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舜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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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帝与舜帝陵》　　加入时间：2012-7-17 10:49:00　　admin　　点击：149

第二章　舜帝身世 　　 舜帝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从他的出生、家庭、行迹，到他被尧帝选拔任用，最后成为中国上古五帝之一，无不具有传奇色彩。本章着重就舜帝的世系、地望、家庭、生卒、行迹及有虞氏图腾等方面的问题，做一些研究与介绍。 第一节　世系 《史记·五帝本纪》载：“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按照司马迁的记载，舜帝名叫重华，属有虞氏，是黄帝后裔。从昌意到虞舜，已经是第八代了。昌意为黄帝之子。因此，从黄帝到舜帝，已经是第九代了。也就是说，舜帝是黄帝的第九代孙。虽然舜帝是黄帝后裔，但是从穷蝉直到虞舜，都已经不再是贵族，而只是一般平民了。这些就是我们从司马迁那里可以得到的舜帝世系资料。 那么，舜帝世系资料是否只有这些？司马迁对舜帝世系的记载是否准确？首先应当看到，司马迁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他写下的舜帝世系是经过严格考证的，因而是可信的、准确的。其记载与《世本》、《礼记》大体上是一致的。此后很多古籍如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宋罗泌《路史》等，多采用司马迁的说法。同时必须看到，从舜帝到司马迁，时间已经过了二千多年，加上尧舜时期至夏代，还没有比较完整的文字资料记载这些上古圣人的世系，上古圣人的世系完全是凭着后人传说整理而成，这就不免会有错漏，或者会有不同说法。笔者在研究中发现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一、舜帝先祖是否还有其他人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舜帝的先人就是《五帝本纪》中所列的昌意、颛顼、穷蝉、敬康、句望、桥牛、鼓叟。此前的《世本》、《大戴礼记》等古籍，虽然在个别人物的名字上与《五帝本纪》有点差别外，与司马迁所列的舜帝世系基本上是一致的。《帝王世纪》、《路史》等有影响的古籍，均采用司马迁的说法。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从颛顼到瞽叟，舜帝的先祖还有一个虞幕。这样，从颛顼到瞽叟就不是六代而是有七代了，舜帝就不是黄帝的第九代孙而是第十代孙了。也有的认为，从颛到瞽叟为六代，但是有虞幕而无句望，或者说虞幕与句望为同一个人。笔者认为，不管虞幕与句望是否为同一个人，舜帝的先祖中应当有虞幕这个人。因为在舜帝先祖的很多事迹中，都有虞幕其人。缺少了虞幕，就缺失了很多环节。 　　二、舜帝是否黄帝后裔 有虞氏发源于燕山一带，以后逐渐南迁，到达山东、河南一带。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虞氏都生活和活动在这一带。在远古时期，这一带属于东夷范围。理所当然，有虞氏属于东夷部族。因此，孟子说舜帝是“东夷之人”。这是有道理的。 但是，司马迁把舜帝看成黄帝后裔，也是事出有因。因为有虞氏部落到了舜帝的先祖虞幕时，正好与黄帝部族的颛顼同时，而且虞幕还被颛顼委以重任，即掌管田猎的官员。这样，有虞氏就将虞幕和颛顼作为自己的共同祖先，也并非不可能。后来，舜与黄帝后裔的帝尧二女通婚，舜的后裔就不仅有东夷有虞氏血统，而且有了西戎轩辕氏的血统。因此，有舜氏后裔将舜帝归入黄帝后裔，把自己看成是黄帝后裔，也就不难理解了。 历史上的华夏族和后来的汉族，都把黄帝作为自己的共同祖先，都自称为炎黄子孙。实际上，华夏族也好，汉族也好，其族属来源是非常复杂的，并非是炎帝和黄帝两个人生下了这么多的后代，而是由于古代诸多不同氏族部落不断地加入到炎黄集团，成为炎黄集团的成员。这样，炎黄集团的人就越来越多。不管来自哪个方面的氏族部落，在加入到炎黄部落后，都以炎黄作为自己氏族部落的祖先。即使炎黄部族本身的形成也是如此。炎帝族本来属于西戎部族，神农族本来属于南蛮部族，炎帝族与神农族融合后，炎帝神农氏成为占据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其后裔就将炎帝与神农作为自己的共祖。黄帝部落原本属于西戎部族。在东迁过程中，与炎帝神农氏相遇，发生了大规模的部属战争。经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阪泉之战，黄帝打败了炎帝，两大族群融合成为占据中原地区的新部落联盟。由于黄帝族是胜利者，炎帝族是失败者，因此黄帝族在新的部落联盟中占据主导地位。两大部族融合后，其后裔就将炎帝和黄帝作为自己的共同祖先，自称为“炎黄子孙”。由于炎黄的后裔都自称为炎黄子孙，那么他们的始祖炎帝和黄帝也就称为兄弟，黄帝的母亲也就成为炎帝和黄帝二人的共同母亲。后来，又陆续有诸多部族通过战争等方式，先后被融入到炎黄集团中来。按照加入到炎黄集团的年代，比黄帝年代晚，与黄帝儿子辈同时代的，就成了黄帝的儿子。如少昊，是百分之百的东夷部族人。由于少昊与黄帝之子昌意是同时代的人，其后裔与黄帝族融合，也就把自己的祖先少昊看成是黄帝之子，而少昊也就成为昌意的兄弟了。 从以上情况看，舜帝虽然不是黄帝的嫡传后裔，但是由于其先祖虞幕与颛顼同时代，且为颛顼手下掌管田猎之官，其后裔也就尊颛顼与虞幕为有虞氏的共祖。特别是到了尧舜时代，尧帝为了部落的利益，与有虞氏部落进行了一场政治联姻，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帝。这样，舜帝的后裔就真正有了黄帝族的血统，成了真正的黄帝后裔。因此，司马迁将舜帝列为黄帝的第九代孙，也是有其道理的。 第二节　地望 舜帝是哪里人？出生于何地？对于这个问题，历来颇有争议，众说纷纭。春秋以前，舜帝地望在文献典籍上没有明确记载。最先见诸典籍，是《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近四百年以后，西汉史学大家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说：“舜，冀州之人也。”这是舜帝地望第二次见诸典籍。由于孟子与司马迁的说法不太一样，孟子说舜帝“生于诸冯”、“东夷之人”，司马迁则说舜帝是“冀州之人”，从而引起了后人对舜帝地望的无休止争论。归纳起来，后人对舜帝地望大体有以下五种说法，即山西垣曲说、山西永济说、山东诸城说、山东荷泽说、河南濮阳说。这五种说法，说到底，都是从孟子与司马迁的说法中派生出来的或衍生出来的。山西垣曲、永济在先秦时期属冀州，于是有人就将山西垣曲说与山西永济说归于司马迁的冀州说。而山东诸城、荷泽、河南濮阳等，在上古时代属东夷之地，于是有人将这三种说法归于孟子的“东夷说”。实际上，事情并非这么简单。要搞清楚舜帝地望，还是要从孟子的“东夷说”与司马迁的“冀州说”入手进行研究与探讨，搞清楚与舜帝出生地有关的四个地名：东夷、冀州、雷泽、诸冯。 一、东夷在哪里？ 史家将上古时期活动在中国境内的氏族部落划分为六大部族。活动于西部的氏族部落称之为西戎，东方氏族部落称之为东夷，北方氏族部落称之为北狄，南方氏族部落称之为苗蛮或南蛮，东南沿海地带的氏族部落称之为百越，西南地区的氏族部落称之为百濮。这种划分，是以上古时代山西南部一带为中心点的。但是，这些称谓，这些地理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变化着。如东夷是中国古代对东方各族的泛称。但是，“夷”、“东夷”又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地理概念。夏商周三代，已经有了“九夷”之称。郭璞《尔雅注》：“九夷在东。”这就是说，先秦时期的“九夷”对东方部族的分布范围划分得更细了，但仍然限于对东方部族的称谓。而到了汉代，夷所指范围就发生了变化，比先秦时期有所扩大，有时也用以泛指四方的少数民族，如总称西南少数民族为“西南夷”。 孟子说舜帝是“东夷之人”，很显然就排除了舜帝出生在山西境内的可能。有一种看法认为，从孟子所言看，在春秋时期，将“东夷”帝舜与“西夷”周文王并举，显然不是把“东夷”作为专有名词使用，而是指周王朝都城镐京（今西安）之外的区域——镐京方圆五百里以外皆称“夷”。因此，持这种看法的人将京都以东称“东夷”，京都以西称“西夷”，并说山西垣曲、永济在镐京东千余里，亦可称“东夷”。这种看法看似有理，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尧舜时期的政治活动中心是在今山西南部，当时这里是不会称夷的。夏代的都城曾建于阳城（今河南登封东）、斟鄩（今河南登封西北）、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这些地方肯定是不会被称之为“夷”的。商代的都城始建于亳（今山东曹县南），曾多次迁移，最后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但无论怎样迁都，其都城均在山东、河南、山西一带。如果按照都城方圆五百里以外皆称夷的说法，即使山西南部在商代能够称“夷”，恐怕也只能算“西夷”，而不能算孟子所说的“东夷”了。到了周代，西周的都城在镐京（今陕西西安南沣水东岸）。因此有的就说这个时期的“山西垣曲、永济在镐京东千余里，亦可称为‘东夷’”。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西周时期，镐京方圆五百里以外的区域是否皆称为“夷”，东方的叫东夷，西部的叫西夷？夏、商、周三代的“夷”，是东方氏族部落的泛称，也叫“东夷”。特别是商代以后，对东方氏族部落的划分越来越细，因此又有“九夷”之说，而“九夷”仍然是指“东夷”，并非他指。直到汉代以后，才将“夷”的概念扩大到其他地方，于是才有了“西南夷”一类的称谓。其二，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孟子（约前372－前289）是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而且是生活在战国时代的人。然而，周幽王于公元前771年为犬戎所杀，周平王于第二年（前770）就已经将都城东迁到洛阳。此后的周王朝，史称东周。东周王朝的前期称为春秋时期，后期则称为战国时期。孟子生活的年代已属战国晚期。东周王朝于公元前256年为秦所灭。这就是说，孟子在世时，东周王朝尽管已经风雨飘摇但仍然存在。这时的东周都城是在洛阳，孟子当然也是清楚不过的。而这时期的山西垣曲、永济，是在洛阳以西千余里，当然也就不可能将其称之为“东夷”了。同时，由于孟子是邹人，他对于什么是东夷应当是很清楚的。也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孟子所说的东夷是以镐京为中心的。这也可能是一厢情愿。从夏代至战国，时间近二千年。作为一个生活在东夷范围的孟子，为什么不以夏代都城和商代都城为中心来划分东夷、西戎，也不以自己所生活时代的东周都城洛阳不中心来划分东夷、西戎呢？为什么偏偏要以只存在了二百多年的西周王朝都城镐京为中心，把山西南部划入东夷范围之内呢？ 综上所述，“东夷”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在先秦时期都是比较清楚的，即是指太行山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及今山东、安徽和苏北一带。虽然东夷所指范围在不同时代有所变化，但这一基本范围是比较确定的。退一步讲，东夷所指范围无论怎样变化，都轮不到把山西南部称为东夷。换句话说，山西南部包括垣曲、永济，无论如何不在东夷范围之内。因此，舜帝无论如何不是出生于山西南部的。 二、冀州在哪里？ 冀州为古“九州”之一。《尚书·禹贡》中的冀州，西、东、南三方都以当时的黄河与雍、豫、兖、青等州为界，指今山西和陕西间黄河以东、河南和山西间黄河以北、河北东南地区。《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州。”《周礼·职方》：“河内曰冀州。”汉武帝时，全国设十三刺史部，冀州为其中之一。辖境相当于今河北中南部、山东西端及河南北端。 有的认为，山西南部古属冀州。司马迁说舜帝是冀州之人，因此舜帝就是山西南部地区的人，或者说得更具体一点舜帝就是今山西垣曲或永济的人。这种看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古之冀州包括山西南部，这确实没错。但是必须看到，冀州并非仅仅是指山西南部。上古至先秦时期，今山西和陕西间黄河以东、河南和山西间黄河以北、河北东南地区，均属于古代冀州范围。到了汉代，冀州的地域在为缩小，只有今河南北部、河北中南部和山东西部一带地方。司马迁说舜帝是冀州之人，并无具体所指，未说舜帝是山西人，也没有说舜帝是河南人或山东人。如果他所说的冀州是指先秦时期的冀州，那也不是确指山西南部地区；如果他所说的冀州是汉代的冀州，这时的冀州根本就不包括山西南部地区。因此，司马迁说舜帝是冀州之人，只是说冀州这样一个大地名。如果把司马迁的这句话，作为舜帝出生于山西垣曲或永济的依据，显然是没有多大说服力。 从孟子说舜帝是东夷之人，到司马迁说舜帝是冀州之人，好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但只要仔细地分析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他们所说的实际上是一回事。如果把古代的东夷范围与古代冀州范围叠到一块，我们就会发现，东夷与冀州有一块比较大的地方是重叠的。这个重叠的地方，可能就是舜帝的出生地。这个重叠的地方在哪里？就在山东西端、河南东北角、河北东南一带，即今之山东荷泽、河南濮阳、河北邯郸一带。因为这一带是东夷与冀州重叠的地区，既属东夷，也属冀州，把这里叫做东夷地区是可以的，把这里叫做冀州也没有错。如果孟子和司马迁所指的都是这一区域，那么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一致的。 三、雷泽、姚丘在哪里？ 很多古代文献都提到与舜帝出生相关的两个重要地名，即雷泽和姚丘。《竹书纪年》载：“帝舜有虞氏，母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丘。”《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渔雷泽。”《索隐》引皇甫谧云：“舜母曰握登，生舜于姚墟，因姓姚氏也。”《括地志》：“姚丘在濮州雷泽县东三十里。”《水经注》：“雷泽东北有姚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那么，雷泽何处？姚丘何方？由于舜帝后裔人数众多，遍布全国各地和很多国家与地区，为纪念祖舜帝，就把雷泽、姚丘这些地名带到了各个地方。因此，雷泽、姚丘之类的地名，在全国各地都有。但是真正的雷泽、姚丘在什么地方？或者说最初的雷泽、姚丘在什么地方？笔者认为，就在山东荷泽市的鄄城一带。 雷泽是一个古泽名，又名雷夏。《尚书·禹贡》：“雷夏既泽。”泽是聚水的洼地，湖泊、沼泽均可以称之为泽。如古时的云梦泽，就是现在的洞庭湖及其周围地区，包括今湖北荆州一带。由于气候的变化，过去的很多湖泊、沼泽都消失了。雷泽也是一样，唐代尚见于记载，但此后就干涸消失了。因此，雷泽在什么地方，就只有通过考证才能确定了。隋开皇十六年（596）置雷泽县，因雷夏泽得名，治所在今山东荷泽东北。金贞元二年（1154），雷泽县废入鄄城县。而姚丘是与雷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姚丘也应当在雷泽一带，或者说在鄄城一带。《括地志》载：“姚丘在濮州雷泽县东三十里。”《括地志》所说的雷泽县属濮州，而现在的鄄城属荷泽，这是由于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变更所至。秦始皇五年（前242）置东郡，治所在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西汉时辖境相当于今山东东阿、梁山以西，山东郓城、东明、河南范县、长垣北部以北，河南延津以东，山东茌平、冠县、河南清丰、濮阳、滑县以南地区。晋咸宁三年（277），改东郡置濮阳国，治所在濮阳（今河南濮阳县），辖境相当今河南滑县、濮阳、范县、山东郓城、鄄城等地。西晋末除国为郡。北魏郡治鄄城（今山东鄄城北）。隋开皇十六年（596），改濮阳郡置濮州，治所仍在鄄城。隋大业初废，唐武德四年（621）复置。辖境相当于今山东鄄城及河南濮阳南部地区。清代，濮州不辖县。1913年，改濮州为濮阳县。这样，秦至西晋，东郡、濮阳郡（国）的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北魏至明清时期，濮阳郡、濮州的治所在今山东鄄城。1913年，除州为县，称濮阳县，属河南。因此，《括地志》说雷泽县属濮州是正确的。而现在河南的濮阳与历史上的濮州是两个不同概念。从河南濮阳方面说，历史上的雷泽属于濮州，1913年除州为县，说雷泽属于濮阳，有一定道理；说舜帝出生在雷泽之姚丘，是濮阳人，当然也有一定道理。从山东荷方面来说，历史上的雷泽县，已于金贞元二年（1154）废入鄄城县，鄄城又是北魏以后的濮阳郡和濮州的治所，现在的鄄城属荷泽，雷泽理所当然地属于荷泽；舜帝出生于雷泽之姚丘，说舜帝是荷泽人，是天经地义之事。撇开现在的争论不谈，就历史而论，舜帝地望应为鄄城一带，扩大一点范围来说，舜帝地望在今山东荷泽一带。 四、诸冯在哪里？ 《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是“东夷之人”。在孟子的说法中，“东夷”与“诸冯”是连在一块的地名，东夷是大地名，诸冯是小地名，诸冯是在东夷的范围之内。杨伯峻注曰：“诸冯，传说在今山东荷泽县南五十里。”有的说诸冯在山西。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山西三·平阳府》：“又诸冯山，在县东北四十里，《孟子》云舜生诸冯，盖即此。”《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则采用了这两种说法：“诸冯，山东荷泽县南50里，相传即舜生处，即今诸城县。又山西垣曲县东北50里有诸冯山。”已如前述，我们可以将诸冯从山西排除出去。一个最简单的原因，山西一带不在古代“东夷”范围之内。山西垣曲、永济以及洪洞等地有着大量与舜帝相关的地名。垣曲因有诸冯山，就说舜帝出生在垣曲；永济也有姚墟，有古称诸冯村的舜帝村，还有“舜井”、“舜庙”，就说舜帝出生在永济；洪洞也有一个村叫“诸冯村”，于是就说舜帝出生于洪洞。这些说法都是不科学的。由于永济蒲坂是舜时的国都，永济、垣曲、洪洞等地是舜帝活动过的地方，或者是舜帝后裔居住过的地方，这些地名都是舜帝后裔为纪念舜帝而起用的。因此，这些地名并不能说明舜帝就出生在这里。也有学者认为，“诸冯”即“诸城”，舜帝出生地就在今山东之诸城。他们的依据是，有虞氏部落属东夷族群，而“东夷”这一族群的活动范围正在今天的山东与苏北地区，今山东诸城正好位于这一范围之内。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有虞氏原是一个以狩猎为生的部落。如果舜帝出生在黄海之滨的诸城，就会向渔猎为主的海洋文明发展，而不会爬山涉水，远行三四千里，跑到山西南部向农耕文明发展。因此，我们认为帝舜生地在今山东荷泽一带。这里既属于东夷范围，又属冀州之地。荷泽至鄄城一带，还是古雷夏泽（雷泽）所在地，隋至宋金时期，还设立了雷泽县。荷泽县南50里的地方还存在过一个与诸冯有关的诸城县。所有这些表明，诸冯就在今山东荷泽一带，这一带就是舜帝的出生地。 →潇湘文学与文化研究→张泽槐文集→《舜帝与舜帝陵》http://lib.huse.cn/lzy/news_view.asp?newsid=6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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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帝陵大事记 虞 舜帝南巡，崩于苍梧，葬于九疑。 夏 禹南巡，至衡山，筑紫金台，望九疑而祭舜。 春秋 楚灵王筑章华台，“以象帝舜”。 战国 《山海经》载：“兕在舜葬东，湘水南。”“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湘水出舜葬东南陬。” “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 楚怀王时，屈原作《九歌》，中有《湘君》、《湘夫人》篇，以祭祀娥皇、女英；《离骚》中也有“济沅湘以南征，就重华而陈词”、“ 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迓并”句。 秦 始皇三十七年（前210），秦始皇出游，至云梦，望祀九疑山舜帝陵。 汉 文帝十二年（前168），标有九疑山舜帝陵的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随长沙国大将利豨下葬（位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1972年发掘出土）。 元朔四年（前125），司马迁到九疑山考察，寻访舜帝陵，后来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下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的千古定论。 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南巡至盛唐（今宜昌一带），望祀九疑山舜帝陵。 孺子婴居摄元年（6），王莽下令于九疑修建“虞帝园”。 汉章帝时（75－83），零陵郡文学奚景游九疑至何侯石室，得玉琯十二支献于朝廷。 中平年间（184－189）文学家蔡邕游九疑，作《九疑山铭》。 三国 文帝时（220－226），曹植作《帝舜赞》。 刘劭撰《皇览》载：“其山九溪皆相似，故曰九疑。” 南北朝 南朝宋永初三年（422），武帝刘裕遣官张邵、颜延之赴九疑祭舜，留有祭文，系颜延之撰。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撰《水经注》，载介九疑：“蟠基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罗岩九举，各导一溪，岫壑负阻，异岭同势，游者疑焉，故曰九疑山。” 北魏文学家温子昇至九疑祭舜，作《舜庙碑》文，为舜帝陵庙有记载的第一碑。 唐 武周时，宋之问贬钦州，绕道游九疑，作《舜祠》。 开元六年（718），唐玄宗遣大臣张九龄赴九疑祭舜，作《祭舜庙文》。 玄宗、肃宗时，诗人李白三游九疑，作《悲清秋赋》、《远别离》等。 元和二年（807），永州司马柳宗元随刺史冯叙至九疑祭舜，作《舜庙祈晴文》。 宋 乾德六年（968），宋太祖敕令每一个九疑山舜庙，诏命三年一祭。 天禧四年（1020），寇准贬道州司马，游九疑山，题“观止矣”于紫霞岩。 绍圣元年（1094），苏轼谪海南，经九疑，作《九疑吟》。 明 洪武三年（1730），朱元璋遣使访绘九疑山舜陵图。翌年遣翰林编修雷燧祭舜陵，将舜帝陵庙从玉琯岩迁至舜源峰下。 永乐元年（1403），成祖遣翰林编修杨溥赴九疑祭舜。 洪熙元年（1425），仁宗遣官赴九疑祭舜。 宣德元年（1426），宣宗遣翰林修撰曾鹤龄赴九疑祭舜。 正统元年（1436），英宗遣行人司行人雷复赴九疑祭舜。 景泰元年（1450），代宗遣尚宝司卿朱礼赴九疑祭舜。 天顺元年（1457），英宗遣尚宝司卿凌信赴九疑祭舜。 成化元年（1465），宪宗遣中书舍人解祯赴九疑祭舜。 弘治元年（1488），孝宗遣中书舍人欧阳哲赴九疑祭舜。 正德元年（1506），武宗遣中书舍人于聪赴九疑祭舜。 嘉靖元年（1522），世宗遣翰林编修尹襄赴九疑祭舜。 隆庆元年（1567），穆宗遣太常寺少卿王凝赴九疑祭舜。 万历元年（1573），神宗遣兵科经事中张楚城至九疑祭舜。 万历三年，修缮舜庙。 崇祯十年（1637），地理学家徐霞客于三月二十三日至四月一日游历九疑山，写下近万字的游记。 南明隆武永历间，唐王遣中书舍人邝露赴九疑山祭舜。 清 顺治八年（1651），世祖遣侍读学士白谦允赴九疑祭舜。 康熙七年（1668），宗人府丞高珩奉诏至九疑山祭舜。 康熙二十一年，督捕理事官魏双凤奉诏至九疑山祭舜。 康熙二十七年，詹事府詹事舒书奉诏至九疑山祭舜。 康熙三十五年，太仆寺少卿王绅奉诏至九疑祭舜。 康熙四十二年，通政司左通政张格奉诏至九疑祭舜。 康熙四十五年，修葺舜庙。 康熙四十八年，通政司左通政戴璠奉诏至九疑祭舜。 康熙五十二年，通政司左通政罗占奉诏至九疑祭舜。 康熙五十八年，翰林院编修惠士奇奉诏至九疑祭舜。 雍正元年（1723），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金应璧奉诏至九疑祭舜。 雍正二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汝谷奉诏至九疑祭舜。修葺舜庙。 乾隆元年（1736），朝廷盛修舜帝陵庙。 乾隆二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吴金奉诏至九疑祭舜。 乾隆十四年，大理寺少卿陈世烈奉诏至九疑祭舜。 乾隆十七年，大理寺卿李世倬奉诏至九疑祭舜。 乾隆二十年，大理寺卿罗源汉奉诏至九疑祭舜。 乾隆二十五年，礼部侍郎程景伊奉诏至九疑祭舜。 乾隆二十七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董邦达奉诏至九疑祭舜。 乾隆三十七年，皇帝遣户部左侍郎范时纪赴九疑祭舜。 乾隆四十一年，皇帝遣内阁侍读学士欧阳瑾赴九疑祭舜。 乾隆四十五年，皇帝遣詹事府詹事梦吉赴九疑祭舜。 乾隆五十年，皇帝遣礼部左侍郎庄存与赴九疑祭舜。 乾隆五十二年，皇帝遣内阁学士傅森赴九疑祭舜。 嘉庆元年（1796），衡州协台徐锟代荆州左翼副都统成德奉诏至九疑祭舜。 嘉庆五年，遣国子监祭酒玉麟赴九疑祭舜。 嘉庆十四年，皇帝遣理藩院右侍郎策丹赴九疑祭舜。 嘉庆二十四年，皇帝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韩鼎晋赴九疑祭舜。 嘉庆二十五年，道光元年（1821），七克唐阿两次以荆州副都统职奉诏赴九疑祭舜。 道光九年，皇帝遣镇䘀镇总兵陈阶平赴九疑祭舜。 道光十六年，湖南绥靖镇总兵李约文奉诏至九疑祭舜。 道光二十六年，永州镇总兵英俊奉诏至九疑祭舜。 道光三十年、咸丰二年（1852），荆州副都统官文两次奉诏至九疑祭舜。 咸丰十年，湖南布政使文格奉诏至九疑祭舜。 同治元年（1862），湖南布政使恽世临奉诏至九疑祭舜。何绍基书碑。 同治三年，知县王光斗立《奉宪禁采》碑于舜陵内。 同治十二年，湖南永州镇总兵朱洪章奉诏至九疑祭舜。 光绪元年，荆州副都统穆克德布奉诏至九疑祭舜。 光绪十四年、十五年，永州镇总兵韩晋昌两次奉诏至九疑祭舜。 光绪十六年、三十一年，荆州副都统德禄两次奉诏至九疑祭舜。 光绪二十九年，湖南按察使黄建笎奉诏至九疑祭舜。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6年，九疑山舜帝陵庙列为湖南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1年，乐天宇教授自费创办新中国第一所民办高校――九疑山学院。同年11月13日，萧克将军来九疑山谒舜帝陵。 1992年2月，国家林业部批准九疑山为国家森林公园。 同年，萧克将军给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写，提出修复舜帝陵。 1993年3月25日，抢修舜帝陵庙工程在九疑山舜源峰下隆重举行。2000年2月竣工。 1997年春节，96岁高龄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手书《至孝千秋一德，笃亲万里同风》一联，赠与九疑山舜帝陵。 2003年12月，国家文物局批准对玉琯岩古舜帝陵庙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2004年9月17日，湖南省九嶷山舜帝陵基金会在长沙成立。 同年9月25日，舜帝陵基金会与世界舜裔宗亲联谊会联合举行祭舜大典。 2005年9月15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在九疑山舜帝陵举行第一次祭舜大典。 2008年，玉琯岩古舜帝陵庙遗址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9年9月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在九疑山舜帝陵举行第二次祭舜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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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帝陵园简介

