇得五十八篇。 又有稱四十六篇者，篇即卷也。百篇之序，每一篇一序，然又有數篇合一序者。如《大禹》、《臯》、《益》三謨共一序，《康誥》、《酒誥》、《梓材》三誥共一序，《盤庚》、《太甲》、《説命》、《泰誓》每三篇共一序，類凡百篇，得六十三序。今此五十八篇共四十六序，乃以一序作一卷，為四十六卷。 《大序》：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四十六卷。《虞書》：《大禹謨》、《臯陶謨》、《益稷》共一序，作一卷；《商書》：《太甲》、《盤庚》、《説命》每三篇共一序，作三卷；《周書》：《泰誓》三篇共一序，作一卷；《康誥》、《酒誥》、《梓材》共一序，作一卷。共併去十二篇。以二十八篇併去十二，得四十六篇，名四十六卷。 顔師古註《漢志》：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引《書大序》云定五十八篇，又引鄭玄《叙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其所亡一篇，指《舜典》言。 又有稱十八篇者。五十八篇旣以一序為一篇，作四十六卷矣，兹又除伏《書》三十三篇，但以孔壁二十五篇就《序》分之：《太甲》、《説命》、《泰誓》九篇共三序，應去六篇；伊尹作《咸有一德》，以無序語不成，《序》當附《太甲》篇内，與咎單作《明居》、周公作《立政》同，又去一篇。凡二十五篇，共去七篇，為十八篇。桓譚曰：《古文尚書》舊有四十六卷，為十八篇。 若又稱十六篇，則以《大禹謨》與《臯》、《益》三篇同序，二十九篇旣出《臯陶》，則一序無兩出之例，且《序》首曰“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則《臯謨》可領序，况此當先攷二十九篇，始計多篇乎？若《泰誓》一篇，又當抵伏《書》《泰誓》二十九篇之數，因又去二篇，為十六篇。 《藝文志》云：安國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荀悦《漢紀》：恭王壊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書》十六篇。顔師古註：壁中書多以攷見，行世二十九篇之外，多十六篇。 十八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徵》、《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説命》、《泰誓》、《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之）《君陳》、《畢命》、《君牙》、《問命》。 十六篇：去《大禹謨》、《泰誓》二篇，餘如前。 伏《書》去《泰誓》，祇二十八篇，今云以攷二十九篇之數，餘者為多篇，則二十九篇中當補《泰誓》矣。若《大禹謨》附《臯陶》篇内，則《臯陶》為二十九篇中所有之數，所謂攷見行世二十九篇之外得多十六篇者，正此謂也。若孔氏《正義》以十六篇為亡篇，謂張霸補二十四篇為十六篇，則張霸並無補二十四亡篇之事，誤之甚矣。若賈逵、鄭玄皆以十六篇為《逸書》，馬融云《逸書》十六篇絶無師説，此皆不深攷致誤者。孔原有逸篇，此非是也。 又有稱十三卷、十四卷者，《隋·經籍志》：《古文尚書》十三卷（漢臨淮太守孔安國傳），今字《尚書》十四卷（孔安國傳）。其分古、今，則以古文進内府，以今字寫讀，傳世者分作兩書，非伏生今文也。若其分卷曰十三，曰十四，則隋時經籍所分與舊不同。 卷二 至於百篇之《序》，則朱氏《經義攷》謂“《周官》‘外史達書名於四方’，知凡書必有序目題於方册”，其曰百篇者，以孔《書》所序有百篇也。但百篇之名不始孔子。墨翟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揚雄曰：昔之説《書》者序以百。則百篇之名，與百篇之序，自古有之。惟《漢志》云：孔子纂《書》，上斷於堯，下迄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隋志》亦云：孔子刪《書》，别為之序，各陳作者所由。而《大序》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下迄於周，舉其弘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則直以刪《書》、序《書》盡屬孔子，然而非誣者以《周書》後起，下逮《秦誓》，斷非夫子以前書也。若《春秋説題辭》云：《書》之言信，而明天地之情、帝王之功，凡百二十篇。《尚書璿璣鈐》云：孔子求書，得黄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此即漢末百兩篇之名之所始，要皆荒唐不足據者。惟百篇之《序》，則其《序》見在此，眞夫子壁中書耳。 自《書序》出後，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舊書潛於屋壁，歘爾復出，古訓再申，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復有百篇耶？ 百篇 《虞書》十六篇：《堯典》、《舜典》、《大禹謨》、《臯陶謨》、《益稷》、《汨作》、《九共》九篇、《膏飫》。《夏書》四篇：《禹貢》、《甘誓》、《五子之歌》、《胤徵》。《商書》四十篇：《帝告》、《釐沃》、《汝鳩》、《汝方》、《湯誓》、《夏社》、《疑至》、《臣扈》、《湯徵》、《典寳》、《仲虺之誥》、《湯誥》、《明居》、《伊訓》、《肆命》、《徂后》，《太甲》三篇、《咸有一德》、《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三篇、《説命》三篇、《髙宗肜日》、《髙宗之訓》、《西伯戡黎》、《微子》。《周書》四十篇：《泰誓》三篇、《牧誓》、《武成》、《洪範》、《分器》、《旅獒》、《旅巢命》、《金縢》、《大誥》、《微子之命》、《歸禾》、《嘉禾》、《康誥》、《酒誥》、《梓材》、《召誥》、《各誥》、《多士》、《無逸》、《君奭》、《蔡仲之命》、《成王政》、《將蒲姑》、《多方》、《立政》、《周官》、《賄肅愼之命》、《亳姑》、《君陳》、《顧命》、《康王之誥》、《畢命》、《君牙》、《冏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此孔《傳》百篇次第也。若鄭康成註百篇之序，其次第又不同，以《湯誓》次《臣扈》後為第四十九，《咸有一德》次《湯誥》後為第三十四，《蔡仲之命》次《費誓》前為第九十六，《周官》次《立政》前為第八十八，《費誓》次《吕刑》前為第九十七，其不同如此。然當以孔《傳》為正者，以孔《傳》不立學官，故鄭以臆見定之，或更據他本，實則古文《經》不如是耳。 伏《書》不分堯、舜《典》，《臯陶謨》、《益稷》、《顧命》、《康王之誥》則於百篇之名皆屬謬戾，伏《書》非是也。若孔《傳》所分，以大禹、臯、益三《謨》俱屬《虞書》，而以《禹貢》為《夏書》之首則亦非是。《虞書》當分在《舜典》及《汨作》、《九共》、《膏飫》之後，而以《大禹謨》為《夏書》之首。凡春秋戰國間引《書》皆如此，孔《傳》不識耳。若東漢諸儒，如馬融、王肅、鄭玄輩不見孔《傳》，誤以大禹、臯、益三《謨》分入《虞書》，而攷之羣書引《經》，其於大禹、臯、益三篇所引稱《夏書》者皆不相合，因不能分劃，妄稱為《虞夏書》，即揚雄作《法言》亦云“虞、夏之《書》渾渾”，殊不知虞是虞，夏是夏，明明兩朝，豈可通混？嘗即以羣書引《經》較之，如《左傳·莊八年》“《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僖二十四年》“《夏書》曰地平天成”，《文七年》“《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襄五年》“《夏書》曰成允成功”，《二十一年》“《夏書》曰念兹在兹，釋兹在兹”，《二十二年》“《夏書》曰念兹在兹”，《二十六年》“《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六年》“《夏書》曰允出兹在兹”，《吕氏春秋》“《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國語》“《夏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民無與守邦”，《後漢·劉梁傳》“《夏書》曰念兹在兹”，此皆《大禹》篇者。若《左傳·僖二十七年》“《夏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則竟在《益稷》篇中，蓋臯、益二《謨》總是《夏書》，故《史記》載此二《謨》在《夏本紀》中《禹貢》之後。是二《典》皆《虞書》，三《謨》皆《夏書》，而總以《禹謨》為之界。觀《虞書》亡篇，舊載之《舜典》之後《禹謨》之前，亦正以兩界從此分也。 薛士龍作《書古文訓》，其序引子夏學《書》於孔子有云“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則古原以大禹、臯、益三《謨》俱作《夏書》，而以《禹貢》叙《禹謨》之後，《臯》、《益》又叙之《禹貢》之後，篇第秩然。

