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文化之“务实、实用”在远古神话中的体现

闽南姚斌

舜文化之“务实、实用”在远古神话中的体现

蒋  华

一、引言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书中分析，我们的祖先初居黄河流域，自然条件恶劣，“为谋生起见，生活非常勤苦，因之重实际，轻玄想，故神话就不能发达以及流传下来”。我们的民族向来太劳苦，少余暇，所以不能多作神话。沉重的生活负累，使他们形成了务实的性格特征与重实际的民族精神素质。

这种务实的民族性格在儒家思想和文化传统中也能体现出来。张岱年(1996)指出，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的主要内涵是四项基本观念，即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以和为贵。这些思想观念，在历史上起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汤一介(2001)则将儒学的特质和基本精神进一步明确为“人文主义、道德主义、传统主义、天人合一、中庸原则及刚健有为”。肖兵也指出，由于中庸经验性、庸常性或平易性，中国“人本位”文化的务实趋善性，经世致用性。

那么这种“务实、实用”的民族性格从何而来呢?我们以为，它来自于舜文化，来自于舜帝的身体力行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各种文献都有记载：

舜耕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作器于寿丘，灰于常阳、顿丘，逐时于负夏。(《墨子》)

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史记》)

观上述文字，不难发现，舜帝是参加生产劳动，其劳动质量还挺高，“河滨器皆不苦窳”而且“务利天下”。可见，舜帝是务实的，是讲求实用的。

一、舜文化“务实、实用”在远古神话中被接受之原因

我们在抄阅《山海经》时无意中发现这样的事实：《山海经》中《山经》大都采用这样的格式：某处有某山，某水出之，山上有何种动植物，像什么，声音如何，有何种功用；是否存在祭祀类的物品。这是为什么呢?这实际上涉及实用性的问题。赵沛霖(1996)曾指出，人们利用神话赋予事物之间的超现实的神秘联系，把神话演变为预知未来的术数——物占。赵先生的看法极具见地，但不完全也不具体。这里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谈到动植物就会谈到其功效呢?我们以为，其中的原因如下：

1．原始社会时社会条件的恶劣

《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描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隧人氏。”“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礼记·礼运》有类似的记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增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丝麻，衣其羽皮。”

远古先民初居黄河流域，自然条件极其恶劣，沉重的生活负累，使他们形成了务实的性格特征与重实际的民族精神素质。

2．人们对自然积极的改造

一丁(1992)指出，为了生存，需要依赖自然物，为了更好地生存需要利用自然物。自然界于是成了唯一的也是直接的生存基础和初民的感受基础。赵沛霖(1996)曾指出，原始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们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中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为了减少伤亡，增加收获达到预期的目的，人们渴望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渴望主宰自己的命运，成为自然的主人。但是，当时人们的认识能力十分有限，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科学不能满足这种要求，人们便只能跪倒在神的脚下，乞求神的恩赐，希望从他那里得知世界的奥秘和个人的命运。

二、舜文化“务实、实用”在远古神话中的表现

为了生存，为了应付险恶的环境，原始先民注意到某些植物、动物的实际价值，并祈求神灵来保护自己。黄冬敏(2004)指出，中国是典型的农业民族。农业民族是日复一日，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养成务实、和谐顺从，爱好和平而不黩武的性格，因此德化与文治更容易得民心。农业是靠天吃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使人民满足于服从天命而安居乐业，独特的地理环境及生产方式孕育了独特的民族性格。中国人务实，重经验的特性，使得在认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偏向于直觉顿悟式的解决问题。这个看法不无道理。

1．植物的实用性

南山经之首曰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其名曰祝馀，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穀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山海经·南山经》)

有木焉，其状如谷而赤理，其汗如漆，其味如饴，食者不饥，可以释劳……(《山海经·南山经》)

张紫晨(1984)指出，医药民俗多发自中原，它在原始思维与认识论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人们对医药的信仰，是以生产与生活的实践作为基础的，原始医药的使用，具有某些初步的体验，甚至唯物的成分，因此又是人类认识自然的原始科学。但原始医药中也包含许多虚妄的成分，因而同样存在着盲目与愚昧。所谓“巫山帝药”、“不死药”等就是这方面的表现。无论是存在盲目还是愚昧的药，也无论是真正能治病的，都是一种实用性的表现。