舜帝陵位于湖南省宁远县境内的九嶷山北麓，距县城30公里。

舜帝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上古五帝之一。《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陵冢始建于夏。三代时建舜庙于九嶷山下之大阳溪。秦汉之际，陵庙合而为一，迁建于玉琯岩。明洪武初，迁建于今址舜源峰下。晚清民国时期，由于年久失修，舜帝陵庙几近废圮。改革开放后，萧克将军倡修舜帝陵。陵庙现存建筑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重修，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入新世纪后，又斥巨资扩建舜帝陵园，形成现在的规模。

舜帝陵园占地439亩。陵园分为陵区与园区两个部分。陵区由神道、祭祀广场、山门（祭祀殿）、午门、正殿、拜殿、寝殿等组成，区内还有钟楼、鼓楼、树化玉、祭文碑等景物。园区由大门广场、图腾九柱、舜帝南巡浮雕、历代帝王祭舜浮雕、历代名人咏舜浮雕、江泽民题词碑亭、明德广场、牌坊、金水桥、崇圣园等组成，还有二妃井、舜井、观象台等诸多景物。

自从舜帝南巡，崩葬于九嶷山后，九嶷山就成为谒陵祭舜的圣地。大禹、秦始皇、汉武帝等，均曾望祀九嶷山舜帝陵。魏晋以后，相沿成袭。特别是明清时期，历代封建帝王每逢国家大事，均要派遣朝廷大臣前往九嶷山拜祭舜帝陵。非官方祭祀活动更是年年不断。改革开放以来，祭舜活动重新兴起。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人民政府先后多次举行了祭舜大典。

2002－2004年，经考古发掘，在九嶷山玉琯岩前发现了秦汉至宋元时期的舜帝陵庙遗址，面积达32000平方米。该遗址已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正在建设古舜帝陵遗址博物馆。

英文舜帝陵园简介

目录

舜帝陵庙变迁

舜帝陵园概貌

舜帝生平简况

舜帝南巡遗迹

舜帝卒葬记载

古代祭祀概述

舜陵诗文选录

陵庙遗址发掘

九嶷古迹胜景

舜帝陵大事记

英文目录

舜帝陵庙变迁

舜帝崩葬于九疑山以后，其陵庙经历多次变迁。先秦时期，舜帝陵与舜庙是分设的，不在一处。秦汉以后，陵庙合一，定址于玉琯岩前。到了明代，迁舜帝陵庙于舜源峰下。

先秦时期的舜帝陵庙

先秦时期的舜帝陵，在九疑山三分石一带。当时，帝王驾崩，就地埋葬，不封不树，即不垒封土堆，不树标志。《易经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新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礼记》说：“古也，墓而不坟。”这样，时过境迁，舜帝陵墓的具体位置也就很难确定了。也有的认为，舜帝死后，实行天葬，无所谓陵墓。东汉文学家蔡邕就持这一观点。他在《九疑山铭》中说，舜帝“遂葬九疑，解体而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舜帝安葬在三分石一带。对此，古代典籍多有记载，其中尤以《山海经》记载最多，最为明确。《山海经·海内南经》载：“兕在舜葬东，湘水南。”“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王万澍《衡湘稽古》载：“夏后及群臣葬虞舜于何(侯)之九疑山……三峰(分)石深处有冢，有铜碑额，字不可识，传为帝冢。”

先秦时期的舜庙，建在九疑山下之大阳溪。《宁远县志》载：“舜陵在九疑山中，舜庙在大阳溪，盖三代时祀于此。其遗址在白鹤观前，土人呼为大庙。”这里的大阳溪，即今宁远县之大阳洞。当时的舜庙，应当比较宏伟。《国语·吴语》载，春秋时期楚灵王所建章华台，就是按照九疑山舜帝陵的地形地貌和舜庙的式样设计建造的。

秦汉至宋元时期的舜帝陵庙

秦汉之际，舜帝陵庙合一，位于九疑山玉琯岩旁。至于具体是何时合而为一的，现在尚不清楚，但至迟不会晚于西汉文帝十二年(前168)。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了两幅帛书地图，其中地形图上明确标绘了舜帝陵庙的位置在今九疑山玉琯岩一带，并为2002-2004年的考古发掘所证实。而西汉古墓的墓主利豨，是长沙国镇守南部边境的大将。他去世于公元前168年，那么随葬地图的绘制时间肯定要早于公元前168年。

到了新莽王朝，王莽为了称帝，宣称自己是舜帝的直系后裔。为此，他在孺子婴居摄元年(公元6年)采取了一系列大动作，在九疑山舜帝陵上大做文章。其中之一，就是下令在九疑山修建“虞帝园”，即把舜庙的规模扩大，规格提高，以便于皇家祭祀和陵园管理。他还特封舜帝后裔田丰为“虞帝园”世睦侯，专司九疑山舜帝陵庙的祭祀和管理事务。这是舜帝陵庙合一后有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维修和扩建。

东汉末年以后，由于战乱频仍，九疑山舜帝陵庙几经毁建，但都没有达到新莽时期的规模与水平。到了唐代，九疑山舜帝陵庙已经破败不堪。唐德宗广德元年(763)，著名文学家、诗人元结出任道州刺史，奏请朝廷同意，将九疑山舜庙迁至道州城廓。乾符年间(874-879)，长沙人胡曾代延唐(今宁远)令，请求朝廷同意，在玉琯岩前复立舜庙。但是，道州城廓的舜庙仍然保留。

宋太祖建隆年间(960-963)，检校太保、行道州刺史事王继勳，奉诏重修九疑山舜帝陵庙。这次重修，是在唐代舜帝陵庙的基础上进行的，保持了唐代舜帝陵庙的规格与规模，地址仍在玉琯岩前。据考古发掘，当时的舜陵庙占地面积约3.2万平方米，主要建筑有后殿（寝殿）、主殿（正殿）、前殿（献殿）、昭穆殿、配享殿、厢房夹室、亭榭。

明清时期的舜帝陵庙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派专人前往九疑山，走访查看舜帝陵，绘制舜帝陵庙图，为重修舜帝陵庙做准备。朝廷特使不仅绘制了舜帝陵庙图，还绘制了整个九疑山地形图，带回南京。在审查舜帝陵庙和九疑山地形图以后，朱元璋决定将舜帝陵庙迁建于舜源峰下，即现在的舜帝陵庙所在地。迁建的时间为洪武四年(1371)。明代舜庙的规模比唐宋时期小，占地2.1万平方米。正德十六年(1521)，永州推官王端之重修舜庙正殿，增设香亭三间、仪门三间、左右斋廊各三间。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雍正二年(1724)，均对九疑山舜帝陵庙进行过修葺。清乾隆年间，朝廷拨巨款进行扩建，规模更为宏伟。扩建后的陵庙规模为正殿三楹，后殿一楹，龙亭一座，拜亭一座，东西朝房各三间，大门一楹，两旁碑亭各一座。陵庙内古槠、香杉、红枫、翠柏交相掩映，整个陵庙庄严肃穆。

舜帝陵庙的修复

清末民初，由于国家积贫积弱，加上战乱不断，九疑山舜帝陵庙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特别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舜庙大殿遭到焚毁。直到民国三十一年，湖南省政府拨款3万元法币，修复舜庙正殿。限于当时财力，只在原址上建了一栋规模很小的民房，未能恢复明清时期的舜庙原貌。

1961年，毛泽东写下《七律·答友人》一诗。此后，九疑山舜帝陵庙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舜帝陵庙的保护与建设呼声日高。1992年，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萧克将军给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写信，提出修复舜帝陵庙，并为修复舜帝陵庙题词：“保护历史文物，开发九嶷山。”1993年，在第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湖南省副省长潘贵玉、零陵行署专员颜永盛等全国人大代表，向大会议案委员会郑重提交了《关于抢修舜庙，保护文物的议案》。1993年，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将舜帝陵列为全省首批重点抢修文物，在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对舜帝陵庙进行抢修。抢修工作于1993年3月26日 正式开始。1997年，正殿修缮竣工。2000年2月，午门、拜殿、厢房、神道、碑廊、金水桥、山门诸建筑修缮完工。整个建筑面积达10840平方米，完全恢复了明清时期舜帝陵庙的风貌。

舜帝陵园的扩建

舜帝陵庙修复后，海内外舜裔宗亲和广大游客接踵而至，舜帝陵庙很快就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要求。为此，湖南省人民政府2004年召开第28次常务会议，决定扩建舜帝陵园。舜帝陵园规划总面积29.1公顷(435亩)。总投资约6500万元，工程分两期进行。一期工程于2005年4月25日开工，投资2000余万元，增建祭祀殿、连廊、角楼、碑廊、厢房；原玉带桥三桥并为一桥，两旁新建拱桥各一座；新建祭祀广场、仪门及停车场。同年8月20日，一期工程竣工。二期工程于2008年4月17日开工。投资4000余万元，新建入口广场、图腾九柱、游客接待中心、陵园大门、主次干道、舜帝南巡群、历代帝王祭舜浮雕群与历代名人咏舜浮雕群、江泽民题词碑亭、明德广场、石牌坊、石仲翁二十二尊、观象台及公厕、围墙等。同时，新建停车场、水景、绿化园林十五万平方米，安装给排水、照明、音响等设施。2009年8月17日，二期工程竣工。

陵园建成后，同舜帝陵庙浑然一体，气势恢宏，面貌焕然一新。2009年9月7日，舜帝陵园举行了揭园仪式。

舜帝陵园概貌

舜帝陵园总面积29.1公顷（436.5亩），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陵园分为两个部分，即陵园区、陵庙区。

园区

园区总面积26.1公顷。园区前有一条南北向的九嶷大道。园区主要由大门广场、园区大道、明德广场、神道、祭祀广场、崇圣园等六大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内又有若干景观，共同组成为数众多的园区景观。

园区大门广场

广场总面积　　平方米。其主要景观有龙凤九柱、陵园大门、毛泽东《七律·答友人》诗碑、游客接待中心、停车场等。

--龙凤九柱。据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帛书地图标绘的九柱建造而成。九柱为五龙四凤，龙为华夏族图腾，凤为有虞氏图腾。五龙四凤象征中原华夏族群与东夷族群的融合。图腾柱体为花岗岩，每柱高　　米，基座高　　米，合计高　　米。

--陵园大门。大门左侧为竹简设计，上书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语：“（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大门右侧为湖南省政协原主席、舜帝陵基金会理事长王克英题写的“舜帝陵园”。

--毛泽东《七律·答友人》诗碑。位于陵园大门正中。碑由一块天然彩色石镌刻而成，碑的正面为毛泽东《七律·答友人》诗，背面镌刻郭沫若的文章《读毛主席新发表的诗词<七律·答友人>》。

园区大道

大道为园区主干道。大道两旁的主要景观有三组大型浮雕、江泽民题词碑亭、二妃泉、观象台等。

--三组大型浮雕。其一，舜帝南巡浮雕群，表现舜帝南巡事迹，由　幅浮雕组成。其二，历代帝王祭舜浮雕群，表现大禹、秦始皇、汉武帝等历代帝王祭祀舜帝的场景，由　幅浮雕组成。其三，名人咏舜浮雕群，表现屈原、蔡邕、李白等历代名人咏赞舜帝的场景，由　幅浮雕组成。

--江泽民题词碑亭。位于大道中段。碑亭内立江泽民题写的“九嶷山舜帝陵”碑，碑体为汉白玉，碑座为　　，碑高　米。

--二妃泉。此泉之水清澈甘冽。相传舜帝崩葬九疑山后，娥皇、女英千里寻夫来到九疑山，曾在此泉饮水，故名。

明德广场

广场之名源于《史记·五帝本纪》“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之说。广场周围有仪门、舜井、金水河、玉带桥等景观。

--仪门。进入舜帝陵的第一道门。仪门为石坊，高13.6米、宽18米，四柱，三间三楼，歇山式琉璃瓦顶，如意斗拱，坊上有二妃透雕和二龙戏珠透雕。中门净空宽8米，是全国石牌坊中净空跨度较大的石坊。

--玉带桥。按明代宫式设计。该桥由一座主桥和两座边桥组成，均为单孔石拱桥，长为12米，孔净跨5米，主桥宽12米。主格调为灰青式，保持了历史风貌。

神道

神道长200多米，全部用麻石块铺成。神道两边站立着石人石兽。石人为武翁仲、文翁仲；石兽为麒麟、马、狮、犀牛、龟、羊、象等。神道两边的石兽，主要作为表志物，象征着吉祥和驱除鬼怪。同时，麒麟仁兽又象征着舜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祭祀广场

2005年，为满足大型祭祀活动的需要，由山门和神道两侧扩建了祭祀广场。广场面积2.5万平方米，呈三级扇形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山门前祭祀台。平面形状为200米长的矩形。祭祀台是主祭人宣读祭文以及主席团就坐的地方，也是祭祀礼仪中表演祭祀舞的舞台。第二部分为祭祀中心广场，供主要陪祭人员就位。第三部分为社团代表祭祀广场，供社会团体、艺术方阵就位之用。第四部分为群众集会广场。祭祀广场全部由麻石铺成。广场各个部分及中间由道路进行分割和联系。

崇圣园

崇圣园位于广场和舜帝陵庙左侧，面积大约
" n) ]4 p  d0 ~8 {6 P+ u9 ^/ M, [0 Z2 ~平方米。其命名取敬崇舜帝之意。园内大体分为
7 t5 O+ r$ G, _5 q9 V, b% D5 P等
个部分。同时，园内正在规划建设祭祀碑林，将历代见诸记载的祭祀碑复制镌刻于园内，以供游客观赏。

陵庙

舜帝陵庙占地3公顷，建筑面积    平方米。主要建筑有山门(祭祀殿)、午门、拜殿、正殿、角楼、钟鼓楼、厢房、寝殿等组成。

山门

山门又作祭祀殿，为单檐歇山式建筑，砖木结构。大门平面阔五间，总宽16.8米、高10.68米，总进深12米，前后设有檐廊。前门正中有“舜帝陵”匾额。“舜帝陵”三字为隶书，取自陵碑。山门两侧卷棚顶廊道各长50米，廊道宽4.2米。山门外是矩形外边加半圆形的大台阶，为祭祀台，可用来表演上千人的大型祭祀舞蹈。

湘妃池

又称泪池。位于山门与午门之间的道路两侧，每侧一个，均为长30米、宽15米的矩形水池。相传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得知舜帝南巡崩葬于九疑山，于是千里寻陵。但是由于九峰相似，无从得知舜陵所在，二妃伤心痛哭不已，直至泪尽泣血，染竹成斑。后来，她们在返程中双双殉情于洞庭湖，成为潇湘女神，称为湘君。湘妃池既有消防作用，更有着对二妃的缅怀。

午门

午门是帝王宫殿中的正门，普通庙宇不设午门。舜帝陵庙为帝王庙宇，明代迁建时设此午门，专供御祭大典时，皇帝或钦命御祭大臣从中门出入。舜庙午门为宫门式三门城楼。城楼面宽20米、进深12米、高14米，有三孔拱形城门。正中城门上嵌石刻匾额，上刻楷书“午门”二字。城门上建有单檐歇山顶全木结构城门一座，朱梁黄瓦，翘角飞檐。

拜殿

拜殿为重檐歇山式全木结构清式建筑，建在高80厘米的花岗岩砌筑的须座上。殿宽24.04米，深18米，高14.95米，四周廻廊，屋顶覆盖黄色琉璃瓦。拜殿为祭祀大典时，备设祭品之处。殿门有对联：“至孝千秋一德，笃亲万里同风。” 对联为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撰写，寄寓了老先生倡导舜德、期盼统一的耿耿情怀。殿内墙上，挂有《史记》摘要木椟，摘录了《五帝本纪》中有关舜帝的文章。木柱上有对联：“大孝炳千秋功德同昭辉日月，仁恩周四海勋名永耀燦云天。”为菲律宾舜裔姚嘉熙所作。

正殿

正殿是舜帝陵庙的主殿，供祭祀用。殿宽36.6米，深18.8米，高16.5米，建在高1.8米的石砌须座上，重檐庑顶全木结构建筑。斗拱飞檐，四周为汉白玉雕花围栏。其浮雕内容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舜帝的故事，共有36块，除第一块“舜迹图”为故事封页外，每幅浮雕描述舜帝一段历史或一个传说故事。第二类为九疑山自然风光，包括舜源峰、娥皇峰、女英峰、玉琯摩崖、石枞迎客等，共27块。第三类为名人游九疑浮雕，包括“司马迁访九疑”、“蔡邕题九疑山铭”、“寇准游重华岩”、“徐霞客攀登三分石”等，共9块。第四类为民间头饰吉祥图案，主要用于护栏。在正殿前，有东西两座同样式的焚表炉。殿正中为舜帝塑像。历朝历代的舜庙正殿均供有舜帝塑像，秦汉时期是一尊拥琴高吟的坐像，明清时期是一座慈目老人之坐像。现在的塑像是1988年，由中国亲家协会吉信和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创作研究所雕塑家吴慧中创作。正殿内还有六幅大型壁画，概括描述了舜帝一生突出的史实，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南京徐悲鸿画院高级画师、永州市美协副主席刘双全创作。

角楼

在山门东西两边，各设有一座角楼。角楼为单檐歇山顶建筑，置于3.75米的花岗岩砌的高台上，面阔、进深均为4.8米。建筑气势巍峨，层次丰富，结构紧凑，与山门连廊、功德碑廊浑然一体。

钟鼓楼

进午门，东西两旁分别建有钟楼和鼓楼。两楼建筑形式一样，均为重檐歇山顶全木结构建筑，面宽、进深均为12米，高12.9米。钟鼓楼主要在祭祀时用以击鼓鸣钟。钟楼现存的大钟为1998年制造。

厢房

厢房均为砖木结构。有东西厢房各由四幢单体房间并排组合而成，单体房间之间有游廊连接。单体房间为七开间，每间4.2米，进深9.1米。北部单体房间为马头山墙形式，南部单体房间为卷棚山墙形式。

寝殿

寝殿阔18米，进深9.5米，单檐歇山顶全木结构建筑。寝殿柱联：“孝感天地，德播人间。”系台湾国立师大教授陈大络先生撰写。殿内有陵碑，高2米，宽1.5米，碑题为“帝舜有虞氏之陵”，字型为隶书阳刻，四周刻有神龙护卫。据《水经注》载，陵碑为汉代零陵郡太守徐俭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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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帝生平简况