闽南姚斌

亡《書》四十二篇。《虞書》：《汨作》、《九共》九篇、《膏飫》。《夏書》：《帝告》、《釐沃》、《湯徵》、《汝鳩》、《汝方》。《商書》：《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又》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髙宗之訓》。《周書》：《分器》、《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
按《史記·殷本紀》，有《太戊》一篇，《左傳·定四年》“祝鮀告萇弘，有命以《伯禽》，命以《唐誥》”，劉炫曰：《伯禽》與《唐誥》，皆命《書》篇名，猶《君陳》、《君牙》之以名為命類。又《漢·律歴志》有古文《月采》篇，又《康王十二年》“王命作策《豐刑》”，今亡篇之内並無諸名。
又有《逸書》在亡《書》四十二篇之外，有書而無名者，《大序》所云“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是也。
, [  ]" V5 J" Y  K《史記》：《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漢·儒林傳》：《逸書》得十餘篇。《隋·經籍志》：《尚書》逸篇二卷。《志》云：又有《逸書》出齊梁之間，攷其篇目，似孔壁中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又有稱《書》有正攝之分。陸德明《釋文》云：《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十三，十一篇亡，餘俱有正有攝。不解何義。熊朋來謂：百篇註者有正、攝之分，正者有其義而正其名，攝者無其名而附其義。然按其所分，一往不合，且其中以《禹貢》、《洪範》俱為二《典》之攝，則不通極矣，要皆不足辨耳。及安國獻《書》，武帝命安國作《傳》，《傳》畢將上之而巫蠱事（起），《傳》遂不得上。自天漢末獻《書》，至徵和元年巫蠱起凡四年，而《古文》未行，安國隨卒，竟不得立於學官。
5 N( e0 f' |3 Z6 |% z6 Q9 [《藝文志》：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楚元王傳》：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儒林傳》：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荀悦《漢紀》：武帝末，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大序》：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旣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不復以聞。《隋書》：安國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起，不得奏上。
9 e' n2 g6 U' o2 u% c: I乃《古文》原本旣獻之官，藏之書府，而以隸古更寫之一册，藏之於家，遂私相授受，雖非官《書》令甲公行頒布，而漢史重其《書》，記其授受亦相嬗不絶。《史記》：兒寛受業孔安國。《漢·儒林傳》：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多古文説。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常授虢徐敖，敖為右扶風掾，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隋書》：安國遂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生授胡常，謂之《尚書》古文之學。
《儒林傳》：世所傳百兩篇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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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G7 [+ x. g4 `: ~- _$ A& r百兩篇
百兩有二説。一，百篇之外，加伏生《泰誓》一篇、孔氏《小序》一篇，為百兩篇。一，《春秋説題辭》謂《書》百二十篇，《尚書璿璣鈐》謂孔子得《書》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曰百兩篇。
《儒林傳》：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眞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迺黜其《書》。
孔氏《正義》謂：孔《書》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其三十三篇與鄭註同，二十五篇與鄭註異，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前漢諸儒但知孔本有五十八篇而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尚書》二十四以足鄭注三十四篇之數，為五十八篇，其所僞增二十四篇者，即鄭注《書序》自《舜典》、《汨作》、《九共》以至《旅獒》、《冏命》二十四篇，若又稱十六篇，則又以《九共》九篇共《序》除去八篇為十六篇。其説鑿鑿。按漢《傳》但言成帝時有百兩篇之説，成帝因以百兩求，張霸即以百兩徵，未聞帝以二十四篇求霸以二十四篇徵也；且霸所應徵之《書》，明言分析合二十九篇，作數十篇，又采《左氏傳》并《書序》作首尾凡百二篇，則其數明是一百有二篇，而其文則大約取之《書序》、《左傳》及《尚書》二十九篇之中，何曾就鄭註多寡為之增益？况僞造二十四篇，祇足得五十八篇之數，其於百兩何居？及究其所誤，則鄭註三十四篇與僞增二十四篇，皆杜林漆書《古文》，非孔《古文》也。穎達不曉漆《書》，作此不通語，而世無通人解之。夫以張霸西漢成帝朝人，乃能僞造二十四篇以足東漢鄭康成註《書》不足之數，則其人已在夢中，而世復信之，所謂舉世夢夢非耶？《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脱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脱字數十。
