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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舜庙遗址及其他 高至喜 一、秦汉舜庙遗址 20世纪70年代,我国考古学家在湖南省长沙市东郊马王堆相继发掘出土三座西汉早期墓,保存完好,出土了三千余件珍贵文物和一具完整的女尸,这是我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三座墓分别是西汉早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2号)、利苍妻子辛追(1号)及他们的儿子、利豨的弟弟(3号)的墓。在利豨弟弟的墓中出土有30多种15万余字的帛书。帛书中有一张《地形图》,在一块长宽各96厘米的细绢上,画有长沙国南部即今潇水流域及当时被南越王赵佗所占领的岭南地区的山、水、县治及居民点等内容[1]。图的方向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与现在地图的方向相反。在此图的靠东部画有紧密并排的九个柱状物,柱头涂有山形墨体,可能是表示九疑山的九个山峰,旁注“帝舜”二字。这很可能是表示舜庙的所在地。 公元6世纪初期郦道元所著《水经注·湘水》说:“营水出营阳泠道县南留山,西流径九疑山下,磐棋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罗岩九举,各导一溪,岫壑负岨,异岭同势,游者疑焉,故曰九疑山,大舜窆其阳,商均葬其阴,山南有舜庙,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复识。”由此可知,后魏时九疑山的舜庙尚存。 唐人元结在《舜庙状》中说:“舜陵在九疑之中,舜庙在大阳之溪……秦汉以来,置庙山中,年代浸远,祠宇不存。”看来秦汉时在九疑山所建舜庙到唐代已经坍毁无存了。 清人吴祖传在《九疑山志》中说:“舜庙在大阳溪白鹤观前…… 秦时迁于九疑山中,立于玉琯岩前百步。” 从历史文献记载和出土的西汉早期《地形图》来看,秦汉时在九疑山建有舜庙,已无疑问。但舜庙建在何处呢?夏商周三代时的“舜庙在大阳之溪”,但大阳溪的具体位置已无从查考;秦汉时的舜庙“置庙山中”,更无具体地点。但从西汉《地形图》来看,舜庙之东有龁道、南平、泠道,北有舂陵,西有营浦等县治。据周世荣先生实地调查,这些县的县城遗址大都已找到。如“营浦”,即今道县,位于深水与营水汇合处的北岸偏东处,与地形图所标示的位置相符,在今道县县城东南角发现大量汉代遗物。 舂陵为秦汉时的一个县,故城在今宁远县柏家坪(情况详后)。 南平即今蓝山县,其汉代故城位于今蓝山县城东约3公里的腹雷村。其方形土城尚存,“东城墙现存224米,高25米,宽22米。墙角高隆作城堡状,墙基内发现大量绳纹筒瓦、板瓦、汉砖瓦和印纹硬陶坛、罐片”。 泠道在今九疑山萧韶峰下,即宁远县东城乡培泽村南。故城遗址呈长方形,城门对开。南城墙长123米,北墙长130米,东墙长178米,西墙长113米。四角隆起似城堡。城内出土大量绳纹板瓦、筒瓦和瓦当,还有印纹砖及印纹硬陶坛、罐片。 龁道不见于文献记载,这是最靠近九疑山舜庙的一个县治。周世荣先生认为“龁道”即与《地形图》同出的《驻军图》中的“龁障”。即今蓝山县的所城城址[2]。 从上述营浦、舂陵、泠道、南平、龁道诸县县治所在的位置,与现今地图对照,那么《地形图》中所标示的“帝舜”所在地,正是九疑山。图中的九疑山,画有类似等高线的鱼鳞状图形,表示群峰林立。在南向画有九个柱状物,东向画有七根柱状符号,一说是从侧向所能望见的主要山峰[3]。但对九个柱状物,有的认为是舜庙前的九块石碑[4]。我们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地形图》以及考古调查所得资料分析,《地形图》中所注明的“帝舜”,当是舜庙所在之处。因此,清人吴祖传在《九疑山志》中所说的舜庙“秦时迁于九疑山中,立于玉琯岩前百步”是可信的。2001年12月,我们去永州考察古代文物时,在宁远县九疑山玉琯岩前就找到了汉代及以后的建筑遗址。在数千平方米的田畴中,到处散布着汉代的青灰色绳纹板瓦片和魏晋南朝时期的灰黄色瓦片,器形厚重,这不是一般民居所用,很可能就是秦汉时所建舜庙的遗物。经过文物普查,在九疑山地区未发现其他汉代建筑遗址,这是唯一的一处出土建筑材料的汉代遗址,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推定玉琯岩前的遗址就是秦汉舜庙遗址。