舜帝又称虞帝、帝舜，有虞氏，姓姚，名重华。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道德文化创始人，上古五帝之一。约生于公元前2184年，卒于公元前2084年，享年100岁。

至孝笃亲

舜为东夷之人。他的父亲瞽叟，名叫有弦，是部落中观察气象的长老，也是当地著名的乐师。他的母亲叫握登。《宋书·符瑞志》载，舜的母亲见大虹以后怀孕，在姚墟生下舜。舜双目重瞳，故名重华。

舜年幼时，母亲就去世了。父亲瞽叟续弦，娶了一个妻子叫壬女，并生下了象。由于瞽叟愚昧，继母凶残，弟弟象桀骜不驯，舜从小就遭受虐待，在逆境中长大。瞽叟喜欢后妻的儿子，常常想把舜杀掉，舜都躲过了。尽管如此，舜还是很恭顺地侍奉父亲、后母及同父异母的弟弟象，并且一天比一天忠诚诚恳，没有一点懈怠，从不违背为子之道。他们想杀掉他的时候，就找不到他；而有事要找他的时候，他又总在身旁。

舜12岁时，父亲和后母将他赶出了家门。他先是在黄河之滨学习制陶，虚心求教，勤学苦练，烧制的陶器质量上乘，“器不苦窳”的名声广为传播。后来，他又到历山开荒种地。打下的粮食除了自用外，还把多余的粮食接济瞽叟和周边的困难人家，深得大家称赞。于是，不少人也跟着他开荒种粮。他把自己耕种的熟地让给别人，并告诉他们种植方法，自己则另外开垦新地。距历山不远处，有个雷泽湖，水产丰富。农闲时，舜常常到这里捕鱼。他设法改进鱼网和捕鱼方法，还将改进的方法教给大家，将好的鱼场让给别人，将鱼送给体弱的人。就这样，老百姓都非常尊重舜，邻里纠纷请他排解，乡间大事请他定夺，婚丧喜庆请他主持。舜也因此成为大家心目中的领袖。

舜还到寿丘制作什器，到负夏做过贩卖。他每到一处，每做一事，对周围的人都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在部落中树立起崇高威望。舜居住的地方，一年时间就成了小村落，两年时间就成了墟镇，三年时间就跟都市差不多了。舜20岁时，成为有虞氏部落的新首领。他不仅受到本部落的推崇，而且还得到其他氏族首领的支持，雒陶、方回、续身、伯阳、东不识、秦不空等氏族部落首领都聚集在舜的身边。

舜30岁时，被举荐为尧帝接班人。尧帝还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舜。舜完婚后，带上两个妻子和尧帝赏赐的礼物，一同回到历山，并到姚墟探望了父母和弟弟，将尧帝赏赐的礼物分了一些给他们。继母壬女对此心生忌妒，企图谋害舜。弟弟象则心生邪念，企图占有兄嫂。父亲瞽叟也糊里糊涂地顺着壬女和象，共同来谋害舜。瞽叟要舜维修仓廪，待舜上到屋顶后，将梯子抽掉，然后在下面纵火烧舜。舜借助二妃给他准备的披风，自竿而下，逃脱一劫。后来，瞽叟又要舜淘井，待舜下到井底后，壬女和象就往井里抛石头和泥块，并把井口挖塌。他们以为舜必死无疑，讨论如何分割家室财物。而舜侥幸从井下一个暗地逃了出来。舜虽然三番五次遭到陷害，但始终如一地老区父母，友爱兄弟。

尧天舜日

舜在回乡期间，对内上敬父母，友爱兄弟，夫妻恩爱；对外处理本族事务，诚恳公道，族人信服。尧的九个儿子则轮流与舜相处，既向舜学习为人之德，又就近观察舜如何料理族人事务。过了一段时间，尧帝感到条件成熟了，于是将舜召回都城平阳，让他做大司徒，管理国家的教化与行政事务。

舜上任后，首先推行“五常之教”，教化社会风气，整顿社会秩序。所谓“五常之教”，就是推行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伦理规范。舜首先从尧帝九族入手，抓贵州子弟的伦理教育，然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同时，舜掌管百官事务，使朝廷事务井然有序，得到尧帝赞赏。诸侯朝拜之年到了，尧帝要舜管理明堂，接待四方诸侯与宾客。舜将四方大门装饰得庄严美观，各项接待工作井井有条。诸侯与宾客见了舜的威仪和谈吐，敬意油然而生，都在尧帝面前称赞舜。舜又按照尧帝安排，穿越大麓，到东部视察洪水灾害。他在雷雨暴风中镇定自若，指挥自如，表现出非凡胆识和魄力。

经过一段考察，尧帝感到舜谋划事情周密，言出必果，提出让舜登帝位。舜感到自己德望不够，加以推让。舜34岁时，尧帝于正月初一这一天，在太祖庙举行禅让仪式，正式确定舜为自己的接班人。从此，尧帝逐渐隐退，将国家行政事务全部交给舜来处理。

舜接过国家行政大权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来强化国家权力。第二年，他就代尧首次到方国视察，并制定五年一巡视的制度。在人事任免上，舜实行“班瑞”的，即给四岳、大小官员和各路诸侯颁发不同规格的玉符，作为权力和等级的象征。同时，举贤任能，启用高辛氏八名有德行的能人，世称“八元”；启用高阳氏八名有才能的贤者，世称“八恺”。对当时作恶多端的四个部落首领，即穷奇、浑沌、饕餮、梼杌，舜坚决予以惩治。将当时实行的割鼻、割耳、断足、阉割、大辟等五种酷刑，改为象征性的刑罚，即“象刑”。为了便于管理，舜还将全国的九个州调整为十二州。

通过舜的治理，部落联盟的实力迅速恢复增强，成为上古社会最为太平和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也就是后人所称的“尧天舜日”。

荐禹于天

舜五十岁的时候，尧帝完全隐退。于是，舜开始做摄政帝。过了八年，尧帝去世，全国哀悼。舜遵从尧帝遗嘱，为尧帝举行了简朴的葬礼，然后率群臣为帝尧守孝三年。这三年中，舜一面守孝，一面处理国事。三年过后，为了避让尧的儿子丹朱，舜迁至南河之南，隐匿起来。然而，舜功绩卓著，人心归舜。尽管舜避让，天下诸侯不朝觐丹朱而朝觐舜，打官司的不找丹朱而找舜，唱歌的人不唱丹朱而唱舜。在这种情况下，舜只好回到帝都即天子位。丹朱则主动出走房陵。舜顺水推舟，将丹朱封于房陵，并允许丹朱在帝都留居三年。

舜即位后，改国号为虞，定国都于蒲坂（在今山西永济县）。舜还委任了二十二位大臣以及四岳和十二州的行政长官，把弟弟象封于有庳（又称有鼻），治所在今湖南永州双牌县江村镇。此后，舜帝实行以德治国方略。为广开言路，舜在宫廷前的广场上立了一根木柱，作为“诽谤之木”。无论官员或百姓，都可以将自己的意见或建议写在谤木之上。这个诽谤之木，即今之华表的前身。在处理与周边方国、部落的关系上，舜帝变单纯军事打击为军事打击与推行教化相结合，实现了协和万邦。

舜帝执政期间，洪水灾害是当时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头号威胁。舜不避仇，任命与自己有杀父之仇的大禹主持治水工作。大禹不辞劳苦，三过家门而不入，经过十三年努力，终于制服了洪水。在治水过程中，大禹走遍全国各地，与各地氏族部落首领建立起良好关系，树立起崇高威望。舜帝七十五岁时，感到自己年龄已老，需要确定接班人。一天，舜帝与群臣在祖庙里庆贺丰收，突然风雨大作，电闪雷鸣，乐器被吹翻在地，跳舞的人匍匐在地不敢动弹，乐队指挥疯狂奔跑。舜帝看到这种情况，认为是天象在告诫自己，天下不是哪一个人的天下。于是，舜帝向天祭拜，当众宣布，推荐大禹为帝位继承人，辅助天子政事。雨过天晴，天空出现祥云，众人欢喜若狂，共同唱起了《卿云歌》。

舜帝八十三岁时，将全部政事交由大禹操办。大禹从此当上了摄政帝。舜九十三岁时，又将军事指挥权交给大禹。至此，舜帝顺利完成了权力移交工作。在完成权力移交后，舜就到各个方国和氏族部落云巡狩，并最后死于崩葬于南方的九疑山。

舜帝南巡遗事

  

舜帝九十五时，以教化三苗的名义带队南巡。他们由风陵渡过黄河，入潼关，经商洛，顺丹江，下汉水，取道荆州来到洞庭湖。舜帝登上洞庭湖的洞府山岛停了下来，并在岛上教民制茶。后人就把洞府山改称君山。

舜帝一行离开洞庭湖，溯湘江来到湘中，在一处风光秀丽的山冲停了下来。当时这里有两支队伍剑拔弩张，一场生死大战即将开始。舜帝亲自带领自己的队伍登上邻近山峰，摆开乐队演奏韶乐。优美的音乐如丝如缕，如云如雾，美妙异常。针锋相对的苗民土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天籁之音惊呆了，慢慢放下武器，随着音乐节奏手舞足蹈起来，一场战争迅速得以平息。音乐停了，他们一个个跪在舜帝面前臣服了。后来，人们就把这个山冲叫做韶山冲，把这里最高的山峰叫做韶峰。

离开韶山，舜帝一行来到南岳。南方各路诸侯、部族首领，已经在此等候多时。舜帝带领众人，在衡山择地筑坛，祭祀山川。随后，舜帝登上甘露坛，分别接受各路诸和部族首领的朝觐，并将瓮中甘露分别赏赐给众人。

一天，舜帝来到一处大山前。这里层峦叠嶂，山高林密。舜帝一行就在山下一个岩洞住了下来。然后，他们沿小路进入山中。山民见舜帝的队伍来了，纷纷赶来迎接。舜帝要乐队演奏乐曲，供山民欣赏。此后接连几天，舜帝在这里了解山民农耕、围猎等生产生活情况，指导耕作，教化五常。当地山民非常感谢舜帝的恩泽，于是就把这一带山脉称为舜皇山，把舜帝住过的岩洞称为舜皇岩。

过了一段时间，舜帝一行离开舜皇山，顺湘江而下，再溯深水（今潇水）而上，到达象的封地有庳，受到象和有庳百姓的热烈欢迎。象自从分封有庳后，决意改过自新，谨守家园，广施德政，体恤百姓，深得百姓拥戴。他认真学习三苗地区的语言、风俗习惯，成为三苗与中原地区沟通的友好使者。夏商周三代，将精通南方语言的官称为象。他还结合自己在与三苗人民打交道中的心得，发明了一种游戏。这种游戏，后来发展成为以象命名的象棋。舜帝听了象的情况，心里感到很欣慰。

了却了探望弟弟的心愿后，舜帝又踏上了南巡的征程。一天，南巡队伍来到九疑山南麓，亦即与百越的边界。这里南风习习，树叶沙沙，舜帝顿感神清气爽。于是，他拿出五弦琴，席地而坐，手拨琴弦，放声吟唱：“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歌声抒发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后来，这首歌就叫《南风歌》；舜帝吟唱这首歌的地方，就叫做南风坳。章太炎在他的《诂经札记·舜歌南风解》说：“舜南巡苍梧，地本属楚，其歌南风，盖即在南巡时。厥后楚之《九歌》九章，当即南风遗音，故有《湘君》、《湘夫人》等篇，既用舜律，而又咏舜事也。且夷乐亦为南音最合。”

此后，舜帝一行自南风坳继续南下，进入百越地界。一天，他们来到一个地方，这里有一块巨石，其上非常平坦。于是，舜帝来到巨石之上，在这里演奏韶乐。四方越民都来观看。后来，舜帝演奏韶乐的大石，人们就叫它韶石。秦汉时期，在这一带设立关卡，命名为韶关。再后来，韶关更成为一个行政区划名称。

在百越境内巡视了一段时间后，舜帝一行又返回九疑山一带。一天，他们来到九嶷北麓的一个田峒中。这里有一座独立的山峰，峰峦突兀，拔地而起，高不过百丈，却非常秀美。山上古木参天，山下流水潺潺，远处层层山峦如诗哪画，近处田峒稻粟如金如银。舜帝立即被这美景所吸引，当即下令扎营休息，并在这里演奏韶乐。优美的韶乐引来百鸟和鸣，前来听韶乐的山民也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后来，人们就把这座山峰称为箫韶峰，并成为九疑山九峰之一。

当时，在九嶷山有一个人声望极高，这个人就叫何真元。他医术高超，乐于助人，行善积德，在当地百姓中深受推崇。舜帝了解到这一情况，决定亲自拜访何真元。何真元的居室是一座木屋，木屋后面的岩洞则是他炼丹的石室。舜帝走近木屋，一位鹤发童颜老者出来迎接。经互通姓名，舜帝知是何真元。在长时间交谈后，舜帝深得何真元贤达智慧，品德高尚，决定封他为侯。但当舜帝将这一想法告诉何真元，何真元坚决推辞。经舜帝再三说明封侯的目的在于启发后人学贤从善，何真元才最终接受。第二于，舜帝带来乐队，在岩洞为何真元举行封侯仪式，并在音乐声中颁发侯爵瑞信。从此，何真元炼丹的岩洞就叫做石屋。同时，舜帝将西王母送给他的十二支玉琯赠给何真元。何真元将舜帝赠送的十二支玉琯藏于岩洞深处。直到汉代，零陵郡的文学奚景在这个岩洞内掘得这十二支玉琯，并将这十二支玉琯献给朝廷。后来，人们就将这个称为玉琯岩。

舜帝卒葬记载

关于舜帝的卒葬之地，古代文献典籍有诸多记载。

最早记载舜帝去世之事的是《尚书》。《尚书·虞书》载：“舜生三十征，庸二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从这一记载看，舜帝是在巡狩方国时去世的。

与《尚书》同时的《国语》，也对舜帝卒葬有间接记载。《国语·吴语》载：“昔楚灵王不君，其臣箴谏以不入，乃筑台于章华之上，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韦昭注：“舜葬九疑，其山体水旋其丘，故壅汉江水伎旋石郭，此象之也。”也就是说，历史上著名的章华台，是仿照九疑山舜帝陵庙的地形和式样建造的。这表明，早在春秋之前，九疑山舜帝陵庙已经存在。

孟子认为，舜帝卒于鸣条。《孟子·离娄上》：“(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但是，鸣条具体在什么地方，历来有着不同看法，在全国以鸣条命名的地名有十余处。《后汉书·郡国志》认为鸣条在定陶(今山东定陶)，《孟子正义》认为鸣条在南方巢县。郭沫若认为鸣条在河南封丘东，亦即陈留。范文澜认为鸣条在河南开封附近的长垣。今人刘俊男则认为，鸣条即荆楚。

由战国时魏国史官撰写的、随魏襄王下葬的、于西晋太康年间(280-290)出土的《竹书纪年》，在《帝舜有虞氏》中作了如下描述：“五十年，帝陟……鸣条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焉。”这一记载首次提出舜帝卒葬于鸣条之苍梧山。春秋战国时期，苍梧这一地名就明确无误地位于楚国南部。《战国策》云：“……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泾之塞、郇阳……此霸王之资也。”由此可知，鸣条、苍梧均属南方楚国境内的地名。

《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均认为舜帝葬于苍梧之野。《大戴礼记·五帝德》：“宰我曰：‘请问帝舜。’孔子曰：‘舜……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苍梧之野。’”《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这一记载表明，孔子认为舜帝葬于苍梧之野。

成书于战国至西汉前期的《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经典。书中对舜帝卒葬之地有很多记载。《海内南经》：“兕在舜葬东，湘水南。”“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狌狌知人名，其为兽如豕而人面，在舜葬西。”《海内东经》：“湘水出舜葬东南陬，西环之。”《海内经》：“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在这些记载里，湘水、苍梧、九疑、长沙、零陵等地名相互关联，从各个不同角度说明舜帝崩葬于九疑山。

西汉前期长沙国丞相利苍之子利豨，是镇守长沙国南部边境的将领。期间，他绘制了两幅帛书地图，一幅为长沙国南部军事地图，一幅为长沙国南部地形图。两幅地图的主区域均为深水(今潇水)流域，即现在的永州市南部六县。而地形图上明确标绘了舜帝陵庙在九疑山的位置。公元前168年，利豨去世，这两幅地图于作为随葬品下葬。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二号墓即利豨墓出土。2002-2004年，考古工作者在九疑山玉琯岩发掘了秦汉至宋元时期的舜帝陵庙遗址，其位置与出土的西汉帛书地图完全相同。

《淮南子》也作了如下记载：“舜作室……南征三苗，道死苍梧。”

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世称史圣。他年轻时博览群书，并遍游全国各地。元朔三年（前126），司马迁还到九疑山考察，拜谒舜帝陵。在在继任太史令后，他综合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自己在九疑山的亲眼所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下千古定论：“(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从此以后，司马迁的说法成为舜帝卒葬的定论，被历代封建帝王和历史学家、文学家所采用。

蓬安姚波

古代祭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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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泽槐

自从舜帝崩葬于九疑山以后，九疑山舜帝陵就成为谒陵祭舜的圣地。在祭祀舜帝的人群中，既有位尊九五的帝王及其使者，也有地方官员，更多的则是历代社会名流。祭舜的目的和内容也不尽相同，有纪念舜帝诞辰或忌日的；有告祭某一重大事项的，如皇帝即位等；也有抒发个人情感的。祭品、仪程等，不同时代也略有不同。这里着重介绍一些重要的祭舜活动。

大禹拉开祭舜序幕。大禹是舜帝的继任者，也是祭祀舜帝的第一位帝王。《大清一统志》载：“禹南巡，至衡山，筑紫金台，望九疑而祭舜。”大禹筑紫金台的地方，在今湖南衡山县西三里，台为圆形，直径三丈。

秦始皇望祀虞帝于九疑山。《史记·五帝本纪》载：“三十七年(前210)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帝于九疑山。”秦始皇为赢姓，是舜帝直系后裔。到了云梦，祭祀自己的老祖宗，完全是情理之中。这里有一点要强调，即望祀是一种庄严正规的祭祀仪式。秦始皇望祀九疑山舜帝陵，其前提是肯定舜帝崩葬于九疑山。如果连这一点都没有搞清楚，就在那里稀里糊涂地搞起了望祀仪式，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汉武帝盛唐望祀舜帝。汉武帝是一位有着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必然要尊崇舜帝。《汉书·武帝纪》：“(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帝于九疑。”这里所说的盛唐，即今之湖北宜昌一带。

颜延之留下第一篇祭舜帝文。先秦两汉时期，祭祀舜帝的记载虽多，祭舜帝文却并未留传后世。六朝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改变。颜延之(384-456)，南朝诗人，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晋永初三年(422)二月，颜延之赴任始安(治所在今广西桂林市)太守。当时，始安郡属湘州管辖。颜延之在临湘(今长沙)向湘州刺史张邵报到后，受张邵之讬，在去始安途中，绕道九疑山，代为拜谒舜帝陵。于是，颜延之代张邵写了一篇祭舜帝文。这篇祭文保存在唐欧阳询等人编撰的《艺文类聚》中，其标题是《为张湘州祭虞帝文》。这是迄今为止见诸记载的最早的祭舜帝文。全文如下：

惟哲化神，继天作圣。藏器渔陶，致身爱敬。是以二妃嫔德，九子观命。在麓不迷，御衡以正。唐历继终，虞道乃光。咨尧授禹，素俎采堂。百龄厌世，万里陟方。敬询故老，钦咨圣君。职奉西湘，虔属南云。神之听之，匪酒伊荤。

唐玄宗开遣使祭舜先河。唐代以前，帝王祭舜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由帝王亲自祭祀，如大禹、秦始皇、汉武帝等。第二种形式，是命地方官代祭。第三种形式，派遣朝廷大臣到九嶷山祭舜。唐开元年间(714-740)，唐玄宗派名相张九龄到九疑山祭祀舜帝陵。唐玄宗因此成为见诸记载的第一位遣使祭舜的皇帝，张九龄也成为见诸记载的代表皇帝到九疑山祭舜的第一位朝廷大臣。从此以后，历代皇帝都效法唐玄宗，派遣朝廷大臣前往九疑山祭舜。

朱元璋御制《祭陵祝文》。在所有留存下来的祭舜帝文中，朱元璋的《祭陵祝文》最具特色。其一，这篇祭文系朱元璋亲自撰写或改定。其二，这篇祭文充分体现了作为布衣天子的朱元璋的特色。这是其他祭舜帝文所不能比拟的。全文如下：

朕生在后世，为黎民于草野之间。当有元失驭，天下纷纭，乃乘群雄大乱之秋，集众用武。荷皇天后土眷佑，遂平暴乱，以有天下，主宰庶民，今已四年矣。君生前世，作烝民主，大德无穷，垂法至今，后人不忘者，以其量同天地故也。朕典百神之祀，考君陵墓在此，然相去三千余年，观于帝典，大哉圣德，非天者何？虽窃慕于心，奈禀性之愚，时有古今，民俗亦异，仰惟圣谟，万世所法。特遣专官，奠祀修陵，圣灵不昧，尚祈鉴纳。

清宣统为中国帝王祭舜画上句号。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祭舜次数最多的封建王朝。从顺治八年(1651)派遣侍读学士白谦允到九疑山祭舜起，清朝的每位皇帝无一例外地派人到九疑山祭舜，前后遣使祭舜达四十五次这多。其中祭舜次数最多的是康熙、乾隆二帝。康熙一朝，遣使祭舜九次；乾隆一朝，遣使祭舜十二次。宣统帝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也于宣统元年(1909)派遣永州镇总兵张庆云到九疑山祭舜，为中国封建帝王祭舜画上了句号。其祭舜文如下：

  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继道统而新治统。圣贤代起，先后一揆。功德载籍，炳如日星。朕诞膺天眷，绍儹丕基。景慕前徽，图追芳躅。明禋大典，亟宜肇隆。敬遣专官，代将牲帛，爰修殷荐之诚，用展仪型之志。伏维格歆，尚其鉴飨。

舜陵诗文选录

南风歌

虞舜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离骚(摘录)

战国·楚
屈原

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

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迓并。

有虞二妃颂

汉
4 g1 L5 \% ]. o, p" u  r( K刘向

元始二妃，帝尧之女。嫔列有虞，承虞于下。以尊事卑，终能劳苦。瞽叟和宁，卒享福祐。

九疑山铭

东汉
蔡邕

　　　　

岩岩九疑，峻极于天。触石肤合，兴播建云。时风嘉雨，浸润下民。芒芒南土，实赖厥勋。逮于虞舜，圣德光明。克谐顽傲，以孝烝烝。师锡帝世，尧而授徵。受终文祖，璇玑是承。太阶以平，人以有终。遂葬九疑，解体而升。登此崔嵬，托灵神仙。

