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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姚府千金小姐的传说与阁老辞职还乡的真正原因
现在年过六旬的巴河人都还记得,在巴河街往南大约一华里的风景如画的苍山脚下有一个基座台阶高数丈、正楼高七层的八方建筑物,它外观颇像宝塔但不像宝塔那样下粗上尖,而是上下一般粗大。它立于巴河八景之一“枣林夏风”下的江滩,面向长江,十分雄伟壮丽,史书记载其名称为太乙阁,当地老百姓称之为梳妆台。1958年大办钢铁时,有人觉得用这座阁楼基座的红砂条石做炼铁炉的外围子既省功又漂亮,便把它拆除了(阁楼上拆下的《太乙阁》三个大字的石匾目前还存放在县博物馆内)。这座阁楼当地老百姓为什么不叫它太乙阁而叫梳妆台呢?民间传说,姚阁老有位如花似玉的女儿,许配给同朝为官的熊文灿大人的公子。熊公子到姚府过门回来,熊文灿问儿子,岳父对他好不好,同他讲了些什么,熊公子说岳父对他很好,只是问他:“你父亲是个白面书生,你怎么长这么黑?”熊文灿一听火冒三丈,认为姚阁老骂他儿子是野种,便伸手将儿子两腿提起来撕成两半。为此姚阁老十分懊悔,就修了一座阁楼取名梳妆台,让女儿待在楼上守活寡。这个传说显然是不靠谱的。史料记载,《太乙阁》修建起来后,官场和民间许多友人前来恭贺时写了许多祝贺的诗词。姚阁老十分高兴,也写下了《太乙阁初成赋》:“太乙阁下江之水,苍茫海腹昆仑起。寰中日有发天奇,个里鸿濛吹浩髓。问道何年说古今,闲云片片飞山阴。收作藜光照夜半,风声雨声惊不散。投簪结构此江干,愿借烟霞煮作餐。万亿千秋峙碧落,宁羡白云与黄鹤”。在这首诗里,姚阁老豪情满怀地将太乙阁与武汉的黄鹤楼相媲美,丝毫没有传说中失去女婿的伤感。
史书记载,姚明恭和熊文灿的确是儿女亲家。姚明恭的女儿的确也失去了丈夫当了寡妇,但她的守寡并不是因为一次玩笑话引起的,而是出于一次重大的朝廷人事变故。熊文灿祖籍贵州永宁卫,即今四川叙永人,明万历8年(1580年)出生,比姚明恭年长3岁,万历35年(1607年)考取进士。熊文灿考取进士后,先到黄州担任推官,然后回京任礼部主事、郎中,再出任琉球专使(琉球当时包括台湾和冲绳),随后担任山西按察使、山东布政使、福建右佥都御史兼巡抚。在福建巡抚任上,因招抚海盗郑芝龙(郑成功的父亲)有功而升任两广总督,在两广总督任上又因击败刘香的反明军队颇受朝廷器重,提升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河南陕西军务。姚明恭考中进士后,便与熊文灿成了好朋友,两人交往5年(1625年)之后,熊文灿将全家迁到了浠水。今天浠水县城有名的熊湖居民小区的熊湖便是昔日兵部尚书熊府的门前湖。姚明恭将膝下爱女许给熊文灿的公子为妻,足见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有点明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明朝在万历年间就开始走向衰败,到崇祯年间已经是危机四伏了,外有清兵进犯,内有农民起义,起义军中势力最强的是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领导的军队,朝廷派出的与起义军交战的军队屡屡败仗伤亡惨重,年轻气盛的崇祯皇帝又急又恼,对手下官吏不停的责免、调换。
