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史与尚书（节选）

闽南姚斌

上古史与尚书（节选）

金毓黻

吾国史籍之生，应在制字之后，故黄帝以前，无史可言。近世考古学家，发掘地下之藏，就所得之骨骼器物，以推断有史以前人类之状况，是之谓史前史。然此为晚近产生之史学，而与古人无与者也。《左传》载楚灵王，谓其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郑注即以灵王所谓三坟五典释之。贾公彦疏，引《孝经纬》，谓三皇无书。此云三皇之书者，以有文字之后，仰录三皇时事。按《尚书》伪孔传叙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八卦之说，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丘。语或有据。章太炎先生云，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者，坟丘十二，宜即夷吾所记泰山刻石十有二家也。五典者，五帝之册。八索者以绳索为编。外史所谓三皇五帝之书。愚考伏羲、神农皆在黄帝以前，时未制字，何以有书。盖黄帝以前，结绳以纪，亦非绝无文字，仓颉承黄帝之命，乃为一之，犹李斯罢古文之不与秦文合者以同其文字也。三皇之书，既由后人仰录，藉令其时无字，而亦未必无书，今《尚书》有《尧典》，当为五典之一，或疑其文字不古，岂由后人仰录使然欤。要为古代之典籍，而具史之一体者。今所传之三坟，既属伪作，自《尧典》外，其他亦无考。故榷论吾国古代之史籍，应自《尚书》、《春秋》二书始。

章学诚云，六经皆史也。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龚自珍亦云，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故曰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古史钩沉论》）。夫古人之典籍，掌于百司之史，前已言之，掌于史官之典籍，不得概名为史，左史记言，言为《尚书》，右史记事，事为《春秋》，《尚书》、《春秋》之为史，不待言矣。古人之于礼，实兼法而言，《周礼》所记为典章制度。一称《经礼》。《仪礼》所记，为节文仪注。一称《曲礼》。《礼记》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是其证也。《周礼》本名《周官》，一称《周官经》，所载成周之官制，实为一代之法典，可比于后代之《唐六典》，前汉之末，乃有《周礼》之名，自周以来，有吉凶军嘉宾之五礼，而唐有《开元礼》，宋有《政和五礼》，而溯其源多本于《仪礼》，及大戴、小戴二《记》，合以周《礼》，可称四礼，研其因革损益，是为典礼之史。如《通典》、《文献通考》、《五礼通考》诸书是，而非谓《周礼》、《仪礼》为史。此其一也。近人之言研古史者，谓《毛诗》所载《玄鸟》、《长发》、《生民》、《公刘》等篇，为殷周时代之史诗。所谓史诗者，即以史事寓于韵语之中也。以今语言之，可谓史诗为史料。然《诗》三百篇中，如此类者甚少，与其谓《诗》三百篇为史，无宁谓为古诗之总集。此其二也。（王通谓《诗》与《尚书》、《春秋》同出于史，即《诗》为史官所采之意。）若夫《易》为卜筮之书，尤远于史，古人以祝卜与史并言，故《周礼》以大史侪于大卜、大祝之列，而《易》亦掌于大卜。韩宣子聘于鲁，观于大史氏，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此谓《易象》、《春秋》，俱为古典，掌于大史氏，而未尝谓《易》为史。此其三也。龚氏之论《诗》、《礼》，不过谓为史官所掌，其谓《易》为卜筮之史，则殊涉牵强，未为得实。故以严格论之，不惟《易》、《诗》非史，即官礼之属于政典者，亦不得与《尚书》、《春秋》比。依章氏所说，若谓《周礼》、《仪礼》为先王之政典，则无可议，《易》与《诗》无与于制度，谓之政典尚不可，况谓之为史哉。龚自珍又云，诸子也者，周史之支孽小宗也（《古史钩沉论》）。张尔田本之，以作《史微》，乃云，不微六经皆史，诸子亦史之支与流裔也。近人刘师培亦云九流学术皆源于史。江瑔本之，乃作《百家之学俱源于史》一文。然考其所引之证，皆缘古代典籍概掌于史为说，古人学不下于庶民，士夫必从史官而学，史官指人而言，尚非谓记事记言之史。六经掌于百司之史，而谓之为史。诸子之学，由从学史官而得畅其流，而于所撰之书，亦被以史称，则古文之范围，何其漫无纪极耶。兹论古史，壹以《尚书》、《春秋》为断，其他诸经及诸子，皆不得谓之为史。

《史记·孔子世家》谓，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尚书》。是即《尚书》之所由作也。或谓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去其重者，定为百篇。孔子删书之说，亦见《书纬》，而今人多不之信。王充云，《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论衡·正说》）。王肃云，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史通·六家篇》引）。此又《尚书》之所以名也。盖自司马迁、班彪之伦，咸谓虞夏之世已有史官，故《书》有《尧典》、《禹贡》诸篇，皆当代史官之所记，而或以为悉由后人仰录，亦疑莫能明也。今本《尚书》凡五十六篇，其中真伪参半，据清代学者考定，只有伏生口授之二十八篇为真，谓之《今文尚书》。此外之二十余篇，则谓之伪《古文尚书》。而今本《尚书》之孔传，亦为伪作，称为伪孔传。今考二十八篇中之《盘庚》，唐人称为结曲聱牙者，实为殷代之古文。证以晚近所出之甲骨文，辞句相类，益为可信。而周代之诸诰亦不易读，盖古今语法文法不同之故。或以《尧典》、《禹贡》、《甘誓》、《汤誓》四篇，皆在《盘庚》之前，而文辞易解，疑为伪作。此殊不然，试证以周秦古书，屡见称引，岂有古人未疑其伪，而今人能断其为伪者，与其直断为伪，以邻于妄，何若谓为后人追记之为得哉。章学诚之论书教则云，后来纪事本末一体，实出于《尚书》，《尚书》之中如《金縢》、《顾命》，皆具一人一事之本末，实为古史之具体而微者。其说是也。古人尝谓《尚书》为记言之史矣。今考《尚书》诸诰诸命，即同于秦汉以来帝王之诏谕，王莽、曹丕之篡两汉，皆模拟《尚书》以自文饰，而苏绰亦为后周制大诰，藉令不考其事，但专读其文，鲜有不以为舜、禹、汤、武之再世者。是以誓诰之文，亦不得径称为史。史以记事，其中亦非无言，《左传》为《春秋》而言，其中所记之言，与事相等，章学诚谓古人未尝分事与言为二，亦为至论。《尚书》诸篇，记言而兼记事者，如《金縢》、《顾命》之类，则不多见。章氏谓纪事本末一体出于《尚书》，亦举其一端言之耳。孔子以前古史之可考者，不多见，故取典、谟、诰、誓之文而删存之，以当于古史，且司马迁之作《史记》，于春秋以往之事，多采《尚书》，故曰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史记》自序）。盖以研考古事舍《尚书》外，别无可据之故，故后人亦以古史视之。论古代之史籍，应有广狭二义。如章氏谓六经皆史，龚氏谓诸子为周史之支孽小宗，皆属广义。若就狭义言之，盖必有组织，有义例，始得为成文之史。亦惟《春秋》及《左氏传》，始足以当史称，而《尚书》亦非有组织有义例之史。此又二者之辨也。

（《中国史学史》，《民国丛书》第一编第72册，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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