帝舜赞

魏
曹植

颛顼之族，重瞳神圣。克协顽瞽，应唐涖政。除凶举俊，以齐七政。应历受禅，显天之命。

采药

晋
庾阐

结驾登九疑，采药灵山㟽。

悬崖漏石髓，芳苦挺灵芝。

泠泠云珠落，璀璀玉蜜滋。

鲜景染冰颜，妙气翼冥期。

送范云出任零陵内史

南朝·齐
谢朓

洞庭张罗地，潇湘帝子游。

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

停骖我怅望，辍棹子夷犹。

广平听方籍，茂陵将见求。

心事俱已矣，江上徒离忧。

舜庙碑(节录)

北魏
温子昇

虹气降灵，姚墟诞圣。树荫未徙，帝图已定。乃宾四门，以齐七政。天眷功高，民归德盛。治既荡荡，化亦巍巍。南风在咏，西环有归。疑山永逝，潇水长违。灵宫肃肃，神馆微微。

谒舜祠

唐
" ?; L" Q$ J" v- V/ u2 ]! e1 ~( t宋之问

虞帝巡百越，相传葬九疑。

精灵游此地，祠树日光辉。

禋祭忽群望，丹青图二妃。

神来兽率舞，仙去凤还飞。

日暝山气落，江空潭霭微。

帝乡三万里，乘彼白云归。

远别离

唐
+ t2 T# g& K7 e6 e' [5 P李白

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云尧幽囚，舜野死。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湘夫人祠

唐
杜甫

肃肃湘妃庙，空墙碧水春。

虫书玉佩藓，燕舞翠帷尘。

晚泊登汀树，微馨借渚蘋。

苍梧恨不浅，染涙在丛筠。

斑竹

唐
* B4 x/ N5 F& m* P8 q刘长卿

苍梧千载后，斑竹对湘沅。

欲识湘君怨，枝枝满泪痕。

湘灵鼓瑟

唐　钱起

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

冯夷空白舞，楚客不堪听。

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

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

流淌传湘浦，悲风过洞庭。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赴柳州经九疑

唐　戴叔伦

地尽江南戌，山分桂林北。

火云三月合，石路九疑深。

暗谷随风过，危桥共鸟寻。

羁魂已愁绝，不复待猿吟。

九疑作

唐　张谓

尝闻虞帝苦忧人，只为苍生不为身。

已谓一朝辞北极，何须五月更南巡。

昔时文武皆销铄，今日精灵长寂寞。

斑竹年年笋自生，白蘋春尽花空落。

遥望零陵见旧邱，苍梧云起至今愁。

惟余帝子千行泪，化作潇湘万里流。

道州秋夜南楼记事

唐　吕温

谁念独从愁，日暮此南楼。

云去舜祠闭，月明潇水流。

猿声何处晓，枫叶满山秋。

不分匣中镜，少年看白头。

潇湘神二首

唐　刘禹锡

（一）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愁。

若问二妃何处所，零陵香草露中秋。

（二）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

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

太平乐词

唐
白居易

湛露浮尧酒，薰风起舜歌。

愿同尧舜意，所乐在人和。

苍梧

唐
胡曾

有虞龙驾不西还，空委箫韶洞府间。

无计得知陵寝处，愁云长满九疑山。

古相思

宋
梅尧臣

劈竹两分张，情知无合理。

织作双纹簟，依然涙花紫。

涙花虽复合，疑岫几千里。

欲识舜娥悲，无穷似湘水。

蓬安姚波

《舜帝陵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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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泽槐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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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疑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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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苏轼

九疑联绵属衡湘，苍梧独在天一方。

孤城吹角烟树里，落月未落江苍茫。

幽人拊枕坐叹息，我行忽至舜所藏。

江边父老能说子，白须红颊如君长。

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

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

他年谁与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望九疑

宋
李纲

洞庭渺漭芦苇秋，九疑联绵烟霭浮。

重瞳一去不复返，苍梧云物空疑愁。

两阶干羽久寂寞，千古夷夏相仇雠。

安得垂衣转琴轸，薰风为解吾民忧。

舜庙怀古

宋
# W; h! n  I# T, r! ?- S( W. g陆游

云断苍梧竟不归，江边古庙锁朱扉。

山川不为兴亡改，风月应怜感慨非。

孤枕有时䴍唤梦，斜风无赖客添衣。

千年回首消磨尽，输与渔舟送落晖。

舂陵道中望九疑

宋　乐雷发

九歌悲咽九疑峰，万里孤臣怨莫从。

楚雨那归汾水曲，岭云别向洞天封。

祠宫秋老哀回雁，寝苑春寒响夜松。

待向寒来携玉琯，月明吹乇几芙蓉。

湘夫人咏

金
元好问

木兰芙蓉满芳洲，白云飞来北渚游。

千秋万岁帝乡远，云来云去空悠悠。

秋风秋月湘江渡，波上寒烟引轻素。

九疑山高猿夜啼，竹枝无声坠残露。

过舜祠

元　张养浩

太古淳风叫不还，荒祠每过为愁颜。

苍生有感歌谣外，黄屋无心揖让间。

一井尚存当日水，九疑空忆旧时山。

能令子孝师千古，瞽叟元来并不顽。

蝶恋花·舜岭云峰

明　王夫之

九疑参差无定影。泪竹阴森，回合清溪冷。一片绿烟天际迥，迷离千里寒宵暝。　　香雨飞来添碧凝。认是当年，望断苍梧恨。东下黄陵知远近，西崦落日回波映。

谒舜庙

清　爱新觉罗·弘历

孝称千古独，德并有唐双。

历下仪刑近，城中庙貌庞。

春风馀故井，云气护虚窗。

缅继百王后，钦瞻心早降。

湘夫人庙

清　施闰章

帝子苍梧望，荒祠楚水湄。

湘云摇珮带，岳雨送旌旗。

夜静鱼龙入，胥深草木知。

维舟寻往处，春藓没残碑。

望九疑诸山

清　汪辉祖

乱峰合沓树槎枒，圣帝遗踪去鹿豭。

仙路应从猿鸟辟，洞天时见雨云遮。

重重异境搜难遍，缓缓归舆兴未赊。

一事他年堪自诩，虞陵作吏夏陵家。

九疑道中二首（之一）

清　杨季鸾

群峭芙蓉碧，探幽境益奇。

人随一溪转，天入九峰疑。

清怨生斑竹，灵光闪悴旗。

蔡邕铭在否，剔藓索残碑。

七律·答友人

毛泽东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廖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舜庙联

陈立夫

至孝千秋一德，笃亲万里同风。

舜帝陵庙遗址发掘

2003年12月23日，湖南省、永州市、宁远一级文物考古工作者，来到宁远县九疑山乡九疑洞村一带开展田野调查。调查中，发现该村玉琯岩西南至汉唐坪一带有文化遗存。经省考古所袁家荣、高至喜等专家确认，这一文化遗存的年代不晚于汉朝。

玉琯岩遗址位于宁远县城东南约34公里的山间盆地中。这里是一片梯级分布的稻田。2004年3-5月，由省考古所吴顺东任领队的考古勘探调查队，对这一遗址进行了试掘，确定这一遗址的面积在3.2万平方米以上。2004年1月、2004年3月，又先后对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通过考古发掘，初步认定这一遗址为大型祭祀建筑，即舜帝陵庙遗址。

这三次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遗址北部，共发掘探方200个，发掘面积500平方米。发掘的最上层基址为宋代基址。基址呈正南北向，东西宽80米，南北长120米。沿中轴线已揭露出正殿、寝殿及东西本书殿、厢房等建筑基址，基址上散布着大量宋代陵庙的建筑构件及宋代瓷器残片。其中一件筒瓦上有“开宝”的明确纪年。“开宝”为宋太祖的第三个年号。另一件筒瓦上有“歙州斋谴匠人吴皿”的刻划文字。正殿、寝殿基址四周均铺有“鸿雁”纹铺地青砖。宋代建筑基址规模宏大。正殿有殿柱40个，为七间四进；寝殿殿柱有24个，为间三进；建筑面积达9600平方米。

在宋代舜帝陵庙基址下面叠压着唐代建筑基址。唐代建筑基址与宋代陵庙基址重合。在遗址西南部的唐代陵庙基址之下，进一步发现了汉代建筑基址。目前仅揭露汉代建筑基址175平方米。在汉代基址上发现了一批排列整齐、单蹄一致的楕圆形柱坑，出土了东汉早期的陶器及其残片。

九疑山玉琯岩 舜帝陵庙遗址的考古发掘，在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引起了很大震动。舜帝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五帝”之一。舜帝陵庙是我国国史中唯一指实记载的一处“五帝陵庙”。而玉琯岩舜帝陵庙遗址与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帛书地图标绘的舜帝陵位置完全相符，而且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所作的舜葬九疑的千古定论。专家们认为，这一遗址的发现，是我国考古学上首次发现的舜帝祠庙，对于我国“五帝”断代史，提供了历史物证。其中的兽面饰纹、凰鸟纹饰等，具有上古社会东夷部族特征，对于研究南方文明起源具有很高历史价值。其建筑规制，对研究我国古代“始祖类陵庙”建筑，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出土的兽面纹带“王”定攷当等器物纹饰，对研究我国古代绘画、雕塑艺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2004年8月，在宁远县召开了玉琯岩舜帝陵庙古遗址专家论证会。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国家文物考古专家组组长、研究员黄景略，北京故宫博物院原院长、研究员张忠培，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吴家安，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吕烈丹，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钟晓清，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赵福生，湖南省考古所所长、研究员袁家荣等，共14位专家在论证会上发言，对玉琯岩舜帝陵庙遗址的考古发掘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次高质量的考古发掘，项目弄清了遗址的年代和属性，是秦汉到宋元时期五帝陵庙建筑遗址在全国范围内的首次发现，并为寻找更早的舜祠建筑基址提供了线索，应当在现有基础上扩大考古发掘规模。在专家学者论证的基础上，会议形成了《专家论证会纪要》。

2004年8月13日，湖南省文物局、永州市人民政府在长沙联合举行“九疑山古舜帝陵庙遗址考古新发现新闻发布会”。会议公布了考古发掘所欧利的成果。李学勤先生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2008年，玉琯岩舜帝陵庙遗址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九疑古迹胜景

九疑山，天下名山。自从舜帝南巡，崩葬于九疑山，这里就成为谒陵祭舜的圣地。而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七律·答友人》，更使九疑山天下扬名。

九疑来历

九疑是一个古老的地名。关于九疑山名的来历，有着多种说法。其中主要有两种：

一是“九峰九溪”说。见诸记载的、最早对九疑山名来历进行解释的是三国时期的魏国哲学家刘劭。他在撰写《皇览》时说：“其山九溪皆相似，故曰九疑。”南朝梁代任昉作《述异记》说：“九山相似，行者望之有疑，因名曰九疑山。”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则综合了刘劭和任昉的说法，他在《水经注》这样介绍九疑：“蟠基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罗岩九举，各导一溪，岫壑负阻，异岭同势，游者疑焉，故曰九疑山。”

二是“尾宿九子”说。这种说法，是从古代天文与地理的关系即“星象分野”的角度来解释的。他们认为，“九疑”最初指三分石。而三分石一带正好位于东方苍龙之尾宿。尾宿有九星，有如龙之九子。而龙又是千变万化之物。因此，九疑之“九”源于尾宿九子之数，疑则源于龙的变化之意。钱穆《史记地名考》也认为，“九疑”之名源于“九子”之说。

名山秀峰

九疑山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九疑山，是宁远、蓝山、江华、道县等四县交界一带山脉的总称，亦即五岭之一的萌渚岭的北段，总面积近千平方公里。狭义九疑山，则指以舜源峰为中心的、九疑北麓一带山峰的总称，并以其中九座山峰为代表。这九座山峰是：舜源峰、娥皇峰、女英峰、石城楼、石楼峰、箫韶峰、朱明楼、桂林峰、杞林峰。作为天下名山，九疑有着非同一般的自然风光。

万里江山朝九疑。这是一种非常壮观的自然景象。在九疑山周围方圆几百里范围内，无论从宁远看，还是从蓝山、江华、道县看，所有山峰无一例外地朝向九疑山三分石。人们把这种奇特景象与舜葬九疑联系起来，认为舜帝崩葬于九疑山三分石一带，所有山峰朝向三分石，是在朝拜舜帝。实际上，这是人们对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一种尊崇。

三分石。又名三峰石。位于舜源峰东南30公里处，海拔1822米，为九疑山第四高峰。峰顶为三座巨大花岗岩体构成的山峰，直插云霄，远看为三石，近观为三峰。相传为舜帝葬所，故又名舜峰，俗称舜公石。三分石三峰并峙，峰势险绝，飞瀑直泻，响声如雷。常有云雾缭绕，有时全遮，有时半露，难以见其真原则上。但每到天高气爽时，于百里之外的县城，往南眺望，耸立于天的三峰雄姿能清晰可见。明地理学家徐霞客曾亲临三分石，探寻山川奥秘，并在《楚游日记》中有详尽记述。

香炉山。位于三分石西1公里处，形似香炉，故名。山顶最高峰（畚箕窝）海拔1959.2米，为九疑山第一高峰。山顶有潭。山体北麓，保存着大面积原始次生林，有国家重点保护的树种篦子三尖杉、华南五针松、福建柏、白克木、观光木、香杉摇钱树等。还有斑竹、楠竹、观音竹、紫竹、墨竹、方竹、甸汉竹等诸多竹类品种。

紫金山。位于三分石北2公里处。有大、小紫金二山。大紫金山海拔1458米，小紫金山海拔1142米。山上多生紫金花，故名。大、小紫金河发源于二山。《长老传》载：娥皇、女英二妃寻找舜帝到此，溯大紫金河而上，顺小紫金河而下，抵山脚　牛头江，终未得见。沿途悲恸，血泪洒于竹上，即成斑痕。故紫金山上斑竹丛生，满山皆是。

半边山。位于舜源峰南3公里处，海拔570米。传说舜崩九疑，万山朝拱，草木含悲。唯半边山逆性大发，不朝舜陵。巨灵神大怒，用神斧削去半边，以示惩罚，故名半边山。其山势奇特。北坡平缓，绿草茵茵，游人可上。南向悬崖峭壁，似刀削斧劈，如璧似镜。绝壁石颖中，有数株石枞凌空生长。九疑河流经山脚，倒映奇景。

五臣山。又名五指山，位于舜源峰北1.3公里处，海拔390米。与万岁山（海拔420米）对峙，形成狭口，为九疑山之门户。山顶五块巨石高耸，形如五指并立，故名五指山。相传有五位大臣随舜南巡至九疑，舜帝驾崩后，五位大臣就化成五块巨石，在山口为舜帝守陵，迎接祭舜官员，故又名五臣山。唐时山上筑有迎宾台。旧时历代祭舜官员和游客均在此小憇，领略各路风光。

舜源峰。九疑山九峰之一，居九峰中心，海拔638米。舜帝陵位于舜源峰北麓。山势雄浑，如雄狮遗憾坐，面北而立。背面悬崖峭壁，南面缓坡逶迤，游人可上。山峰上枫柏筱竹苍翠，飞鸟翔掠撩眼，灵猴腾挪嬉人。登上峰顶，极目远望，莽莽群山连绵起伏，座座山峰云雾缭绕。纵观群峰，有如千帆竞扬，奔腾而来，大有“万里江山朝九疑”势。壁石缝中，九针石枞凌空而起迎接八方来客。

娥皇峰。九疑山九峰之一。位于舜源峰北0.5公里处，海拔600米。山势端庄秀丽，丰腴俊美，有如大家闺秀，含情脉脉，对望着舜源峰。峰顶常有云雾缭绕，苍鹰翱翔。

女英峰。九疑山九峰之一。在舜源峰西北约1公里处，海拔440米。山峰窈窕婀娜，清秀文静，亭亭玉立。两旁有美女峰和柱子峰及梳妆台。传说是女英的侍女每天给女英梳妆打扮。娥皇峰、女英在舜源峰左右两旁，相峙而立，若倚若诉，令人遐想。

石城峰。九疑山九峰之一，在舜源峰北2.5公里处的西湾村前，海拔460米。山势险峻巍峨，只一面可攀。峰上石砌城门，故名石城峰。城门内屋址犹存，瓦砾遍地，不知何年所为。

石楼峰。九疑山九峰之一。在舜源峰东北约8公里处的久安背村东侧，海拔570米。俗称金壶酌酒。山势耸峻，峰石累累，似层层叠楼，鳞次栉比，又宛如瑶家吊脚楼。峰顶长有五针石枞。

箫韶峰，九疑山九峰之一。位于泠道故城旁，距舜源峰北约15公里，海拔380米。峰峦平地拔起，独峙田园之中。峰上古木参天，溶洞奇特。传说舜帝南巡时，曾在此演奏韶乐。

朱明峰。九疑山九峰之一。又名无尖峰，位于下灌百胜营村旁。距舜源峰东北约10公里。海拔625米。山峰奇特秀美，如锦鸡独立，高天翘首，硕大无尖。相传朱明峰来有峰尖，且日长三尽，日久月深，峰尖已近天庭。玉皇惊怒，命雷神断其峰尖，落于峰旁，人称小朱明峰。从此朱明峰不再长高。

桂林峰。九疑山九峰之一，从立于湾井坳背村旁，距舜源峰东北约8公里，海拔570米。全峰遍生桂树，桂花香飘十里，香气醇人，故名。今峰顶有一株老桂树，干大根粗，英姿挺拔，不知何年所生。

杞林峰。又名栀林峰、梓林峰，九疑山九峰之一，位于鲁观乡山头源村旁，距舜源峰西4公里。山峰雄峙，古木苍翠。

寺观村坊

永福寺。旧名无为寺，又名报恩寺。位于九疑山九疑洞村永福庄，距玉琯岩约1公里。南朝萧齐时，为护卫舜陵庙而建。宋太平兴国五年（980），改名永福寺。元祐元年（1086），僧善义建齐云阁。绍兴二十五年（1155），敕建御书楼。淳熙五年（1178），全面修缮永福寺等，并新建华严阁。元丰年间，永福寺成为佛教重地，寺僧甚多，盛时近千。明万历中，寺荒僧散。清顺治十一年（1654）重修。嘉道间渐废。2001年，经中国佛教协会批准重新修复。修复工程于2003年11月18日奠基，2004年10月竣工。重建后的永福寺依山而建，东西宽171－200米，南北长440米，半在平地半在山坡，高差约100米，占地124.6亩，总建筑面积19791平方米。而已为五进院落，自下而上沿中轴线依次展开：一进为山门、天王殿，二进为大雄宝殿，三进为彻堂，四进为观音殿，五进为御书房、华严阁、齐云阁及观音台、弥陀台。两边寺舍成对称分布。主要包括方丈寮、僧寮、信士堂、静心斋、长生殿、经堂和上房等。

下灌状元楼。位于湾井镇下灌村。宁时，为纪念唐代状元李郃而建经多次修缮。现存建筑曾于咸丰元年（1851）、光绪三年（1877）、光绪二十一年、1962年朝廷过修缮。楼高10米，长9米，为12根木柱台梁式楼阁建筑。歇山重檐小青瓦屋面，拱棚飞檐，楼阁可登，宏伟壮观。

云龙牌坊。位于湾井镇路亭村，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清乾隆十三年（1748）每一个。1922、1994年，又两次修葺。坊为纪念该村明弘治二年（1489）举人王性而建。坊系木结构，八字形六柱五门三楼，高14米，宽14.3米，深4.35米。主楼下饰七层如意斗拱，木雕花卉人物动物装饰，中门上有“云龙”题匾。

下灌村。位于湾井镇南面。始建于南齐年间（499－502）。创建人系南齐南疆开拓大使荡寇将军李道辩。历1500余年，子孙繁衍，形成聚族而居的大自然村。全村现有2000余户、8000余人，均为李姓。内有四个行政村，占地3万多平方米。号称湘南第一村。也有的认为，下灌是江南人口规模最大的自然村。

黄家大屋。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位于舜帝陵西约400米处。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建。大屋由十二座从向不同的二厅四室二厢房二天井一照壁和柴房、仓房、牲畜房组成。前面高有三个大门，马头封火山墙，青砖灰瓦，砖木结构。大屋座座相通，房房相连，天井采光、排水均好。晴不顶日，雨不具伞，空气流畅，冬晨夏凉。大屋青砖铺地，木雕门窗，彩绘壁画，为典型的庄园式清代民居建筑。总建筑面积2869平方米。

牛轭岭瑶寨。位于九疑山瑶族乡牛轭岭村。建于清代。村寨依山而立，分别由全木结构的“千脚层”（亦称吊脚楼）与夯土墙杆栏式木楼组成，上下两层均房屋互通。是九疑山至今保存较为完整的山区瑶寨。

奇洞石刻

玉琯岩摩崖石刻。距舜源峰南2.5公里。玉琯岩又名何侯石室，岩口宽7米，高4米、深9米。汉章帝时，零陵郡文学奚景在这里掘得玉琯十枚献于朝，文人世上无雅士为纪其事，故玉琯命岩。秦汉至唐宋时期，玉琯岩建有舜庙。众多官宦名士常在此题刻留记。现存宋元明清石刻24方。其中“九疑山”三个大字题名刻在玉琯岩石室前西北壁，字为楷书，每字高1,2－1.4米，宽1.2米，深0.18－0.20米，系道州军州事方信孺于宋嘉定六年（1213）题写。在“九疑山”的“山”字右上方，宋代书法家李挺祖补刻的东汉蔡邕《九疑山铭》碑。

紫霞岩石刻。紫霞岩又名重华岩、斜岩。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游历九疑山时，栖居于此岩内，对此岩评价极高：“”该岩位于舜陵后西南1公里在处的山腰上。石刻多分布在外岩。现存外岩石刻多为清代石刻，因苔藓浸漫，多数字迹已经无法辨认。内岩亦有四处。其中有宋治平四年（1067）义兴颖叔蒋之奇与沈绅纪游题刻一方；还有蒋之奇、沈绅拓刻唐元结“无为洞天”石刻一方。

蓬安姚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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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一：不能用虚无主义对待上古历史与人物 1 x" l* g/ V. J3 u( T 《舜帝与舜帝陵》　　加入时间：2012-7-17 10:43:00　　admin　　点击：69