崇祯10年(1637)10月,面对中部紧张局势,经姚阁老推荐将时任两广总督的熊文灿调到中原地区担任右副都御史(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总理河南、陕西、湖广军务。熊文灿本身是个文士,并非行伍出身,到任后没有采取军事进攻手段,而是按照原先在福建巡抚任上的做法,对起义军实施“招安”。招文一出,农民军中张献忠和刘国能两部七八万人还真的接受了招安,归顺了朝廷,对此崇祯皇帝十分高兴,给熊文灿加官晋级,封为兵部尚书。然而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一年多,随着形势的变化,已经归顺朝廷的张献忠与逃往川陕边界的李自成串联一起,带着他私自扩充的军队又反叛了朝廷,为此崇祯皇帝十分恼怒,不问情由下令将熊文灿撤职查办押解进京,并于第二年(1640年)处以极刑。面对忠心为朝廷服务33年而且立有大功的儿女亲家被斩,姚明恭非常懊悔,悔不该举荐亲家担任这个危险的职务。他万般无奈也万分悲痛,不得不上奏朝廷请辞官职,以谢其罪。而崇祯皇帝面对这个忠实老臣也没有追究其责任,只是准其告老还乡。于是年仅57岁的姚阁老就这样不无遗憾地回到了他的老家巴河镇,最终故老于巴河,并且秘葬于巴河。根据浠水县志记载姚阁老去世的时间是崇祯17年(1644年),即明朝灭亡的那一年,享年62岁。
意外发现的《列女传》让后人对姚阁老的晚年有了新的猜想
2012年,浠水县志办修志人员对原黄冈府志和浠水县志中姚明恭辞世之年提出了质疑,这两部志书中都明确记载姚明恭出生于明万历11年(1583年),死于明崇祯17年(1644年),这就是说姚明恭在明朝灭亡的那一年就去世了。而清光绪版蕲水县志《列女传》中却记载姚明恭到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还活着,这让寻访阁老踪迹的人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清光绪蕲水县志《烈女传》是这样记载的:王氏蕲水人,刘氏黄冈人,相国姚明恭侧室也。……顺治二年,楚兵乱,徙西泛信州(今江西上饶市信州区,即宋朝时的饶州,姚明恭家族的祖籍地)。道经浔阳(九江),都统兵士云屯鼓行劫钞。适放舟,利镞如雨,明恭跃入小艇得脱。刘王两人争赴水死。与姚明恭同乡并同朝为官的周寿明(崇祯10年进士,官阶给事中)为此写了一首吊诗:“只今远乱泛江愤,鼓劫中流东骑军。月照双双湘女泪,波翻片片石榴裙。匡巅木士难消怨,水抵鱼龙共御君。黄阁玉琴携不去,年年两鹤哭浔云”。周寿明的这首诗比较清楚地印证了《烈女传》的史实,由此可见,姚明恭到清顺治二年不仅还活着,而且经历了又一次痛苦的大劫难。由此我们联想到这样两件事:第一,当地人传说,清兵占领巴河以后,推行“汉人治汉”的方略,几次请姚明恭出来做官姚没有答应。作为明朝重臣的他,内心始终不愿顺清,看来这一点是可信的。如果他归顺清朝,就没有必要坐船到信州去避难,两个侧室就不会成为烈女了。
第二,当地人还传说,为逃避红尘世事,姚明恭晚年在悲痛中出家修道,不仅他自己出家修道,而且许配给熊公子的爱女和另外两个女儿也都出了家,这一点看来也是可信的。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离开京城离开官场告老还乡在当地还应该是有些威望的。但朝廷的更迭,家庭的不幸(姻亲熊文灿被杀,诰封一品夫人戴氏早丧,侧室王氏刘氏亡命江中),这些都让晚年的阁老痛不欲生,离世出家自然是他最终的选择。
