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舜中心活动区蠡见

闽南姚斌

虞舜中心活动区蠡见

仝晰纲

自按：文献典籍中关于虞舜的记载各有抵牾和歧义，但从“舜”出现的语境及族属，从“尧葬郕阳”，从舜让天下善卷，从“舜耕历山”，从舜“渔”“陶”“灰”“作”的地理位置以及大禹治水的主要区域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可以看出虞舜的中心活动区在今山东菏泽一带。

在中国古史传说的“五帝”中，舜是距离夏禹最近的一位，其存在应是不容置疑的。由于人们出于对古代圣王的崇拜，在口传、记述和议论时，自然会有夸张和附会，甚至神化。这也正是文献典籍中关于舜的记载各有抵牾和歧义的原因所在。舜的传说北到河北涿鹿，西到山西，南到湖南，东到山东半岛，东南到浙江东境，几乎无地不有其传说或遗迹。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儒家尊崇尧舜的结果。其实，虞舜作为远古时代的一位部落首领，不可能足迹遍布四方，他只能生活在一定的范围内。舜究竟生活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就现有文献资料看，不可能确指。如能根据文献资料梳理出舜的中心活动区域，当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一、从“舜”出现的语境及族属看其核心活动区

“舜”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但舜在甲骨文中除作为一个祭祀的对象外，并没有任何历史和文化的信息。舜的历史文化信息始出现于春秋，当时，“世之显学，儒、墨也”，两大学派互诘，孔子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假于文武周公，以宣扬和扩大自己的学说。墨家出于与儒家相争的需要，指斥儒学“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墨子·公孟》）。并适时抬出大禹作为标榜的对象。儒家不甘示弱，又抬出早于大禹的尧舜。这就是孔子“祖述尧舜”、孟子“言必称尧舜”的语境。儒、墨两大学派，都源于邹鲁文化圈，鲁、卫、宋地区是其滋生的土壤。儒、墨在论争中推出的古代圣王，应在鲁、卫、宋地区有一定的文化积淀，由此推断舜的事迹应主要在鲁、卫、宋一带。

《国语·鲁语》有“商人禘舜”的记述，韦昭注《国语》，说舜为喾的误写，后人迷信韦昭注的权威性，以致商人禘喾说四处流传。其实，商人和虞舜在文化上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商氏族是由有虞氏族间接从高阳氏族分出。商与东夷同源，商代人殉、人祭之风都渊源于东夷。“周人自称为夏，称殷人为夷，确有其地理、历史、社会诸方面的依据。照此看来，大约殷人就是东方夷人中最先进的部分。”（唐嘉弘《东夷古国史论·序》，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8页）“有虞氏及商人所居的地方全不很相远，他们的文化是一种混合而较高的文化，有虞氏祖祭颛顼，商人祖祭舜，已经可以证明他们的氏族全是一脉相承。”（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商族起源于何地，虽有纷争，但第十四代商王成汤建都于亳并无异议。因商汤伐桀时会诸侯于景山，故又称景亳。《竹书纪年》：“二十八年，商会诸侯于景亳……三十一年，商汤自陑而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战于鸣条，夏师败绩，桀出奔三朡，商师伐三朡战于成，获桀于焦门，放于南巢。”上述地名，多在今山东菏泽一带。雷学淇《介庵经说》卷2《商都殷亳考》和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2《说亳》也都认为亳在今山东菏泽曹县一带。由此可见，菏泽是商灭夏和商兴起的地方。商人既兴于今山东菏泽一带，而“商人禘舜”，故虞舜当在此地或相去不远。

最早明指舜族属的是孟子。《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赵岐注曰：“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

“东夷”作为一个概念，其形成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尚书·禹贡》中记有“鸟夷”、“嵎夷”、“莱夷”、“淮夷”等，并未有“东夷”的概念。《左传·昭公十七年》记孔子向郯子学习古官制时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公羊传·僖公四年》有“君既服南夷矣，何不还师滨海而东服东夷?”《孟子·梁惠王上》提到：“莅中国而抚四夷。”《孟子·尽心下》又曰：“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夷怨”。在西周金文中也有“东夷”的称谓。对西周而言，东方诸夷是其劲敌，在周对东方战争的不同时期，文献中有东夷、淮夷、南夷等不同称谓，这只是周王朝以地理方位对东方诸夷的称呼。由此可知这里的“夷”字是泛称，并非单指某一民族。从已知文献看，将“东夷”作为一个词组与“南蛮”、“西戎”、“北狄”并举同列，首见于《礼记·曲礼下》：“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礼记·王制》又曰：“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在这里，“东夷”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而是指东方地区的邦国部落和种姓。渐次，东夷专指黄河下游地区的许多部落，即今山东及周围地区的土著居民。从西周至战国，文献中关于东夷的分布范围，都没有超出海岱和淮河流域。鉴于这种认为，作为“东夷之人”的舜，只能在今山东一带去寻找。

