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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姚网会员“晓姚故事”的 双城“二姚”促成《我的前半生》出版
双城“二姚”促成溥仪《我的前半生》出版 末代皇帝溥仪先生所著《我的前半生》,之所以能够成书,最初得益于双城骄子姚艮、姚伦兄弟。 1946年,在国家公安部工作的姚伦,开始从事公安预审和战犯管理工作。1956年,他已是公安部的副局长了。当时,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高墙内,日本战犯几乎人人都在写自己的长篇认罪书。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伪满战犯也陆续拿起了笔,大多写了“我的前半生罪行自述”一类的悔过书。于是,乐于积极表现的溥仪开始口述,让弟弟溥杰执笔,开始撰写《我的前半生》,最初的书名是《我罪恶的前半生》。 这本书最初由抚顺战犯管理所油印出来,作为改造成果分送给公安部及有关方面领导。负责战犯管理的姚伦看到书稿后,深深为之吸引。于是,将其推荐给时任群众出版社总编辑的哥哥姚艮。姚艮觉得书稿虽粗糙,但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遂酝酿正式出书。在那个年代,给末代皇帝出书,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需要胆识和勇气。 1959年12月底的一天上午,溥仪在著名学者、民国史专家姜克夫陪同下,来到群众出版社。在出版社二楼会议室,姚艮带领编辑室主任于浩成、文编室主任李文达第一次与溥仪会面。溥仪讲述了撰写过程,一再声明“是二弟帮助执笔的。”又说“这本书只写到1957年,如果出版社能派一名编辑帮助修改,将内容续补到特赦时就太好了。”于是,李文达当场接受了帮助溥仪修改的任务。 经两月左右的昼夜赶排,《我的前半生》首版印刷7000册,在1960年1月内部发行。书籍为灰色封皮,32开,分上下两册,仅限政法系统和史学界一定范围内购买阅读。 当时,溥仪正在崇内旅馆,收到样书,兴奋得一把抓在手里,飞快地翻阅。还未翻看一半,就被杜聿明、王耀武抢走,大家轮流传阅……。 姚艮还把样书送给了中央领导。毛主席通读了全书,说:“这本书不错嘛!” 1960年1月26日,周总理接见了溥仪,说:“你的东西基本上是要与旧社会宣战,彻底暴露,这是不容易的事,末代皇帝肯这样暴露不容易。沙皇、威廉的回忆录都是吹自己,英国的威尔斯亲王也是吹自己。历史上还找不出这样的例子,你创造了一个新纪元。” 由于反响热烈,群众出版社决定将文稿修改后第二次出版。于是,姚艮、凌云等在全聚德宴请了溥仪、溥杰兄弟吃了顿烤鸭子,席间主要谈的是有关合作写书的事。这样,溥仪被安排在香山植物园劳动,每天下午与群众出版社编辑李文达整理书稿。费了两个月的劲,24万字的整理稿终于写就,但却失败了。不仅空洞,而且差误百出,缺少生动的真情实录。群众出版社和溥仪磋商后,确定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写出一个皇帝如何改造成为一个新人,充分反映党的改造罪犯事业的伟大胜利。同时要描绘出……【原文不清】 于是,姚艮等决定给《我的前半生》另起炉灶,经李文达大量调查研究后,于1962年6月完成了一稿大字本,共50万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认为“文章是基本写得好的” 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金城则建议在《人民中国》或《人民日报》上发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申伯纯认为“基本上是成功的”,“将来出版必然要轰动,甚至还要从香港流进台湾去”。 老舍也亲自参与了对《我的前半生》二稿大字本修改编辑工作,着力甚勤。老朋友楼适夷到他家作客,见老舍审阅和修改二稿大字本,笑问之,老舍幽默回答“给皇上当奴才呗!” 姚艮与李文达也曾为此书曾去老舍家求教。 1963年11月《我的前半生》杀青,此时已三易其稿。正式付印前,姚艮、于浩成、李文达和他们的两名助手,又逐字逐句地审核了书稿,终于实现《我的前半生》于1964年3月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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