至于舜庙的平面布局、规模等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探掘。 二、舂陵城及舂陵侯墓 据《汉书·王子侯表》载,舂陵节侯刘买是西汉长沙定王刘发的中子,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 )“六月壬子封,四年薨”。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 )刘买之子“戴侯熊渠嗣,五十六年薨”。汉宣帝元康元年(前65)刘买之孙孝侯刘仁继位。据《后汉书·城阳恭王祉传》载,汉元帝初元年间,孝侯刘仁“以舂陵地势下湿,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元帝初元四年(前45),徙封南阳之白水乡,犹以舂陵为国名。由此可知,舂陵侯刘买及其子孙在舂陵的时间共有79年。 舂陵故城在何处呢?前面我们提到,在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地形图》中有“舂陵”,外有方框,与其他营浦、南平、泠道等县治相同,说明当时舂陵已经设县。从图中的位置看,舂陵位于九疑山之北偏东,因而谭其骧先生认为“舂陵城应在今县(指宁远——引者注)东北距舂山西麓不远处”,“从而否定县西北及县北柏家坪等说”[5]。 《水经注·湘水》:“营水又北,都溪水注之,水出舂陵县北二十里仰山,南径其县西,县,本泠道县之舂陵乡,盖因舂溪为名矣,汉长沙定王分以为县,武帝元朔五年,封王中子买为舂陵侯。”这里所说的“长沙定王分以为县”是不对的,因为早在西汉早期的《地形图》中已经有舂陵县。后因舂陵侯内徙南阳,舂陵旧地才改为隶属于泠道县的一个乡。唐宋以来的《元和志》、《寰宇记》、《舆地纪胜》、《方舆纪要》均说舂陵在今宁远县北五十里,《清一统志》说在县西北,《湖南省志·地理志》说在县北六十里柏家坪。看来这些记载都是正确的。经实地调查,舂陵故城就在柏家坪,紧靠今柏家坪镇西南处,在仁泽水(即舂水)的东北岸,其故城至今尚存。城呈方形,东西向,城门对开,东城墙长193米,西墙长182米,南北城墙均长160米,城现高4米,四角高出城墙作城堡状,四周围绕护城河在墙基内发现有瓦砾层,出有绳纹板瓦、筒瓦等。城内发现有编织纹、席纹、米字纹、叶脉纹、方格纹等印纹的坛、罐硬陶片[6]。这些都是西汉常见之物,因此,此城无疑就是西汉时的舂陵城。 西汉舂陵节侯刘买,其子戴侯熊渠均应葬在舂陵,而其孙刘仁已“内徙南阳白水乡”,则其墓应在南阳。前两代舂陵侯墓在何处呢?原以为舂陵侯墓就在舂陵城南一公里处,因此,1983年10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第136号“舂陵侯城遗址”注明“包括舂陵侯墓”,即指舂陵城南一公里处的那座小墓,并砌有红砖围墙保护,清人还在此立有墓碑,残存“汉舂陵侯墓”等字。周世荣先生经实地调查后指出:“舂陵故城南一公里处有封土堆,传为舂陵君墓”[7],看来周先生对此持怀疑态度。其实这里不可能是舂陵侯墓,一是墓的规模太小,且已夷为平地,不见封土堆,而地下一米多即为河卵石层;二是此处距舂陵城太近,仅一公里许,而汉代诸侯的墓距城一般有三五公里,甚至更远。如长沙马王堆的轪侯墓地距当时的临湘城约有五公里。 经实地考察,舂陵侯墓地在柏家坪西南三公里处的神山下村三星赶月山岗上。这里有汉代墓群,东西两冢并列,西冢较大,现存封土堆高6米,底径约30米。封土中发现有从外地取来的古文化遗址中的灰土。这些墓与我们常见的汉代大墓的封土形状和排列方位(如东西并列,主墓在西)相同,特别是从墓的规模之大,只有舂陵侯的墓才能与之相当,文献中未见更显赫的人物葬此。因此,此墓地应就是舂陵侯墓地。但是是哪一代舂陵侯的墓则要等到发掘出土之后才可能知晓。第一、二代舂陵侯及其妻妾均葬舂陵,这一带还应另有一处舂陵侯墓地。 三、九疑山一带的先秦遗迹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舜帝距今已有四千多年,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之内,九疑山及其附近地区,关于远古时期的历史文化情况,人们知之甚少,在各种历史著作中都很少提到,如前几年出版的《中国通史》,对两广地区和洞庭湖地区的远古文化都曾提及,但湘南地区几乎是空白,一直以为九疑山及其附近诸县当时仍是荒蛮落后之地。