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 意 改 革 ——浅谈三朝宰相姚崇的政治品格

南阳姚文书

锐意改革

——浅谈三朝宰相姚崇的政治品格

( O* F( q+ {" y, C

政治品格指为官从政的政治品性和从政风格，是个人人品在政治生涯中的真实表现。在《资治通鉴》中被大史学家司马迁称赞为有唐以来四大贤相之一的姚崇，辅佐玄宗励精图治，开创了唐朝最鼎盛时期——开元盛世，自武后到玄宗，以尚通、善应变，曾三度为相，政绩斐然。虽然其资质自有其特殊过人之处，但是从其内心来讲，主要应该是其“敬德保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姚崇是初唐到盛唐过渡时期的重要人物，经历了高宗、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五朝，经历复杂，仕途起伏不定，有时困顿非常，但终能破壁而出。他的优点就是善变求通。变通，是姚崇的经验和风格，也是当时政治环境下的必然选择，突出表现在于改革创新，不墨守成规。在他看来，解决政治问题不能拘泥，不必循旧，必须力求变化，才能走向通达。后人曾评价说：“姚崇资性明达，善应事机，委曲通变以成国家之务。”

一、十大治国纲领

唐玄宗即位以后，姚崇第三次被召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位于宰相之首，成了辅佐唐玄宗的首批宰相中杰出的一位。“是时，上初即位，务修德政，军国庶务，多访于崇。”“崇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断割不滞。”姚崇根据自己多年的政治经验，果断地辅佐玄宗 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兴利除弊，革故鼎新，根除了唐中宗以来的许多弊政。“首佐玄宗起中兴业”，从而被旧史誉为“善应变而成天下之务”的“救时之相”。

唐玄宗在先朝旧臣中最器重姚崇。他即位后的次年，便密召姚崇，准备重用其为宰相。姚祟“知帝大度，锐于治”，于是“以十事上献”，即史称的《十事要说》，这是姚祟提出的十项治国建议，也是最大的改革内容，具体是：①武后以来，实行严刑峻法，我主张为政以仁恕为先；②朝廷用兵青海，遭致失败，而不进行反省，总结教训，建议不鼓励以边功邀赏的做法；③近来奸佞之人触犯刑律，却因宠而不受惩罚，希望能法行自近；④历来皇后临朝，都由宦官出纳王命。我主张宦官不参与政事；⑤皇亲国戚多以贡品讨好皇帝，朝廷公卿和封疆大吏也纷纷仿效。建议凡租赋以外的各种贡品，全部杜绝；⑥先朝外戚、公主交替掌权，朝廷秩序杂乱无章，建议外戚、亲属不任朝廷要职；⑦先朝对大臣不严肃，有失君臣名分，希望您对大臣以礼相待；⑧有的大臣因忠于朝廷反而获罪，以致耿直之臣深受挫折。我主张鼓励群臣勇于进谏，敢于触犯忌讳；⑨武后营造福先寺，上皇(睿宗)营造金仙、玉真二观，费巨百万。我建议禁止道、佛营造；⑩汉代因外戚吕禄、王莽、阎显、梁冀等而乱天下，国家为甚。我希望把这一鉴戒作为永久性的法度对待。这10条意见，区区200余言，却是姚崇深思熟虑后，针对他所经历的武则天、中宗和睿宗当政以来的政治弊端而提出的改革措施，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言简意赅，有的放矢，确属救世良方。贤能宰相遇到了开明君主，唐玄宗以一句“朕能行之”而悉数采纳，并委以大权。从此姚崇就将这10件事作为施政纲领，协助唐玄宗兴利除弊，开始了拨乱反正，振兴唐朝的宏伟事业，奠定了“开元盛世”的重要基础。毛泽东在认真阅读了《新唐书·姚崇传》之后，批注道“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在读到姚崇的“十事要说”时，批注赞扬道“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毛泽东遍览二十四史，历史人物汗牛充栋，政治纲领能以“古今少见”博得他激赏的，确实凤毛麟角。这10条政治纲领，是唐玄宗和姚崇的正确决策，成为开元年间治国兴邦的指导原则。

姚崇晚年辞去相位后，其10条政纲仍然得以贯彻实施。他以政治家的敏锐的眼光，力荐广州都督宋璟接替自己担任宰相。而宋璟则能“萧规曹随”，任职后力主限制女宠、疏远谄臣，放宽边役，减轻刑法，禁销恶钱，严控边将，轻动干戈，秉公选贤。他沿着姚崇的治理轨迹，将施政纲领逐条贯彻下去，可谓是姚崇未竞事业之延续。正如北宋历史学家司马光所说“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力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下所以佐唐使中兴也。”