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舜，冀州之人也”。冀州之得名始于东周，战国时期稷下学者们应大一统的理想需要，构绘出海内九州和海外九州，人为地把天下划为九个地域范围。《禹贡》则正式提出九州说，冀州被划在中央。《淮南子·地形训》：“正中冀州曰中土。”高诱注曰：“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土地。”又云：“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谷、桑麻，鱼盐出焉。”海岱之间是东夷人的生活聚居区。因此，中土冀州是东夷居住区，这与舜“东夷之人”正好相对应。《尔雅·释山》称岱(泰山)是五岳之东岳，“古人以为东夷腹地泰山在大地中央，后来视野扩大了才改称泰山为东岳。”（徐北文《泰山崇拜与封禅大典》，《徐北文文集》济南出版社）

由于“冀州”带有中心、中央的意味。因此，随着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变化，冀州之所指也在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早期的冀州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正因为如此，才有许多地方称为冀州。由于舜及其以前的东夷人所在的今山东中西部是文化发达的地区，故有“冀州”之称。由此我们说《孟子》所称“(舜)东夷之人”与《史记》所称“(舜)冀州之人”并不矛盾，表现的是同一语义。

二、从“尧葬成阳”看虞舜核心活动区域

《尚书》中有《尧典》和《舜典》，据《大学》称二者原为一篇，称为《帝典》。后经人改为两篇。在先秦文献中，人们也常常以尧、舜并称，这并不是仅仅因为尧传位于舜的佳话，更主要的是尧、舜是同一时期、同一地域、同一文化氛围中的古代圣王。探求舜的核心活动区域，不妨从尧入手。

帝尧应该是先秦时期人们所知道的最早的帝王。所谓“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和“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古帝王的认知情况。

从文献记载看，尧的主要活动范围和葬所，在今山东菏泽一带。《竹书纪年·帝尧》曰：“八十九年，作游居于陶。九十年，帝游宫于陶……一百年，帝陟于陶。”这里的“陶”应理解为古陶丘。许慎《说文解字》云：“陶，再成丘也，在济阴。陶丘有尧城，尧尚所居。”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许慎时期的济阴郡领定陶、冤句、吕都、成阳、鄄城、句阳、秺县、乘氏等九县，大致相当于今山东菏泽一带。

关于尧建都于今山西省西南境，西汉时期尚无此说，《汉书·地理志》只是在河东郡蒲坂县下说“有尧山，首山祠”，未说是都城。平阳下颜师古注引应劭语才说是“尧都”，应劭已是东汉末年人了。自皇甫谧《帝王世纪》，尧都山西说才渐次传播。而《帝王世纪》相对于汉代以前的文献，只能备作参考而已。

关于尧的葬所，《墨子·节葬下》：“昔者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蛩山今在何处，不得而知。《吕氏春秋·安死》：“尧葬于谷林，通树之。”高诱注曰：“尧葬成阳，此云谷林，成阳山下有谷林。”晋人皇甫谧《帝王世纪》云：“谷林即成阳。”

成阳地理位置的确定，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竹书纪年·帝发》：“夏师败绩，桀出奔三朡，商师征三朡，占于郕，获桀于焦门。”《尚书·序》：“遂伐三朡。”《史记·殷本纪》记作“三朡”。三朡与郕应当相距不远。《后汉书·郡国志》“济阴郡定陶县下”有“三朡亭”。可知“三朡”地处定陶，郕也应相去不远。郕即成。

《后汉书·郡国志三》：“成阳有尧冢、灵台，有雷泽。”《水经注·瓠子河》：“瓠河又左径雷泽北，其泽薮在大成阳县故城西北十余里，昔华胥履大迹处也。其陂东西二十余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渔也。”由此可知成阳距雷泽不远。雷泽是古澭水、沮水会合而形成。《尚书·禹贡》“济河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澭沮会同”即是。这里把雷泽框定在古九州中的兖州范围内，从根本上否定了今山西永济县南的雷水泽。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今菏泽市几乎全部属于古兖州。隋开皇十六年(596)，在今山东菏泽东北设雷泽县，金贞元二年（1154)置雷泽镇。清人刘藻修《曹州府志》时直接说：“雷泽在菏泽县东北六十里。”由此断定，雷泽地处今山东菏泽。据此可知，《水经注》所云地处雷泽东南的成阳也应在这一地域内。

