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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舜的活动地域与历史功绩(节选) 杨善群 虞舜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继尧之后又一位声名远扬的部落联盟首领。他执政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可是,关于虞舜的活动地域,学术界历来争论不休;对于虞舜的历史功绩,学术界很少有系统的论述。为此,本文拟就虞舜的活动地域与历史功绩,进行比较细致、全面的辨析与评述,以对原始社会的这段历史,有较为清楚的认识。 一、虞舜活动地域辨析 关于虞舜的出生地、青少年时的活动场所及其当政后的统治中心在何处,历来说法纷纭。概括起来约有这样三说:一是今山西西南部的“河东”说(因这里位于黄河东岸,历来称为“河东”)。《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冀州之人也。”冀州所指即河东,故《史记》是此说的代表。二是今山东境内的“东夷”说。《孟子·离娄下》说:“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这里的“东夷”究竟指何处,历来又有诸城、荷泽、定陶、济南、鄄城等多种说法。三是今浙江境内的“余姚”说或“上虞”说。《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又有姚墟,云生舜处也。”又引《会稽旧记》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浙江余姚说和上虞说,因与古代文明中心一般都在北方黄河流域的大势不合,历来信者甚少。《括地志》又述:“越州余姚县,顾野王云舜后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余姚。”然则,浙江的余姚、上虞很可能为舜后人所迁徙和经营,暂可置之不论;虞舜当年出生、活动和统治中心地域只能从“河东”或“东夷”,即山西或山东两个地区中寻找。 比较上述一、二两说,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东夷”说不近情理,难于说通,存在着许多无法解释的矛盾。 第一,舜时黄河不从今山东境内经过,故史书上说舜在“河滨”的活动就成为东夷说的最大障碍。青少年时期的舜曾经“陶河滨”,即在黄河边上制作陶器。这在《史记·五帝本纪》、《墨子·尚贤中》、《吕氏春秋·慎人》、《新序·杂事一》等典籍中都有明确记载。据专家研究:“唐宋以前,‘河’是黄河的专称。”[1]因此所谓“河”,只能是黄河,而不能是当时的济水或其他水。《汉书·沟洫志》载王莽时大司空掾王横说:“禹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根据这条资料可知,周定王五年(前602)前,“黄河下游一直是取道河北平原注入渤海的”[1],今山东境内舜时没有黄河。故在《史记·五帝本纪》舜“陶河滨”下,《集解》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曰:“济阴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正义》“案:于曹州(治所在今山东曹县)滨河作瓦器也。”这些注解,都是错误的。近年有学者撰文说:“(舜)陶河滨的河滨即陶丘的济水之滨。”[2]“河滨”的“河”专指黄河,怎么可以用“济水”来替代? 其实,舜“陶河滨”之地显然在今山西境内。《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唐代蒲州河东县即今山西永济市,其地位于黄河的东岸和北岸,黄河流经此地“形成拐角之势,全长近100里,滩泽广阔,适于渔业陶业。”[3]这里的地理位置与作业环境与史书记载如此切合,还有什么可争议的呢?既然舜青少年时“陶河滨”在今山西永济市,那么同样是舜青少年时“耕历山”和“渔雷泽”等活动,却跑到数百里乃至千里之遥的山东济南、鄄城等地,也就很难令人相信。 第二,史载在尧都众人推荐舜,后尧又考验舜,对于这些东夷说都难以解释。尧都晋阳、平阳,在今山西太原、临汾一带,历史上是有大量记载证明的。