其实历史的实际并非如此,而是由于我们过去所做的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太少之故。近十几年来,经过文物普查和田野考古发掘,已经有不少惊世的发现,如在道县寿雁镇寿雁村玉蟾岩发现了距今一万二三千年的目前世界上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和最原始的并最为完整的陶器,使这里一跃而成为世界稻作农业之源和中国制陶工艺之源(详见本刊袁家荣先生文章)。同类同时期或稍晚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还见于道县祥霖铺乡新埧村后龙洞、上渡村杨家岩、魏家村寨山岩、牛路口乡周塘村三角岩、白芒村白公岩、审章塘乡松柳村洞尾等处。其中白公岩洞穴遗址距今有八九千年。旧石器时代的非洞穴遗址见于道县岑江渡乡两河口村的后背山,发现有打击石片和石核。新石器时代遗址已在宁远县大界乡过水岩雷家村对门岭发现,出土有石斧、石锛、石凿及大量夹砂红陶和夹砂灰陶片。至于上古时期商周时的文化遗址已遍布湘南各地。如九疑山所在之宁远县境内已发现商周遗址63处,紧靠九疑山的蓝山县发现42处,江华发现45处,邻近的新田县发现48处,道县22处,江永县10处,总数已达230余处。常见的石器有斧、、凿、镞等;常见的陶器是釜、鼎、罐等[8]。这些仅是初步调查发现的文化遗址,尚未发现的还不知有多少。这足以说明当时人们居住的村落已相当密集。 春秋战国时期越文化和楚文化遗物也常有发现。如宁远县九疑山发现有春秋时双鸟波浪纹铜镈;道县出土有复线S形纹和三角雷纹的铜甬钟[9],都是春秋时期典型的越式青铜乐器。其他这一时期的铜器还有江华清塘乡蒙家寨村小石山出土的环、刀、镞等9件;宁远县下灌乡马脚洞村的战国墓内出土有剑、戈、矛、钺等铜兵器;道县蚣埧乡沙仂江村杨家山墓群区内出土有战国铜矛、铜钺[10]。1963年湖南省博物馆从废铜仓库中拣选的文物中,有来自道县的宽刃铜钺,上面铸有精致的花纹,如有人物佩剑、草叶、三角雷纹等[11],当是春秋时当地越人所铸造,其铸造工艺已达相当高的水平。 战国时期,楚人已到达湘南地区,同时带来了先进的楚文化。如在今宁远县东城乡萧韶峰下的盐坛罐,泠道故城发现有“楚器中习见的陶鬲和陶豆诸器”[12]。 秦汉及其以后的遗址、墓葬及其他文化遗迹,更是随处可见,说明湘南南部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快速的发展。 注释: [1]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古地图》,文物出版社,1977年。 [2][6][7][12]周世荣:《马王堆三号汉墓地形图古城邑的调查》,《湖南考古辑刊》第2集,岳麓书社,1984年。 [3]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形图的整理》,《古地图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7年。 [4]谭其骧:《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古地图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7年。 [5]谭其骧:《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古地图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7年。 [8][10]湖南省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第328~362、331、343页,湖南地图出版社,1997年。 [9]《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南卷》,待刊。 [11]高至喜:《湖南发现的几件越族风格的文物》,《文物》1980年第12期。 (《求索》2002年增刊号) / @( I% h; i4 D, ?* X1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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