南阳姚文书

  z6 M. Y0 [/ Z4 L- A) y" R" s       二、兴利除弊，革故鼎新
* j8 d! j( t+ }  @2 Q  S      姚崇的一生当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地方上做官，所以他更了解人民的疾苦。当他第三次就任宰相以后，极力坚持保民为民的原则，采取许多政策与措施，减轻了百姓负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建言唐玄宗“却贡献”。所谓“贡献”，是指在正常的租赋之外，进献给皇帝的私人财物。某些献媚的官吏，除向老百姓征收既定的租赋以外，还要敲榨勒索，把得来的财物以个人的名义奉献给皇帝及权贵，以求得到好处。而贪官污吏也乘机横征暴敛，农民深受其苦。开元元年(713)十月，姚崇请求玄宗要取消“贡献”，玄宗应允。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了献媚官员和贪官的不法活动。
9 d4 e! d. O' j3 j; @: U' u6 j        作为政治家，姚崇在实践中，惟以国家利益为重，以黎民百姓的冷暖为重，针对武则天统治期间因租赋过重而使“天下人口，逃亡过半”，以及贪求边功，多次征讨，致使国家军费开支庞大，许多百姓战死他乡的实际情况，姚崇向唐玄宗提出“数十年不求边功”的建议，明确反对那种穷兵黩武、劳命伤财的统治政策，主张休养生息。经济上，姚崇不仅处处节流，而且积极开源，注意兴修水利，鼓励百姓耕作，采取了与民生息的政策措施，清除了农民正常赋税以外的额外的负担。“臣请租、庸、赋税以外，悉杜塞之”。并且专门设立了正常的税收官僚机关，负责具体的税收事务，避免百姓遭受层层盘剥之苦。通过以上一些措施，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平抑物价，恢复常平仓。常平仓之法，在唐代始于太宗。其怯是“贱时加价收籴，贵时贱价出粜”。即在丰年时，粮价下跌，国家加价收购，荒年粮价暴涨时再低价售出。总之，使农民不因丰欠而受损害。到高宗以后，常平仓渐渐挪作他用，失去了平抑粮价的作用。至中宗时，几乎破坏殆尽。姚崇辅政以后，恢复了旧制。开元二年(714)九月下令“天下诸州，今年稍熟，谷价全贱，或虑伤农，常平之法，行之自古，宜令诸州加时价三两钱余，不得抑敛。仍交相付领，勿许悬欠。蚕麦时熟，谷米必贵，即令减价出粜。豆谷等堪贮者，熟亦准此。以时出入，务在利人”。这样的宏观调控，保持了粮价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 i: a; E; J0 @1 a       三、反对天命，灭蝗抑佛
       积极灭蝗救灾，战胜自然灾害，保证社会的稳定。开元三年(715)，山东发生蝗灾。在儒、佛、道思想严重禁锢之下的老百姓，不敢灭蝗救灾，却在田头烧香求佛，甚至明确反对灭蝗。面对这样棘手的问题，姚崇当机立断，上奏玄宗，下令灭蝗，并派御史通知各道实施灭蝗措施。姚崇不仅大力倡导灭蝗，而且还发明了“驱扑焚法”提出了灭蝗的具体方法，要求各地之主，自救其稼，运用夜间天黑蝗虫向火飞的习性来灭蝗。当时，一些官僚反对姚崇的做怯，拒绝执行御史的命令。唐玄宗也感到不知所措。对此，姚崇毫不让步，态度十分坚决，他说“民者国之本，食者民之天”，“蝗之不灭，民之何食？民若无食，焉避反者？”最后，由于姚崇以辞职相激，才使灭蝗的命令得以颁布和实行。各地百姓纷纷灭蝗自救，组织生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连岁蝗灾，不至大饥”。姚崇的这些措施，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开元年间的经济发展。他也因此被誉为利国济民的“灭蝗宰相”。