《诗·唐谱》郑玄笺云:“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曰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平阳县,颜注引应劭曰:“尧都也。”《史记·货殖列传》称:“昔唐人都河东。”《集解》引徐广曰:“尧都晋阳也。”《史记·五帝本纪》载:“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避)丹朱于南河之南。”古代“南河”指今山西南边和河南北部东西向的一段黄河。因为尧都在山西西南部的黄河之北,故舜避让丹朱就渡过黄河,到了“南河之南”。既然尧都在今山西西南部,而据《尚书·尧典》记载,当尧晚年询问谁能继承“朕位”时,众人告诉尧说:“有鳏在下,曰虞舜。”尧接着答道:“予闻。”显然,有关舜的遭遇和德行,在尧都周围纷纷传扬,因而众官和尧本人都有所闻。问明舜的情况后,尧决定“试”其品行和能力,便把二女嫁给舜,“观厥刑(法度)于二女”。从上述有关舜的传闻在尧议事时众人皆知及尧当即嫁女于舜进行观察来看,舜的出生及青少年时活动应该就在尧都附近。如果舜当时远在数百里之外的今山东境内,其事迹传闻在尧都如此之广,尧当即嫁以二女,恐怕是不大可能的。 第三,根据虞舜的世系和所属部族,他不可能是“东夷之人”。虞舜的世系见于《史记·五帝本纪》和《大戴礼记·帝系》,两书都说虞舜是黄帝的后裔,是帝颛顼的六世孙。显然,虞舜属于黄帝集团,而不属于东夷集团。再说虞舜的“虞”,应该是其氏族或部落的名称。《尚书·尧典》孔颖达疏云:“舜居虞地,以虞为氏”;又引皇甫谧云:“今河东大阳,山西虞地是也。”《五帝本纪》“虞舜”下《索隐》亦曰:“虞,国名,在河东大阳县。”这里的“国名”应改为“部族名”,因“虞”之成为“国”是后来分封才形成的。至于“虞”的地望,各家注释都认为在“河东大阳”,即今山西平陆县西。既然虞舜的“虞”是其部族的名称,该部族居地在今山西平陆县西,故虞舜的出生地和青少年时期的活动也应该在这一带。他怎么会变成“东夷之人”呢? 第四,孟子说舜“生于诸冯”,其地究竟为何处,在今山东境内无法落实。焦循《孟子正义》引赵佑《温故录》认为:“今青州府有诸城县,大海环其东北”,符合赵岐所注“负海”之说:“其地有所谓冯山、冯村,盖相传自古,窃疑近是。”赵佑把“诸冯”定在诸城县,现代史学家如范文澜[4]、郭沫若[5]等都从其说。但仔细考查起来,这个说法是大成问题的。首先,“诸城”之名是到隋代才有的。新版《辞海》“诸城”条说:“汉置东武县,隋改诸城县。”清宫懋让等修《乾隆诸城县志·总纪上》载:“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改东武县为诸城。”可知孟子那时根本无“诸城”的名称。再说,孟子云舜生于“诸冯”是一个地名,现在怎么可以把“诸城”和“冯山、冯村”几个地名凑在一起,抽取其首字组成“诸冯”来充当?况且,诸城其地理位置在古代属于青州,而《史记》说舜是“冀州之人”,两者完全对不上。 “诸冯”在何处还有山东荷泽一说。有《孟子》注释本云:“诸冯,传说在今山东荷泽县南五十里”[6];“诸冯:地名,相传在今山东荷泽以南。”[7]这个“诸冯”在山东荷泽的“传说”,据查来自地方志:清光绪六年叶道源纂修的《新修荷泽县志》,其《图考三》有《荷泽古迹之图》。但图上所标黄河不是舜时的黄河故道,而是1194年改道以后所形成的现今河道;图上所标“诸冯”等地名,没有其他文字记载予以说明。因此有学者断言:“《古迹之图》上所标与舜帝有关的地名大都无所根据。”[3]有学者曾赴荷泽进行实地考察,未找到称“诸冯”之地,而发现那里有一地名“龙王冯”,便认为舜出生地“诸冯即今山东省荷泽牡丹区王浩屯乡的龙王冯”[2]。“诸冯”与“龙王冯”地名并不相同,且“龙王冯”显然是由传说中的水神“冯夷”而得名,因此“龙王冯”是否即“诸冯”乃大可存疑。 与东夷说存在着一连串的矛盾、疑点相反,河东说却有着众多的佐证: (一)为观察舜的德行,尧在妫水旁嫁二女给舜。妫水就在河东,今山西西南角。《书·尧典》记:“(帝尧)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孔颖达疏云:“妫水在河东虞乡县历山西,西流至蒲坂县南,入于河,舜居其旁。”虞乡县和蒲坂县都属今山西永济市,前者在东,后者在西。妫水由东向西流,注入黄河。尧之二女在“妫汭”(水弯曲处)嫁给虞舜,很可能舜的老家及青少年住地就在这里。 (二)从《墨子》的论述中可证明,舜的家乡在河东,今山西西南部。《墨子·尚贤上》曰:“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毕沅云:“服与蒲,音之缓急。