调查走访中,巴河街上的老人都说原宰相府(姚家大屋)门口,立有一块好大的青石碑,这块青石碑1954年长江涨大水时还淹在水里,大家都说它是姚阁老的墓碑。查姚氏家谱,也确实有姚明恭墓葬姚家大屋的记载。但姚家大屋座落在巴河下街,位处长江与巴水河交汇口,地势较低,一到长江涨水季节常被水淹,为此,姚阁老在巴河街东面距姚家大屋几里路名叫火炉岭的小山中建起了漂亮的别墅(至今人们还叫它姚家花园),每逢大水季节,阁老全家就搬到花园去住。显然,把墓葬在常被水淹的姚家大屋是不可取的,高大的青石碑只能是障人耳目的物品。如果要选墓地的话,位于火龙岭高地的姚家花园应是最理想的地方。那么姚氏家谱为什么要明白地写着“墓葬姚家大屋”呢?于是,调查人员把注意力集中到姚家大屋周围。查访过程中,人们发现巴河镇1964年挖开的明代古墓与姚家大屋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从地理位置上讲,它就在姚家大屋的后门。巴河街自古就是半截水街半截旱街。下街建到巴水河口,是退水时方便与簰工船工做生意的考虑,为了防水淹,街道两边都是木板房;巴河街的上半截街是沿着一条小山脉的边沿而上,小山脉直接与较长的连绵不断的火龙岭山脉相连。姚家大屋实际上就建在这小山脉南面的山脚下,这条小山脉当地人叫它城门山同。从屋后门一过街就是城门山,古墓就镶嵌在山脚江水淹不够的岩石之中,这地方恰好是姚阁老诰命一品夫人戴夫人娘家的祖庙——戴家祠堂的后院。
调查访问过程中,几名当年掘墓参加者神秘地说:“其实当年撬开古墓面上同水泥一样坚固但比水泥软一些的东西后(估计是石灰与糯米的混合物),发现的是两具棺材,一具大棺材里面有红水有人,一具小棺材是空的,没有人也没有东西。对这一奇怪现象,调查人员再次查看资料,知道姚阁老去世时诰命一品夫人戴夫人早已去世,其“墓葬江南铁边湖,有碑”,也就是葬在她的娘家,这具空棺材应是投江而死没留尸身的刘、王二侧室的衣冠冢了。由此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阁老生前为自己的安葬地作了精心周密安排,先在姚家大屋(宰相府)后戴家祠堂院内秘密凿好石穴,放入棺木,死后穿上偷偷保留下来的明朝官服(明朝退休官员允许带走官服以为纪念),官服外再加披道袍悄悄入殓。为了不让自己在阴间过于寂寞,在一品夫人远葬娘家的情况下,将忠贞于他的刘、王两位烈女象征性的葬在身边(衣冠冢)。真身葬妥之后,像巴河民间传说的那样,家人再在姚家大屋中置办48具棺材(不一定是48具,应是多具而己)轰轰烈烈从大门抬出,四处埋葬,最后在姚家大屋门前立一块大的石碑,就说死后葬在姚家大屋内,以此掩人耳目。姚阁老为什么要如此悄然秘葬真身呢?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明朝当时已亡,他不肯降清,死时身着明朝官服,如果张扬出去,恐再招祸灾。二是家乡当时兵难,盗匪猖獗,阁老活在时曾组织乡民与之对抗,盗匪对他怀狠在心。史书记载,他的一个亲侄女被盗匪捉住后便杀害了。盗匪或歹民如果知道他的墓葬,有可能掘墓劫财。其实,经过明末清初的大动乱,特别是九江口的那次劫难,到阁老去世之时,姚府恐怕已没有多少金银财宝之物了,古墓挖掘中除了珍珠丝绸外再没有发现什么贵重的殉葬品应算是确实的证据。
按常理,生前有如此精密周到的安排,这位墓葬中的古人应该是高枕无忧的了。然而阁老没有想到,三百年后的历史会有如此大的变迁,没有了高官地位支撑的巴河古镇还会随着历史车轮步步前行,不仅他早年为防寇所筑的山城已难觅踪迹,就连他在火龙岭上精心建起的姚家花园也面目全非,而他自己本人在秘密建造的地下墓穴中安躺了三百多年后也被人“请”了出来,上演了一出别开生面的“古今会”,其情其景,至今让人唏嘘不已。这真是:一代前贤誉京城,回归故里隐坟茔。后人相见不相识,常使乡民泪满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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