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急流勇退,哭武遭贬 武则天的后期,随着女皇的年岁增长和她的健康状况的恶化,武周政权酝酿着新的危机。几股政治势力的较量日趋明显。一股是以拥护皇太子李显为首的李唐复辟势力,第二股是以武则天的侄子梁王武三思为代表的武家保皇势力,另一股是以女皇男宠张易之、张昌宗为首的势力。明哲的姚崇,早就看透了局势,他要急流勇退,几次想离开政治斗争的漩涡。 第一次是长安四年(公元704年)6月,姚崇因为母亲年老多病向女皇请假,要求辞职,回家侍奉老母。姚崇12岁时,失去了父亲,是他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兄弟姊妹抚养成人,是多么的不容易。姚崇十分孝顺,他虽在宰相高位,但他并不留恋。他上书女皇,说“臣老母今年已八十有一,起居渐废,齿发日衰,饮食朝哺(bu),非臣不膳,寝兴侍奉,非臣不欢。”多次请求,武则天终于被他的孝心所打动,就批准他辞职回家伺候老母,但仍让他兼相王府长史之职并保留三品待遇,以表彰他的忠孝。但是不到一个月,女皇又下诏书,说是“家有令弟,足慰母安;国有栋臣,不可暂缺”,把他召回朝廷,重新任命姚崇为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并兼相王府长史。 姚崇是一个聪明人,认为在这个多事之秋,他担任夏官尚书,对自己,对相王,绝对不是好事情。就上书朝廷说:“臣事相王,知兵马不便。臣非惜死,恐不利于王。”大意是“臣以相王府长史服事相王,不适合再掌管兵马。臣不是爱惜自己的生命,只恐怕对相王没有什么好处。”武则天虽然年老,但大事不糊涂。她知道历来皇室诸王是最有可能起事祸乱的,其中当然少不了大臣和兵马相助。感到姚崇讲得有道理,于是同意他辞去夏官尚书。就改任他为春官尚书,也就是礼部尚书。 第二次是在长安四年8月,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眼看着武则天身体一天如不一天,二张想长保富贵,听取术士李弘泰的话,准备在他的故乡河北定州建一佛寺。并想把神都洛阳的十名高僧派到那里去做主持。这十名高僧不想离开京城,就到最高主管部门春官衙门反映。这本来是件小事,但正因为是二张所为,姚崇就阻止了这场事。二张多次说清,都被姚崇断然拒绝。二张恼羞成怒,就不断在武则天面前,诽谤姚崇。武则天被二个男宠说得心烦,就撤掉了姚崇的春官尚书之职,以抗击突厥为名,派他到边关去做灵武道安抚大使,把他贬出朝廷。姚崇在辞别女皇出任之时,正好武则天让他推荐一名宰相人选,姚崇就借机推荐了秋官侍郎张柬之。这又为铲除二张恢复李唐江山创造了条件。 第三次,姚崇被贬出朝廷后,张柬之担任了宰相。此时,武周朝廷内部斗争更加尖锐复杂。宰相张柬之暗中串联一批忠于李唐王朝的官员,主要有宰相崔玄暐、禁军长官左羽林将军桓彦范、右羽林将军敬晖、司刑少卿兼知相王府司马事袁恕己等。 正在他们密谋起事之时,姚崇完成了使命,回到了洛阳。张柬之等高兴地说:“姚公回来,大事可以成功了!”姚崇于是就参加了他们的政变谋划。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二十二日夜里,张柬之、崔玄暐、桓彦范等拥载皇太子李显,率领500名左右羽林兵,攻入玄武门也就是洛阳宫北门,包围了武则天所居的长生殿,斩杀了武则天的两个男宠——张易之、张昌宗。逼迫武则天让位给太子李显。 正月二十五日,李显正式即位,恢复了李唐的统治。并封赏政变有功之臣。张柬之等主要功臣都被任命为宰相,加封为郡公。姚崇也因为参与谋划,继续留任宰相,加封梁县侯,新加200户封邑。 正当这些新贵们欢庆胜利时,姚崇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一、他明白,他们拥戴的中宗李显,昏庸糊涂,不是明君。二、女皇武则天虽然退位,但是武三思等武氏家族仍手握实权,肯定不会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张柬之等头脑不清醒,政变不彻底,必定会招来杀身之祸。三、自己属于相王李旦系统的人,不在中宗李显系统。在朝伴君如伴虎,吉凶难料。自己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 神龙元年二月五日,中宗率领百官去给武则天请安。大家相见,纷纷相互庆贺大唐新立,喜笑颜开。没有人真正关心武则天这位老人的健康。只有姚崇,见到卧病不起的武则天,竟忍不住哭泣起来。好朋友张柬之、桓彦范忙把他拉到一边责备他说:“姚公呀,今天可不是您哭泣的日子!您哭,恐怕大祸就要临头了!”姚崇呜咽着回答:“我侍奉则天皇帝时间已经很长了,今天辞别她老人家,看见她的身体状况确实不好,忍不住落泪了!况且,前些日子,追随你们诛杀二张恶逆之徒,是尽一个做臣子的本分。今天,辞别旧主,也是尽一个做臣子的本分。如果因此而受到惩罚,我心甘情愿!”当张柬之等把姚崇的话告诉中宗后,中宗非常不高兴。