绪论 舜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是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奠基人，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舜帝创立的伦理道德观念，是原生性道德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母源，是儒家思想的源头。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特别推崇舜帝，且言必称尧舜。经过他们的整理、继承和发展，形成以仁孝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成为两千多年来我国封建社会居统治地位的思想。《史记·五帝本纪》称：“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这是对舜帝及其道德文化的充分肯定和赞誉。时至今日，在很多亚洲国家，特别是在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华侨社会中，道德文化和儒家学说仍然有着很高的地位。同时，舜帝后裔衍生为陈、王、胡、孙、姚、虞、田、袁、车、陆等60多个姓氏，人口达2.5亿之多，遍布世界各国和地区。尤其在港澳台地区和美国、东南亚各国，舜裔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对舜帝及其思想的研究，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以德治国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对于加强同世界各国、各地区舜裔宗亲团体的联系与交流，提高海外华人华侨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笔者撰写本书，意在对舜帝及其思想的研究上，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并以此求教于大方。 （一）不能用虚无主义对待上古历史与人物 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思想大解放运动。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始于春秋，盛于战国，止于两汉。这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对于中国实现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第二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始于戊戍变法前后，盛于五四运动时期。直到现在，这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尚未结束，仍然在不断深入之中。这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对于实现中国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两次思想大解放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史为鉴。所不同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是以上古之史为鉴，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对中国上古史及上古历史人物与传说人物的研究，理所当然地也促进了对舜帝及其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儒家创始人孔子与孟子更是言必称尧舜，对研究上古历史与上古人物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西汉史学大家司马迁则是上古历史与上古人物研究之集大成者。五四运动时期则是以西方之　史特别是希腊之史为鉴，而且言必称希腊；部分学者则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掀起了一股疑古思潮，对中国上古历史及上古人物进行全面否定。这股疑古思潮，自康有为举起大旗，到顾颉刚集大成，对中国上古历史与上古人物的研究，乃至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都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一、先秦两汉时期对上古历史与上古人物的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即由奴隶社会逐步过渡到封建社会。这一时期，周王朝的统治逐步衰落，礼崩乐坏，诸侯兼并，群雄并起，战乱不断，社会动荡，百姓流离失所。在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其经济利益和社会政治利益都面临着重新洗牌。因此，代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思想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发表自己的见解，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当时社会，总结历史经验，提出政治主张，无所禁忌，无所不谈，从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所谓的诸子百家，如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孙武、孙膑为代表的兵家，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以李斯为代表的杂家等。 面对当时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局面，社会上各个阶级、阶层和不同利益集团，都希望社会政治局面稳定下来。诸子百家的政治主张，绝大多数都在于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为了说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诸子百家都需要一个政治参照物。政治参照物不可能凭空想象，只能从此前的社会历史中去寻找。这样，就在客观上促进了对上古历史的研究，从而也促进了对舜帝及其思想的研究。由于尧舜时期是上古社会中最为稳定和繁荣的时期，尧舜是最具影响和最具人格魅力的上古帝王，诸子百家特别是墨、儒等家，选定上古社会中的尧舜时期作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将尧舜作为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上古帝王，对尧舜及其所处时代大加褒扬。而对尧舜研究得比较多比较深入的有墨翟、孔丘、孟轲、韩非等人。特别是孔子、孟子，对尧舜推崇备至，而且到了言必称尧舜的地步。 墨子（约前468－前376），名翟，相传原为宋人，后来长期住在鲁国。墨子出身于下层社会。在春秋战国这一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墨子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一般庶民参与政治的要求。他的“非攻”思想，体现了当时人民反对战掠夺争的意向。他的“非乐”、“节用”、“节葬”等主张，是对当时权贵“繁饰礼乐”和奢侈享乐生活的否定。他提出 “尚贤”、“尚同”的政治主张，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企图用上说下教的方法说服当时的王公大人，以改善劳动者、小生产者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必使饥者得食，寒蝉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墨子在《尚贤》、《尚同》中，主张贤人执政，不仅是三公，就是天子，也可选天下贤者而立之。他提出这一政治主张的依据是，“古者舜耕于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这段话，也是尧舜禅让之事的最早版本。纵观墨子的政治主张，实际上就是代表下层社会提出参与政治的要求，使下层社会之人在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中享受应有的权力。 儒家创始人孔子与孟子，在舜帝研究方面做了诸多开创性工作。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为春秋末期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面对当时东周王朝礼崩乐坏、社会动荡的混乱局面，他大力宣扬 “仁”的学说，认为“仁即爱人”，提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已复礼为仁”等论点，主张建立和维护比较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但是，孔子的思想与政治主张并不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到了晚年，他致力于教育，整理《诗》、《书》、《易》等古代文献，并把鲁国史官所记《春秋》加以删修，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典籍。孔子整理的《书》，又称《尚书》、《书经》、《周易》，成为以后的儒家经典。《书》以周王室的档案为基础，汇集了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是研究中国上古历史的重要文献。孟子（前372－前289），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提出“民贵君轻”说，劝告统治者重视人民；反对武力兼并；主张“法先王”，“行仁政”，缓和阶级矛盾。他的政治主张也不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后来，他退而与弟子万章等著书立说，结集为《孟子》，成为儒家经典之一。孟子本人也成为继孔子之后最重要的儒家创始人之一，人称“亚圣”。孟子对舜帝推崇备至，而且言必称尧舜。一部《孟子》，自始至终以诠释尧舜为主线，对尧舜的言行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与探讨，而且带动了此后几千年对尧舜特别是对舜帝思想的研究与探讨。也可以说，《孟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研究舜帝及其思想的集大成者。 经过先秦两汉时期诸子百家的研究，中国上古历史与上古人物基本定型，三皇五帝、虞夏商周的历史体系基本形成，为后世研究上古历史与上古人物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献资料。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不断，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得以确立，中国能够被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先秦两汉时期的诸子百家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的历史性贡献。 二、“五四运动”以来对上古史与上古人物的研究 “五四运动”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大解放的时期。“五四运动”时期的思想大解放运动，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大解放运动有着极其相似的时代背景。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清王朝腐败无能，国家积贫积弱。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趁机侵略和瓜分中国，国家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深重的民族危机和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广大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的戊戌变法，意在革新图强，却以失败告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持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政治面貌。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亡我之心不死，封建制度亡魂仍然在不断地寻求复辟，军阀连年混战，老百姓苦不堪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大批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纷纷走上政治舞台，掀起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这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揭开了中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序幕，也迈开了中华民族从晚清以来的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的第一步。 在这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代表各种不同利益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等等，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与道路，提出不同的主张与学说，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大解放运动，从而为自己所代表的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服务。为此，他们也需要寻找政治参照物，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提供依据与目标。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不同的是，在“打倒孔家店”和“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下，五四运动时期的政治参照物不再是中国历史上的人和事，而是把寻找政治参照物的目标转向了西方。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研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言必称马列。后来，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发展，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致力于研究西方历史，特别是推崇希腊历史，可以说是言必称希腊，认为希腊是整个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世界各地的文明都是在希腊文明的影响和带动下发展起来的，中华文明也不例外。为此，这些知识分子中部分人，刮起了一股疑古疑经之风。他们怀疑和否定三皇五帝，怀疑和否定夏王朝和商王朝的存在，认为真正的中国历史应当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算起，即中国充其量只有二千多年历史，根本不能与有六千多年历史的埃及、五千多年历史的巴比伦、五千年历史的印度相提并论，也不能跟有四五千年历史的希腊较高低，因而根本不配称为世界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他们认为，西周以前的商、夏王朝是虚构的，炎黄、尧舜禹等上古人物也是虚构的。这股疑古疑经之风，对当时解放思想，摆脱孔孟之道的束缚，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它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对中国在世界古代文明中的历史地位，对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都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直到现在，这种负面影响仍然存在。 疑古之事古已有之。无论唐宋时期还是明清时期，都有学者对上古历史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质疑。但是，这些质疑都没有否定上古历史与上古人物，只是对上古历史与上古人物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到了近代，由于清王朝腐败无能，国家积贫积弱，饱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之苦。同时，西方列强为了瓜分中国，在文化领域实施“消灭中国的民族自信”、“否定中国灿烂文明”的战略。在这种情况下，以康有为为代表的革新势力大力推动维新变法，发动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戊戍变法”，其目的在于强国富民。而要推动维新变法，就必须与中国传统的习惯势力作斗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作斗争。正因为如此，康有为等大力否定中国经史，否定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掀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疑古思潮的序幕。这一点，却正好与西方列强的文化战略不谋而合，对以后的中国民族文化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到了五四运动时期，这股疑古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强化，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否定中国历史文化的疑古思潮，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疑经疑古的大合唱。如胡适认为战国时期的屈原不是历史人物。闻一多撰文《五帝均为女性说》，很多学者也竞相附会，引经据典，论证中国上古五帝都是女性。与此同时，一些专家学者则对西方历史特别是希腊史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不能相信孔子、司马迁，不能认同《尚书》乃至《史记》，认为中国上古历史及其人物都是人为编造的，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他们却可以百分之百地相信古希腊诗人荷马（约公元前九至八世纪），可以认同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可以把这两部史诗当作古希腊的信史。他们忘记了，荷马史诗记述的事情，也并非荷马的亲身经历，而是约公元前十三至十二世纪的历史，也有的说是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五世纪的历史，距离荷马已经四至八百多年。他们还可以相信《圣经》中记述的世界和人类起源的传说，可以认同亚当、夏娃，却对中国同类的故事传说人物伏羲、女娲嗤之以鼻。这种全面否定中国上古史及上古人物的思潮，对以后西方学者怀疑、否定中国的悠久历史文化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和负面的影响。 在五四运动时期的疑古思潮中，其代表人物则是顾颉刚。顾颉刚在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考据学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是非常受人敬重的学者。但是，他的疑经疑古观点，却对后世产生了诸多消极作用。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具体计讲，他认为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代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等。换句话说，中国上古史是后人一代一代编造出来的，上古人物也是后人一代一代编造出来的。这一观点，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上古史，推翻了中国上古的三皇五帝时代。按照这一观点，中国的历史只能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中国的历史跨度充其量只有不到二千多年时间。其他的《尚书》、《竹书纪年》、《山海经》、《史记》中关于上古史的记载，都是不可信的，都是后人编造的。顾颉刚还提出“大禹是一条虫”。既然大禹是一条虫，那么尧舜、炎黄、伏羲、女娲也就不知道会是什么东西了。这些荒谬的说法确实不值一驳，只能使人一笑了之。但不少疑古派学者却追随其说法，对古代文献重新进行解释，得出了诸多使国人啼笑皆非的结论。如此这般，中国还称得上什么文明古国，更不配列入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中，甚至比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历史也要短。我们不知道这种疑古观点的依据是什么，其目的又是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是毋庸置疑的，即中国历史包括上古史，绝非是后人凭空编造出来的，而是有所依据的。就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疑古思潮甚嚣尘上之际，在中国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从这些甲骨文的记载中，司马迁的《史记》中关于商代帝王世系的记载是基本准确的。这表明，孔子编《尚书》，魏国史官编《竹书纪年》，无名氏编《山海经》，司马迁编《史记》，都是有所依据的，绝不是凭空捏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考古发掘取得了大批重大成果。考古发现的各种成果表明，大约在1－1.2万年前，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先民，已经逐步地由渔猎、采集生活进入农耕文明时代。离九疑山仅百里之遥的道县玉蟾岩出土了距今1.2万年以上上的稻谷和距今1,4万年以上的陶片。这是当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稻谷和陶片。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出土了距今约1万年的文字符号，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了大型城址。北方红山发现了大型礼仪性建筑。如此等等。这些考古发现大约属于仰韶文化时期，亦即中国远古燧人、伏羲和神农时代。这些考古发现还表明，中华文明可以追溯到1万年之前。国家在“九五”期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也取得了大批重大成果。这些考古成果和“断代”成果表明，夏代不再是所谓的传说时代。随着中国考古的进一步深入和考古成果的进一步应用，“三皇五帝”必将逐步地走进历史。 然而时至今日，仍然有人死抱住疑古大旗不放，仍然在那里死守疑古阵地。