张冬梅(2003)指出，《山经》中提到的众多的药用动植物，不少确实是有医疗作用的，因此这些记载是有经验的依据的，可谓后世科学的本草学滥觞，另一方面，《山经》所述各种动植物的医效，大量的是通过交感、接触等巫术手法实现的，如很多药物不是通过口服起效，而是凭借“佩”、“服”起效，作者认为这是典型的接触法术；因为动植物具有某种性状，就相信它能够治疗某种与此性状相类似的症状，则是典型的类感巫术。

2．动物的实用性

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山海经·南山经》)

有兽焉，其状如狸而有毛，其名曰类，自为牝牡，食者不妒。(《山海经·南山经》)

其中有虎蛟，其状鱼身而蛇尾，其音如鸳鸯，食者不肿，可以已痔。(《山海经·南山经》15页)

又东三百里抵山，多水，无草木。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触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睦，冬死而夏生，食之无肿疾。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梁渠之山，无草木，多金玉。修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搞门……有鸟焉，其状如夸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嚣，其音如鹊，食之已腹痛，可以止何。

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证明，作为异己力量和人类自然环境组成部分的动物，对人的精神世界有着重要的影响。诚如马林诺夫斯基所指出的，“动物在野蛮人的世界观里占到特等的地位”。赵沛霖(1997)指出，动物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的重要来源，更重要的是精神方面的原因：原始宗教观念使那些“自在”的动物产生了令人崇拜的神性。

方牧(2003)指出，《山海经》中提及百十种鱼，如“珠鱼”、“豪鱼”、“飞鱼”、“鲛鱼”、“文鱼”、“修辟鱼”等，这些鱼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如鲇鱼，“见则天下大旱”，鳋鱼“动则其邑有大兵”；文鳐鱼食之能治狂疾。

中国向来有格物致知的传统，孔子说过：“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礼记》云：“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从这一角度看《山海经》，就不仅有博物学的内涵，而且有认识论的意义。格物致知，是一切文化的源头。

3．矿物的实用性

又东五百里，曰成山，四方而三坛，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左丹右上隹右下又。外门内豕水出焉，而南流注于上虎头下乎勺，其中多黄金。

又东五百里，曰会稽之山，四方，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石夫石。勺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溴。

又东五百里，曰夷山。无草木，多沙石。溴水出焉，而南注于列涂。(《山海经·南山经》)

从这三段文字来看，第一段提及“其上多金玉”、“其中多黄金”，第二段提及“其上多金玉”，而第三段则没有提及。为什么要提及“黄金”、“金玉”等呢?这是因为“黄金、金玉”等有其独特的用途，它们可以用来制造工具，也可以用来制作武器。

张冬梅(2003)指出，从我国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大量文物来看，早在六七千年前，我国古代居民已经掌握了熟练的烧陶技术。可见，《山海经》中多记载金并不是无用的，而是有其特别用意的。

4．祭祀的实用性

凡鹊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稌米，一璧，稻米、白菅为席。(《山海经·南山经》)

凡南次二经之首，自柜山至于漆吴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状皆龙身而鸟首，其祠：毛用一璧瘗，糈用稌。(《山海经·南山经》)

凡南次三经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龙身而人面，其祠皆一白狗祈，糈用稌。(《山海经·南山经》)

赵沛霖(1996)指出，人们崇拜神灵、祭祀神灵是为了得到神灵的保佑，如保佑劳动丰收、部族繁衍、战争胜利等，在对神的崇拜中蕴含着崇拜者对神的祈求。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人与神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具有某些功利因素。人们崇拜神灵，祭祀神灵是为了得到神灵的保佑，如保佑劳动丰收，战争胜利等。这个看法是富于道理的。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历史小说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58年。

［2］《张岱年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

［3］汤一介：《中国儒学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4］赵沛霖：《物占神话：原始物占与神话的实用化》，《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3期。

［5］一丁：《试论上古神话的渊源及流变》，《河西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6］蒋涛：《广告文化学》，湖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

［7］张紫晨：《〈山海经〉的民俗学价值》，《思想战线》1984年第4期。

［8］张冬梅：《中国远古神话：根植于现实的幻想》，《长春工程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9］黄冬敏：《浅析中希古代神话的差异》，《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6期。

［10］赵沛霖：《关于神话的功利价值取向》，《齐鲁学刊》1997年第1期。

［11］方牧：《〈山海经〉与海洋文化》，《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12］《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

（《社科纵横》200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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