或即蒲泽,今蒲州府。”(孙诒让《墨子间诂》引)“服泽”很可能就是“蒲泽”,在今山西永济市西。《墨子·尚贤中》又说:“古者舜……渔雷泽。”毕沅云:“《太平御览》、《玉海》引作‘濩泽’。”据考查,《水经·沁水注》、《初学记·州郡部》注、《元和郡县志·河东道下》、《太平寰宇记·河东道下》、《太平御览·州郡部九》、《路史·疏仡纪》引《墨子》并作“濩泽”。王念孙云:“‘雷泽’本作‘濩泽’,此后人习闻舜渔雷泽之事,而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也。”(同上)濩泽在今山西南部阳城县西,《汉书·地理志》河东郡有“濩泽”县,《水经·沁水注》也说沁水“东径濩泽”,“泽在县西北”。《墨子》云舜的老家在“服泽”(蒲泽)并曾渔于“濩泽”,这又是河东说的一大佐证。 (三)虞舜的出生地“诸冯”,在清光绪年间李荣和修的山西《永济县志》中写得清清楚楚。该志卷一《古今邑地表》中的《都图》部分,将县内所辖乡、里、村之名一一列出:其中县北陶邑乡“统里十八”,“诸冯里”赫然在目,该里又辖“村六”,其一为“诸冯”村,另有“舜帝”村。在该志的《图考》、《山川》、《艺文》等栏目中,载有“河滨”、“历山”、“雷泽”等许多虞舜遗迹的说明及其详细的考论文字。原来虞舜的出生地“诸冯”确实是在“虞”地附近的山西永济,而不在古称“东夷”的今山东境内;“诸冯”是里名、村名,而不是城市名、县名。这个搅乱了两千多年的学术谜案,由此可以弄清其底细。 (四)《史记·五帝本纪》的各家注释,也可证明虞舜是河东人。《正义》在“舜,冀州之人也”下释:“蒲州河东县本属冀州”;又引《宋永初山川记》云:“蒲坂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集解》在“舜耕历山”下引郑玄曰:“在河东。”《正义》引《括地志》云:“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又说:“历山南有舜井。”在“陶河滨”下《正义》又引《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历山不远。”由上述可知,舜的老家,他“耕历山”和“陶河滨”的场所以及他后来的都城,都在“蒲州河东县”,即今山西永济市。对于其他说法,各家注释用“未详”来表示其不可靠。如《正义》引《括地志》云:“《会稽旧记》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括地志》又云:“姚墟在濮州雷泽县东十三里,《孝经·援神契》云舜生于姚墟。”在引述浙江上虞和濮州雷泽(今山东菏泽市东北)两说后,《正义》即“案:二所未详也。”当然,这些注释中问题也不少。如前已论证,有些注释把舜“陶河滨”的地点说在山东定陶、曹州(今曹县)是错误的。再如以兖州的“雷夏泽”来解释舜渔的“雷泽”,也是不对的。清光绪年间修的《永济县志》在卷三《山川》中说:“雷泽,在县南四十五里,首阳山下,南流入河,相传舜渔于此。”可知“雷泽”也在今山西永济市,与舜耕、陶的“历山”、“河滨”等场所在一起。 (五)郦道元《水经注》力主舜都及舜早年活动场所在河东。其《河水注》说:“河水又南径陶城西。舜陶河滨,皇甫士安以为定陶,不在此也。然陶城在蒲坂城北,城,即舜所都也,南去历山不远。或耕或陶,所在则可,何必定陶方得为陶也?”在《水经注·河水》“又南过蒲坂县西”后,《注》引皇甫谧曰:“舜所都也……今城中有舜庙”;并叙述:“(河东)郡南有历山,谓之历观,舜所耕处也,有舜井。”同时,郦氏引周处《风土记》曰:“旧说舜葬上虞”,那里并有舜耕之历山。“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树。吴越之间,名柞为枥,故曰历山。”接着评论道:“余按周处此志,为不近情。传疑则可,证实非矣!”可见郦道元对舜都及其“陶河滨”、“耕历山”的场所有深入了解,并驳斥了皇甫谧、周处等人的其他说法。 (六)虞舜的“虞”,是其氏族、部落的名称。前已阐述,虞的部族居地在河东,今山西平陆县西。这是河东说的又一重要证据。 综合上述,关于虞舜的出生地、青少年时活动场所及其执政后的统治中心,有河东、东夷和余姚(或上虞)三说。余姚说不近情理,信者甚少;东夷说亦矛盾重重,无法进行合理的解释。唯有河东说证据充分,信从的学者众多,最具有说服力。 从考古发掘方面来看,位于今山西襄汾县东北的陶寺遗址,其年代、分布地域、生产力发展水平、阶级分化状况,都与尧、舜时代基本吻合[8],是虞舜执政时期其统治中心地区社会情况的实物证明。 