蓬安姚波

绪论二：重新审视舜帝传奇生涯中的诸多问题 《舜帝与舜帝陵》　　加入时间：2012-7-17 10:43:00　　admin　　点击：73

（二）重新审视舜帝传奇生涯中的诸多问题 舜帝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从一介平民成长为一代帝王。他创立的社会伦理道德，成为后世道德行为规范。他建立完善了远古时代的国家制度，为后世帝王所继承和发展。正因为如此，他被后世尊为中华民族远古时代的三王五帝之一，史圣司马迁赞誉“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但是，舜帝一生的情况到底如何，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都有着诸多不同的说法，出现了诸多不同派别与不同观点。如虞舜是历史人物还是传说人物，地望何处，瞽叟、壬女为何屡次谋杀舜，舜在被尧帝起用前到底是一介平民还是部落酋长，尧帝以女妻舜是考察舜还是政治联姻，历史上是否存在尧舜禅让之事，舜是主动禅位还是被逼让位等等，都有着不同的说法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笔者认为，舜帝应当是一位历史人物。舜帝地望为古代濮阳，即今之山东荷泽与河南濮阳一带。瞽叟、壬女多次谋杀舜帝，均属于比较正常的情况，壬女出于妒忌，瞽叟则出于无奈，为生存所迫。尧帝将娥皇、女英下嫁于舜，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联姻，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桩有记载的政治联姻。相传几千年之久的尧舜禅让、舜禹禅让故事，在历史上并不存在。所谓的禅让，实际上只是一种原始民主制度的残余，是“公天下”向“家天下”转型时期的一种过渡形式。 一、舜帝是历史人物还是传说人物 舜帝是一位历史人物，还是仅仅为一个传说人物？换句话说，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实有舜帝其人？在舜帝研究中，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先秦两汉时期，上至帝王将相，中至士宦学人，下至黎民百姓，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舜帝其人的真实存在。这一点，从以下史实完全可以证明。 从已经出土的甲骨文看，早在殷商时代，殷人就把舜帝作为自己的祖先来祭祀。 西周王朝建立后，大封诸侯，传说达八百之多。在所封诸侯中，除了周室宗亲和文臣武将外，还将前代三王朝的子孙给以王侯名号，称为“三恪”以示敬重。对于西周王朝分封前代三王朝的子孙，后人有着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封虞、夏、商的后代于陈、杞、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昔虞　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杜预注：“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后，又封舜后，谓之恪，并二王后为三国。其礼转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第二种说法是封黄帝、尧、舜之后于蓟、祝、陈。《诗·陈风谱》唐孔颖达疏：“案《乐记》云：‘武王未及下车，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乃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则陈与蓟共为三恪，杞宋另为二王之后矣。”这两种说法虽然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在西周时期，虞、夏、商是作为三个朝代来对待的。无论在哪种说法中，都把舜的后代列入分封范围之内的。 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对尧舜禹的历史存在是充分肯定的。他依据周王朝和鲁国的档案，对上古时代的历史文献进行整理，最后修定《尚书》，成为我国第一部史书。在《尚书》中，开篇之作就是《尧典》，记述尧舜之事。而在《尧典》中，记述得最多的又是舜帝其人其事。这种谋篇布局和记述方式表明，在孔子那里，虽然还没有将炎黄等上古人物列入书中，或者说还没有将炎黄等上古人物作为历史人物来对待，但对于尧舜禹而言，孔子确实是将他们作为历史人物来对待的。特别是对于舜帝其人其事，在《尧典》中记述行非常详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诸多人物，干脆将《尚书》中记述尧舜时期人与事的部分称为《虞书》，将记述夏王朝历史的部分称为《夏书》，将记述商王朝历史的部分称为《商书》。这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等诸子百家人物都是将虞作为一个朝代来对待的，而且也是将舜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对待的。荀子、韩非子等人虽然对尧舜禅让与舜禹禅让之事有不同看法，但他们对舜帝是一个历史人物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还有一部由战国时魏国史官编写的史书也可以说明这一点。这部史书，“其所纪始黄帝，终魏今（襄）王二十年（前299）”。但是，这部史书在当时并未面世，而是随魏襄王埋葬于地下。直到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这部史书才得以重见天日。因其以竹简写成，后人称之为《竹书纪年》。在这部史书中，以编年体形式，对黄帝至魏襄王二十年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记述。其中对舜帝的记述比较详尽。这说明，《竹书纪年》与《尚书》一样，也是将舜帝作为历史人物来对待的。可惜的是，这部史书在当时及以后一段时间内并未引起高度重视和妥善保护。至唐代，此书逐渐亡佚。到南宋时，仅存残杂本三卷。明嘉靖年间（1522－1564），有人搜集《竹书纪年》的佚文，凑合史传纪事，用《宋书·符瑞志》文章当作附注，托名南朝梁代沈约注，编出《竹书纪年》上、下卷，即今本《竹书纪年》，实际上是伪书。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伪《竹书纪年》中，对舜帝其人其事窥见一斑。 西汉史圣司马迁集前代史学之大成，写成了千古不朽之作《史记》。《史记》所记，上起黄帝，下至汉武，时间跨度近三千年之久。司马迁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史学大家，又是一位受过奇耻大辱的史学大家。《史记》是司马迁穷一生之力，用自己的血和泪写成的史学巨著。在这部伟大的著作中，司马迁对上古历史与传说进行了认真严肃的考证，最终对上古时期的五位帝王写下了传记，合称为《五帝本纪》。在《史记》中，《五帝本纪》是与《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等并列的。这充分说明，在司马迁那里是将五帝作为历史人物来对待的，是正式地为五帝立传。而对于燧人、伏羲、女娲、神农、炎帝等，司马迁则是作为传说人物来对待的，从而没有给他们立传。对于这一点，司马迁是分得非常清楚的。 上述说明，先秦两汉时期，对于将黄帝和尧舜作为历史人物，大家的看法都是一致的。既然在先秦两汉时期就已经将黄帝和尧舜等作为历史人物来对待，我们今天还有什么理由不将他们作为历史人物来对待呢？而且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开展，随着陶寺等上古遗址的发掘，将为把尧舜等作为历史人物提供考古学方面的支持。 二、舜帝地望何处 舜帝是哪里人？对于这个问题，先秦两汉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春秋以前，关于舜帝的地望未见古籍记载。到了战国时期以后，才逐步有了舜帝地望的记载。最早记载舜帝地望的是《孟子》：“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 西汉史学大家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则说：“舜，冀州之人也。”这也是舜帝地望第二次见诸典籍。正是孟子与司马迁对舜帝地望的不同说法，导致了后世对舜帝地望的无休止的争论，形成了两种最主要的说法，即“东夷说”与“冀州说”。 “东夷说”依据孟子说的“东夷之人”，肯定舜帝之地望在山东荷泽、河南濮阳一带。实际上，今山东荷泽、河南濮阳一带，古时均属濮州之地。因此，“东夷说”又可以称之为“濮州说”。另一种说法则依据司马迁说的“冀州之人”，肯定舜帝生于今山西南部的安邑，即今之永济蒲坂。因此，“冀州说”又可以称之为“蒲坂说”。“东夷说”与“冀州说”孰是孰非？乍看起来，两者之间好象有着很大的差别，一个在山东、河南一带，一个在山西南部。而深入研究下去，这两种说法实际上都是指同一个地方，即山东荷泽、河南濮阳一带。 舜帝的先祖曾活动于今河北燕山一带。有虞氏部落以驺虞为图腾。《说文》：“驺虞也，白虎黑文，尾长于身，仁兽也，食自死之肉。”《毛传》则说：“驺虞，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诗经·召南》最后一首诗《驺虞》写道：“彼茁者葭，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彼茁者蓬，一发五　。于嗟乎驺虞！”这些描写表明，驺虞是一种似虎非虎、非常仁慈的动物。有虞氏部落以驺虞为图腾，也表明他们是以狩猎为生的氏族部落。相传虞舜的先祖幕还出任过颛顼的田猎之官。到句望时，有虞氏部落已经从燕山南麓一带到了雷泽（今山东荷泽至河南濮阳一带），定居下来，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其部落图腾也由驺虞转变为凤凰。雷泽又叫雷夏、雷夏泽，也叫濩泽。今山东荷泽则是濩泽这一古地名的转音。古代，在今山东荷泽与河南濮阳之间是一片湖泽之地。古代濮州辖区就是雷泽或濩泽周围地区。隋唐时期，这片湖泽之地尚未完全干涸。直到宋明时期，这片湖泽才完全干涸。无论是燕山南麓还是荷泽、濮阳一带，在上古时代均属于东夷范围。因此，孟子说舜帝是“东夷之人”是准确的。 司马迁说舜帝是“冀州之人”，与孟子所说的“东夷之人”并不矛盾。先秦时期，东夷是指今山东、河北、河南及安徽、江苏北部一带，这是非常明确的。今山东荷泽、河南濮阳一带正在东夷范围之内。孟子是战国时代之人，对于东夷范围当然是清楚的。他按照当时的地理观念说舜帝是“东夷之人”，当然是准确的。冀州为古“九州”之一。《尚书·禹贡》中的冀州，指今山西和陕西间黄河以东、河南和山西间黄河以北、河北东南地区。汉武帝时，全国设十三刺史部，冀州为其中之一。辖境相当于今河北中南部、山东西端及河南北端，地域较先秦时期大幅度缩小。但是，无论是先秦时期的冀州，还是两汉时期的冀州，今山东荷泽、河南濮阳一带都在冀州范围之内。特别是汉武帝设立冀州，司马迁对当时冀州的地理范围当然是非常清楚的。司马迁说舜帝是冀州之人，也就不可能指舜帝是山西蒲坂之人。如果认为司马迁说了舜帝是“冀州之人”，冀州就只能是指山西运城一带或者说只能是山西永济蒲坂一带，就认定舜帝地望只能在山西运城，甚至干脆就认为舜帝地望在山西永济之蒲坂，这是不准确的，是一种理解上的偏差。司马迁是西汉人。他说舜帝是“冀州之人”，并未说舜帝是山西人，也没有说舜帝是河南人或山东人。如果他所说的冀州是指先秦时期的冀州，那也不是确指山西南部地区；如果他所说的冀州是汉代的冀州，这时的冀州根本就不包括山西南部地区。因此，司马迁说舜帝是冀州之人，只是说冀州这样一个大地名。如果把司马迁的这句话，作为舜帝出生于山西垣曲或永济的依据，显然是没有多大说服力。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认定，舜帝地望为古代濮州一带，即今之山东荷泽与河南濮阳一带。现在山东人争舜帝地望在今之荷泽，河南人争舜帝地望在今之濮阳，都是有一定道理的。实际上，他们争的都是同一个地方，即古之濮州。而今之山东荷泽与河南濮阳，在古代同属濮之域。 三、舜帝青少年时期的活动范围 舜帝所在有虞氏部落在古濮州一带活动了很长一段时间。少年儿童时期的舜，理所当然地也是在这一带长大的。然而是，自从舜被父亲和继母赶出家门以后，直到舜被尧帝发现时止，对这一段时间舜的活动范围则有着多种不同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说法认为，舜青少年时期主要活动于古之濮州一带，即今之河南濮阳、山东荷泽及济南一带。另一种说法认为，舜被赶出家门后，主要活动于古代河东地区，即今之山西运城一带，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活动在运城的安邑一带。笔者认为，前一种说法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舜被赶出家门后，到被尧帝发现为此，绝大多数古籍对其行迹与活动的描述都没有太大的差别。司马迁则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作了如下归纳：“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现在的问题是，在全国范围内，叫历山、雷泽、寿丘、负夏的地方很多。仅以历山而言，至少有六处之多，有的学者则考证有二十多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青少年时期的舜，不可能同时在全国范围这么多地方活动。还有一点，就是舜在青少年时期的任何活动，都是要受到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可能为所欲为，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我们应当看到，舜被赶出家门时，还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其名气也还不是很大。这样一个少年，他的活动能量和活动范围毕竟是有限的。我们还应当看到，尧舜时期氏族部落很多。从大的区域看，当时的氏族部落可以分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百越、百濮。而在这些大的区域部落中，又可以分为众多小的氏族部落。无论大的区域性部落，还是小型的氏族部落，都有着自己相对固定的活动。在一般情况下，各氏族部落只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开展各种活动，却不得随意到其他氏族部落的范围内开展各种活动。如果有必要到其他部落的势力范围内从事一些活动，必须征得所在氏族部落的同意。否则，就会被视为一种侵略行为，引起争斗直至发生战争。这种情况，无论在中国上古社会中，还是在当代世界各国尚存的氏族部落地区，都是司空见惯的。如果认为舜这样一个才十五六岁的离家的少年，他就可以走遍当时的东夷、西戎等部族地区，可以想到哪里就能够到哪里，并且还可以在那里发号施令，调处种类矛盾和纠纷，示范这示范那，这只是我们现代人的一厢情愿，是我们不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和部族习俗。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舜青少年时期的活动范围，不会超出有虞氏部落的势力范围。而当时的有虞氏的势力范围，是在今之山东、河南一带，讲得具体一点就是在今之山东荷泽、济南、河南濮阳一带。超过有虞氏势力范围，舜将寸步难行，甚至有性命之忧。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说到的舜青少年时期的几个活动地点。历山，几乎是所有涉舜古籍中都提到的一个地名。现在全国很多地方有历山，其中较著名的有：山东济南、荷泽，山西垣曲、永济，浙江余姚、永康等。河滨，是一个不确定的地名。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古代所说的河均特指黄河，河滨理所当然就是指黄河之滨。雷泽，先秦时期是一个面积很大的湖泽，地跨今山东荷泽与河南濮阳。隋代还在这一带设立了雷泽县。宋明以后，雷泽逐渐干涸。此外，山西垣曲、永济也有雷泽这一地名。负夏，又名负瑕，也作瑕丘，为古邑名，春秋鲁地，在今山东兖州北。从这些地名看，位于山东境内及河南濮阳一带的，为舜青少年时期活动过的地方。其他地方的同类地名，则是舜被尧帝起用后活动过的地方，或者是舜帝后裔用以纪念舜帝而取的地名。 现在有的学者认为，舜青少年时期活动过的历山、河滨、雷泽，应当在山西境内，而不是在山东、河南境内。持这种看法的学者，是因为将舜被尧帝起用前与起用后的活动范围混为一谈。必须看到，舜在离家时还只有十五六岁，其活动区域不会超出有虞氏部落的势力范围。随着舜的年纪增长，他在有虞氏部落内的声望不断提高，最后成为有虞氏部落的首领。即使如此，他的活动区域也还是只能在有虞氏部落的势力范围之内。在此期间，舜及有虞氏部落不可能贸然迁徙到今山西南部。因为这里当时是势力最强大的尧部落的势力范围，不会容许其他氏族部落到这里活动。当然，后来舜及有虞氏部落从今之山东荷泽、河南濮阳一带，迁徙到了今之山西南部。但是，这次迁徙是在舜被尧帝起用后，而不是在舜被起用之前。对于尧帝及其部落来说，舜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外族人。既然舜被尧帝起用，尧帝还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为妻，舜也就成了尧帝部落联盟的核心成员。这样，在得到尧帝允许的情况下，有虞氏部落才有可能由东夷部族地区迁至中央之国境内。有虞氏最先迁入山西南部的地区，在今永济蒲坂一带，这里也因此成为舜的主要活动地区。舜继天子之位后，改国号虞，蒲坂也就成了虞国之都。有虞氏迁入蒲坂一带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其中一部分又先后向垣曲、洪洞一带迁徙。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舜的后裔陆续迁往全国各地。舜执政后，有虞氏部落为了褒扬舜之功绩，将舜在东夷部族区域活动过的一些地名，移植到有虞氏的迁入地。后来，舜的后裔又将这些地名带入新的迁徙地区，如山西垣曲、洪洞、浙江余姚、永康等。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就有了很多诸如历山、雷泽之类的地名。 四、舜被尧帝起用前已经不是一介平民 舜被尧帝起用，这是尧帝及其部落作出的一项重大政治抉择。这一重大政治抉择，至今仍然为人们所传诵。有的认为，舜被尧帝起用前，还只是一介平民。尧帝起用舜，主要是看重舜的品德与才干。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尧之所以能够称帝，他所建立的唐国曾经强盛一时，那么在他的手下，在他的部落里，品德与才干出众者必然不乏其人。否则，他就做不到这一点。他为什么不在自己的部族中挑选自己的接班人？为什么偏偏看重一个外族中的一介平民？对此，历来有着多种不同说法。但是，归根结底，都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舜在被尧帝起用前，其身份到底如何，或者说舜当时到底是不是一介平民。据笔者研究，舜当时不仅不是一介平民，而且已经是有虞氏部落的首领；不仅是有虞氏部落首领，而且已经是一位声望很高的强势氏族首领。只有这样，舜的事迹与声望才会传到尧帝那里，尧帝才会做出起用舜的决定。 《史记·五帝本纪》：“虞舜者，名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按照司马迁的说法，舜的先祖在还是很有名气的。但是，到了穷蝉以后，在有虞氏部落中，舜先祖的势力已经衰落了，不再是部落贵族，而只能一般平民百姓了。舜的父亲瞽叟，为有虞氏部落中的一位乐师，地位虽然不是很低，却也很难得称为贵族了。舜出生后不久，他的母亲握登就去世了。后来，父亲瞽叟续弦，继母壬女不断虐待舜，使舜的过得非常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少年儿童时期的舜，不仅不可能在有虞氏部落中有多高的地位，就是在家庭里也毫无地位可言。理所当然，这一时期的舜，在有虞氏部落中，充其量也就是一介平民而已。即使在舜被赶出家门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仍然只能算是一介平民。 然而，自己舜被赶出家门，直到被尧帝起用前，舜的身份与地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当时刚出家门的舜相比，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舜离家后，不再有家庭可以依靠。尽管他当时在农时并没有什么地位，总还是可以衣食无忧，只不过吃得差一点而已。他孤身一人离家后，就必须靠着自己的双手来谋生，来养活自己。古人有云，祸兮福所倚。正是舜在家时的地位低下，造就了他在逆境中生存的本领，使他在离家后能够迅速自立。他先是一个人跑到历山开荒种地，收获的粮食不仅可以养活自己，而且还可以支持父母，帮助其他生活困难的人。这样，舜儿时的朋友，部落里的其他人，也效法舜到山上开荒种地，他在氏族部落中的声望无形中也在不断提高。后来，他又烧制过陶器，打过鱼，搞过贩运，等等。正是在这各种活动中，舜靠着自己的技术、勤劳、诚信，赢得了有虞氏部落以及周边部落的信任与好评。也正是因为如此，舜最后成了有虞氏部落的首领，或者说从有虞氏部落分离出来的一个新的部落的首领。 有的认为，在春秋战国以来的文献典籍中，并没有关于舜是有虞氏部落首领的记载，因此说舜是有虞氏首领是不可信的。笔者认为，古籍中虽然没有关于舜为有虞氏部落首领的直接记载，但是间接记载却是很多的。《管子·治国》：“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善为民除害兴利，而天下之民归之。”《韩非子·难一》：“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古籍中诸如此类的记载还很多，大同小异而已。在这些记载中，有两点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一点，舜所到之处，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些说明，舜在离家自立以后，在他身边聚集了大批的人。“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虽是后世史家的溢美之词，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舜的部落规模像滚雪球一样，迅速扩大。随之而来的，当然是舜势力范围也在迅速地扩大，舜的个人声望也在不断地提高。可以想像，舜是十五六岁离家的，到尧帝发现并起用舜时，舜已经到了三十岁。在此前的十四五年中，除了开头几年主要是谋生外，舜用来拓展自己势力范围的时间，起码有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乃至十多年的时间里，按照三年一个轮回计算，舜的势力范围可以说已经相当可观了。这样，到舜三十岁时，他还只是一介平民吗？他难道不是已经成为一个势力范围很大的部落首领了吗？除此以外，我们不能做何解释呢？ 第二点，舜所到之处，可以发号施令，处理纠纷，协调矛盾，指导生产。这说明，舜当时已经是一个可以发号施令的人，是一个氏族部落成员愿意接受他发号施令和矛盾的人。在一个氏族部落中，有谁能够具备这样的资格？只有部落首领才能具有这样的资格。我们可以看看，在历山开荒种粮的人为争土地发生纠纷，舜前去调解，纠纷立即得到解决；在雷泽打渔的人争夺渔场，舜就到雷泽去处理，经过一段时间，打渔的秩序得到恢复；在黄河之滨烧制陶器的人，所烧陶器质量不高，舜就前去指导，从此以后，陶器的质量迅速得到提高。通过这些事情可以看出，舜不仅是一个处理部落内部事务的高手，而且还是一个专家型领导。在当时的有虞氏部落中，谁还比舜更有资格成为部落首领呢？ 综上所述，到尧帝发现并起用舜的时候，舜已经不是一介平民了，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着很强能力和势力范围的部落首领。这个部落，有可能就是有虞氏部落，也有可能是从有虞氏部落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新的部落。只有这样，舜其人其事才能反映到尧帝那里去。也只有这样，舜才能受到尧帝的赏识，并最终为尧帝所起用。 五、尧女妻舜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桩政治联姻 尧发现并起用舜，是尧帝一生中最重大的政治抉择之一。但与此同时，尧帝还做出了另一项重大的政治抉择，就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桩政治联姻。这一政治联姻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对舜的发现与起用。正是由于这一政治联姻，使得尧部落与舜部落紧密地在一起，实现了尧帝重新振兴尧部落的愿望与目的。 后世史家与学者，往往忽视尧帝种政治联姻的政治意义，而只注重舜与娥皇、女英的浪漫爱情。特别是舜帝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后，娥皇、女英千里迢迢从中原赶到九疑山寻找舜帝葬身之地，泪染荆竹，并在返回途中双双殉情于洞庭湖。娥皇、女英的这一事迹，为历朝历代所传诵，并成为历代文人客笔下的永不枯竭的浪漫题材。汉代刘向的《列女传》，将娥皇、女英列在首位。一代传人毛泽东《七律·答友人》：“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生衣……。”其诗中用的就是这一典故。实际上，尧帝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与女英嫁给舜做妻子，并非我们想像中的那么浪漫与高尚，而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政治交易。 尧帝是一位很有作为的上古帝王。在尧帝一生中，可圈可点者甚多。但是，到了尧帝晚年，尧帝对唐的统治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尧部落的势力也因此有所削弱。这也就是古代文献中所称的“尧德衰”。与此同时，尧帝周边一些部落的势力正在逐步强大起来，其中发展最快、势力的当属有虞氏部落与夏后氏部落。特别是有虞氏部落，在舜的率领下，势力范围日渐扩大，在各部落中的影响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尧帝部落特别是精明的尧帝当然感到了危机的存在。相对于势力日增的有虞氏部落和夏后氏部落，如果不采取措施，尧部落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做为唐的统治者，做为一个精明能干的上古帝王，尧帝当然不会对危机熟视无睹，束手就擒。发现并起用舜，将舜引入唐国，成为统治集团的核心之一，是尧帝采取的第一步重要措施。这一措施，消除了来自新兴的有虞氏部落的威胁，争取到了有虞氏部落的支持，也找到了一位可使唐复兴的德才兼备的人才。有了有虞氏部落与尧帝的合作，来自夏后氏等部落的威胁也就缓解了，也可以说暂时消除了。这大概是尧帝发现并起用舜的主要目的，而且这一主要目的基本达到。 尧舜联盟，打破了当时的势力平衡，形成了一种新的势力格局。这种新的势力格局，当然有利于尧部落的稳定与发展。但是，这种新的势力格局的平衡只是暂时的。随着有虞氏部落的进一步强大，这种势力格局总有被打破的一天。正由于如此，尧帝想到了与政治联盟更有效更持久的另一种措施，即政治联姻。在人类社会的所有关系中，血缘关系是最为稳定、最为持久、也最为有效的社会关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起用舜的同时，尧帝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就实现了与有虞氏部落的联姻。两个部落联姻后，就有了共同的血缘关系。特别是到了舜的后裔，这种血缘关系将是两个部落良好关系的长效机制。 政治联盟加政治联姻，这确实是尧帝的高明之举。这种政治联姻，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联姻之开端，并为以后诸多王朝所使用。其中最有名的如春秋时期的秦晋联姻，西汉时期的汉匈联姻，唐代的文成公主嫁吐蕃王松赞干布等等。所有这些，追根溯源，都是尧舜政治联姻在后世的应用。 六、瞽叟、壬女为何三番五次谋杀虞舜 在舜帝的一生中，有一个问题使大家百思不得其解，这就是瞽叟与壬女为何要三番五次地谋杀舜。一般地讲，壬女作为舜的继母，在平时虐待舜，特别是在生下儿子象以后，必欲除舜而后快，还不致大出人之意料。对于舜的同父异母兄弟象来说，舜在各方面都胜象一筹，象感到不顺眼，在壬女的怂恿之下，生出除舜之心，也还可以说在情理之中。而对于瞽叟来说，舜是他的亲生儿子，他为何也三番五次地参与到谋杀舜的行动中来，这确实让人费解，让人不可理解。古往今来，无人对此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最近，笔者在与一位学者讨论这个问题时，这位学者对我讲，瞽叟参与谋杀舜的终极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舜并非瞽叟的亲生儿子。舜不是瞽叟亲生儿子，亦即不是有虞氏的血脉。真是石破天惊！在中国上古社会已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当然会非常看重父系血统。如果舜真的不是瞽叟的亲生儿子，瞽叟参与对舜的谋杀活动，那倒也是有情可原了。但是，有何证据证明舜不是瞽叟的亲生儿子呢？这位学者给我说了一个理由：众所周知，有虞氏部落的图腾是驺虞，即一种似虎非虎的动物。而《竹书纪年》等古籍记载，舜的母亲握登是在见了天上之虹后意感怀孕，也有的说握登是感凤凰而怀孕的。透过这种表面现象，实际上在尧舜时代，人类社会的性关系还远不像商周以后规范。所谓的感虹而孕或感凤凰而孕，就是与以虹为图腾的部落或以凤凰为图腾的部落之男性发生性关系而怀孕。只是因为舜后来飞黄腾达了，舜的后裔才以这种方式来处理舜的血统问题。正因为如此，在舜自立后，特别是在舜继后，有虞氏部落的图腾由过去的驺虞改成了凤凰。 这位学者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如果这一看法成立，那么瞽叟在知道真实情况后，当然会对舜另眼相看，千方百计把舜除掉。但是，笔者认为，这一看法的理由并不充分。从各种涉舜古籍看，舜母握登在世时，瞽叟、握登、舜这一家非常和睦，瞽叟与握登之间关系融洽，瞽叟对舜也是爱护有加。握登去世后，瞽叟续弦，娶了壬女。壬女脾气暴躁，将舜视为累赘，处处为难舜，甚至对舜施加各种虐待行为，这些都只不过一般情况而已，并未超出可以接受的范围。而瞽叟续弦后，碍于面子，对壬女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是可以理解的。壬女对舜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是在有了儿子象以后。这时的壬女，不顾一切的维护着自己的儿子象，而对舜则像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当她看到舜被尧帝起用，尧帝还将两个女儿嫁与舜为妻，而自己的儿子象还是一无所有时，妒火中烧，企图将舜得到的妻子与财产据为象所有。因此，她与象设计了焚烧仓廩、淘井下石等谋杀手段。而这时的瞽叟，由于眼睛已经失明，生活不能处理，全靠壬女照顾，只好听任壬女摆布，参与到谋杀舜的活动中来。对于瞽叟来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因壬女与象胁迫而为之。除此之外，瞽叟还能怎么样呢？ 因此，笔者认为，在瞽叟、壬女与象谋杀舜的过程中，壬女是主谋，瞽叟充其量是一个协从而已。至于瞽叟参与谋杀舜，是否因为怀疑舜的血统，笔者没有考证，不敢妄加推断，只好存疑。 七、尧舜禅让、舜禹禅让并非历史之真实 尧禅让于舜，舜禅让于禹，这是古往今来称道尧舜之德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尧舜时期是否真的胡过禅让之事呢？对于这个问题，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 儒墨两家是极力主张禅让之事的。《尚书》是最早记载禅让之事的古籍。《尚书·舜典》：“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汝陟帝位！’”《尚书·大禹谟》则有“舜禹禅让”的记载。《尚书》是孔子编定的。因此，孔子是认可“尧舜禅让”和“舜禹禅让”之事的。在《论语》中，也有尧禅帝位于舜的记载。孔子之后的墨子，也说过尧舜禅让之事。他出身于下层社会。于是，他从下层社会的利益出发，主张贤人执政，不仅是三公，就是天子，也可选天下贤者而立之，反映了一般庶民参与政治的要求。为此，墨子在《尚贤》中说：“古者舜耕于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然而，墨子只说过尧舜禅让，而没有说过舜禹禅让。到了孟子，也对禅让之事予以认可，但态度比较暧昧。在《孟子·万章》中，当万章询问关于尧舜禅让之事时，孟子说：“天子能荐人于上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昔者，尧荐舜于人，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对舜禹禅让，孟子也有类似说法。战国以后，墨家衰落，禅让之说为儒家所专有。汉代以后，随着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尧舜禅让与舜禹禅让之说，被奉为帝王开明的典范。 在肯定禅让之说的同时，诸子百家中反对禅让之说者也不乏其人。最早对禅让之说提出质疑的是荀子。《孟子·正论》：“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战国末期的韩非，不仅不认同历史曾有过禅让之事，而且说舜和禹之所以能够继承帝位，完全是一种“臣弑君”地结果。《韩非子·说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纠，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这对于禅让之说，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在晋代出土的战国时期魏襄王墓中的竹简，后人称之为《竹书纪年》。这部竹简所记之事，上始五帝，下讫魏襄王，为魏国史官所记。其中，也没有关于尧舜禅让和舜禹禅让的记载，但却有关于舜囚尧的记载。唐代刘知己在其所著《史能》中，曾引《汲冢琐语》（即《竹书纪年》）： “舜放尧于平阳。”刘知已还说，舜是被禹赶到苍梧而死的。稍后，司马贞在《史记正义》中，引用《竹书纪年》说：“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也。”有的可能会认为，我们现在见到的《竹书纪年》中并没有记载刘知己、司马贞所说的那些内容。现在的《竹书纪年》，确实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现在的《竹书纪年》并非晋代出土《竹书纪年》之原貌。晋代在汲县魏襄王墓出土的《竹书纪年》，到唐代已经开始散佚，到宋代时只留下三篇残卷。我们现在看到的《竹书纪年》，是明代人根据搜集的残卷，凑合史传纪事，用《宋书·符瑞志》文章当作附注，托名南朝梁代沈约注，实际上是伪书。这部《竹书纪年》虽然仍保留了不少史料，对研究中国上古史有着重要参考价值，但它至少在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今本《竹书纪年》塞进了很多伪造的史料。如古本《竹书纪年》述史时间上起五帝，下讫战国时的魏襄王，与《尚书》大体一致。但今本《竹书纪年》却增加了一个《前编》，记述伏羲、炎帝之事。又如《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鸣条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这显然也是后人加进去的，因为战国时期海州这一地名尚未出现，最早出现海州的时间是在东魏武定七年（549）。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第二，今本《竹书纪年》删除了古本《竹书纪年》中与儒家思想相悖的诸多内容。在古本《竹书纪年》中，否定尧舜禅让、舜禹禅让的内容，说舜、禹继帝位都是通过逼迫前任来实现的，这显然与儒家思想是相悖的。特别是在唐代以后，儒家经典成为金科玉律，《竹书纪年》的上述内容都是大逆不道的。这也是我们看到的今本《竹书纪年》中没有上述内容的根本原因。而在刘知己、司马贞那里，很可能见到了古本《竹书纪年》。只有这样，作为还不够史学家，才有可能引出“舜逼尧，禹逼舜”等语。 现在，我们还可以从今本《竹书纪年》中看到一些“禹逼舜”的影子。在《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舜在位十有四年，奏钟石笙筦未罢而天大靁雨，疾风登屋拔木，桴鼓播地，钟磬乱行，舞人顿伏，乐正狂走。舜乃拥堵持衡而笑，曰：‘明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未见于钟石笙筦乎！’乃荐禹于天，使行天子事。于时，和气普应，庆云兴焉，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百工和而歌《卿云》。帝乃介之曰：‘卿云爛兮，礼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群臣咸进，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予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于予论乐，配天之灵。迁于圣贤，莫不咸听。　乎鼓之，轩乎舞之。精华以竭，褰裳去之。’于是八循通，庆云丛聚，蟠龙奋迅于其葳，蛟鱼踊跃于其渊，龟鳖咸出其穴，迁虞而事夏。舜乃设坛于河，依尧故事。至于下昃，荣光休气至，黄龙负图长三十二尺，广九尺，出于坛畔，赤文绿错其文言：‘当禅禹。’”长期以来，一些史家与学者都将这段文字，作为舜与大臣共乐，庆云出现，瑞祥之至。殊不知，只要我们仔细阅读，就能从字里行间看出其未必祥和。实际上，这完全是大禹发动的一次政变。在一次突如其来的灾害性天气中，大禹及其支持者向舜帝起哄发难。舜帝无奈之下，表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自己愿意交出象征权力的衡。此后，这场风波平息。以龙、蛟、龟、鳖等为图腾的部落首领，纷纷离开舜帝，站到了大禹一边。舜帝依照尧帝的办法，在河边设坛，举行交权仪式。在仪式上，以龙为图腾的部落首领，还打出了写有“当禅禹”，的条幅。在这中间，还有祥和之气吗？如果这不是一场政变，难道还有更好的解释吗？ 综上所述，关于尧舜禅让、舜禹禅让之事，虽有墨、儒诸子坚持，但终有底气不足之感。而否定尧舜禅让、舜禹禅让之事者，可以说言之凿凿。孰是孰非，实在难以定论。笔者认为，尧舜时代，正值“公天下”向“家天下”转型之际，旧有的氏族公社的民主选举制度处于消亡，新的世袭制度尚未产生。于是乎，就出现了一种介于选举制与世袭制之间的权力移交形式。这种权力移交形式的具体情况如何，现在尚难以定论，但是所谓的禅让，只不过是墨、儒诸子理想中的做法。

蓬安姚波

绪论三：舜帝卒葬于湖南宁远九疑山毋庸置疑 9 I5 {" o& A1 X0 L5 J7 N5 E 《舜帝与舜帝陵》　　加入时间：2012-7-17 10:46:00　　admin　　点击：191

