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之法治（节选）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4-4-3 02:3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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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之法治（节选）

瞿同祖

法家则完全与儒家立于相反的立场，否认社会可以藉德化的力量来维持，更不相信一二人的力量足以转移社会风气，决定国家的治乱。根本反对有治人无治法，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办法。法家所需要的是必然之治，使社会长治久安，而不是这种渺茫不可期，时乱时治的办法。

尹文子说，“若使遭贤则治，遭愚则乱，是治乱系于贤愚，不系于礼乐，是圣王之术与圣主而俱殁，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则乱多治寡”。韩非子也说，尧舜千世而一出，“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坐待尧舜以救助，犹之待粱肉而救饿，待越人之善游者以救溺人，饿者必不活，溺者断不生。

法家认为尧舜桀纣并皆千世而一出，通常都是些“上不及尧舜，下亦不为桀纣”的中人。这些中人本身的力量并不足为善为恶，有法律的帮助便可治理国家，“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原不必坐候尧舜。若“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治千乱一，与乱一治千，相去不知若干。良马固车，王良御之，固可一日千里，但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远致速，也可走完千里的路程。若待王良则不能行动一步，何必坐待王良。治国的道理，正复相同，千载以来国之所以治乱相绩，不至于长乱久危者，便是因为有这一批比肩随踵而生，抱法处势而治的中人，所谓“世之治者不绝于中”。法律原是为这班中人用以治世的工具，所以韩非说，“立法非所以避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盗跖也”。又说，“使中主守法，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

即使千世而逢尧舜，仁义化人太缓，也不足为法。“舜救败，期年已一过，三年已三过，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尧舜千世而一出，已乱多治少，急不可待，好容易得逢尧舜，又需三五年的时间才能化三五处人民，其他人民如何能待？

以舜之德尚且须以一年的功夫躬藉处苦，而后化民，则不及尧舜者，又将如何？所以韩非说，“且夫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处势而骄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他认为治国原不需如此费事，只须“赏罚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赏，弗中程者诛，今朝至暮变，暮至朝变，十日而海内毕矣。奚待期年”。原是轻而易举的事，并不需要尧舜，也不需长久的时间。

再进一步来说，法家以为即使有尧舜之德，能否以德化人，亦是疑问，民或不受化。“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反求诸己，亦奈何妄人不得。韩非子驳儒家道，“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尧之圣德，何以不能使天下无奸，仍劳舜之救败？尧之德未必不如舜，可见仁义化天下并非事实，至少不是普遍的、全国皆然的。

所以法家不信人治，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法而不任躬”。虽圣人亦不能去法而治国，况为常人。法家常以规矩拟法。圣人虽能任法，却不能废法而治国，犹之巧者能生规矩，却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虽有明智高行，弃法而治，无异于废规矩而正方圆。“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辩之，不能治三家。”

法家极端反对人治，而重视客观的工具，于是有人认为即使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而任人，犹之“虽有巧目利手亦不如拙规矩”。主观的判断，时有出入，客观的标准至少是一律的，法虽不善，亦可以“一人心”，愈于无法。

从治国的立场来讲，法家根本否认仁义道德的价值，认为并不足以止乱，无益于治。这些是道德家、教育家的事，他们不妨以毕生精力从事于教化，也不妨唱高调，提倡止于至善，讨论人生最高鹄的。但这决不属于法律范围，决不是法家所感兴趣所注意的工作。法家以维持法律秩序为目的，他必须以最准确的程序，最快的方法，最短的时间，来达到这种目的。法之功用原为禁奸，非为劝善，所以“求过不求善”，“刑不善而不赏善”。只要法律的机构足以发恶惩奸，使人不敢为恶，法律的目的便已达到，原不问人心善恶，更不要求人心良善。从法家的眼光看来，一良善不为恶的人，与一畏刑不敢为恶的邪人，在客观的行为上并无分别，不必注意其内心上的差异，因之也就无须以仁义教人为善。所以韩非说，“明主之治国也，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

法家固然绝对排斥礼治德治，儒家却不会绝对的排斥法律，只是不主张以法治代替礼治德治而已。儒家祖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儒家的记载上说尧舜时曾殛鲧、流共工、放兜、窜三功、迁四苗之族。舜曾任命司法官，皋陶是史前最早最著称的士，五刑、鞭扑之刑、赎刑，都是这一时期所制定的。传说中的灵兽——獬豸，也是皋陶时期的产物。汤的誓辞中常常附有刑罚制裁。周公曾诛管叔、放蔡叔，并作誓命。孔子惟以无讼为目的，仍说“听讼吾犹人也”。孔子也曾称赞子路“片言可以折狱”。曾子弟子阳肤为士师，可见孔门弟子也有留心且专长于狱事的，不以听讼为耻。事实上孔子为相时且曾诛少正卯，孔子决不是绝对排斥刑法的人，只是以礼教为主以刑为辅而已。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礼乐刑罚实相提并论，且有连带关系，孔子所反对的是刑罚不中而已，刑罚中并无可议之处。

孔子以后的儒家对于法律的看法，益趋于折衷。孟子说过“徒善不能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的话，表示二者不可偏废、折衷的态度。荀子思想中之杂有法家思想，韩非、李斯俱出其门，决非偶然。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民国丛书》第一编第29册，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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