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燮:(公元1805~1864年),字梅伯,号复庄,又号大梅山民,祖籍浙江诸暨,后迁北仑,姚燮生于北仑(今浙江镇海)。著名清朝文学家。 姚燮是清道光年间举人。善诗、词、曲、骈文,又长于绘画。字梅伯,一字复庄,号野桥,大梅山民。祖父姚昀著有诗集,在地方上颇有文名,父亲姚成是县学秀才,故姚氏在北仑称得上是书香门第。姚家有“小有居”,内“泉石寄邃,花木茂微”,每逢春秋佳日,姚昀便邀当地文士来“小有居”饮酒、赏花、赋诗。姚燮自幼就是在诗的环境中长大的。姚燮周岁识字,五岁能诗,童年所作《灯花诗》,大受父辈诗友赞赏,可说是个早慧的孩子。以后他博览群籍,涉猎面很广。姚燮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不仅在诗、词、骈文等文学领域有成就,同时对经史也颇有研究,并且善于绘画,对绘事的鉴赏水平也很高。任渭长的画,首先是由于姚燮的鉴赏赞誉而负盛名,成为南派画家的宗师。任渭长有段时间就住在姚燮的大梅山馆作画,画了一百多幅《姚燮诗意图》,以诗意入画境,以画境传诗意,幅幅独具意趣,别开生面,是南派画的珍品。 姚燮虽然才高学富,只是在科场上却很不得意。清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中举后,五次上京考进士,次次落第,以后他便绝意仕途,在家坐馆教学,发奋著述。姚燮一生著述很丰富,教出来的学生也很多,名重一方,堪称为浙东名士。但读书人不会理财,中年时家道中落,生计无着。又因鸦片战争,英侵略军攻陷北仑,全家避难宁波,生活更加困迫,徐时栋于道光癸卯秋记姚燮的生活情况道:“是岁余客杭州,有传某伯(姚梅伯)死者,比归知无恙。过之观中,方作道士装,为人忏悔。相视而笑,出手注《玉枢经》论茗共谈。”弄到寄食道观、当道士糊口的穷困地步,可见姚燮的晚境是够悲惨的。 姚燮素以能诗自负,他五岁作诗,终生不倦,作诗万余首。姚燮早年诗重性灵,自言:“曩昔为诗,取法袁简斋,下笔立成,觉抒写性灵,具有机趣。”他二十九岁时刊刻的《疏影楼词》大都描绘欢情爱意和风光山色,笔绪悠闲,词采绚丽,这大概是他“少年忘检束,避礼法如槛困”那种少年得志、风流名士性情的自然流露。其中有些写景诗,有一定的艺术成就,如《韩庄阁舟中七夕杂诗》:“木兰桨子藕花乡,唱罢鞓红晚气凉。烟外柳丝湖外水,山眉澹碧月眉黄。”描写秋夜月色颇有意趣,这是他少年不知愁滋味时的诗风。等到他三十岁才乡试中举,以后又屡试不第,勤读苦吟捞不到一官半职,再加生计艰困,“十载九出门”,终年在外奔波也没法解除家中妻儿的饥寒,弄得“寒衣在典不可赎,赤手思炊米无宿。我心如棘君首蓬,相对吞声抵悲哭。”无衣无食,东借西易“向邻贷得一斗余,计口不敷三日需”的地步,环境变了,心情变了,诗风也就变了。那时姚燮作诗“一以古法为尺绳,不阿不隐”,重寄兴,重讽喻,而厌弃性灵派的诗风了。认为神韵派、性灵派的诗缺乏社会意义,“施(闰章)王(士祯)树坛坫,其实皆俳优。后来草窃辈,乃有袁赵俦。”彻底否定了王渔洋的神韵派和袁子才性灵派的诗,虽然有点偏激,但也说明那时姚燮的诗更能正视现实,接触社会了。《复庄诗问》的诗大都是反映人民的苦难,诗人推己及人,写了不少有社会意义的诗篇,反映道光年间外敌入侵、朝政腐败、国势虚弱、南旱北涝、哀鸿遍野、饥民嗷嗷的实际情况。诗人将“哀雁”比作流离失所的灾民,沉痛地写出时代的悲音。这类沉郁、愤懑、质朴的诗风,是《复庄诗问》的基调。从“谋生吾亦倦,前路尔何依,风雪稻粱尽,关河岁月非”。从这类诗篇来看,诗人的感情已和苦难的人民交融在一起了。 鸦片战争以后,诗人的心情更加亢奋,诗境更加开阔,每首诗都充满着反帝爱国思想。 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英军攻陷定海,北仑、宁波、慈溪、余姚、奉化等地都遭到侵略军的蹂躏,姚燮一家从北仑逃到宁波,两个儿子几乎遭害。到了宁波,文武官员率先逃走,英军不伤一兵一卒便占领了宁波。姚燮在逃难途中见到种种悲惨景象,义愤填膺,写了不少怒斥侵略者暴行和反映人民悲惨遭遇的诗,描写侵略者的凶残、民夫生活的悲惨,若不是诗人亲见亲闻,是不会写得如此具体、如此深刻的。 姚燮的另一类诗是反映鸦片战争中坚持抵抗、视死如归的英勇壮士,如《闻定海城陷五章》之二:“蜃雨濡军帻,狞飙拉将旗。饮泥怜久饿,摩壁誓同危。路绝晨嘶马,云昏夕堕鸱。衔恩持死力,力尽死何辞。”描写英雄将士栉风沐雨、忍饥挨饿、视死如归、坚持战斗的精神,是相当感人的。姚燮后期诗风趋向悲壮,和他早期诗的轻靡是迥然不同的两种风格,这当然和国难、家难促使姚燮思想感情有变化密切相关。 姚燮以能诗自负,实际上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实不在诗词之下。他对戏曲、乐府研究功夫很深,著有《今乐考证》十二卷、《今乐府选》五百卷。他的《读红楼梦纲领》在旧“红学”研究中,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他的诗文著作大部分收集在《疏影楼词》、《复庄诗问》和《复庄骈俪文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