       “请绝佛道营造”也是发展经济的有力举措。佛教和道教在唐代广为流传，不少富户强丁纷纷落发为僧，借以逃避赋役，而大量的赋役则转嫁于贫民。这些佛寺道观，不仅占用大量土地，而且享有特权，不向国家缴纳税赋，不服劳役兵役，所谓“夺百姓口中之食以养贪残，剥万人体上之衣以涂土木”各地寺院纷纷度人为僧，以致“度人为僧无穷，免租庸者达数十万”，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于是姚崇上言玄宗，希望严禁大兴土木，杜绝道佛之营造。他说“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观，皆费巨百万，耗蠢生灵。”开元二年(714)三月，玄宗下令毁掉武则天延载元年(694)所建的“天枢”并“发匠熔其铁钱”。接着，下令淘汰天下僧尼，“还俗者万二千余人”。还规定不得建造佛寺；禁止百官与僧尼、道士交往；禁止民间铸造佛像、抄写经书。这一改革措施极大地抑制了武周以来发展起来的寺院地主势力，巩固了集权统治，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如果说减轻赋税、平抑物价是宰相的正常履职的话，灭蝗和抑佛可是要有莫大的勇气，在当时迷信盛行的社会，毕竟是冒着亵渎神灵的危险。毛泽东称赞姚崇“唯物论者”，是今人对古人的评价，当时也没有唯物主义，姚崇凭的是为民请命的胆略和胸怀，凭的是一腔热血保国安民。姚崇所采取的上述政策和做怯，局部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对于社会的安定，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人民的生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四、改革食封制度
# W: j$ k; z& a# w, k, \( l- a       唐中宗以来，食封制度出现许多了严重的弊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封家数量急剧增加，唐初封家仅有二三十家，中宗时达140家以上；其二，封家的实封户数太多，所选封户都位于土地肥沃的地区，而且封户大多是“高贵多丁”的百姓。据统计，平均每个封家的实封户数：唐太宗时为634户；中宗时则高达3518户。可见，中宗时代皇亲的实封户数比太宗时代增加了4.5倍。其三，封家残酷剥削封户，导致封户逃亡失业。
/ `% j5 J# V- h5 K" ?5 V       在宰相姚崇等人支持下，玄宗对食封制度作了不少改革。主要有以下几点：
! v7 H* a0 ]( M9 b  y3 p( s. h       第一，削减封家的实封户数和封丁数额，以减少他们对国家赋税收入的分割。中宗时，安乐公主、长宁公主的封户分别达到4000户和3500户，太平公主高达1万户。开元初，玄宗将公主的封户削减为500户，长宁公主最多不过2000户，以至于“公主车服，殆将不给”。
  x: p) f- J) S9 {. z       第二，改革封物征收办法及数量，取消封家直接向封户征收封物的权力。按照旧制，封家可以派属吏直接向封户征收封物，封物不纳入唐政府财政收入，而直接流入封家。玄宗则取消了封家直接向封户征收封物的权力。开元三年(715)五月，玄宗下诏规定：凡是封家应得的封物，随同庸调一同送入京师，然后由封家分别在太府寺和赐坊领取(从其他诏令可知，似乎是亲王、公主在赐坊领取；功臣在太府寺领取)；如有特殊情况，经皇帝允许到州县领取封物者，则必须等州县将租调征足之后再支付封物；州县未征足时，“封家人不得辄到出封州，亦不得因有举放，违者禁身闻奏”。经过这一改革，玄宗基本取消了封家直接向封户征收封物的权力，使食封成为单纯的赋税数量的分割。
$ ~7 k" M1 @  {) s$ B       第三，修改食封的继承法。
. K/ R% a: Y: h, H+ d) n& F       五、变通理政，务实创新
        姚崇的变通智慧，源于丰厚的知识、务实的风格和达观的气度。他头脑清醒，思维敏捷，好学不倦，写文章行云流水，援笔立成；做事情简捷干练，效率超群。最初在兵部任职时，边境发生战乱，他分析战局，梳理战况，把一场复杂的军事斗争搞得透彻简明，“太后甚奇之”。他三度为相，同时又兼兵部尚书，边境所有的军事部署、器械钱粮，都装在脑袋里，如同字典，随时备查。皇帝遇事，总是先听他的意见，“同僚唯喏而已”。
       睿宗刚上台，就迫不及待地把被贬为刺史的姚崇从外调回，位居百宫之首；玄宗更是排除干扰，支持他在相位锐意改革变通。姚崇暮年，某次因儿子病故，他请假数日，政务堆积如山。另一“伴食宰相”无法处置，每事推让，心内惶恐，姚先生假满归来，三下两下，便悉数处理完毕。
, \& D! ]+ C- f" A武则天末年，姚崇参与张柬之等诛杀二张的行动，当武则天迁居上阳宫时，王公更相庆贺，唯姚公感伤流涕，不惜获罪（被贬为常州刺史），也要尽人臣之终节，由此可见其政治品格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