( b, `5 ?% U3 j6 s9 T) i《楚元王傳》：哀帝時，劉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古文舊《書》，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傳問民間，則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又曰“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皆先帝之所親論，今上所攷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内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若必黨同門妬道眞，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乃《書》入而諸儒皆切齒怨恨，即名儒如光祿大夫龔勝，惡之願乞骸骨罷，而大司空師丹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毁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内太守。
《漢·傳贊》云：平帝時，為立《古文尚書》。《傳》亦云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惲等皆貴顯，乃莽廢官學，仍不行。
曁後漢，而《古文》之名日盛，然終不立學，即民間除授受外，亦罕得其《書》，且令甲所在，凡好《古文》者皆不敢踰越。故安國註《論語》，凡引《經》如《君陳》、《泰誓》類，皆不註篇名，至“予小子履敢用玄牡”節，反不註《湯誥》而註曰“此《墨子》引《湯誓》辭”，而賈逵、馬融、鄭玄之徒極尊《古文》自稱受孔學者，其註諸《經》引《古文》處，皆註曰“《逸書》，以逸於學官外也”。且實有不見《古文》者，《正義》謂漢儒如劉向、劉歆、班固、賈逵、馬融、鄭玄六人皆不見《古文》。予嘗謂向歆校中、外《古文》極悉而孔氏誣之以不見，此仍是張霸僞補鄭本之餘説，若賈、馬三人則所受者為杜林漆《書》，本其不見孔壁《古文》，斷有然者，雖徐仲山曰馬融作《忠經》引《大禹謨》，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非《古文》乎？顧三人實不見《古文》，其《忠經》所引，偶然及之，不足據也。説見後。
《後漢·儒林》：光武初，尹敏字幼季，初習歐陽《尚書》，旣而受《古文》，兼《毛詩》、《穀梁春秋》；而汝南周防，字偉公，受《古文尚書》，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至肅宗朝，有詔髙才生能受《古文尚書》者，魯國孔僖，字仲和，自安國以下世世傳《古文》不絶，拜郎中。陳留楊倫，字仲理，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講學大澤中，弟子至千餘，陽嘉二年拜大中大夫，與將軍梁商不合，以病免。若杜林在東漢初，曾得西州古文漆《書》一卷，其實與孔壁《古文》並不相合，至是則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作《訓解》。
  y- j& J( k( c7 y2 a$ t+ o5 r魏王肅習《古文尚書》。
《晉·皇甫謐傳》：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
, B4 v5 o$ @  D" E- Z《正義》引《晉書》云：晉太保鄭冲，以《古文尚書》授扶風蘇愉，愉字休豫。休豫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皇甫謐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眞，眞為豫章内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為《古文尚書》作解，猶不得《舜典》。
乃其所上《書》，則固孔安國之《傳》，非《經》文也。《隋·經籍志》云：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馬融、鄭玄為之作《傳》、《註》。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絶無師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内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説。由是觀之，是古文《經》文，祕府舊有梅氏所上只是孔《傳》，故志歴叙之以為《古文》《傳》、註師説興廢之由，原未嘗謂《古文》已亡，至東晉始上也。是以前叙所存特曰《古文尚書》之經文，後叙所奏則又特曰安國之《傳》，其故為明析不使謬亂如此。
/ f. D# L" {3 M! b: M至於《堯典》、《舜典》，原有二篇，孔氏《小序》已第其目為百篇之二，而伏生誤合為一篇。及孔壁出《書》時，安國攷定篇次，為分而出之，但不知其分在何處，且失篇首一截，祇以堯、舜二《典》之序冠《堯典》之首，而其文則仍合為一。於是立學之際，始校舊文，遂有疑為《舜典》亡者。舊《晉書》所云亡失《舜典》一篇，《隋志》所云時又闕《舜典》一篇是也。但予攷《史記》及諸書引《經》所據，知《舜典》即在《堯典》中，未全亡也，所亡祇“四海遏密八音”以後、“月正元日”以前半篇耳。然且篇首二十八字則孔《傳》原有其文，而梅氏所上本偶失之，至南齊姚氏始上其文，又以《堯典》“愼徽五典”以後文而冠以“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六句，遂謂“愼徽”以後俱是《舜典》，然前後不接，因有疑二十八字為僞《書》者，不知亦非僞也。
南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一篇，在“愼徽五典”上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二十八字，遂表上之，會方興以罪致戮，事遂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書，復得之。
/ F" v+ D9 j4 ~! V此二十八字，在魏王肅註《古文尚書》十一卷，晉范寗註古文《舜典》一卷，皆有其文。《正義》云：梅賾上孔《傳》時，猶闕《舜典》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註補之。
7 i- q; m( s' V阮孝緒《七錄》亦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十二字，《釋文》云“此十二字，阮氏《七錄》亦云”是也。
! c$ d6 b5 `+ B3 E但《釋文》又云“姚方興所上祗十二字，更有‘濬哲文明’四句凡二十八字，總出之王註”，則不然。按《隋·經籍志》：齊建武，《舜典》姚方興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是此二十八字，在建武奏上時一齊並出，從無方興十二字王註二十八字之别，此說誤也。然且此二十八字，在漢末有引用之者，王延壽《靈光殿賦》有云“粤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釋》亦云“濬哲文明，允恭玄塞”，此二王君者，皆在王、范二君之前，則必孔《傳》舊本原有是文，故彼此襲用之。方興之非僞，固不足辨也。
至沈約《宋書·禮志》，引魏明帝時髙堂隆建議改朔引《尚書》文“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一十五字，則亦先於方興者，但“建皇”六字與“協於帝”三字、“濬哲文明”十六字俱不通接，是必此六字原在“乃命以位”後亡篇中文，而髙堂是時以改朔引及斷章，取旨不必直接“重華”為句，觀其文勢，原自奥阻，可驗耳。若謂此十五字當攙之“正月上日”之後，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之前，改朔與齊政正可相接，則不特置“協於帝”三字并“濬哲文明”十六字於無地。執一書以廢羣書，必無是理，且顯與《史記》諸書之分堯、舜《典》大相乖謬，恐未然矣。