成阳的地理位置既已经界定，“尧葬成阳”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从文献记载看，至迟到汉代人看来尧死后葬在了成阳。《汉书·地理志八上》、《后汉书·郡国志三》皆云：“成阳，有尧冢、灵台。”《山东通志》录有东汉桓帝时济阴太守孟郁到成阳祭祀尧陵时所建的“修尧庙碑”。其中有“帝尧荫兆生长，葬陵在于成阳，圣化常有”。明朝天顺年间，曹州太守范希正拨官银修尧王寺，《尧王寺碑》现存于菏泽市牡丹区胡集乡尧王寺村，碑文明确说：“此乃尧陵故地，今陵夷平，陵上建寺，以颂尧德。”

上述充分说明，自汉代以来，人们大多认为尧葬成阳，成阳一带是尧的核心活动区域。尧传位于舜，舜的核心活动区域也应在这一范围内。

三、从善卷看虞舜核心活动区域

善卷是传说中与尧、舜同时代的人物。先秦文献中对善卷的记述虽然不多，但仍能梳理勾勒出其大致轮廓。《庄子·让王》：“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裕�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所处。”《荀子·成相》“许由、善卷，重义轻利”，“尧舜尚贤身辞让”。《吕氏春秋·权勋》：“尧不以帝见善绻(卷)，北面而问焉。尧，天子也，善绻，布衣也，何故礼之若此之甚也?善绻得道之士也，得道之士不可骄也。尧论其德行达智而弗若，故北面而问焉。”《淮南子·齐俗》“非善卷不能抚天下宁海内以德民也”，而是他“羞以物滑和，故不受也”。《列子·杨朱》：“昔者，尧舜伪以天下让许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

由上述文献资料可知，善卷是与尧舜同时的人物，德高行懿，尧舜以天下让之。由于各书作者记述这一事迹的出发点不同，对善卷的认知也就有所不同，庄子从道家无为的角度，赞赏善卷不为“天下”所动而入深山的高洁行为。荀子从儒家入世救世的角度，认为善卷不受天下，与尧舜辞让天下一样，都是出于“尚贤推德天下治”。《吕氏春秋》的作者则从尧礼问善卷来倡导尊贤尚贤。《淮南子》的作者在黄老之学清静无为的理论指导下，认为善卷不受天下是不愿与世人同流合污。列子则认为尧舜辞让只是一种姿态和权术，并非真心，所以善卷不受。虽然他们对于尧舜辞让天下和善卷不受的认识、评价不同，但都肯定了这一事实的存在，都承认舜与善卷同时生活在同一地域。

那么善卷是何方人氏?先秦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这与当时人们记述善卷都是出于“功用”有关，人们只是用舜让天下于善卷这一事件来阐述各自的政治理念，并不在乎善卷是什么地方的人。但南宋罗泌《路史》中的两则史料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路史·后纪十一·有虞氏帝舜》：“(舜)尚广能贤以自辅，博学以成能师纪后，拜蒲衣，亲善卷。”《路史·国名记已》在记述“单”时说：“帝舜师善卷，今郓城有单父城，即善卷也。”这里所谓“单父城”就是今山东单县。《路史》中的两则史料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舜与善卷是同时代、同一地区的人。二是，古单父的地名与善卷的活动有关，亦即今山东郓城、单县一带曾经是善卷活动的地方。

既然善卷生活在今山东郓城、单县一带，与善卷同时代且欲让位于善卷的舜，其主要活动范围也应在这一地区。

当然，由于《庄子》记载善卷辞让天下后“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从而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以至湖南常德、江苏宜兴等地都有一些关于善卷的传说。这些传说，即使是真，也是善卷辞天下后所隐居之处，并非善卷辞让天下的地方。由此我们说，善卷是今山东郓城、单县一带的人，舜让天下于善卷在于此，舜的生活范围在于此。

四、从“舜耕历山”看虞舜核心活动区

古代典籍对虞舜的记述虽多有抵牾，对舜耕历山却没有分歧。《墨子·尚贤中》、《韩非子·难一》、《管子·版法解》、《吕氏春秋·慎人》、《淮南子·原道训》、《史记·五帝本纪》都有“舜耕历山”的明确记述。但是，各地名之历山者有20余处，称为舜所耕者亦不下15处。欲界定舜的活动核心区，确定舜所耕历史的地理位置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在众多舜所耕的“历山”中，以山东济南市、山西永济县、山东菏泽市3处影响较大。

