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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文化之“务实、实用”在远古神话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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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25 23:48:58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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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文化之“务实、实用”在远古神话中的体现
蒋  华
一、引言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书中分析,我们的祖先初居黄河流域,自然条件恶劣,“为谋生起见,生活非常勤苦,因之重实际,轻玄想,故神话就不能发达以及流传下来”。我们的民族向来太劳苦,少余暇,所以不能多作神话。沉重的生活负累,使他们形成了务实的性格特征与重实际的民族精神素质。
这种务实的民族性格在儒家思想和文化传统中也能体现出来。张岱年(1996)指出,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的主要内涵是四项基本观念,即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以和为贵。这些思想观念,在历史上起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汤一介(2001)则将儒学的特质和基本精神进一步明确为“人文主义、道德主义、传统主义、天人合一、中庸原则及刚健有为”。肖兵也指出,由于中庸经验性、庸常性或平易性,中国“人本位”文化的务实趋善性,经世致用性。
那么这种“务实、实用”的民族性格从何而来呢?我们以为,它来自于舜文化,来自于舜帝的身体力行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各种文献都有记载:
舜耕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作器于寿丘,灰于常阳、顿丘,逐时于负夏。(《墨子》)
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史记》)
观上述文字,不难发现,舜帝是参加生产劳动,其劳动质量还挺高,“河滨器皆不苦窳”而且“务利天下”。可见,舜帝是务实的,是讲求实用的。
一、舜文化“务实、实用”在远古神话中被接受之原因
我们在抄阅《山海经》时无意中发现这样的事实:《山海经》中《山经》大都采用这样的格式:某处有某山,某水出之,山上有何种动植物,像什么,声音如何,有何种功用;是否存在祭祀类的物品。这是为什么呢?这实际上涉及实用性的问题。赵沛霖(1996)曾指出,人们利用神话赋予事物之间的超现实的神秘联系,把神话演变为预知未来的术数——物占。赵先生的看法极具见地,但不完全也不具体。这里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谈到动植物就会谈到其功效呢?我们以为,其中的原因如下:
1.原始社会时社会条件的恶劣
《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描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隧人氏。”“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礼记·礼运》有类似的记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增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丝麻,衣其羽皮。”
远古先民初居黄河流域,自然条件极其恶劣,沉重的生活负累,使他们形成了务实的性格特征与重实际的民族精神素质。
2.人们对自然积极的改造
一丁(1992)指出,为了生存,需要依赖自然物,为了更好地生存需要利用自然物。自然界于是成了唯一的也是直接的生存基础和初民的感受基础。赵沛霖(1996)曾指出,原始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们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中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为了减少伤亡,增加收获达到预期的目的,人们渴望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渴望主宰自己的命运,成为自然的主人。但是,当时人们的认识能力十分有限,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科学不能满足这种要求,人们便只能跪倒在神的脚下,乞求神的恩赐,希望从他那里得知世界的奥秘和个人的命运。
二、舜文化“务实、实用”在远古神话中的表现
为了生存,为了应付险恶的环境,原始先民注意到某些植物、动物的实际价值,并祈求神灵来保护自己。黄冬敏(2004)指出,中国是典型的农业民族。农业民族是日复一日,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养成务实、和谐顺从,爱好和平而不黩武的性格,因此德化与文治更容易得民心。农业是靠天吃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使人民满足于服从天命而安居乐业,独特的地理环境及生产方式孕育了独特的民族性格。中国人务实,重经验的特性,使得在认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偏向于直觉顿悟式的解决问题。这个看法不无道理。
1.植物的实用性
南山经之首曰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其名曰祝馀,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穀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山海经·南山经》)
有木焉,其状如谷而赤理,其汗如漆,其味如饴,食者不饥,可以释劳……(《山海经·南山经》)
张紫晨(1984)指出,医药民俗多发自中原,它在原始思维与认识论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人们对医药的信仰,是以生产与生活的实践作为基础的,原始医药的使用,具有某些初步的体验,甚至唯物的成分,因此又是人类认识自然的原始科学。但原始医药中也包含许多虚妄的成分,因而同样存在着盲目与愚昧。所谓“巫山帝药”、“不死药”等就是这方面的表现。无论是存在盲目还是愚昧的药,也无论是真正能治病的,都是一种实用性的表现。
