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有关姚枢的诸多文献记载中,最为光彩照人的一面,无过于其人穷尽毕生之力,用传统儒家的“仁”“恕”之道,来影响、劝谏忽必烈不滥杀生,救活生灵无数,而成为了和耶律楚才一样,在元一代百年王朝,对汉民族贡献最大的人。(就是在今天,儒家的这个“仁”、“恕”之道,这个主张和平共处的准则:“君子和而不同”;又何尝不是不同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不同种族与国家之间,用对话来代替冲突,双活共存,构建和谐世界之基础!) 大理,那是一个传说中梦幻一般的世外桃源,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里,对于那里淳朴的风土人情,有过淋漓尽致的描述,现在,它又是一个闻名中外的旅游城市:蝴蝶泉的迷人风光,以及行走在风花雪月里,有着苍山雪一般明净的肤色,有着洱海月晃漾在碧蓝水面里的那般眼波的白族少女……。 然而,就在1252年的天空,这里正被来自蒙古高原的数万铁骑所带来的血雨腥风所笼罩,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美丽南诏国啊,正在面临着一场空前的浩劫;不久,这里将会被夷为平地! ——原因就是按照成吉思汗遗留下来的惯例:凡是敌对国杀死蒙古招降使者的,一概屠城;而在前不久,大理国就将他们派去的三名使者杀死,抛尸于洱海之中。 现在,由忽必烈率领的蒙古大军,就驻扎在附近一个叫曲先脑儿的地方;这邦在十三世纪的欧亚大陆所向披靡的骄兵悍将,正在杀气腾腾的砺兵秣马,对这个蕞尔小国酝酿着雷霆般的必杀一击! 这时,咨谋于忽必烈帐前军中的姚枢出现了——此时,他早就是忽必烈手下谋士中,不可或缺的智囊人物了;出于儒家以救民于水深火热中的责任感和好生恶杀的天性;他选择的进谏方式,可谓曲径通幽:就在筵席间,姚枢趁着人人兴高采烈、酒酣耳热之际,适时向忽必烈等人讲起了北宋初年,大将曹彬攻取南唐的时候,这帮仁义之师经过南唐的集市,市场上的交易秩序依旧,买卖照常进行,攻伐敌国的大军,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竟然没有伤害到一个老百姓的典故。 那种以仁义之师伐敌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高深王道策略,对于忽必烈——这个历史上有数的英明君主来说,当然,很快的,就被他接受了;并且,忽必烈还对以往蒙古人每掠一地,惯于以力服人的霸道和惨无人道,进行了深深的反思;一贯以端严庄肃的刻板文风,为述史标准的史家,在这里,却一反常态,用这样少见的、带着神采和感情的笔墨,来描写当时的忽必烈:“次晨,(显然,忽必烈一夜没有睡好觉,想了一夜)王来姚枢之驻地,据鞍呼日:‘汝言曹彬不杀一人,吾能为之,吾能为之’……”(35) 我想,伴随忽必烈的兴高采烈,史家一定也在精神上受了感染,而把作者自己的喜悦之情带诸笔端了。 ——其结果,当然是平大理未杀一人。 这种相对平和的用兵思想,还延续到至元十一年的蒙古平南宋;在姚枢的多次建议下,忽必烈就让不嗜杀的大将伯颜带兵,在临行时,忽必烈在反复强调不杀人诏的同时,又向伯颜说:“只有迎战的人,按军事法令处置,其余的禁止杀戮、抢劫;古代善取江南的人,只有一个曹彬,而今我也能不杀,不是又一个曹彬吗。”在这种儒家仁恕之道用兵政策下,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当然是:“自古平南,未有如此之速也,伯颜济江,西起川,东到海隅,下城三十余座,户百万”。(36) 然而,忽必烈之在姚枢等汉臣影响下大行汉法,虽然挡住了以剽杀掠夺为能事的蒙古军队对汉民族的荼毒;但是,在无形中,也侵犯了大多数蒙古贵族的利益,于是,他就遭到了大多数忠实执行成吉思汗滥杀政策的蒙古亲贵们激烈反对。终忽必烈之一生,就只有在国俗与汉化之间徘徊,在进行着精耕协作得已经成熟了的先进中原文明,以及那刚刚从半原始粗陋的游牧部落酋长制度之草原国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体制之间,进行着艰难的融和与嫁接;这样,在原来蒙古的首都和林,与大都汉地为主的忽必烈统治中心,新旧两种不同的势力,在进行着一次次的较量:先是,忽必烈的兄长蒙哥汗在位时,他就遭到了来自皇室的猜疑,在姚枢韬晦之术的左右斡旋之下,终于化险为夷;紧接着,代表和林蒙古皇室和西部诸汗国亲贵的阿里不哥,就开始与忽必烈作战;后来,又有忽必烈的侄子海都,集结了中亚的蒙古王子五十余人,与他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拉锯战。 而在这个漫长的较量过程中,忽必烈需要后方有大量的物力基础,作为支撑;而一向以鄙视言利, 养民厚生为趋向的理学家如姚枢、许衡们,并不能够给予忽必烈在经济上的有效支持;于是,先有善于理财聚敛的王文统,再就是阿合马和后来的卢世荣、桑哥,在不同时期,得到了忽必烈的倚重宠信;一向视言利为小人,言义为人生趋向的苏门诸儒们,当然,在无形中,就受到了冷落;综观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如第一代的姚枢、许衡辈,到苏门弟子如王恽、刘赓、姚燧、白栋等人宦海中的多次起落、沉浮,亦多与此有着密不可分之关系(37);其中,姚燧在给叔叔姚枢写的《姚文献公神道碑》中,就委婉的用曲笔说出了这一点:“惟其不因富贵,进退礼敬,穷达一节,不易寒士;故不取耻当时,明哲当保身以薨”…… 注释: (35)姚燧:《姚文献公神道碑》、《元史》列传第四十五《姚枢传》。 (36)《元史》列传第四十五《姚枢传》。 (37)《元史》列传第四十五《姚枢传》、《元史》本记第四至第十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