蓋《史記》諸書皆稱“放勲殂落”以前為《堯典》，以後為《舜典》。《孟子》“《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勲乃殂落”，《漢書·王莽傳》“《堯典》十有二州”，後漢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以二月東巡狩”，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晉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堯典》文“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凡稱《堯典》皆在“愼徽五典”之後，則此後半篇其為《堯典》方未已也。乃自此推之，至“二十八載帝乃殂落”之後，則並無《堯典》一名闌入其内，此眞《舜典》矣。故予舊分二《典》，謂《堯典》自“曰若稽古帝堯”起，至“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止，《舜典》後截，則自“月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徵庸陟方乃死”止，首尾分明，而其所補闕則《史記》有之。《史記》作《堯紀》即載《堯典》，如帝堯者放勲能明馴德，乃命羲和，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歲三百六十六日，舉丹朱，舉共工，舉鯀治水，舉舜降二女，愼和五典，謀事至而言可績，受終文祖，在璿璣玉衡，遂類上帝，輯五瑞，歲二月東巡狩，五歲一巡狩，肇十二州，定五刑，誅四凶，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此《堯典》也。至以《舜典》作《舜紀》，則自虞舜者重華起而窮蟬而下，而瞽瞍，而耕歴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就時父母弟欲殺舜，四嶽薦之，堯乃使九男二女事之，且試五典，治百官，舉十六族，賓四門，流四凶，入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使攝行天子政，天下歸舜，此《舜典》前截文也。自此以後，則全是《舜典》。如云乃至文祖，謀四嶽，命十二牧，咨禹，咨棄，咨契，咨臯陶，咨垂，咨益，咨伯夷，咨夔，咨龍，嗟女二十有二人，三載一攷績，舜年三十以孝聞，至崩於蒼梧之野，皆《舜典》文也。則是二《典》之分，當在“帝乃殂落”之後、“月正元日”之前，此彰彰者。但《舜典》前截，依《史記》所載，則亦有“試五典賓四門納大麓”一段與《堯典》同。故伏生之合，孔《書》之失，蕭齊《舜典》之攙割，皆職是之故，《史記》具在，其為餼羊顯然耳。乃自立《古文》學後，江左儒者悉祖述其《書》，隋初流播河朔，在開皇間，多集羣儒論列。其為“正義”者，有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皆命世之才，炫仕隋代，作《毛詩》、《尚書》、《論語》、《孝經》述義，各數十卷，其於孔《傳》最有發明。至唐永徽間，敕國子祭酒孔穎達及太學博士王德韶、上騎都尉蘇德融、四門助教王士雄等，攷辨羣儒是非，為之《正義》凡二十卷。至開元間，又命集賢學士衞包改寫古文，易以今字，名《今文尚書》十三卷（伏生今文，秦隸古字也；此今文，俗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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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自是之後，但名《尚書》不名古、今文，以《今文》二十八篇，原在《古文》五十八篇内也。第伏壁之學，如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在西晉永嘉之亂早已亡失，而孔壁之學如周防《尚書雜記》三十二篇、王肅《古文尚書註》十一卷、范寗註《舜典》一卷，皆湮没不可復攷。即杜林漆《書》之學，馬融《註》十一卷、鄭玄《註》九卷，在唐初猶見之，迄今無一存者，唯孔《傳》裒然獨行，顧前此《正義》，如費甝、顧彪、劉焯、劉炫輩多所發明，亦迄無賸本。一《註》一《疏》，自唐歴五代汴宋，並無異辭，乃南渡以後，忽有指為假《書》者，古文之冤始於朱氏。
朱熹曰：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
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可疑之甚。
1 y( ]! m7 U- s3 K( e朱氏欲註《尚書》，見孔《疏》有“兩漢諸儒皆不見”語，又有“梅仲眞為豫章内史遂於前晉上其書”語，因不復深攷，且並不究所由來，竟以臆見斷之曰此必假《書》，舍之不註，而以註屬之門人蔡沈，并授以意，於從前不分今、古文者，今特為分之，且雜為之説以著其僞。凡諸門弟子，爭相傳播，而元明以來，又苦無通儒善讀書者為之剖晰，其在古學，則鹵莽蔑略但抄竊詞句，而其在今學，則名為通經而實無一經可通，且過遵朱氏，寧得罪先聖賢，必不敢一字道朱氏之謬。加之入明至今，立學取士皆用其所註《書》，雖孔子復出無如之何，致使陋劣之徒，旁搜曲引，吹毛索瘢，鍛鍊成獄，古《經》之冤至此極矣。要其説，則皆自東晉方出、諸儒不見，兩大節始。
: Z: G! F9 t- C& t夫《古文》何嘗自東晉出也，不幸《古文》遭厄，夫子刪之，夫子之家藏之距伏生《今文》立學，幾及百年而後出於壁。乃出，甫四年而又頓遭巫蠱之禍，不惟不立學，即安國《傳》文亦不敢再上，然且武帝遽崩，安國又卒，先聖先王之《書》幾幾一綫亦可憐矣。然而古文《經》文歴有，方所其在官書則科斗，原文見藏祕府，而在私學則安國所寫隸本，親授都尉朝以傳至桑欽，授受分明並無斷絶，是以劉向取内府《古文》以校博士《今文》之學，劉歆復取内府《古文》以校膠東所傳《古文》之學，彼此徵驗，名為中、外相應。間有張霸上僞《書》，思相繆亂，猶得援内府《古文》以斥其非，是何曾有無何之文，可以公然相竄易者。越至東京，則孔僖為安國之孫世世守之，而丁鴻、楊倫且集弟子千人於大澤中肄習之。至魏晉之間，則自王肅、皇甫謐外，田鄭冲、蘇愉、梁柳、臧曹，皆一一相嬗，以遞至梅賾，未嘗有頃刻之間毫釐之隙也。乃《古文》藏内府者，則永嘉亂後其《書》並存，而特以無傳之故，梅賾乃上孔氏《傳》以補《尚書》諸《傳》之闕，是梅氏所上者安國之《傳》，非古文之《經》也。安國之《傳》東晉始行，古文之《經》非東晉始出也。故唐宗《晉書》不載梅賾上《書》事，以為不關本經不足輕重，而舊《晉史》及《隋·經籍志》則各為載入，然猶恐誤認孔《傳》為《古文》，乃先曰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經》文，然後曰至東晉豫章内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此其明白為何如者，乃不學之徒妄云梅賾上《古文》，以致一訛再訛，頓成此千古不白之冤獄。嗟乎！諸《書》具在，何不明啟其《書》一讀之也。
    至諸儒不見，則亦有説。按徐仲山《傳是齋尚書日記》有云：舊謂漢魏儒者皆不見《古文》，故趙岐註《孟子》，鄭康成註《禮記》，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傳》，其於引《古文尚書》所有之文，皆註曰《逸書》，以是為《古文》作僞之據。此皆不學人所言。漢功令最嚴，其所極重者莫如學官，凡古學今學，必立學官以主之，射策勸祿皆在此數，出此者即謂之逸，以逸於學官外也。今文立學稱《尚書》，古文不立學即稱《逸書》，此如唐制《書》學然，其合於官寫者名官《書》，否則名野《書》。故宋洪邁曰孔安國《尚書》自漢以來不立於學官，故《左傳》所引，杜氏輙註為《逸書》以是也。况《古文》距《今文》之出，為時最晚，及甫出而巫蠱事發，不及立學，其私相授受，祇得安國親寫藏之於家一本已耳，除授受之外，焉能他及？又况寫經用竹簡木册，未易傳遠，而民間以煩重之故，又難於更寫。然且門戸擠排，在博士，甲乙髙下，惟恐有他經相壓，以致簒易，故有遺金中祕，使隂易其《書》以證己學者。觀劉歆甫移博士請立《古文》，而諸儒切齒恨如仇讐，甚至師丹、龔勝為國重臣，且有乞骸骨以去者，而劉歆坐是竟不得復齒於衆。此其間興廢之機，雖《古文》當前，亦孰肯顧而問之？然而無足怪者，傳者傳，不見者自不見也。