（三）舜帝卒葬于湖南宁远九疑山毋庸置疑 舜帝卒于何地、葬于何处？这是舜帝研究中争论较多的问题。先秦两汉时期，对于舜帝卒葬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一是墨子的“道死西戎说”：“舜西教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市。” 因其几乎是孤证，而不为人们所接受，以后仅在《吕氏春秋·孟冬纪·安死》中变相加以引用：“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二是孟子的“卒于鸣条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孟子·离娄下》）孟子的说法，由于“鸣条”在当时并非具体地名，从而没有为后人所认同，更没有成为舜帝卒葬的主流认识。三是司马迁的“舜葬九疑说”。司马迁在做了大量考证工作的基础上，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下千古定论：舜“南巡狩，葬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从此以后，“舜葬九疑说”成为历朝历代的共识，特别是历代封建王朝都将湖南宁远县九疑山作为舜帝的归葬之处。每逢国家大事，朝廷均遣使到九疑山祭祀舜帝。 但是近年来，一些地方和一些专家学者出于不同目的，对舜葬九疑说提出质疑，甚至全盘否定。在否定舜葬九疑的诸多说法中，索宝祥先生的《舜迹三考》一文最具代表性。在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舜帝卒葬》中，他说：“《史记》‘苍梧零陵说’影响最为广泛，但也最为后世所诟病。我们很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的学术流变史勾勒出来，正本清源，以正视听。”他主要观点归纳起来有三点：第一，舜葬九疑是司马迁“演义”出来的。“正是因了他（司马迁）的一句话，湖南宁远才有人在汉代、南北朝乃至唐宋时期建筑、修缮帝舜陵庙”。第二，舜帝南巡之事“本属杜撰”。第三，“综合比勘，还是‘安邑鸣条说’令人信服”。 一、舜葬九疑是司马迁“演义”出来的吗 舜帝是不是崩葬于湖南宁远之九疑山？是司马迁“演义”出了舜葬九疑的故事，还是司马迁肯定了舜葬九疑的历史事实？是宁远人根据司马迁关于舜葬九疑的结论才修建了舜帝陵庙，是司马迁根据宁远九疑山的舜帝陵庙做出了舜葬九疑的结论？对于这个问题，只要稍具历史知识的人，都不会相信司马迁“演义”舜葬九疑的故事。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史学大家。无论在史识上还是史德史品上，司马迁都无愧于史圣之称号。他生于史学世家，从小受到严格的史学薰陶，博览群书，并遍全国各地进行考察，积累了丰富的史学知识，形成了秉笔直书的史官性格。特别是他在李陵事件中受牵连而被处以腐刑后，他仍然坚持用血和泪写完了《史记》这部巨著。在对待上古历史与人物的问题上，司马迁是非常谨慎的。没有把的东西，他是不会写到书中去的。他的《五帝本纪》，对黄帝、颛顼、帝喾的卒葬之地，都没有涉及，因为没有把握。但是，对于舜帝的卒葬之地，司马迁却一点也不含糊，写得非常具体：“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苍梧是九疑在上古时期的名称，与九疑是一地二名。九疑这一地名，到目前为此，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发现第二个，在汉代及汉代之前当然也不会有第二个。即使如此，司马迁还深得没有完全讲到位，还特地加了一句：“是为零陵。”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置零陵郡。到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的太初元年（前104），还只有几年时间。“是为零陵”，就是把苍梧、九疑这两个地名点定在零陵郡，而不是在其他什么地方。司马迁为什么说得这么肯定呢？是不是凭个人感情与好恶“演义”出来的呢？可以肯定地说：绝对不是。司马迁只是对舜葬九疑这一客观事实进行肯定而已。 第一，在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前，大禹、秦始皇、汉武帝均曾“望祀”九疑山舜帝陵。《大清一统志》载：“禹南巡，至衡山，筑紫金台，望九疑而祭舜。”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前210）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帝于九疑山。”《汉书·武帝纪》：“（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帝于九疑。”须知祭天地、祭山川、祭祖宗，是非常神圣的仪式。而“望祀”是祭祀仪式的一种，也是一种正规的祭祀仪式。在举行“望祀”仪式之前要筑坛，沐浴更衣。当然，对舜帝进行“望祀”前，最重要的是搞清楚舜帝是葬在哪里。这些帝王决不会连舜帝葬在哪里都没有搞清楚，就胡乱地搞起了向九疑山“望祀”舜帝陵的仪式。特别是作为舜帝后裔的秦始皇，对于自己的老祖宗——舜帝葬在哪里肯定是清楚的。如果不清楚，就来一个“望祀”，那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历代帝王祭祀九疑山舜帝陵的记载，没有历代帝王其他所谓舜帝陵的任何记载，在先秦两汉时期是如此，在魏晋至明清时期也是如此，无一例外，概莫能外。这就足以说明，舜帝确实葬于九疑山。这一点，早在先秦时期就是已经存在的历史事实。 第二，有诸多文献记载舜葬九疑。《礼记·檀弓上》载：“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二妃未之从也。”《礼记》是儒家经典之一，是由孔子的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等所记的秦汉以前各种礼仪的论著，最后由西汉的戴圣汇编而成，也称《小戴记》。由于戴圣生活在汉宣帝时代（前73－前50），曾任九江太守，在宣帝时立为博士，《礼记》的编纂时间也应在戴圣任博士期间。因此，戴圣对《礼记》关于舜葬卒葬的地点——苍梧在哪里，应当是比较清楚的。《山海经》对舜葬九疑问题有多处记载。《山海经·海内南经》：“兕在舜葬东，湘水南。”“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山海经·海内东经》：“湘水出舜葬东南陬，西环之，入洞庭下。”《山海经·海内经》载：“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源，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此外，我们来看看屈原有关舜葬九疑的描写。屈原是我国古代最早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因遭谗被流放于湖湘一带，作《离骚》、《九歌》等诗篇，反复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在屈原的诗篇中，多次提到九疑与舜帝。如在《离骚》中写道：“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迓并。”描写自己溯湘江南行，到九疑向重华（舜帝名重华）陈词诉说，受到九疑山诸神的热情欢迎。屈原是楚国贵族。楚国是把舜帝作为祖来祭祀的。屈原的《离骚》等虽然是文学作品，但是，他是把九疑山作为舜帝卒葬之地来朝拜的。这说明，在战国时代的楚国，舜葬九疑是国人之共识。如果舜帝不是卒葬于九疑山，而是葬山西永济之鸣条，屈原完全可以写到永济鸣条支朝拜舜帝，而不需要到九疑山去朝拜舜帝。这是因为，无论到哪里朝拜舜帝，对屈原文学作品的内容都不会有丝毫影响。从《礼记》、《山海经》以及屈原的作品看，早在司马迁之前，舜葬九疑已经成为当时共识。 第三，从考古发现看，可以更加确证舜葬九疑。如果说古代文献还不足以证明舜葬九疑的话，那么考古发现则可以为舜葬九疑提供考古学上的支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有两项重大的考古发现，有力地支持了司马迁关于舜葬九疑的千古定论。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批图书资料。这些图书资料，除了大批帛书和简牍外，还有一些用帛绘制的图幅，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两幅地图。这两幅地图，一幅为地形图，一幅为驻军图。两幅地图所绘主区域为深水流域，即潇水中上游地区，也就是现在湖南永州市南部六县的范围。在这两幅帛书地图上的九疑山南部，清楚地画着九条柱状物，柱后有建筑物，旁注“帝舜”二字。这是我们至今见到的最早的关于确证舜葬九疑的实物资料。这两幅帛书地图是于公元前168年随墓主人埋入地下的，地图的绘制时间当然不会晚于公元前168年，而且肯定会早于公元前168年。而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比帛书地图的墓主人逝世的时间起码要晚23－33年！2000年12月，文物考古工作者在玉琯岩西南至汉唐坪一带发现有文化遗存，经专家确认年代不晚于汉。经2002年3－5月、2003年12月至2004年元月、2004年3月三次考古发掘，确定这一文化遗存为秦汉至宋元时期的舜帝陵庙。为了确认九疑山玉琯岩古舜帝陵庙遗址的考古成果，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南省文物局、永州市人民政府于2004年8月3日至11日，邀请有关专家学者赴宁远县九疑山进行实地考察和论证，并于8月13日在长沙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专家们到古舜帝陵庙遗址发掘现场进行了实地考察，还观看了遗址出土的文物。综上所述，早在2000多年前，“舜葬九疑”就已为人们普遍接受。在九疑山修建舜庙加以祭祀，是人们接受“舜葬九疑”这一历史事实的重要标志。长沙怪王堆西汉古墓的帛书地图，是对这一历史事实的真实记载。到底司马迁是否“演义”舜葬九疑，宁远人是否在司马迁之后才到九疑山建起了舜帝陵庙？只要了解一下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前期的帛书地图，只看一看该地图上标绘的九疑山舜帝陵庙，到九疑山玉琯岩看一看古舜帝陵庙遗址的考古情报所现场，上面的那些说法就会不攻自破。 总之，无论从大禹到秦皇汉武向九疑山方向“望祀”舜帝陵，还是从先秦文献的记载和考古发现看，舜帝卒葬于九疑山或者说舜帝陵在九疑山，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司马迁作出舜帝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的千古定论，不是凭空“演义”出来的，而是对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进行肯定而已。 二、舜帝南巡之事本属“杜撰”吗 为了彻底否定司马迁关于舜葬九疑的千古定论，索宝祥先生干脆来了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说舜帝根本没有南巡，所谓的舜帝南巡是由与司马迁同时的孔安国杜撰的。他这样说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孔安国曲解了《尚书·舜典》中“陟方乃死”四个字的意思，并在此基础上“妄添”舜帝南巡之事。二是舜帝当时已经退位，而且年事已高，加上交通极不方便，因而没有可能再来一个南巡。索先生认为，只要否定舜帝南巡，“不管太史公所言苍梧在粤西还是在洞庭，都因‘南巡’不成立而变得毫无意义”。那么，索先生的两个理由能否成立？孔安国是否曲解了“陟方乃死”的意思？舜帝到底能不能南巡？舜帝有没有南巡？舜帝为什么要南巡？ 首先，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孔安国曲解了“陟方乃死”的意思，“妄添”舜帝南巡之事，还是索先生曲解了 “陟方乃死”的意思，不愿承认舜帝南巡之事。《尚书·舜典》载：“舜生三十征庸二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对于《尚书》的这段话，自古以来就有多种不同的解读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一派将“陟”解读为到、去、巡视、巡狩；将“方”解读为地方、方国；将“乃”解读为遂、于是。因此将“陟方乃死”断句为：“陟方，乃死。”意思是舜帝执政五十年的时候，到下属的方国去视察，于是最后死在方国。另一派则将“陟”解读为去世，将“方乃死”看成是对“陟”的解释，表明这里的“陟”是死、去世的意思。因此，他们将“陟方乃死”断句为：“陟，方乃死。”意思是舜帝执政五十时去世，不存在舜帝到方国巡狩的意思。 应当看到，在古文中，“陟”是一个多义词，其义有三：一曰“登”，或曰到、去、临。《说文》：“陟，登也。”如《尚书·舜典》：“汝陟帝位。”这里的“陟”，显然是登的意思，而不是死的意思。《诗经·周南·卷耳》：“陟彼崔嵬，我马虺聩。”“陟彼高冈，我马玄黄。”这里的“陟”，当然也是登、到的意思，而不是其他的意思。二曰“高”。《尔雅·释山》：“山三袭，陟。”这里的“陟”，形容山很高，不存在其他意思。三曰“死”。《尔雅释诂》：“陟，升也。”这里的升，是“陟”的引伸义，即升天的意思，多用于上古帝王的逝世。《竹书纪年》中多处用“陟”表示帝王去世。如《竹书纪年·黄帝轩辕氏》：“一百年，地裂，帝陟。”但是，《竹书纪年》中的“陟”，并非都是用于或者只是用于上古帝王的去世。如《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三十二年，帝命夏后氏总师，遂陟方岳。”这里的“陟”，当然是不能用去世来解释的。因为《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还有另一段话：“五十年，帝陟。”如果他在执政三十二年就已经去世了，怎么又会执政到五十年而再一次去世呢？人是不可能死两次的，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简单道理。这样，前者所说“遂陟方岳”的“陟”，只能解释为“去”、“到”，即舜帝在位三十二年的时候，将军事指挥权或军事领导权移交给大禹后，就到“方岳”去了。这正是从“遂陟方岳”的解读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尚书·舜典》中的“陟方乃死”，应断句为“陟方，乃死”。意思是说，舜帝在位五十年时，到方国或所属势力范围的地方去视察、巡狩，并在那里去世。因为“陟方”与“陟方岳”是完全一样的句式。如果将“陟方乃死”断句为“陟，方乃死”，用“方乃死”来解释“陟”的意思为死，有这个必要吗？在春秋战国时代，“陟”、“崩”、“薨”等都是表示帝王去世，用得着 “陟，方乃死”、“崩，方乃死”、“薨，方乃死”这样的句式吗？ 从上述情况看，笔者丝毫不认为将“陟方乃死”断句为“陟方，乃死”有何不可。史书中并没有记载孔安国是如何理解这四个字的，当然也就谈不上孔安国曲解了这四个字的意思。至于说孔安国据此“妄添”舜帝南巡之事，则属子虚乌有。上古时代，巡狩更是一种宣示王权帝威的方式和制度。这种方式或制度始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早在尧帝时代，巡狩制度就已经建立。《竹书纪年》对尧舜禹的巡狩活动均有记载。《竹书纪年·帝尧陶唐氏》载：“七十三年春正月，（舜）受终于文祖”，“七十四年，舜初巡狩四岳。”至于舜初次巡狩到了哪些地方，《竹书纪年》中没有详细记载。而在《尚书·舜典》中，却对这次巡狩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并说此后定下了“五载一巡狩”的制度。索先生说孔安国“妄添巡狩之事”，可能就是指《舜典》中的这一记载。这一记载是否“妄添”，决不是索先生一个人可以说了算。但是，这一记载与《竹书纪年》记载的时间完全吻合，都是在舜帝摄政以后的第二年，并不能因此就认定是孔安国“妄添”。 其次，我们来看看舜帝能不能南巡，有没有南巡，为什么要南巡。舜帝已经退位，还有没有权力进行南巡？笔者认为这是不成问题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针对当时一些人否定改革开放，已经退位的邓小平不是也南巡并发表谈话吗，使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不动摇吗？舜帝当时年事已高，交通条件肯定也很差，这些也不能成为舜帝不能南巡的理由。我们不能低估了古人的能力。我们也不能以现代人特别是现代城市人的行为方式，去理解古人的行为方式与能力。即使是现代城里人特别是大都市的人，能够相信和理解海南“老太太爬树比猴快”吗？恐怕现在城里在姑娘也难以做到这一点。但在海南等热带地区，这确实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那么，舜帝为什么要南巡？舜帝到南方的三苗之地，到底是巡狩还是避难？如果从积极方面看，可以说是为了充实退位后的生活，到以前没有巡狩过的地方走一走；可以说是为了避开大禹，不再干预大禹执政，为大禹提供一个宽松的施政环境；也可以说是为了去看一看封于有庳的弟弟象，因为有庳位于离九疑山仅百余里的地方，即今永州市双牌县境内（古属道州）。如果从消极方面看，舜帝与其说是南巡，还不如说出走南方、出逃南方，到南方避难，或者说被大禹流放到南方的三苗之地。 前面已经讲过，大禹继承帝位并非由于舜帝主动禅让，而是通过政变取得的。同时，大禹与舜帝有杀父之仇。通过治水成功获得的崇高威望，使大禹取得了多数氏族部落首领和朝中大臣的支持，并以政变方式逼迫舜帝交出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舜帝别无选择，只好依照当年尧帝被逼交权的做法，在河边筑坛举行权力交接仪式。在将帝位交给大禹后，按照《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的说法，舜帝“遂陟方岳”，也就是离开都城蒲坂，跑到外地去了。此后，舜帝再也没有与大禹会面。就是大禹在太庙举行“摄行天子之事”即登上摄政帝之位的仪式，舜帝也没有参加。而舜帝登上摄政帝之位的仪式，则是尧帝亲自主持的。舜帝没有出席大禹摄政仪式，这是耐人寻味的。舜帝为什么没有出席？这里有四种可能：一是舜帝已经到了很远的地方，赶不回来。二是舜帝有意回避，不愿回来。三是大禹已经将舜帝软禁起来了，舜帝没有办法参加。四是舜帝已经被大禹流放到三苗之地，不让参加。从现有文献资料看，尚未发现大禹囚禁舜帝的记载。最有可能的是，在将帝位交给大禹后，舜帝有意回避大禹，出走到南方的三苗之地，或者被流放到南方三苗之地。 舜帝为什么要选择出走南方三苗之地，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舜帝在对待南方三苗的问题上，一直采取以德感化三苗，与三苗有着的关系，加上舜帝之弟象的封地在三苗地域。出走到三苗之地，对舜帝来说是最安全有效的选择。这也是三苗后裔之楚人及楚国对舜帝特别敬重，并把舜帝与楚人先祖一同祭祀的重要原因。如果舜帝是被流放，那么大禹将流放之地先在三苗，是因为三苗之地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距离当时的都城蒲坂距离遥远，舜帝的影响和舜帝对大禹的潜在威胁才会降到最低限度。 三、“安邑鸣条说”令人信服吗 所谓“安邑鸣条说”，就是以孟子关于“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的说法为依据，把孟子说的鸣条锁定在山西安邑（今永济县）之鸣条，认定舜帝卒葬于山西永济之鸣条岗。这种说法令人信服吗？非也。 第一，孟子所说鸣条并未特指安邑之鸣条。鸣条，本指风吹树林枝条发出的声音。汉董仲舒《雨雹对》云：“太平之世，则风不鸣条。”晋陆机《猛虎行》：“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这里的“鸣条”，都是指树枝因风作响。鸣条用作地名，则始见于《孟子》。但是，孟子所说鸣条并非特指山西永济之鸣条。现在，全国范围内叫鸣条的地名也远不止山西永济一个地方。有学者做过考证，全国叫鸣条的地方有二十多处，其中著名者有四，即山东定陶、安徽巢县、山西安邑、河南封丘。刘俊男先生在《华夏上古史研究》则提出，鸣条即荆楚。刘先生认为，“条”即古攸、修字，亦荆楚之义，因为荆楚皆长条形灌木。《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鸣条有苍梧之山。”那么，鸣条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鸣条是一个大的区域性地名。第二，鸣条与苍梧有从属关系，即鸣条包括苍梧山，苍梧是鸣条的一部分。第三，鸣条的地理位置在中国南方。春秋战国以来，所有文献典籍和文学作品，如《山海经》、《淮南子》、《史记》、《汉书》等，都明确无误地记载苍梧在零陵郡，即今之湖南永州市，却没有苍梧在中国其他地方的记载。苍梧山在中国南方。鸣条与苍梧之间有从属关系，鸣条也只能是位于南方。第四，苍梧与九疑在同一区域，为一地二名。把这四个条件放到一块，就会出现如下的逻辑关系：南方有鸣条，鸣条有苍梧，苍梧有九疑。或者说，九疑在苍梧一带，苍梧在鸣条一带，鸣条在中国南方。同时符合这几个条件的，只有刘俊男先生所说的“荆楚”。这样，把鸣条这一地名锁定在山西之安邑，就已经无法令人信服。 第二，山西安邑的舜帝陵庙始建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比九疑山舜帝陵的下限（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帛书地图的绘制时间——公元前168年之前）还要晚900年以上。如果舜帝卒于安邑鸣条，为何直到唐代才由安邑的地方官建庙？对此，索先生有一个站不住脚的说法，即直到“唐开元26年（738年），河东人（运城人）意识到帝舜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遂于安邑鸣条冈修建舜帝陵，并年年祭祀，蔚然成风。”舜帝位列五帝，真的卒葬于安邑鸣条岗，时间已经过了三千来年，安邑人竟然没有能够为舜帝置陵建庙，这可能吗？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与诸子百家大谈尧天舜日的时候，特别是孟子说舜“卒于鸣条”的时候，河东人不给舜帝置陵建庙，说得过去吗？司马迁写下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这一千古定论的时候，河东人为什么仍然在那里行若无事，不愿意为舜帝置陵建庙？又过了几百年，到了晋朝，发现了《竹书纪年》，到了索先生所说的“《竹书纪年》强力支持‘鸣条苍梧说’”的时候，这应当是河东人反驳司马迁的“舜葬九疑说”，重新肯定舜帝卒于鸣条的大好时机。河东人仍然没有认识到舜帝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仍然没有抓住这样的大好时机，仍然不肯给舜帝置陵建庙，这确实让人迷惑不解。对此，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舜帝陵根本不在安邑鸣条岗，当地人祖祖辈辈压根儿不知道有舜帝葬于鸣条岗这件事。然而到了唐朝，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河东人忽然一下子醒悟过来了，“意识到舜帝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遂于安邑鸣条冈修建舜帝陵，并年年祭祀，蔚然成风。”这确实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也确实让人不能信服。如果像索先生认为的那样，舜葬九疑是司马迁“演义”出来的，那么河东人在唐朝的做法就是百分之百地造假。 总之，“安邑鸣条说”无论如何比勘，都不能自圆其说，都不能令人信服。最近几年，运城运用大量财力，拿出一千余亩土地，修建了一处规模宏大的现代版舜帝庙。2004年4月，一些专家学者到这里参观了一次。听介绍，这座舜庙是建在夏代舜庙遗址基础之上，却没有任何考古发现可次佐证，只是建筑舜庙所用的砖头，不知是从什么地方的古建筑或旧建筑物上拆下来的。他们说舜庙的古柏为大禹亲手栽种，但却明明是从什么地方移栽过来的。当时尚未成活的古柏的树干上、树枝上还挂着瓶子，正在输液！舜庙里面挂的长卷绘画，与宁远县九疑山舜帝陵里面挂的长卷绘画一模一样，百分之百是九疑山舜帝陵绘画的复制品。宁远九疑山舜帝陵里面的长卷绘画，由湖南科技学院副教授、宁远籍著名画家刘双全创作。据说这几幅复制品已经被换掉了。否则，如果刘双全副教授知道了这件事，说不定会与复制者打官司的。这样做，还能令人信服吗？当看到这些的时候，心里很不是滋味，不知道这样做，是由于“意识到帝舜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还是其他什么更深层次或更浅层次的原因。中国神圣的舜帝文化就用这种手段、这样的办法来处理，喜乎？悲乎！

蓬安姚波

舜迹三考·舜帝卒葬考(2012-06-02 14:44:23)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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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帝舜山东历山东夷鸣条文化