据《书·舜典》记载,虞舜有“五载一巡守”的规定,并有“东巡守”、“南巡守”、“西巡守”、“朔巡守”等活动。他向南曾巡视至今湖南南部临近广西的“苍梧之野”,因年迈而病死在那里。《史记·五帝本纪》、《大戴礼记·五帝德》、《礼记·檀弓上》、《尚书·舜典》孔传、《山海经·海内经》、《说文·山部·嶷》、《国语·鲁语上》韦注、《吕氏春秋·安死》高注、《太平御览》卷八十一引《帝王世纪》等俱载其事。《楚辞·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也是为纪念随行至湖南投江殉难的舜之二妃而作。近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帛书《地形图》上,于“九疑山”旁标注着“帝舜”二字[9];在湖南宁远县东南的玉琯岩遗址,发现了西汉时期的舜帝陵庙[10]。这些都进一步证明,“舜葬九疑”乃是事实。[11]由此可知,虞舜以今山西西南部为统治中心,曾经向四周较远的地方进行“巡守”,活动于当时中国广阔的土地上。 注释: [1]《孟子·离娄下》说舜“卒于鸣条”,其地在今山西运城市北,相传是商汤击败夏桀的战场。今运城市盐湖区鸣条岗有舜帝陵庙。这与“舜葬九疑”的事实并不矛盾。可能舜在苍梧之野去世后,他的遗体或一部分遗物回葬于鸣条。因为这里是他的故乡,长期生活和执政的地方。 [2]古文《尚书》历来定为“伪书”。笔者经过多年探索,肯定其为真古文献。详见拙作《古文尚书流传过程探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4期;《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齐鲁学刊》2003年第5期,《论古文尚书的学术价值》,《孔子研究》2004年第5期;《辨伪学的歧途——评〈尚书古文疏证〉》,《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3]某些史书上有“舜逼尧、禹逼舜”(《韩非子·说疑》)、“舜囚尧”、“舜放尧”《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史通·疑古》引《竹书纪年》)等说法,但它们不见于《尚书》、《左传》、《国语》等较早的史籍,也不见于孔、孟、荀、墨等子书,以及近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等篇,《史记》也没有编入。故疑上述说法为战国策士在游说时所虚构,而为《韩子》、《竹书纪年》等书所采用。 参考文献: [1]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黄河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 [2]彭立荣:《论尧、舜故都等有关圣迹的确切地址及现代开发》,《东岳论丛》2002年第6期。 [3]冯浩菲:《舜帝出生地考》,《晋阳学刊》2005年第1期。 [4]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 [5]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 [6]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0年。 [7]梁海明:《孟子》,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8]李民:《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史前研究》1985年第4期。 [9]许宏:《陶寺类型为有虞氏遗存论》,《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6期。 [10]李学勤:《舜庙遗址与尧舜传说》,《光明日报》2005年8月17日。 [11]何强:《印证“舜葬九疑”的考古发掘》,《光明日报》2005年8月17日。 (《虞舜文化研究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年) , v% s# p8 k" M" Q3 Y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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