: q. ^; G0 J! t2 u" u& n- F若孔氏《正義》，其於諸儒不見《古文》者祇限六人，謂劉向、劉歆、班固及賈逵、馬融、鄭玄耳，予謂此六人者，反不在不見之數。二劉校中、外之學，班氏詳述而志之，何為不見？若謂劉歆作《三統歴》，其所引《泰誓》與《古文》不合，則著書持論，何所拘限？杜欽議婚禮，以《關雎》為興刺之作，不必不見《毛詩》；太僕議祀典，以孝武為齊襄復九世之讐，不必不見《左傳》也。若賈、馬、鄭三人，則原非孔學，雖賈逵父賈徽曾受《書》塗惲，是《古文》正派，而其後逵與馬、鄭，則皆受杜林漆《書》之學，雖名為《古文》，而實與孔壁《古文》不同，一是漆《書》，一是壁《經》也。《正義》載鄭氏極尊孔學而賤伏學，其為書贊於孔學，則云“我師棘子下生安國”，而於伏學，則云“疾此蔽冒疑惑未悛”，其意嚮去取非不分明，而學實有異。所謂不見《古文》者，學在彼則不見在此耳。《後漢書》：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光武徵拜侍御史，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以示東海衞宏、濟南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遂絶，何意遂能傳之，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
# t1 o9 c' ]9 w! N  [% x《後漢·儒林傳》：扶風杜林，得《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作《註解》。
按杜林，東漢初人，賈、馬、鄭三人但得其書而為之傳述，非親受業也，是時或不得眞《古文》本，見似而喜容亦有之，然斷不得以之亂孔氏之學。觀林自言不合時務，且恐諸生悔所學，而《儒林》載林以東漢初人而直列之東漢末諸儒之後，亦明别之為非孔學耳。
% Z. }' D; M' {, C6 ~% M漆《書》五十八篇：《堯典》、《舜典》、《大禹謨》、《臯陶謨》、《益稷》、《禹貢》、《甘誓》、《五子之歌》、《胤徵》、《汨作》、《九共》九篇、《湯誓》、《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盤庚》三篇、《髙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泰誓》三篇、《牧誓》、《武成》、《洪範》、《旅獒》、《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冏命》、《費誓》、《文侯之命》、《吕刑》、《秦誓》。
此漆《書》本也，其篇目次第，俱依《正義》所載鄭《註》。但《正義》謂鄭氏所分，以《盤庚》中下二篇、《康王之誥》一篇、《泰誓》三篇共六篇，合伏《書》二十九篇，而去僞《泰誓》一篇為三十四篇。《正義》所云鄭註三十三篇，與孔《傳》同者是也。以《舜典》一篇、《益稷》一篇、《汨作》一篇、《九共》九篇、《典寶》、《肆命》、《原命》三篇，共十五篇，合孔書十二篇，而去《仲虺之誥》、《太甲》三篇、《説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十三篇，為二十四篇，《正義》所云二十五篇增多鄭註者，此也。獨予謂必不然者，既註《古文》，則必不復分古、今使，各為界限，且但註《今文》而《古文》仍闕，何以為《古文》之註？又且宋、梁、陳、隋，孔、鄭並行，若鄭註止半，則豈有同行《古文》而鄭註獨空半部之理？竊謂鄭氏註漆《書》時，原自完備，故孔、鄭並行，雖稍有參錯，不大懸絶，而隋代儒臣猶得見。鄭《註》九卷，載之經籍，延至唐初，當有墨守《今文》者又去其半，而穎達未之知也。且穎達誤認鄭氏所註名為《古文》，而並不曉杜氏有漆《書》，鄭氏所註是杜氏漆《書》之本，因妄疑此二十四篇鄭《註》無有，而篇目存亡又與孔《傳》全不合，是必張霸上僞《書》時，於鄭《註》之外僞造此二十四篇，以足鄭《註》所闕之數，而不知西漢張霸必不能預造僞《書》，以補東漢鄭《註》之所闕，且霸所上者“百兩篇”也，曾“百兩”而二十四篇也乎？
漆《書》亡《書》四十二篇：《膏飫》、《帝告》、《釐沃》、《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湯徵》、《仲虺之誥》、《明居》、《徂后》、《太甲》三篇、《沃丁》、《咸又》四篇、《伊陟》、《仲丁》、《河亶甲》、《祖乙》、《説命》三篇、《髙宗之訓》、《分器》、《旅巢命》、《微子之命》、《歸禾》、《嘉禾》、《成王徵》、《將薄姑》、《周官》、《賄息愼之命》、《亳姑》、《君陳》、《畢命》、《君牙》、《蔡仲之命》。
此馬、鄭所註《書序》百篇亡《書》之目，即漆《書》本也。據《正義》，謂鄭註《舜典》有“入麓伐木”語，註《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註《胤徵》云“胤徵，臣名，此不見《古文》者”。予謂不止不見《古文》，并不見《書序》，若見《書序》，則《胤徵》序明云“羲和湎淫，胤往徵之”，豈有解作臣名之理？意必漆《書》祇有篇名而無序，其云註《書序》者，冒昧之語也，但《胤徵》諸序，《史記》有之，豈鄭并不見《史記》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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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5 j/ l7 _; U% h0 M; g1 H至元人吳澄而張大其說，古文之冤，倡於朱氏而成於吳澄，其作《書纂言》一書，直斥去《古文》不録而僅録《今文》，以為《尚書》止於此數，則毁經矣。然其說，則仍襲前人餘唾，率淺薄庸陋，無足當挂口者。迄明而愚劣尤甚，今彼妄言之，姑妄應之，若其同時附和言語雷同者，概不置辨，省詞費云。

0 ^. Q4 X) k$ @! D古文之冤成於吳氏
吳澄曰“《書》增多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梅賾無奏上古文《書》事（說見前）。
9 i5 j! a7 e, O/ y1 q“蓋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者，當世通行之字，故曰今文；孔壁所藏，皆科斗書，故曰古文”。伏生今文，即篆隸書也；孔氏古文，則科斗書也。秦自李、程作篆隸後，盡廢古文，凡經籍竹簡皆以今文更寫之。伏生曾為秦二世博士，其所受皆秦書，故伏壁所藏名為今文實秦字，非今字也。至唐開元間，玄宗敕集賢學士衛包，將安國所寫隸古一本改寫俗字，即王次仲所云楷體者，亦名今文，故《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註云即包所寫今字。則是漢時之古文科斗書也，今文者篆隸也；唐後之古文篆隸也，今文者今字也。今謂以隸寫之，即當世通行之字，則以唐之今文作漢今文矣，此不特不識經，并不識字矣。
“據《漢·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篇”，並無此文，此澄誤據者。
“但孔壁真古文《書》不傳”。不傳，則安國獻之官府者何物？寫藏之家者何物？授之都尉朝以至桑欽者何物？劉歆校之中古與驗之民間何物？且不知何時不傳，何故不傳也。且“不傳”二字，出自何書、何據，請一一說之。
( a6 @* [' g% Z+ y& l) Y$ D“有張霸偽作《舜典》、《汨作》等二十四篇目為古文《書》，然霸《書》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張霸以“百兩”徵，並無偽作二十四篇之事，此因杜林漆《書》有《舜典》、《汨作》二十四篇在鄭《註》外，孔穎達不識杜林漆《書》，又誤認張霸曾偽作此以補鄭《註》所不足，故有此說。此實穎達大誤者，予前已辨之又辨之矣。妄人穢唾，含之如飴，不顔厚乎？至若霸《書》在當時即已黜之，雖用大中大夫言姑存之，然隨黜之矣，乃云霸書雖在，豈澄曾見之耶？抑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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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姚斌

