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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姚立平 于 2015-2-7 20:58 编辑
寻根问祖和上《姚网》已一年,寻根问祖虽无实质性进展,但还是有不少收获,尤其是上姚网,如同打开一座宝库,常使人快乐。从电子谱吴兴堂《资阳姚氏支谱》有关叙述可知:下梅塘支祖永定公,明中叶时期人,子孙繁衍,人丁兴旺,今有上万之众。录之于谱者众,而迁徙失散者尤多。这些失散者去了哪里呢?当然是如《序一》中所说:“星罗于神州,棋布于海外。”仔细想想,应有重点和集中的去处,其中之一,那就是“南华安”、南县。
“南华安”一词,是南县、华容、安乡的合称,使用时间不长,大约形成于20世纪初,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南华安”声名远扬。1920年代,彭德怀元帅作为国军团长,驻军于南县,就是在段德昌介绍下,在南华安特委入党。1928年4月,邵阳姚氏十九世孙姚喆赶赴南县报考黄公略、黄纯一领导的随营学校,同年7月参加“平江起义”,上井冈山。192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位军事家(彭德怀、段德昌、黄公略,三十六军事家之三)和姚氏开国将军军衔最高者姚喆(另四位姚氏开国将军是:少将姚运良、姚国民、姚醒吾、姚克佑)在南县有了交集,这真是一幅很生动的历史画面。奇怪的是,平江后来成为了将军县,而南县仅有段德昌现于世,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这应与南县的形成和大开发有关。
清康熙年间《读史方舆记要》记载,“洞庭湖或谓之三湖。三湖者,南有青草湖......西有赤沙湖。”今南县地域,即当年赤沙湖。唐时极盛,时大诗人刘长卿《赤沙湖》诗中有“秋水连天阔”之语,后赤沙湖地势逐渐抬高,湖面缩小。清咸丰年间,长江洪水泛滥,夹带大量泥沙,从溃口倾泻入赤沙湖,至同治年间,赤沙湖迅速淤积成百里沃野。赤沙湖的化湖为田,引无数移民竞折腰。其实,早在以前,就有移民冒险围湖造田,今留下有:“十年九不收,一收管十年。”的口语。意思是人多地少的农民,为了生存冒险进行围垦,但生产力低下,遇大水即淹,颗粒无收,而一旦年成好,有了收成,就可以管很多年。这对于常挨饿的老百姓来说,围垦自然有无限的诱惑力。再看看下梅塘姚氏人口增长情况,从谱上记载看,自清康熙乾隆年间起,人口呈爆发式增长态势,其中最多的章派祖一章公,其曾孙(运派)就有57位,这还不包括曾孙女。人多地少生存艰难,唯一办法就是向外迁移。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好赶上南华安地带现出百里沃野,于是纷纷北迁。今留下八百弓、五十弓(后雅化为武圣宫)地名,是划分土地范围的生动写照,弓者,长度单位。更有甚者,急不可待,水未完全退去就划分范围,以划桨为数,船桨划一下记一下,划到一定距离就记其范围。我祖上留下“下华容”一词,正是这一时期对移民的概括。华容护城、华光姚氏记述更为清楚:始迁祖天佑公,为生计,1887年从益阳来到华容。从房派语看,天佑公应为衅禄公后裔,具体未详。
《资阳姚氏支谱》记载中,南华安上谱的姚氏族人有一些,但不是很多。南县武圣宫镇仅两支上谱,存谱。一是武圣宫镇勇敢村有谱,为左文公三房祖辙公下运春长子教义公裔姚长生;另一个是武圣宫镇南阳街有谱,为左文公三房左辙公下运亭四子教诲公裔姚利斌。倒是《泉池支谱》中记载安乡丁家渡的很多。实际上,南华安地区未上谱的姚氏应有很多。仅武圣宫镇姚氏人口,估计有上千,几乎各村都有。临近厂窖、麻河口镇也有不少姚氏。隐约感觉绝大部分是下梅塘的。知道“烂泥湖”、“红旗桥”或“衡龙桥”、“游草塘”等这些老家的地名,也知道自己的字派,如振派、家派等。但很难找到对修谱、上谱有兴趣的人,再过20年左右等上辈纷纷离去时,恐怕就只留下一个:姓姚。其余的源出、字派等将永远丢失。我教派祖“下华容”求生存,在民国四年三修谱时,正是家境极度困难之时,祖父年少时为不饿死曾讨米。很可能知道修谱之事,但未上谱,因此祖父念念不忘要到益阳老家祠堂看看,直到去世。今寻根问祖,亦为了了却祖父之遗愿。现在在教派和运派之间,犹如一个开关,总是找不到,也就是运派和教派总是还对不上。一旦对上,寻根问祖的任务就完成了。回到前面的问题,为什么南县革命者、成名者少,因为农民的要求很低,在当时能混口饭吃,生儿育女就行了。南县化湖为田,相对来说地广人稀,又有良田沃土,自然能满足移民们的这些要求,因此革命意愿不是很强。以上纯属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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