当日,一纸制书,就把姚崇贬黜朝廷,任命他为亳州刺史。姚崇离开了洛阳,到亳州作了地方官。 姚崇走后,武三思勾结中宗皇后韦后,先把张柬之等五个宰相的实权夺去,然后把他们贬到地方,再以捏造罪名,又把他们全部流放,最后派杀手追杀在流放途中。由于,姚崇离开了政治斗争的漩涡,才得以幸免。 姚崇690年回到洛阳,到705年离开,在神都的政坛上工作了16个年头。16年来,姚崇从一个六品官员,在武则天的提拔下,走上了宰相岗位,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这期间,姚崇的治国才能得以显现,治国的经验得到积累丰富,这一切,都为他日后辅佐睿宗、玄宗父子开创大唐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宗朝的5年零4个月中,姚崇一直在地方做官。睿宗即位后,姚崇又被请回担任宰相,因为抵制太平公主干政,建议她到东都洛阳居住而又被贬到地方做官。玄宗粉碎了太平公主集团之后,又回到朝廷,以十事要说担任首相,改革弊政,全面整顿朝政,开创了开元盛世。 三、姚崇在洛阳还留下一些脍炙人口的诗歌文章与遗迹 1、遗留下来的诗歌与文章 8 N5 x: Y/ v6 x2 X# \6 |7 I1 m/ J
先说诗歌。唐朝是一个诗歌繁荣的国度,武则天时代更是:“毎与朝会,不可无诗。”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姚崇也是一个充满激情,写诗的好手。但是由于姚崇生活在宫廷之中,多数都是应制之诗,上乘作品并不多见。现存《全唐诗》中,仅存6首,但是这6首中,就有3首是在洛阳或洛阳地区写的。诗名为《故洛阳城侍宴应制》、《春日洛阳城侍宴》和《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可以说,每一首诗都是一个故事,每一首诗都有一段历史。 其中《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这首诗,就是姚崇伴驾武则天参加石淙河会饮而作。故事是这样的: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四月二十九日,女皇武则天从东都出发,到洛州告成县三阳宫(在今河南登封市告成镇西)避暑。姚崇同众大臣随驾,作为辅臣自始至终都在三阳宫帮助女皇处理政事。五月二十九日上午,女皇处理政事已毕。下午,在石淙河平乐涧的巨石上大宴群臣。席间女皇诗兴大发,欣然命笔,赋诗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三山十洞光玄箓,玉峤金峦镇紫微。 均霜均露标胜壤,交风交雨列皇畿。 万仞高岩藏月色,千寻幽涧浴云衣。 且驻欢筵赏仁智,雕鞍薄晚杂尘飞。 武则天虽然已七十八岁高龄,依然是妙笔华章,文如泉涌。赋毕,还撰写了224字的长序。女皇又命群臣“人题彩翰,各写琼篇。……各题四韵,咸赋七言。”百官领命,莫不绞尽脑汁,赋诗以和。早有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姚崇才思敏捷,文不加点,下笔成章,早咏《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七律一首,奉上女皇,诗云: 二室三涂光地险,均霜揆日处天中。 石泉石镜恒留月,山鸟山花竞逐风。 周王久谢瑶池赏,汉主悬惭玉树宫。 别有祥烟伴佳气,能随轻辇共葱葱。 期间,百官各自吟咏,最后由女皇评判共有太子李显、相王李旦、梁王武三思、宰相狄仁杰、姚崇、苏味道、李峤、女皇的男宠张易之、张宗昌、及一班文士薛曜、阎朝隐、崔融、徐彦伯、杨敬述、于季子、沈佺期、宋之问等17人的诗歌入选。 不久,武则天命令刻自题《宴石淙诗及序》和17人奉和纪胜诗于石淙北崖。其中,就有姚崇的奉和诗。大书法家奉宸大夫薛曜手书。摩刻巧妙运用藏锋、中锋、裹锋,结构方严整齐,庄重正大;布局严谨茂密,大小兼施。现仍完整地存于石淙摩崖。现今为河南省最大的摩崖石刻。 " X! B/ s9 E3 z: a# }4 n$ ~0 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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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文章。姚崇以“下笔成章,文华著名”是河洛地区的才子,写于洛阳的肯定不少,历史上姚崇有《姚崇文集》10卷,现已不见流传于世。存世的写于洛阳的有2篇脍炙人口的文章。其中一篇是《口箴》。这是一篇四言体的箴文。天授年间,姚崇鉴于“时王公大臣多以言语不慎密为酷吏周兴,来俊臣等所陷”,为规戒时人和自己的言行,劝人慎言谨行,少说话,多做事,他写了一篇“口箴”作为座右铭。其具体内容为: 1 v! o# e1 Q0 ?+ W1 ?