“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偽書遼絶，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矣”。二十五篇不出自梅賾也，若云《傳》、《記》所引《書》收拾無遺，則非《書》收拾《傳》、《記》，《傳》、《記》自引《書》也。
“唐初諸儒從而為之疏義，自此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大小夏侯與歐陽氏所傳《尚書》，在西晉永嘉之亂即已亡失，並不自唐人為疏義後始廢而不行也，況五十八篇既行，則二十八篇自在其中，不惟不廢絶，又何曾混淆耶？

《書》篇題之冤
% a% [8 t7 \. J5 D( H, R歸有光曰：昔班固志藝文有云“《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則以古文為漢世偽書，故别稱為經，不使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攷，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為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絶。
初聞有光說大驚，及檢《漢志》知有光所據，即吳澄誤據之說，非《漢志》也。《漢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即安國《書》也，經二十九篇則今文也，班固當時未嘗有慎重分别之意，必欲分别，則孔《書》是《尚書》，伏《書》是經，當分别伏《書》，而有光反言之，本欲吠堯而適以吠蹠。此等學問，何苦為此唐、虞三代之《書》，不比《漢志》數行可錯讀也，況《古文》四十六卷非十六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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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H) ~, X1 }# n* Y1 Q/ `《書》序之冤
6 Q- B2 l, z2 ~' _7 o4 R! L金履祥曰：朱子疑安國《大序》非西漢文字，履祥疑屋壁中絲竹之音，此東漢讖緯涉怪家言。王柏曰：《序》欲眩耀孔壁之奇，造為科斗書。既曰科斗書廢，無能知者，則安國焉知之？
《漢景十三王傳》：初魯共王好治宫室，壊孔子舊宅以廣其宫，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壊。《藝文志》：共王往入其宅，聞鼔琴瑟鐘磬之音，則此在西漢本有之，若科斗之書，鄭玄曾註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者，以形言之為科斗，若指體即周之古文也。而《正義》又云鄭知此者，正謂周時秦世所有，在漢代猶當知之，則是科斗雖久廢，他人或不知，豈有安國儒家亦不知者？《書序》為昭明所選，宋人不識《文選》，每遇《選》中文，必疑為齊梁人偽作，如疑《李陵書》、《子夏序》類，以為安國此篇必非漢文，而不知漢人之註之者早已如此，雖欲曲為吹求之，其可得乎？

《書》詞之冤
梅鷟曰：《大禹謨》，偽《書》也。《春秋·莊八年》魯莊公引《夏書》曰“皋陶邁種德”，此《書》詞也，“德乃降”三字乃莊公自言，杜預註此甚明。今乃連襲其文而以魯莊之語為《書》詞，此非偽乎？或曰：《左傳》“降”音“杭”，與古文音“絳”迥然不同。
/ x4 H9 @1 G" X0 Q" U7 s《古文》不立學，故趙岐、杜預輩皆不見《古文》，前既以此為《古文》偽案已辨之矣，今預實不見《古文》，不知“德乃降”是《書》文而誤以“《逸書》”二字註之“邁種德”之下，此正不見之據而說者，復以此為《古文》偽案，則兩端矣。按《左傳》“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公子慶父請伐齊師，莊公曰我實不德，《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如務修德以待時乎？遂引師還”，則明是以郕降之故，故引《書》之稱降者以解之，使祗“邁種德”三字，則與郕降何與而引其語，且德足降物，引《書》甫畢，然後以修德起意，故曰“如務”，未有連作己語而復加“如務”以起其意者。至若“降”之音“絳”，與“降”之音“杭”，總作下解。如城降曰城下，下心曰降心，《詩》“我心則降”，《國語》“王降翟師”，皆是孔《傳》以“降”解“下”，與《釋言》、《說文》皆同，正“惟德足以下人，故黎民懷之”，《書》詞、《左傳》何異焉？
* d* ?5 r  _7 t) V7 i《荀子·解蔽》篇：《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明稱《道經》而以入《尚書》，非偽何也？況“人心”三句，《論語》無之，偽者所加也。
此正古《尚書》經之尊稱也。古以為帝典王謨其相授之語，實出自軒黃以來相傳之大道，故稱《道經》。此如《易通卦驗》云：燧人在伏羲前寘刻《道經》，以開三皇五帝之書。故孔氏《書序》亦有云“三墳為大道五典為常道”，皆以道名，可驗也。《荀子》原以“人心”二句屬之舜之詔詞，故曰“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言不以事物告天下也。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而註者曰此《虞書》語，此與《論語》所云“舜亦命禹”正同。蓋《道經》之名創自燧人，誰謂軒黃即老、列乎？若謂“允執其中”，《論語》祗此文上加三句便是行偽，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在馬融作《忠經》時即引其文，非東晉梅氏所能假也。
# B; j) j+ c! g& p0 `. ^$ [況“人心”四句蟬聨而下，並非逐句攙造者，何則？“惟精惟一”句，在《荀子》無其文也，乃《荀子》雖不引《書》文，而直引《書》意以為之解。如云“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有兩而能精者也”，此正明取“精一”語而由繹其旨。“一則精，兩則不精，惟精惟一”，從“人心”二句而一氣訓釋，在《荀子》必不逆知後世人必有偽造“精一”語者，而先為此懸空之解，在偽造《書》文者亦必不求合《荀子》之意，故作此“精一”語以曲實其說。蓋《荀子》惟解經，故可引經文，亦可論經意，若偽造《書》者，謂其撮人成語則有之，謂自造成語以合人意旨，則萬無此事，何則？我造偽《尚書》，不造真荀子也。人稍有知，能領會此意，則亦可捫朕舌矣。
“汝惟不矜”四句，亦《荀子》有之而不著所出，何以知為《尚書》耶？況凡舜所命皆本《荀子》，非抄《荀子》耶？
若“汝惟不矜”四句，不惟《荀子》，即《老子》亦有之，此亦本經文而習為常語，不必定註曰某書曰者即無稽之言，二語亦然。此如《春秋》叔向謂子産，曰“昔先王議事以制”，雖用《周官》文而只作己語。晉徐邈與范甯書，曰“君子之心，誰毁誰譽”，雖直引《論語》文而不標所自，一若己之自言之者。古人引經類如此，若謂舜所命語多出《荀子》，遂謂偽《書》抄《荀子》，則大不然。《荀子》遵聖言可歴引之，若作偽者盜錢在一處，則人得蹤跡之矣。□子賊曹思刺平民，而自為掩耳之計，可乎？
故《論語·堯曰》篇，近亦有據之為偽案者，謂掇拾斷續且多易句，則不知此篇文體率散，撮各經以成章，原非引《書》，故文不順，序亦無接次，凡五章皆然，不止咨舜為然矣。先仲氏曰：《論語·堯曰》篇非引經體，故其所引者皆係孔《書》，而安國作《論語註》，並不註一篇名於其下，如“咨爾舜”章不註《大禹謨》，“予小子履”章不註《湯誥》，“雖有周親”章不註《泰誓》，“所重民食”章不註《武成》，何則？非引《經》也。