济南说，源于《水经注·济水》：“泺水出历城县故城西南，泉源上奋，水涌若轮……俗谓之娥英水也，以泉源有舜妃娥英庙故也。城南对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谓之舜井。《书》舜耕历山，亦云在此，所未详也。”由于郦道元在记述时有所怀疑，只是说：“《书》舜耕历山，亦云在此，所未详也。”因此，此说自郦道元后并无多少人提及。

山西说，源于《水经注·河水》：“(河水)又南过蒲阪县西……皇甫谧曰……郡南有历山也，谓之‘历观’，舜所耕处也。”郦道元肯定了这一说法。其主要根据是汉代郑玄在注《尚书大传》时称“历山在河东”，而山西永济恰在汉河东郡。为东夷首领的舜为什么会远到山西呢，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怀疑。清代朴学大师孙星衍认为郑玄所云“历山在河东”，是根据《周礼·夏官职方氏》：“河东曰兖州。”并非是秦汉时期才命名的河东郡。而兖州在今山东境内。至此问题已经不言自明，是郦道元混淆了两个“河东”，因此，山西永济说不攻自破。

菏泽说，源于汉代高诱注《淮南子》曰：“(舜耕)历山在济阴城阳”，济阴城阳即今山东菏泽。郦道元《水经注·瓠子水》：“雷泽西南十许里有小山，孤立峻上，亭亭杰峙，谓之历山。山北有小阜南属，池泽之东北有陶墟。缘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联属，渎带瓠河也。’郑玄曰：‘历山在河东，今有舜井。’皇甫谧或言：‘今济阴历山是也，与雷泽相比。’余谓玄之言然。”郦道元以郑玄云“历山在河东”对菏泽说予以否定。问题正出在这里，“历山在河东”恰好是历山在菏泽的铁证。《周礼·夏官职方氏》：“河东曰兖州，其山镇曰岱，其泽薮曰大野，其川河济，其浸卢维。”大野即巨野泽，“卢维当于雷雍，今历山与雷泽雍沮附近。”（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由此我们说，河东即兖州，位于今山东西南部。

随着“河东”的地理位置的界定，历山菏泽说渐占上风。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曾作《历山虞帝庙碑铭》，光绪朝编纂的《山东通志》、清人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等都肯定了历山菏泽说。

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对于传说时期的资料，一般将金文、今文《尚书》部分篇章、《周易》的卦爻辞、《诗经》、《左传》、《国语》及其他先秦著作作为首选；次之则《大戴礼记》、《尚书》部分篇章及汉人著作；再次为《世纪》。谯周、皇甫谧、郦道元书中的有关资料可备参考。“如果没有特别可靠的理由，不能拿应作参考的资料非议第二、三等资料，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特别可靠的理由，绝不能用第二、三等的资料非议第一等的资料。”（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第37～38页）鉴于此，汉人郑玄和高诱肯定舜耕历山在菏泽的论说是不能轻易用其他资料非议的。舜耕历山山西永济说和山东济南说的史料，在时间上晚于郑玄和高诱，虽不能完全否定，但其价值要较逊色的多。在“没有特别可靠的理由”的情况下，还是维持汉代人的说法为好，即舜耕历山，在河东兖州，在济阴成阳，即今山东菏泽一带。

五、从“渔”“陶”“灰”“作”看虞舜核心活动区

在有关舜生活经历的史料中，最典型是《墨子·尚贤》“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灰于常阳”以及《史记·五帝本纪》“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对其所渔、陶、灰、作之地进行界定，有利于理解舜的核心活动区。

渔猎是史前时期人们主要的生活方式，舜生活在龙山文化时期。人们在追述其生活时，常有舜“渔雷泽”的记载。雷泽最早见于《尚书·禹贡》“雷夏既泽”，故雷泽又称雷夏泽。《史记集解》引郑玄曰：“雷夏，兖州泽，今属济阴。”《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外西北。”雷泽位于古兖州、汉济阴，今菏泽是无可争议的。今山西西部中条山脉西南端有雷首山，仅因一个雷字，就有人附会出雷泽，实不足为凭据。

陶，可解释为烧制陶器或开挖洞穴。舜“陶河滨”之河在何处。学术界多指河为黄河。值得注意的是，《说文》解“河”作“菏”，古菏水分东、西两段：东段自今山东定陶县东北菏泽东流，经今成武、金乡二县北，至鱼台县东北入古泗水；西段自今定陶县西古济水南岸分出，东北流至县北还入济水。《尚书·禹贡》：“浮于淮、泗，达于河。”意即徐州贡道自淮、泗取道菏水通向中原。故“(舜)陶河滨”即“(舜)陶菏滨”，也就是说，舜陶穴或制陶于菏泽一带。