张冬梅(2003)指出,《山经》中提到的众多的药用动植物,不少确实是有医疗作用的,因此这些记载是有经验的依据的,可谓后世科学的本草学滥觞,另一方面,《山经》所述各种动植物的医效,大量的是通过交感、接触等巫术手法实现的,如很多药物不是通过口服起效,而是凭借“佩”、“服”起效,作者认为这是典型的接触法术;因为动植物具有某种性状,就相信它能够治疗某种与此性状相类似的症状,则是典型的类感巫术。
2.动物的实用性
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山海经·南山经》)
有兽焉,其状如狸而有毛,其名曰类,自为牝牡,食者不妒。(《山海经·南山经》)
其中有虎蛟,其状鱼身而蛇尾,其音如鸳鸯,食者不肿,可以已痔。(《山海经·南山经》15)
又东三百里抵山,多水,无草木。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触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睦,冬死而夏生,食之无肿疾。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梁渠之山,无草木,多金玉。修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搞门……有鸟焉,其状如夸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嚣,其音如鹊,食之已腹痛,可以止何。
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证明,作为异己力量和人类自然环境组成部分的动物,对人的精神世界有着重要的影响。诚如马林诺夫斯基所指出的,“动物在野蛮人的世界观里占到特等的地位”。赵沛霖(1997)指出,动物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的重要来源,更重要的是精神方面的原因:原始宗教观念使那些“自在”的动物产生了令人崇拜的神性。
方牧(2003)指出,《山海经》中提及百十种鱼,如“珠鱼”、“豪鱼”、“飞鱼”、“鲛鱼”、“文鱼”、“修辟鱼”等,这些鱼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如鲇鱼,“见则天下大旱”,鳋鱼“动则其邑有大兵”;文鳐鱼食之能治狂疾。
中国向来有格物致知的传统,孔子说过:“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礼记》云:“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从这一角度看《山海经》,就不仅有博物学的内涵,而且有认识论的意义。格物致知,是一切文化的源头。
3.矿物的实用性
又东五百里,曰成山,四方而三坛,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左丹右上隹右下又。外门内豕水出焉,而南流注于上虎头下乎勺,其中多黄金。
又东五百里,曰会稽之山,四方,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石夫石。勺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溴。
又东五百里,曰夷山。无草木,多沙石。溴水出焉,而南注于列涂。(《山海经·南山经》)
从这三段文字来看,第一段提及“其上多金玉”、“其中多黄金”,第二段提及“其上多金玉”,而第三段则没有提及。为什么要提及“黄金”、“金玉”等呢?这是因为“黄金、金玉”等有其独特的用途,它们可以用来制造工具,也可以用来制作武器。
张冬梅(2003)指出,从我国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大量文物来看,早在六七千年前,我国古代居民已经掌握了熟练的烧陶技术。可见,《山海经》中多记载金并不是无用的,而是有其特别用意的。
4.祭祀的实用性
凡鹊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稌米,一璧,稻米、白菅为席。(《山海经·南山经》)
凡南次二经之首,自柜山至于漆吴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状皆龙身而鸟首,其祠:毛用一璧瘗,糈用稌。(《山海经·南山经》)
凡南次三经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龙身而人面,其祠皆一白狗祈,糈用稌。(《山海经·南山经》)
赵沛霖(1996)指出,人们崇拜神灵、祭祀神灵是为了得到神灵的保佑,如保佑劳动丰收、部族繁衍、战争胜利等,在对神的崇拜中蕴含着崇拜者对神的祈求。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人与神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具有某些功利因素。人们崇拜神灵,祭祀神灵是为了得到神灵的保佑,如保佑劳动丰收,战争胜利等。这个看法是富于道理的。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历史小说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58年。
[2]《张岱年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
[3]汤一介:《中国儒学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4]赵沛霖:《物占神话:原始物占与神话的实用化》,《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3期。
[5]一丁:《试论上古神话的渊源及流变》,《河西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6]蒋涛:《广告文化学》,湖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
[7]张紫晨:《〈山海经〉的民俗学价值》,《思想战线》1984年第4期。
[8]张冬梅:《中国远古神话:根植于现实的幻想》,《长春工程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9]黄冬敏:《浅析中希古代神话的差异》,《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6期。
[10]赵沛霖:《关于神话的功利价值取向》,《齐鲁学刊》1997年第1期。
[11]方牧:《〈山海经〉与海洋文化》,《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12]《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
(《社科纵横》200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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