分类： 远古传说

! }/ T- M7 ]& D0 P$ X- M　　作为史前传说人物，帝舜位列“五帝”之中。在长达四五千年的流传史中，为了纪念这位中华民族的先祖、华夏早期文明的创始者，各地百姓都尽力地制造一些有关帝舜的传说故事，并为之修筑陵庙，开展祭祀。在历史的层层累积中，“雪球”渐滚渐大。尽管制造传说的人并无恶意，但毕竟造成了芜杂不靖的局面，使附会与造伪满天飞。在讲究“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今天，这一活动更是蒙上一层功利色彩，各地方官员深谙其道，竞相争夺这块金字招牌。首届世界舜裔国际大会于1982年在香港举办，盛况空前。后来分别由台湾、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及河南许昌和福建晋江轮流主办。2003年的巴厘岛会议，中国除港澳台外还派出了10个代表团。这几个地方出席会议的原因，要么是本地有帝舜遗迹，要么是本地舜裔较多，但终极指向都是从“舜文化”中分一杯羹。

7 P; M" G7 ~9 m& h/ {　　目前关系到帝舜遗迹的，主要有山东诸城、荷泽、定陶、浙江上虞、广西苍梧、山西运城、河南濮阳、虞城、湖南宁远等，这几个地方围绕着帝舜的出生、活动与卒葬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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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F7 u2 x( W" n/ f- ^3 m　　对于“帝舜接受史”中的种种迷乱，学者并未冷眼旁观。两千年来，先后卷入这一公案的，有郑玄、孔安国、司马迁、郦道元、曾巩、李贽、毕沅、顾祖禹、王国维、闻一多、袁珂、吕思勉等让诸多知名人物。出于文化责任感，学者们追求的是“真”，力图还原历史真相。但由于资料局限，往往所论非公。现在，全国基本上形成了山东济南、山西运城、湖南零陵三个研究中心。各地学者的辛勤劳作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遗憾的是，囿于地域偏见，一些研究者对史料断章取义，择利己者而用，或对史料中相牴牾之处置若罔闻，因此，研究结论往往都对本地有利，发布成果的刊物亦具地方特色，这多少有些嫌疑。

　　为此，我们有必要综合各地研究成果，以学术公允之心，对帝舜地望、行迹与卒葬等三个重要问题加以考辨，作出合理而可信的解释。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历代各地的州志、府志、县志在研究地方风物方面是较为可信的，但由于各地都“希望”分享帝舜遗迹这一文化遗产，所以，其中对本地帝舜遗迹的记载或渲染，反而成为最不可靠的文字，我们一概不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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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j8 @% J6 ~6 I3 R一　帝舜地望考

　　谈及帝舜出生地的文献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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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 v. w* z; E- C% Q　　（1）《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2）《史记·五帝本纪》：舜，冀州之人也。

2 X4 w4 a6 \9 ^. m% K　　孟子说是“诸冯东夷人”，司马迁说是“冀州人”。二人所述大相径庭，且所指非明，概念模糊。这引发了后人无尽的猜想，也诞生了种种解释。当今关于帝舜地望主要有三说：一为“冀州说”，或曰今山西垣曲，或曰今山西永济，皆在晋南；一说为“诸城说”，即今山东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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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诸城说”者的理由，主要是“东夷”这一族群的活动范围正在今天的山东与苏北地区。不错，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发现使“诸城说”获得了考古学支持。但以此解释舜的出生却是明显的断章取义。从孟子所言看，在春秋时期，将“东夷”帝舜与“西夷”周文王并举，显然不是把“东夷”作为专有名词使用，而是指周王朝都城镐京（今西安）之外的区域——镐京方圆五百里以外皆称“夷”。是故京都以东称“东夷”，京都以西称“西夷”。诸城在镐京以东两千余里，可称“东夷”，垣曲、永济在镐京东千余里，亦可称“东夷”。这样，“东夷”一词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至于“诸冯”，臧励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列出二处：“山东荷泽县南50里，相传即舜生处，即今诸城县。又山西垣曲县东北50里有诸冯山。”有学者便认为“诸冯城”简称为“诸城”（那里有冯村与冯山），有学者认为乃永济（那里有“姚墟”与古称诸冯村的舜帝村），还有人认为诸冯即今垣曲，不一而足。其实，历史地名的衍化十分复杂，与民间传说结合起来，更是变得扑朔迷离，故不足采信。

1 U" ?9 U/ F3 M- {　　在“东夷”与“诸冯”二词失去考证意义后，另一名词——负夏——的意义就弥足珍贵了。《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认为负夏（瑕）是“春秋时鲁邑，在今山东滋阳县三十五里之瑕丘故城”，聊存一说。今人李百勤著文《说虞舜》，从象形文字与古字读音转换的角度，论证了“负夏”乃“华夏”之误书或另书，令人耳目一新。“华”与“负”在春秋以前同音，今人王力先生指出“华”在《诗经》中读如“fu”，战国后转读如“hua”。李氏还说明，“虞”字即人扛兽皮，象征狩猎部落所立之国家，“舜”字则象征猎人肩扛猎物的威武形象，表该部族首领。李氏所论是有道理的，也解决了不少难解之题。

% X0 d, {) w: ]7 \9 n" d　　大多数解释都回避了一个基本问题——尧是怎样发现并起用舜这个接班人的。司马迁说是“四岳咸荐之”，这本身就充满了神话色彩。请问四岳何在？岳牧为谁？即便舜以孝名，何以四岳咸知，神通如此广大？最好的解释就是舜来到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的“中国”（今黄河以东、北到临汾，南至河南周口地区），在这里生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其品德与才能为尧所知，才被委以天下。

　　因此，“冀州说”疑点斑斑：如果说在垣曲，“迁于负夏”无从解释，除了在附近伪造地名别无他途；如果说在永济，仅凭当地所谓的“舜井”、“舜庙”和今人袁珂的一句话显然难以服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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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 J5 H) N& [' y. Y9 X　　假如认为帝舜生于山东诸城，情形也不容乐观。就如今地图上的直线距离而言，由诸城到尧都平阳有1800多公里，而由诸城到黄海之滨，却不过区区100公里。那么，狩猎出身的舜为何不带领族属转向渔猎，向海洋文明发展？偏偏要翻山涉水，远行3000余里，向农耕文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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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认为，帝舜生地在今山东荷泽一带，原因有五：其一，荷泽恰好位于山东最西边缘、古“中国”（中原地区）之外，具备“迁于负夏（华夏）”的基本地理条件；其二，荷泽位于周之镐京（西安）以东，符合孟子所谓“东夷之人”的特征，至于其谓“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有学者认真比对、换算，确认运城与歧山距西安同为千余里，其实孟子尚未建立明晰的地理距离概念，所言为概数而已；其三，司马迁为汉武帝时人，所言冀州“辖境相当今河北中南部、山东西端及河南北端”[2]，荷泽正在此范围；其四，荷泽县南50里处曾存在过一个与诸冯有关的诸城县（绝非今天黄海之滨的诸城市）；其五，就所谓的“虞舜遗迹”而言，荷泽无多，不如河东等地，正好说明舜在此生活时部落未得教化，声名甚微，及至河东，居于妫汭，可能才使其父瞽叟受尧赐得妫姓，这也正是今天晋南平陆、永济较多妫、姚等舜裔之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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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3 \% w  G8 U  Y6 C9 C　　尧起初的都城在蒲反（今山西永济市）。距今180万年的西侯度遗址和匼河遗址均在今山西芮城县风陵渡，与蒲反同在中条山西端的方圆百里之地。晋南自然条件优越，成为人类早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当尧之时，小“国”林立。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尧的政治教化流传四方，影响渐大。远在“中国”之外的虞舜部落心向往之。在由荷泽向尧都进发（不管是“就时于负夏”去做生意，还是搬家“迁于负夏”）的过程中，其族群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本质改变，由狩猎文明向农耕文明过渡。在“首都”生活期间，虞舜的孝行与美德“上达天听”，胸怀阔大的尧帝有意接纳这位异族接班人，遂“釐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尚书·尧典》），而妫汭正在古蒲州，今日之山西永济。

二　帝舜行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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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了帝舜由荷泽迁徙至蒲州这一点后，帝舜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就划定了，这里，帝舜的其他活动我们姑且搁置，而把考察的重点放在历来争议纷纷的“历山”、“河滨”、“雷泽”等。我们还是先罗列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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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尚贤中》：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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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子·治国》：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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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篇》：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

9 l* `) @$ M7 v; }* V　　《吕氏春秋·孝行览·慎人篇》：夫舜与尧一天也。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说之，秀士从之一人也。舜之耕渔，其贤不肖与为天子同。其未遇时也，以其徒属堀地财，取水利，编蒲苇，结罘网，手足胼胝不居，然后免于冻馁之患。其遇时也，登为天子，贤士归之，万民誉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无不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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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 h, y8 A: M' z2 o4 W　　《韩非子·难一》：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任乎，乃躬籍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或问儒者曰：“方此时也，尧安在？” 其人曰：“尧为天子。”“然则仲尼之圣尧奈何？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无奸也。今耕渔不争，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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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书·尧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

　　《淮南子·原道训》：昔舜耕于历山，期年而田者争处墝埆，以丰壤肥饶相让。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当此之时，口不设言，手不指麾，执玄德于心，而化驰若神。使舜无其志，虽口辩而身说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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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 U6 d9 k" ~, P8 w" A. u　　定居蒲州之后、接受帝位之前，帝舜积极地转换角色，他不再只是一个部落的首领，而要成为未来“一国之君”。尤其是在受到帝尧的禅位暗示后，帝舜部分地履行了帝尧的国君之职，垂范万民。这才有了《淮南子》“执玄德于心，而化驰若神”的感叹。在《韩非子》中，我们看到，孔子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任乎，乃躬籍苦而民从之。”作为对儒家学说的反驳，韩非质问：“方此时也，尧安在？舜之救败也，则是尧之有失也。”意在强调尧、舜不可同颂，二人中必有一人不贤。殊不知，在政权交接的“准过渡”时期，舜之所为，乃代尧而为。其所到之处，百姓拥戴，万民追随。《管子》和《吕氏春秋》说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国”，不过是要表现舜的“人气”之旺和巨大的影响力。不过，后来的司马迁也许觉得其言过于玄乎，遂改作“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个舜所居之“都”与后来虞舜王朝的国都，都是河东蒲州。历代史学家与《地理志》、《括地志》等在这一点上都言之凿凿，确信无疑。而公认的“尧都平阳，舜都蒲反，禹都安邑”（三地皆在河东晋南），则为此说更添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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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受大位的虞舜在黄河中游地区四处巡视，体察民情，化育百姓，宣扬孝义与礼让。正因如此，其活动不应局于一时一地。那么，历山、河滨、雷泽就不应该处于同一个小区域。现在“名声”较盛的，有两个系列——山东说与河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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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说”认为：历山在今山东济南（或荷泽）；河滨在今定陶（或河南濮阳）；雷泽在今荷泽。支持这一派系的大学者有宋人曾巩与今人吕思勉等。《史记集解》郑玄曰：“雷夏，兗州泽，今属济阴。” 《史记集解》皇甫谧曰：“济阴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曾巩在齐州知州任上于熙宁六年（1073）撰《齐州二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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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5 i$ t! }& w# c5 ]　　以予考之，耕、稼、陶、渔，皆舜之初，宜同时，则其地不相远，二家所释雷泽、河滨、寿丘、负夏，皆在鲁、卫之间，地相望，则历山不宜在河东也。《孟子》又谓“舜，东夷之人。”

　　他据孟子之言反驳《水经注》的历山“在河东”说。《吕思勉读史札记》也认为济南历山为正根，蒲反历山则为后起之说，尽管他也没有太多证据。吕思勉还据《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等将“雷泽”作“濩泽”，认为在今荷泽县西，后人才改为“雷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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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东说”则认为：历山在今中条山（一说在西端永济东南60里，今名雪花山，一说在东端垣曲之历山）；河滨在蒲州古陶城（今永济县北30里）；雷泽在蒲州雷首山下。支持这一派系的学者及论著有郑玄、郦道元、《括地志》等。郑玄虽然认为雷夏泽在济阴，但关于历山却确切地说“在河东”。郦道元承其衣钵，并将“河东说”发扬光大。《括地志》等也从总体上支持了“河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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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6 X! A% U' ?- u/ K% a　　墨子的话表明，历来史籍所载“耕、渔、陶”皆在遇尧之前。根据我们前面的论述，此三事应皆在舜迁至蒲州之后、得尧大位之前。舜能以道德文明教化百姓，而且能够精于耕、渔、陶，断非在荷泽时仅通狩猎之部落首领，而是已经过一定时间的农耕、制陶与捕渔生活的锻炼，掌握了相当的技巧，否则，何以为民之榜样？按照《韩非子》与《淮南子》的说法，舜前往农者侵畔之历山、渔者争坻之河滨、陶者苦窳之东夷，都不是仅仅去作以示范，往则即返，而是真正住下来，与百姓同耕同渔同陶，“期年”一词很关键，表明其时间长度。《孟子》又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也，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於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堪为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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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 k4 {2 d, w: f3 f. n- i+ m　　因此，历山、河滨、雷池三地应分布于以今山西晋南为中心的附近区域，但不可能集中于一地。山东论者咬住孟子“东夷之人”的话不放松，据此将舜迹悉数收入山东囊中，全然不顾“尧都平阳、舜都蒲反”的公认史实以及尧起用舜的过程，是故虽然声调很高，但在理上已先输了一招。山西论者如郦道元认定陶城在蒲坂城北、清人毕沅认定雷泽在永济南40里雷首下，亦难脱造伪与附会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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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 Y( D, L4 ~3 R　　我们认为：历山在今山西垣曲东北；河滨在今黄河自壶口瀑布至郑州段的某一地方；雷泽则很可能在今荷泽附近。因为能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上闻于尧，则舜之活动范围不可能太小。依据诸家所言之相同处，“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应遵循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顺序，在空间上以距蒲州远近为序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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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4 h0 l  ~$ Z9 Y3 s& z( |　　历山，是争议最多的一个地方，各地多有，但哪一个距蒲州最近呢？蒲州以东三十里、中条山西端，据说有一“历山”。但是，它本属舜所定居之地，百姓教化应已无大碍，舜自然毋需专意前去耕稼，并且一呆就是一年。故此，惟独今山西垣曲县城东北、中条山东端之历山（中有舜王坪）距蒲州最近，较之济南历山、无锡历山等更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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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滨，是三个词中最具模糊意义的，黄河之滨，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权且认定它就在今黄河自壶口瀑布经风陵渡至郑州这一段，并且应该是属于山西的这一岸。不见得一定在山东定陶。

　　关于雷泽，《史记集解》引郑玄曰：“雷夏，兖州泽，今属济阴。”《正义》引《括地志》云：“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外西北。”《汉书·地理志》于山阳郡下：“成阳《禹贡》雷泽在西北。”此地在今荷泽市东北。有人因为蒲州中条山又名雷首山便认定在今山西永济。还有人因湖南祁阳有个雷泽洞，便附会于此。撇开地域建制变革的纷繁历史不说，我们单以成书较早、可信度高的《尚书·禹贡》为据，其在兖州下标出“雷夏既泽”字样，则雷泽在古兖州、今荷泽，无需争议矣！更何况虞舜在接受中原文化、文明渐进、名盛一方之后，回到自己起身的荷泽故地教化民众，不也是合情合理之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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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帝舜卒葬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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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舜卒葬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他的真实陵庙之所在，因此，考之不可不慎。2002年5月22日新华社的一则新闻提供了一条线索：“一座被认为是秦汉时期舜帝陵庙的大型遗址，最近在湖南省宁远县九疑山被发现。从2000年山西省襄汾县境内发掘的尧舜时期的古城遗址，到这次发现年代如此久远的舜帝陵庙遗址，中国上古时期的“五帝”时代正从传说逐渐走进历史。……在遗址西南角一个4米×4米的探沟断面，秦汉、南北朝、唐宋的建筑物遗存自下而上分层排列，十分明显，已出土了三个时期的瓦当、筒瓦、板瓦和用于祭祀的陶制器皿碎片……据专家介绍，目前最大规模的建筑单元在唐宋时期，现存部分长43.8米，宽29.8米，正殿和两边厢房为九开间、五进式，符合古代帝陵“九五至尊”的建筑规制。”

　　然而，据此便认为帝舜卒葬于此，显然失于草率。考古发现只能说明秦汉时期宁远建过陵庙，却并不见得帝舜一定卒于宁远。《史记》“苍梧零陵说”影响最为广泛，但也最为后世所诟病。我们很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的学术流变史勾勒出来，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在秦之前，关于这个问题较早而可信的文献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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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二妃未之从也。

　　《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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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节葬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领，谷木之棺。葛以缄之，已葬而市人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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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氏春秋·孟冬纪·安死》：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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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四十九年，帝居于鸣条。五十年，帝陟……鸣条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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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G6 T2 {+ ]" r/ ~　　《史记·五帝本纪》：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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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先秦之说，则舜应卒于鸣条，葬于苍梧山之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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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之后，孔安国是第一个犯错的人。班固《汉书·儒林传》曰：“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安国之解从“陟方”开始失手，妄添“巡狩”之事，不意竟成后世谬种流传之肇端。而司马迁则至少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曲解了墨子“道死”二字，认定舜必卒于蒲反都之外；二是把孔安国的“巡狩说”与《檀弓》所云“二妃未之从”揉合在一起，演义为帝舜崩苍梧而葬九疑。正是因了他的一句话，湖南宁远才有人在汉代、南北朝乃至唐宋时期建筑、修缮帝舜陵庙。从前引新闻来看，最大的建筑单元在唐宋，说明汉代所筑陵庙规模不大。唐张谓《道州舜庙碑》云：“旧无陵庙，天子有事皆于山下行之，因建庙焉。此永州有舜庙之始。至宋建隆中，复诏天下于古帝王陵墓设守视……而舜陵在九嶷山，此永州有舜陵之始。”此皆遵太史公《史记》之文意。晋代之后，帝舜故事又增加了所谓的“湘妃竹”成分。晋人王子年《拾遗记》记周昭王二十四年东瓯贡二女，昭王南巡，二女与王乘舟，结果同溺于水，江汉之人立祠纪念。后有好事者将其附会为尧女舜妻南来寻夫，泪洒湘竹，斑痕累累。

& i5 s8 C) }8 X+ P! q5 U6 _  A　　就在演义流传的同时，西晋太康（280－290）年间，《竹书纪年》赫然出世。这部成书于战国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未经秦焚的编年体史著，比《史记》早诞生200多年，在河南汲县沉睡了近600年，从未见天日。它的出世，纠正了许多史书的错讹。而它关于帝舜鸣条苍梧之葬的说法，给予“零陵说”以重创。

7 L% |; D# W- r4 I: h! ~, ~　　唐开元26年（738年），河东人意识到帝舜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遂于安邑鸣条冈修建舜帝陵，并年年祭祀，蔚然成风。此后，“安邑鸣条说”超过了“零陵说”。唐代史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质疑百岁帝舜能否南巡。在宋代，与李清照、陆游皆有交往的张文潜赋诗曰：“重瞳陟方时，二妃盖老人。安肯泣路边，洒泪留丛筠。”显然认为湘妃传说并不足信。明代学者李贽重申《竹书纪年》之“安邑鸣条说”，作《洞庭湘妃辩》，驳斥捏造而成的洞庭湘妃传说。天启年间礼部尚书朱国帧亦云：“鸣条在河中府安邑，有舜墓，有纪市。鸣条去纪市才两舍。苍梧之葬，汉儒所传，非其实也。”[4]李贽乃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而朱国帧系乌程（今浙江绍兴）人，二人与安邑并无地域瓜葛，所言非虚。何况向来二人学术观点相左，但在这一点上却如出一辙，因此殊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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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这个学术流变过程可以划作三个阶段，并形成各自较为明确的结论。先秦时期，诸说可综合为“卒于鸣条，葬于苍梧山之纪市”。但“鸣条”与“苍梧”、“纪市”皆无确指。秦汉至晋，因司马迁之影响，湖南宁远零陵名声渐起，形成“卒于苍梧，葬于九嶷”之定论。九嶷的位置并无争议，但“苍梧”有二解：一说在广西，一说在九嶷山。晋至唐是一个转折期。因《竹书纪年》的发现，“卒于鸣条，葬于苍梧”之说日隆。不过，这回它得到全新的阐释——鸣条在晋南安邑，苍梧在中条山上，二者同指。同时，湖南零陵继续祭舜。此后，“零陵说”与“安邑说”并行至今，双方在证据上各有说辞。

　　“零陵说”的头号证据自然是太史公之言，坚持帝舜南巡，道死于苍梧，移葬于九嶷。前年的考古发现似乎也支持了这一说法。不过前文已辩清太史公之谬，其误自不待言。何况，“南巡”之事本属杜撰：其一，按照各种史料所言，如果帝舜南巡，已是110岁的高龄了，在交通欠发达的数千年前，远涉湖湘，如何使得？其二，巡狩本为天子之职，帝舜在83岁时即命禹摄政，又何必在20多年后心血来潮，远赴六七千里。不管太史公所言苍梧在粤西还是在洞庭，都因“南巡”不成立而变得毫无意义。“零陵说”的次级证据是《山海经海内南经》称：“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其实，这部兼有传说与地理性质的古代作品乃多人合作完成，本身并不严谨，不少地方自相矛盾，不足以作为论据。

　　因此，综合比勘，还是“安邑鸣条说”令人信服。其因有四：

　　第一，上古三代相继建都于晋南，其中舜建都蒲反，晚年被禹安置于蒲反附近、鸣条冈之邑，即今之安邑。舜居于此，卒于此，皆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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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孟子“卒于鸣条”之言为千古不刊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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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l; R0 W  [' H: P4 s　　第三，《竹书纪年》强力支持“鸣条苍梧说”。

　　第四，先秦可靠文献中部分言论虽不支持此说，但颇多可辩驳之处。我们并不回避问题，但也无需对所有不利于结论的记载一一反驳，择其要即可。首先，《竹书纪年》末云“今海州”。据笔者考，历史上“海州”有三：其一治龙沮城（今江苏灌云县西南），为东魏武定七年（549）改青、冀二州置；其二为辽置，治临溟（今辽宁海城）；其三在今江苏连云港市西部。《竹书纪年》成于战国，早于东魏与辽，则前二者可排除。连云港更是缺乏足够历史资质，故“今海州”另有所指，可能是今晋南解州，因为当地土音现仍读如“hàizhōu”。其次，《墨子》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纪”为古国名，西周金文作“己”，在今山东寿光南纪台村。若是，则问题有二：其一，既葬寿光，寿光为何从未建立舜祠？其二，舜都蒲反，晚居鸣条，既“西去教乎七戎”，何故东行千里，死在寿光？比较合理的解释应如前引朱国帧所言：舜居安邑，西出宫室，道死于野，葬于鸣条之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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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4 \0 U8 {: W! C% B, R( ?　　注释：

　　[1] 袁珂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写道：“舜，生长在妫水（现在山西省永济县南）。”
1 K9 N9 g5 c. F9 i　　[2]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冀州”条，第342页
　　[3]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82页。
　　[4] 《涌幢小品》，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