舜“灰于常阳”见于《墨子·尚贤下》。学者多认为灰当是贩字之讹。《墨子间诂》引俞云：灰反形近而讹，反贩同音假借。常阳当为成阳，前已论成阳即郕，在今山东菏泽一带，此不赘述。

“作什器于寿丘”，战国时期齐地有寿邑，位于山东东平县西南。西汉置寿良县，东汉光武帝避叔父赵王良讳改为寿张县，皆治今山东东平。唐初寿张县移治今山东梁山县西北。寿良、寿张皆因寿邑而得名。而寿邑盖因寿丘而名。《史记·五帝本纪》集解“(虞舜)作什器于寿丘”条引皇甫谧曰：“(寿丘)在鲁东门之北。”徐北文先生认为：“寿字古时读音为‘桃’，或曰桃丘，当为陶丘之另一写法，盖陶、桃同音假借。当即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北之陶邑。”我们认为徐先生的这一推断是正确的，解决了寿丘的地理位置。定陶、东平、梁山同在鲁西南范围内，城邑被黄河吞没后，人们再建城邑时，位置会有所变化都是正常的，寿丘(定陶)、寿良(东平)、寿张(梁山)的位置变化是很自然的事情。

宋代文学家曾巩知齐州时曾撰《齐州二堂记》，其中说：“以予考之，耕、稼、陶、渔，皆舜之初，宜同时，则其地不宜相远，二家(指郑玄、皇甫谧)所释雷泽、河滨、寿丘、负夏，皆在鲁、卫之间，地相望。则历山不宜在河东也。”曾巩此说是意在否定历山位于山西永济说，但它肯定了雷泽、河滨、寿丘皆在鲁、卫之间，且相去不远。鲁、卫之间，就是今山东菏泽一带。

六、从大禹治水看虞舜核心活动区

尧舜时期，与人们关切最大的事莫过于治水。洪水淹没了人们生活生产的地方，才有治水之说，因此治水的核心区域就是他们的核心活动区。由于大禹治水的事迹被后人神化，不断增色，几乎全国各地都有其治水的遗迹。其实大禹治水的范围并不大，未超出其核心活动区。徐旭生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如果详细考察我国的地形，各代河患的沿革以及我中华民族发展的阶段，就可以明白洪水发生及大禹所施工的地域，主要的是兖州。豫州的东部及徐州的一部分也可能有些小施工。”古兖州的主要区域在今山东西部。

《禹贡》在讲到兖州时说：“济河为兖州……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为条。厥田为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浮于济、漯，达于河。”“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意思是洪水治理后，原来适宜植桑的土地又可养蚕了，人们从高丘上下来住到平地。这实际上是说洪水治理后的情况，类似的记述其他州未见。在山东菏泽地区，由西来黄河和东来汶、泗冲积而成的岗丘随地可见，如乘丘、廪丘、楚丘、梁丘、葵丘、陶丘等，正符合这一地貌特征。这些岗丘土质呈灰黄色，灰呈灰黑色，一个个如黑色的坟头，故有“厥土黑坟”之说。由此可证大禹治洪水主要是在古兖州。

关于大禹治水，《孟子·滕文公》上篇：“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无古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这篇资料中提到的九河以及济、漯、汝、汉、淮、泗大多在古兖州或相去不远。

《禹贡》在讲“九河”时说：“九河既导，雷夏既泽，雍沮会同。”雷夏、雍沮在今山东菏泽一带。九河与雷夏、雍沮并称，三者应相去不远。西汉人许商在讲述九河时说：“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余里。今河虽数徙，不离此域。”（《汉书·沟洫志》）《尔雅·释水》：九河为“徒骇、太史、马颊、覆鬴、胡苏、简、洁、钩盘、鬲津。在汉代人看来，九河的大致范围是在北自徒骇河南至鬲津之间。鬲津故道在西汉鬲县(今山东平原)附近，东流入海。清康熙年间胡渭著《禹贡锥指》据唐宋以后地志所载，认为鬲津自今山东德州附近东流至山东无棣境入海。徒骇河即古之漯河的下游残道，《清一统志》：“今之徒骇河，即古之漯水下流。”又曰：“今之徒骇河……东北至沾化之大洋口入于海。”由此观之，九河之大部在今天的山东地区。

《盐铁论·力耕》曰：“禹以历山之金、汤以严山之铜铸币以赠其民，天下称仁。”在盐铁论的作者看来，历山在大禹的生活圈内，由于大禹治水主要是在兖州，故此历山不可能远离山东而在他处。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舜、禹的生活都与历山有关，他们生活在同一地域。正因为如此，才有大禹治水有功被舜禅让为帝的佳话。

（《史前文明与菏泽历史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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