《左傳·文七年》，晉郤缺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使勿壊，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詳其文則引《夏書》祗四句，以“使勿壊“止，下皆釋《書》詞也。今乃以《左氏》釋《書》之詞而通襲之作《書》文，可乎？且又有”德禮“一名，何無文也？
……況水火金木諸句，斷當屬之大禹口中，而不得為釋《書》詞者，《洪範》不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乎？當禹治水時，天錫禹洪範而箕子傳而演之，故五行之說，雖見於五帝德而經文無有，惟《洪範》首演五行，曰水、火、木、金、土，而大禹即以水、火、金、木、土進之帝前，此一節正其本《洪範》以陳謨之事，故曰天錫洪範，禹則之以成九類。而前儒亦云水、火、金、木、土、穀者，即初一五行也；正德、利用、厚生者，即農用八政、乂用三德也；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者，即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也；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勸之以九歌者，即天錫九疇以九為次，禹成九類亦以九為則也。是水、火、金、木、九功、九歌諸句，斷是《夏書》，斷是《大禹謨》，亦斷是大禹陳謨時口中之語。讀《書》至此，當憬然動心自愧無學，而猘犬狂吠不辨形聲，亦安用矣！又《楚詞》“啟棘賔商，九辨九歌”，竟以《九歌》為夏禹世襌之樂名，故《史記·舜本紀》云禹興《九招》之樂鳯皇來翔，亦謂禹紀舜功德為舜作樂，而皆本之於九功九歌，蓋《九招》即《九韶》，亦即《九歌》也，誰謂《九歌》非《禹謨》乎？
1 H- K2 p7 q0 _' t6 h或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禹在虞廷，安得有誓師之事？且聞舜竄三苗矣，未聞大禹亦征苗也。
$ T- ?, N$ |; c1 I* B2 U& T7 x, C& k大禹征苗，在吳起對魏武侯早已言之，若誓師則《墨子》引《書》明載其事，且名曰《禹誓》，即其誓詞，亦與《古文》不大遠。有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蠢兹有苗，用天之罰”，此亦宜盡人所得見者。乃獨此一節，攻者甚衆，在元明間多有之，今則梅鷟、羅喻義皆紛紛矣，蠡吾李塨有與桐鄉錢甲辨詞，并載於此。
甲謂：有苗已竄三危，禹安得而又徵之？且三危為燉煌地，非七旬所可得飲至者，況既已來格，何為《吕刑》又言遏絶之耶？是烏有也。
- ~0 P3 r' E* ?李塨曰：三苗雖一國，而君民不同，竄三危者乃竄其君，未嘗舉國人而盡竄之。《禮》：天子不滅國。當必更立一君於其地，奈其君荒迷如故，則又征之，故其誓詞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此非其民所得為者，是舜竄一君，禹又征一君，不相溷也。且謂禹無征苗事者，謬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此彰彰者。甲但知苗之來格當在燉煌，而不知仍在本國，蓋有三危之苗，有本國之苗。《禹貢》云“三苗丕叙”，此三危之苗也，“三危宅而三苗叙”，即燉煌也，此舜所竄者也。《益稷》云“苗頑弗即工”，此本國之苗也。三危方叙績而本國無功，此即禹所征者也。故《舜典》黜陟分北三苗，亦惟三危與三苗攷績不同，故在禹治水之後，既黜陟而分北之，而至此不率則又征之，此明驗矣。若《吕刑》苗民，則直是唐初帝堯之事，《國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堯興誅之”，而《正義》亦曰此滅苗民在堯初興時，至堯末年則又有竄苗之事。是唐、虞之際凡三誅苗，堯則遏絶之，殺其身翦其嗣不滅其國，舜則竄徙之而不殺其身，禹則第征之來之而并不竄，徙以漸而化，則以漸而輕。世但攻《古文》辨征苗事，而不知堯、舜與禹，其三世治苗有如是者。是今文《尚書》曾未夢見，而欲攻《古文》此妄也。
# v4 \& j, S, y+ V" M7 f( X《大禹謨》若干章，每章必有諸書引用之文，吳澄所云《傳》、《記》所引收拾無遺者，此真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也。汴宋人多輯格言，世有集唐人詩為珍祕者，即千文集字猶相傳至今，《古文》總作偽而聖謨嘉言會粹一處，則亦不可沫矣。明閩人陳第有《古文引書證》一編，雖不無遺漏，然亦有可紀者如此，除前卷証《夏書》條，及前條有《左傳》郤缺引《書》，魯莊公引《書》，臧武仲引《書》，仲尼引《書》，孔子引《書》，聲子引《書》，《吕氏春秋》引《書》，《襄五年》引《書》，《國語》内史過引《書》，《後漢·劉梁傳》引《書》，《國策》趙武靈王引《書》，《墨子》引《書》外，尚有《左傳》引《書》“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孟子》引《書》曰“洚水儆予”，又曰“舜往於田號泣於旻天”，又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荀子》引《書》“維予從欲而治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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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d* f; t4 m/ Q卷五
: b7 ?; E  J% d, h( {+ E或謂：第五章“鬱陶乎予心，顔厚有忸怩”二句，襲《孟子》“鬱陶思君爾忸怩”為文。
此古《舜典》文，非《孟子》文也。《孟子》所引，是古《舜典》中文，而《尚書》亡其前截，故《史記》作《舜本紀》，即引《孟子》文以補《舜典》之所闕。自“九男二女完廩浚井”以至“舜避堯之子”，節節有之，故《孟子》曰“鬱陶思君”而《史記》曰“我思舜正鬱陶”，此真古《舜典》原文。觀宋玉作《九辨》亦有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此時宋玉必不讀《孟子》，可知也。然則《五子》此文或襲《舜典》，茍非《舜典》，則必《孟子》與《史記》同襲《五子》“未有明明”五章，《左傳》與《國語》並引其《書》，而反降而襲《孟子》者。
9 b( G) O% _  {2 |5 x甲謂：《孟子》“舜卒鳴條，為東夷之人”，此當在今山東，而《伊訓》曰“造攻自鳴條”則桀都安邑，在今山西，與鳴條何涉？
李塨曰：《史記》稱桀敗奔於鳴條，則“鳴條造攻”不止《書》詞，若《孟子》稱東夷則别一鳴條。《正義》謂陳留平丘縣有鳴條亭，此在東鳴條也，舜所卒也；蒲州安邑縣有鳴條陌，此在西鳴條也，桀所誅也。一東一西，不必牽合。獨予為《孟子》解，則桀都安邑，舜亦都安邑，舜卒不當在東夷，其稱東夷者，以戰國分東西，指函關言，關西為西，關東為東，如曰東方六國者是。舜卒安邑，亦可稱東，況别有地也。夷裔也，今俗名邊，猶言東邊也。

3 }" C3 Z0 S' i9 D2 o卷六
或謂：《漢·儒林傳》謂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今攷《史記》五帝、夏、殷、周《本紀》及魯、周公、燕、召公《世家》，皆不出伏生二十八篇之外，所云安國二十五篇者，無片語也。若《湯誥》載其詞與《古文》絶不同，惟《泰誓》有“今殷王紂用其婦人之言，自絶於天，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悦婦人”，《蔡仲之命》有“以車七乘，其子曰胡，率德馴善，舉胡以為魯卿，士言之於成王，封之於蔡”諸語，然亦僅矣。是必安國之《古文》原止此數，今所傳者非是耳。