“君子欲讷(nè),吉人寡辞。利口作戒,长舌为诗。斯言不善,千里违之。勿谓可复,驷马难追。惟静惟默,澄神之极。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声繁则淫,音希则大。室本无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时之首。无掉尔舌,以速尔咎;无易尔言,亦孔之丑。敬之慎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命而走。慎之伊何?三缄其口。勖哉夫子,行矣勉旃。书之屋壁,以代韦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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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B- N, M* R姚崇的这篇《口箴》,对当时及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口箴》被刻于碑石,代代相传。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二月,唐武宗名相李德裕被贬至东都洛阳时,到慈惠坊拜访了姚崇的玄孙姚勖,还特意瞻看了姚崇的《口箴》石刻。五代时,后蜀后主孟昶的儿子秦王孟玄喆,善书隶书,书写姚崇的《口箴》并刻于石。
第二篇为《遗令诫子孙文》。 姚崇年老罢相,常居洛阳慈惠坊私邸。他“优游园沼,放浪形骸。”自感“人生一代,斯亦足矣!”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九月初三,一代名相姚崇逝世于东都慈惠坊里私邸。享年七十一岁。逝世前他已把财产和田园预先分好,让他的侄子们各分一份,并写了一篇具有进步的唯物思想的《遗令诫子孙文》,留传于世。 姚崇的遗嘱《遗令诫子孙文》,没有高谈阔论,没有虚语、套语,没有庸俗的说教,足以反映出他一生头脑清醒、注重实际的办事作风。 姚崇在遗嘱中,表示对自己的一生知止知足。他回忆居官四十多年来,历经五朝,矢志不渝,忠君报国,终遇明君,使才华大展。最后荐贤自代,从宰相高位退下来,善始善终,甚感满意。人总是要死的,他的去世乃是自然的归宿。 然后,他交代子侄:田园资产,已预先分好,子侄各得一份。他说见到的一些达官贵人,身亡之后,子孙失去庇荫,多至贫寒,为争财产斤斤计较。不但本人有失体面,而且败坏了先人名声。“所以预为定分,将以绝其后争。” 第三,他嘱托死后要薄葬。他列举了孔丘、杨震等先哲薄葬的例子,认为“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就是说死者没有感觉,自然如同粪土,何必费力厚葬,造成原有家业的损害。而且,厚葬对生者无益,于亡者招祸。交代子侄,“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就是说,我死后,可用平常的衣服来收殓,一年四季的衣服各一套罢了。 第四,反对宗教迷信。在遗嘱中,他回顾南、北朝至唐朝帝王贵族迷信佛教,大多落个国破身亡教训,告诫子孙要“各宜警策,正法在心”,不要迷信。在办他的丧事时,即使不能完全摆脱佛教、道教等陈规陋习束缚,也只能是在斋祭、布施方面,略事敷衍,决不可铺张浪费。最后他还抨击了道教恶习。 姚崇直到逝世之前,深知佛教、道教对社会危害,所以,对宗教能持正确的观点。他从历史联系到当今,从国家联系到家庭,对佛教的危害看得更清,总结了一生的经验教训,遗令子孙不得崇信佛教。姚崇不耽于迷信,不溺于佛道,在封建时代,无疑是难能可贵和先进的,直到今天还有其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