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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南阳姚文书 于 2013-1-29 16:50 编辑 * n5 a" [4 P0 f1 Y. x3 q
) y8 W) h4 ^6 G1 n我的父亲母亲 一 屈指算来，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个年头了。二十年来，兄弟五个无时无刻不在经历着“子欲养而亲不在”的痛憷，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 父亲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教师。1950年从内乡张集简师毕业后，立即投入到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中去，足迹踏遍瓦亭、乍曲、师岗的山山水水——山南、药山、春景、东坡、陈营、红庙、双堰、南庄、魏营、孙岗、庵沟、山峰， 一个个熟悉的地名，无不印证着父亲的教学轨迹。父亲的墓碑上，我用“奉书敬业、贫而乐道、勤谨尽责，德铸师魂”来总结，一点儿也不为过。父亲从事工作的第一站是瓦亭。素有内乡“小西藏”之称的瓦亭乡山南村，与淅川接壤，人口不足四百，却有七个自然村落；人均不到一亩地，大多在山间石缝中，土地贫瘠，十年九旱；地下水位很低，打不出水井，村民吃水都是靠村边池塘中积存的雨水；交通不便，到乡镇赶集要翻山越岭，徒步二十几里；靠山住，却没有柴烧锅，石头多，却没有利用价值，多年之前一直没有架电，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学校座落在村子对面的山坡上，生活条件比村里更差，没有电不说，吃水也要到村边池塘中去提，由于村民素质不高，放羊娃赶着羊也来饮水，所以羊粪和草芥是常见之物。就在这样的教学生活环境下，父亲在这里生活工作了多年，与村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记得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大概是1970年前后的一个春节，父亲到山南去，家家户户、老老少少无不欢欣雀跃，作为远离尘世的小山村唯一一个“公家人”、大先生，一个比自己年轻却又是老师的人，都以能够请到父亲吃饭为荣，农民们拿出陈酿老酒招待父亲。那都是积攒了一年，平时舍不得喝的黄酒。好像是排好了队似的，一家接着一家，从早上喝到晚上，一天、两天、三天......那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酒，没有想到，喝了半碗就醉了，头晕目眩，在一个村民家里睡了一天一夜，第一尝到了醉酒的滋味，也感受到父亲得到了超规格礼遇。1972年秋天，父亲已经调离山南了，山南村的队长为了接济父亲，特意在山坡上划了一块荒草地，父亲领着大哥、二哥和我，一块儿去割荒当柴烧。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这无疑是一份很大的帮助。当时我只有六岁，说是去干活，只能算添乱，可也再次领略了父亲在当地人心目中的份量。2007年夏天，父亲去世后的第十五个年头，我再次徙步翻越山梁，踏上山南这块凝聚了父辈心血的热土，看到似曾相识相识的学校、池塘、房舍，看到村民们已经陌生的笑脸，仍然能够感受到父亲当年的艰辛：每周从家里徙步往返六十里、一个人在这远离村庄学校的孤独、忍饥挨饿食不裹腹的日子。村民们用美酒招待我这位老师的儿子，大家第一杯酒集体献给长眠地下的父亲——父亲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 父亲一生勤恳敬业、踏实做事。以力推人才为己任。在1976年以前实行推荐上大学的年代，当时父亲在乍曲陈营教学，连续二年，父亲推荐了本校青年教师陈金闯、许玉兰上了大学，改变了他们个人一生的命运，二人感激涕零、没齿难忘。父亲一生一线教学四十二载，育人无数，桃李盈枝，乍曲境内许多人都是父亲的学生。父亲性情耿直，踏实干事，不善于投机钻营。与他一块儿工作过的刘书章、时海法等老师，升任乡教育办公室主任后，手握工作调动的大权，父亲从来没有因为个人关系去走后门，把自己调动距离老家近点的学校，而是依然如故，根据组织的安排，让上哪儿就去哪儿。有时反而主动替领导着想，到其他老师不愿意去条件艰苦的地方工作，最明显的标志是离家越来越远了——南庄、魏营、红庙等校，离家都在十几里以上。父亲以教书育人为神圣使命，办公室经常挂着自己书写的座右铭——“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由于母亲常年疾病缠身，我及老四身体素质也较差，家里农活较重，父亲虽受拖累，却没有丝毫耽误教学工作。记得在陈营教学时期，有一段时间，母亲病情严重，父亲往往是请了医生、抓了汤药，安排好家里，赶紧去学校。有一天，母亲实在忍受不了，让不到六岁的我去远在三里外的大队部打电话，当我打完电话（当然是大队干部代劳）回到家里时，父亲不仅从学校赶了回来，而且请来了医生。小时候，我的体质较弱，经常发烧，甚至昏厥，有一次肚子疼得厉害，父亲从学校赶回来后立即背上我就向卫生院跑，到乍曲（老街）卫生院时累瘫在地上，使出浑身力气喊“救命”，引起医生重视，使我得到迅速救治。 父亲精心培育五个孩子成才，经常鼓励孩子们树立理想，要有所追求。