……若云《堯典》、《微子》、《洪範》、《金縢》多古文，說則亦有故。伏并二《典》而合之，而《史記》分《堯典》於《堯紀》，又分《堯典》之半於《舜紀》，則用孔說矣。若今文《洪範》頗涉變怪，流之為劉向五行之學，大不雅馴，而《史記》祗就其本文次第敷衍，似用孔說。至《金縢大傳》及夏侯、歐陽之學，皆謂周公之死，成王欲葬成周而風雷變興，谷永上書所云“成王葬公以變禮而當天心”，張奐《災異疏》所云“昔周公葬不如法天乃動威”。而《史記》不然，既知古文《金縢》與今文異而不得其本，先於周公避居時作一發策迎公之事以從《古文》，又於周公葬後别叙一發策賜郊祀之事以不從《今文》，則其用孔說而不用伏說，為彰彰者。惜其不得《古文》本，不多載耳。
又謂：三公，即《立政》之常伯、常任、凖人也。按《白虎通》有司馬主兵，司徒主民，司空主土之言，因知常伯即司徒，常任即司空，凖人即司馬，所云三事者，三公也。古公卿只一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即不言卿；君一位，卿一位，即不言公。凡三公、九卿、六卿，皆漢儒之言，古無是稱，且六卿是軍制，非國制也。《牧誓》司徒、司馬、司空祗是三卿，即魯三家三卿，季孫司徒，叔孫司馬，孟孫司空，皆無冢宰、宗伯二名。即虞氏九官，禹司空也，稷司馬也，契司徒也，亦無冢宰、宗伯。然則冢宰非官也，宗伯亦非官也。
《立政》諸官名多不可攷，即常伯、常任、凖人三官，舊儒紛紛，皆不足據，若以司徒、司馬、司空當之，則尤無理。《立政》分序羣官，原有司徒、司馬、司空三名，别列文内，何可相混？舊有謂凖人近於庶獄，而人即非之，曰如此則常伯、常任當是庶言、庶慎乎？若以為司馬，則攻者接踵矣，若公卿異等，則《孟子》明有六等五等之分，即《周禮》亦有九服九命之别，甚至《易通卦驗》亦曰：君有五期，輔有三名，以公卿大夫判作三等，其或言公不言卿，言卿不言公，祗是互詞，猶稱歲為春秋非無夏冬，稱日為朝非無昏也。今謂三公、九卿、六卿皆漢儒之言，則凡《公羊》、《荀子》稱天子三公，《周禮·攷工》稱九卿之朝九卿之治，皆不出自漢註。即《王制》天子命三公九卿元士皆入學，《月令》天子親帥三公九卿以迎春於東郊，並非東晉偽《書》也，況大戰於甘，乃召六卿，則天子六卿本出自《今文》，而又謂六卿亦只三官，且必為軍旅所用非在朝之官，則六卿並不限於三，祗以六者之中，其三者更切民用，則又另稱之，如《洪範》以“三八政”特稱司徒、司空、司宼類。故《漢·公卿表》專以司馬主兵，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為天地人三名，而《白虎通》因之，此即東漢三公之所始。而至於軍旅，則亦以營壘、尺、籍三者頗重，與冢宰統邦治、宗伯專主禮儀者稍有不同，故兵制用人又以三官立師中之長，而實則天子六軍則六卿齊將之，諸侯三軍則三卿齊將之。凡出師命將，皆用命卿，故公、榖註《春秋》，直以三軍為三卿，二軍為二卿，並以官名軍，可驗也。彼第知三官為三事，而不知六卿之召，有曰嗟六事之人，則六官矣。且六官並列，隨所取用，太皥五鳩於六官之外，有司寇而多司事；《洪範》八政於三官之外，增司寇而反去司馬；殷、宋九卿於六官三官外，又增左右師司城，而獨無司空。至若唐、虞九官，則賈公彦謂：天官為稷，地官為司徒，秋官為士，此堯時事，至舜則命伯夷為秩宗即春官也，垂為共工即冬官也。又曰：堯初天官為稷，至試舜天官之任，謂之百揆，即冢宰也。是九卿六卿皆三代習用之官，其必非漢儒妄言而限於軍制已可見矣。如謂稷是司馬，吾不知所據。如謂唐、虞無冢宰、宗伯，則百揆、秩宗所掌何事？恐舍此二官，定無所屬。若謂冢宰非官，宗伯亦非官，則此二者是何物？豈可食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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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七
& J9 u& E7 q0 z% c& B; W古文《堯典》以“禺銕”作“嵎夷”，“柳谷”作“暘谷”，“伏物”作“朔易”，“鄙德”作“否德”，“不怡”作“弗嗣”，“璇璣”作“璿璣”，“北嶽如初”作“如西禮”，“兆十有二州”作“肇十有二州”，“惟刑之謐”作“惟刑之恤”，“祖饑”作“阻饑”，“穉子”作“胄子”，“五十載陟”下增“方乃死”三字。
……若以至於北嶽如西禮，作“如初”，此漆《書》古文也。馬、鄭作漆《書》古文註，其說如此，而竊作今文，亂矣。至於“五十載陟”，據其自解有云：按《竹書紀年》書法，只宜作“五十載陟”，則欲攻晉後所出之孔《傳》，而乃取晉後所出偽《書》之書法以刪改古經，豈有此理？若謂《傳》以“方乃死”為“陟”之註，則以“陟”訓死，猶屬非義，“方”乃何解？蘇軾引韓愈說，謂“陟方猶言升遐，《書》曰‘惟新陟王’是也”，則以陟方為義而訓以乃死，似頗明順，然猶多此一訓，況欲刪去三字，則直焚書矣！舊謂鄭玄讀此，“舜生三十”句，“徵庸三十”句，“在位五十載”句，未聞以“陟”字句者。縱今文多難讀，亦不必如此。
% Y( Q; }( {; H' s3 P- R% a《記》曰“《簫韶》，舜能繼堯之道也”。樂章宜以堯發端，今以《論語》引《書》“堯曰咨爾舜”節當《汨作》樂歌之文，與“文王曰咨”同。以《左傳》引《書》“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膏飫》樂歌之文，與“將賞為之加饍，加饍則飫賜，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同。餘凡《大禹謨》中“皋陶邁種德”、“地平天成”、“念兹在兹”、“成允成功“等語無所專屬，任歸之《九共》篇中，惟觀者自擇焉。
此真喪心病狂矣！欲滅聖經而指為偽《書》，乃自造偽字、偽經、偽逸經以侮嫚聖言，有王者起不誅，何待？嗟乎！誰為作俑以至於此，且此種行逕，在前似有為之者，觀洪邁曰“孔安國强解《汨作》、《明居》”，而今并《九共》、《膏飫》皆註之而實以文，何其無忌憚也，則在前似有為之而被詬厲者，今復蹈此，則不止無忌憚矣。彼徒知《左傳》所引有九功九歌諸語，遂妄以《九共》當九歌，謂即是《簫韶》九成之樂，而不知《左傳》所引者《夏書》也，《夏書》正是《禹謨》。《史記》以《皋陶謨》、《益稷》録入《夏本紀》中，列《禹貢》之後，正謂《禹謨》是《夏書》首篇而《皋》、《益》繼之。故《左傳》、《國語》凡在《禹謨》、《皋》、《益》中文，則皆稱《夏書》，是九功九歌其為《禹謨》無疑也。縱曰九功九歌即《大招》九成之樂，亦仍是《禹謨》而斷非《汨作》、《九共》等逸篇之文，何則？史作《舜本紀》有云“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鳯皇來翔”，是《韶》雖舜樂，而實為大禹所作，徒以歌舜之功德而歸之於舜。是以《楚辭》有“啟棘賔商，九辨九歌”語，而王逸註云“啟能修明禹業，重列其宫商之音”，則是《九招》之樂明作自禹，故九功九歌《禹謨》載之，大禹又明明言之，則與《史記》、《楚詞》所云恰恰相合。人第知舜有《韶》樂，而不知實作之於禹，此亦註古文《禹謨》者一大快事。如此解經，方能破庸妄之見，發前人所未發。乃僅以《九共》二字，聲音相近，遂妄以《汨作》、《膏飫》聨翩當之，則其陋劣杜撰為何如者？且其所謂倣申培《詩說》例作篇題三首，則尤無理。彼劇遵朱氏，故恥引《毛詩小序》以為証，而偏引申培《詩說》。夫申培授魯詩，未聞有所謂《詩說》也，在前史志藝文者，並未嘗有此書名，至明嘉靖間廬陵郭中丞家忽出子貢《詩傳》、申培《詩說》二書，以為得之黃文裕祕閣石本，實則攷功豐坊偽為之，予向有《駮義》一書略斥之矣。今引此自據，使知之而引之耶，則以偽濟偽，此妖言畔道之同黨，可并案也；使不知而引之，則近代偽書尚不能辨，而欲辨唐、虞三代之偽書，能乎？且是人胸臆，全未讀書，欲作偽今文，則亦當覓真今文讀之。今文《大傳》其在《虞傳》中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在《殷傳》中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則《九共》逸篇在今文有真書矣，乃墨守今文者全不之知，反攘古文之《夏書》而割綴成篇，不亦羞乎？

渝/梁平姚奎

斌大  回家感觉是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