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舜典象刑说的刑法思想（节选）

闽南姚斌

朱熹舜典象刑说的刑法思想（节选）

徐公喜

朱熹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杰出代表，其论著涉及内容极为广泛。在其理学思想体系中，法学思想亦是重要的环节。《舜典象刑说》是朱熹中年时期所作的专门论述《舜典》象刑法律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章，文中朱熹继承了传统法律思想中关于罪疑惟轻、功疑从重、眚灾肆赦、怙终贼刑、过误必赦、故犯必诛等刑法适用原则思想。

在《舜典象刑说》中朱熹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其钦恤思想，他的恤刑思想主要内容有：

第一，“钦哉钦哉，惟刑之恤者，此则圣人之畏刑之心”。圣人畏刑之心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圣人“恐察之有误，施之有不当”，也就是通常所说恤刑之意。朱熹指出：“所谓钦恤者，欲其详审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无罪者不得滥刑也”，“闵夫死者之不可复生，刑者之不可复续。”他认为如果不问是非曲直而同一对待，那善良冤情时常不能伸张，作恶者却反而幸免，这实在是不公正的。因而他提倡执法时，对于重罪者“或至于诛斩断而不可贷，然本其所以至此，则其所以施于人者，必当有如是之酷矣，是以圣人不忍被酷者之含冤负痛，而为是以报之，虽若甚惨，而语其实，则为适得其宜，虽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二是圣人“已得其情，而犹必矜其不教无知，而抵冒至此”，朱熹认为对于那些“其情之轻者，圣人于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同时，这也是朱熹继承孔子反对无教而杀思想的反映。朱熹认为“民之散也，使之无道，教之无奈，故其犯法也”。而通过教化就可以“不待黜陟刑赏一一加于其身而礼义之风、廉耻之俗已丕变矣”，因此，对于犯罪而又有“情”者、圣人心矜其不教无知宽恤之。但“宥之”并非不处罚，对“其情之轻者”“亦必投之远方，以御魑魅”，这是因为“此等所犯，非杀伤人，则或淫或盗，其情虽轻，而罪实重，若使既免于刑，而又得使还乡里，复为平民，则彼之被害者，寡妻孤子，将何面目以见之，而此辜免之人，发肤肢体，了无所伤，又将得以遂其前日之恶，而不知悔”。

第二，钦恤体现了“圣人制刑明肆之意”。朱熹认为圣人制刑明肆主要从以下七个方面考虑：“象刑典刑、罪疑从轻、功疑从重、流宥五刑、鞭作宫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及怙终贼刑。”而“惟刑之恤之者，则常通贯乎七者之中”，这是因为“虽其轻重取舍阳舒阴惨之不同，然钦哉钦哉，惟刑之恤之意，则未始不行乎其间也。盖其轻重毫厘之间各有攸当者，乃天讨不易之定理，而钦恤之意行乎其间，则可以见圣人好生之本心也”，因而钦恤是圣人“反复表里，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从广大虚明之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为也”，“圣人其不如是残贼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

第三，钦恤并非是宽恤轻刑之说。朱熹始终坚持恤刑恤民思想，但他反对把钦恤当作宽恤轻刑，他说：“多有人解恤作宽恤之义，某之意不然，若作宽恤，如被杀者不令偿命，死者何辜？”他一贯反对在司法实践中实行轻刑政策，他认为轻刑“不能止民之恶，而不为轻刑以诱之，使得其凶暴于人而无所忌，则不推彼见暴者无以自伸其冤，而奸民之犯于有司者且将日众”。朱熹认为要以严为本，对于重罪犯要严惩，甚至有必要恢复肉刑，他认为“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奸，而其过重者则又有不当死，如强暴脏满之类，苟采陈群之议，一以宫剕之辟当之，则虽或残其肢体，而实全其躯命，且绝其为乱之本，而使后无以肆焉，岂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适当世之宜哉”，朱熹提出要“以墨、劓、剕、宫、大肆五等肉刑之常法也”，赎宥政策是不能适用于肉刑的。

（《上饶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