他经常念叨，希望每个人各有所长，老大当军官、老二艺术家、老三当医生、老四当司机、老五营业员（当时吃香的几个工作：白大挂、方向盘、绿军装、营业员），唯独没有想过让哪一个让孩子当老师，可见他对教师这一行业辛苦程度的认知。对每个孩子的特长，因材施教，分别对待。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当时尖子生都集中在魏营学校，父亲利用到县里开会的机会，给我买了一本《中学语文词汇》，对我的语文学习帮助很大。生活上关心，记得有一天，在南庄教学的父亲，赶上村里杀猪，割了半斤大肉，给我送来。当时猪肉是一个稀罕物，只有过年时才能见到，当时我在魏营住校，自己做饭，从来没有炒过肉，好像是丢在饭锅里煮熟了来吃的。在我1996年考上农业大学的时候，父亲十分自豪，逢人就说。当时村里有人不理解“学农业怎么还要上大学，祖祖辈辈没有上大学，庄稼不也种得好好的？”父亲不与他们计较，一笑了之。当时民间有一种说法：考上大学穿皮鞋，回家种地穿草鞋。父亲为了鼓励我，特意到师岗街花了半月工资（二十元），给我订制了一双皮鞋，那双鞋一直穿到我上班以后。 父亲热心为乡邻办事。由于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每年春节，全村的对联几乎都由他包了，一年春节期间，总要忙上两三天的。凡是大家有要求的，一律来者不拒，有的家庭没有识字的不会贴对联，他写好后还要帮助人家贴上。村里有家孩子调皮，不肯正经上学，父亲就带他到自己任教的学校去，精心辅导。 父亲一年到头两头忙，一头忙事业，一头忙家庭。全家孩子都要上学，家中劳动力少，只有母亲一人出工，干了一天活，只能记7分（男劳动力10分），造成年年缺粮，父亲一年的工资收入有一半要交给队里买粮食了，父亲总不气馁，始终以乐观的态度对待。1970年与爷奶分开单独生活之后，父亲自筹木料，自己脱坯，找人打墙，盖起了三间屋架房，使一家人第一次有了宽敞的安身之地。考虑到孩子多的实际，之后的十余年间，父亲脱坯盖了两间偏房，并先后到庵沟、北沟炸山拉石，积累建房材料。1985年，孩子们大了，三间主房住着已经显得拥挤，父亲铆足了劲，把垒好的院墙扒了，硬是把村子西边的污水坑填了，建了三间砖屋。父亲一生注重栽树，改善生态，营造生活小环境。根据杨树易成活、生长快、木材好的特点，在门前广植杨树，目前门前的杨树已经不小了。既能纳凉，又能成材，一举两得。同时在院子里种了枣树和黑子树，把小院子整理得生机盎然。寒暑假时间，是全家最忙碌的时候，一年两茬庄稼，种子、化肥、种植、收获.......样样都要操心，特别是没有机械，没有哪一样农活是轻松的。尤其是割麦季节，最是紧张，一镰一镰割下来，打成捆，装车运到场里，打晒贮藏，一季下来，人们都要瘦好几斤；收秋季节，刨红薯，切薯片，凉晒收藏，最怕阴雨天气，半夜睡觉都得睁只眼睛，一旦发现有雨，全家立刻起身，抓紧把半干的薯片集中起来，第二天晴了，再分开摆放，直到凉干。一张小小的薯片，不止让人摆弄了多少次。父亲对此从未厌烦过、抱怨过。大学期间，有一次写信，父亲提到：“岁数大了，力不从心了，庄稼活能干多少是多少吧。”其中包涵了诸多辛劳、诸多无奈。 父亲一生没有走出河南。只有一次郑州之行，还留下了诸多遗憾。1986年我考上了河南农业大学，父母相约一块儿去郑州看看，终于在1997年的春天成行，这是父母出过的唯一一次远门。在郑州市区跑了两天，住了一宿，无非是逛逛街、看看商场，没有舍得买什么东西。好在我借了一部120相机，虽说落后，毕竟留下了几张黑白照片。第二天说是去看刚刚建成的黄河大桥，从紫荆山百货大楼到花园路坐九路车，谁知等了半天，竟没有一辆车来，母亲怕我作难，就说算了。父亲幽幽地说：“不到黄河心不死啊，呵呵！” 父亲一生心态平和，从未过高要求。我1990年大学毕业之际，当时有两个好的选择：一是留在郑州编《河南农业》杂志；二是去洛阳市二商局下属单位工作。征求父亲意见，父亲说：“回来吧，我看在县城工作就不错。”当我揣着派遣证回到内乡，父亲与我蹲在县畜牧局对面好久好久，父亲说：“能在这儿上班，值了。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工作啊！”没有想到，两年之后，父亲的最后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 父亲一生俭朴，唯一的奢侈品，也是工作的必需品，就是年轻时花了一百多元买的一块瑞士手表，父亲戴了几十年，到老也不曾换掉。可惜的是，已经老的不成样子的这块手表，竟被人偷了。父亲没有留下什么财产，到走时工资也才210元，最后的丧葬费也为孩子上大学交了学费，可是父亲却培养了五个孩子全部成才，老大职级至县团级，老二、老三也都是正科级（通常县里称的局级），老四、老五是高级教师，更重要的是留下了无尽的精神财富。如今子孙满堂，虽说分散在各地，可也都拥有了自己的房产，甚至买了小轿车，看到这些，父亲也该含笑九泉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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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3-1-29 16: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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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0-20 15:3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