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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新解》序 金景芳 吕绍纲 《尚书》和《周易》是中国最古老、最宝贵的两部古籍。 《尚书》独载尧以来,是中国自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信史。《周易》是继《连山》、《归藏》之后,更加完善的用于卜筮而具有哲学内容现存于世唯一的一部奇异之书。然而当二书未被大思想家孔子光顾以前,前者是存放于官府中的尘封故档,后者是流散于民间的普通筮书。只是经过大思想家孔子光顾之后,原来的尘封故档经过整理、编次,遂列为六艺之一,而传于后世;原来的普通筮书以其内容古奥,经过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著成“十翼”,亦列为六艺之一,而传于后世。惜经秦火,《尚书》变成残缺不完,精义亦多有丧失;《周易》虽以卜筮之书得传,然而巫史故习,历久不革,其结果与《尚书》的命运,几无以异。 我早岁嗜《易》,遍读说《易》之书,然于其中若干关键性问题,依然聩聩。只是于抗日战争期间,流寓巴蜀,值国共合作,读到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受到启示,于是向日所谓疑难问题,不久即涣然冰释。固以新得,写成《易通》一书。及解放后,读了较多的马列主义的书,又有进益,因继续写了《易论》、《说易》几篇专题论文。至1989年,我行年已八十有七,垂垂老矣,因念我的薄有所得,来之不易,有必要留下,以备后生参考,遂与我的助手吕绍纲同志合著《周易全解》一书。深知缺点尚多,但自审大方向是对的,有些重要问题,亦基本上解决了。 今年我已九十有二,仍愿以炳烛余光,把积年我对于《尚书》所读所得思与我的助手吕绍纲同志协力写成《尚书新解》一书问世。需要说明,吾二人此次合著与《周易全解》合著不同。由于我年更老,吕绍纲同志下的研究功夫更大更深,书稿由他独力完成,书中许多的观点应属于他。 考《尚书》秦火后,书虽残缺不完,并不是无人研究,只是汉代惑于五行灾异,六朝以后,又受《伪古文尚书》的骚扰,清人用力较多,成就亦大,但缺点是注意一字的训诂考证,而对于全句全章全文的了解不够。至于晚近以来,则由疑古而薄古,在全国范围内,治《尚书》者已寥若晨星。当然有少数青年人能勇敢地把全书译成白话,我看译不如不译,徒费人力物力。《尚书》佶屈聱牙,古奥难懂,很难翻译准确。你不译,人家读原文,慢慢体会,虽一时不解,但不至于错;你译了,一旦译偏,贻害无穷。 现在我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据说已把弘扬传统文化列为内容之一,我闻之额手称庆,顿觉我们的工作不仅有益于后世,也有益于当代了。 我们撰写《尚书新解》计划分为四册,虞夏书一册,商书一册,周书二册。第一册虞夏书部分今已脱稿,由辽宁古籍出版社付印问世。我们这个作品之所以称为新解,并不是不接受前人研究成果,而是因为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新观点作指导,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例如解《尧典》,我们认为帝尧制定新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开始对于制定新历的重要性并没有明确认识,只是首先我们读《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感到惊异。孔子平生不轻许人,为什么独对尧这样称颂,简直把最美好的词句都用上了。为什么提到天大?“则天”是什么意思?及与《尧典》对照,才了解到这个天固然是自有人类以前就有,但是人的认识,并不是始终如一的。例如在尧制新历以前,据《左传》襄公九年说,是“祀大火,而火纪时焉”,即视二十八宿中的心宿二以纪时,心宿二当然不能代表天。而制新历是“历象日月星辰”,日月星三辰就能代表天了。尧历象日月星辰制历是“则天”,制历以后,依历行事也是“则天”。《尧典》说“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就是依历行事,而达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又,尧制新历以前,长时期以火纪时,人们知有春秋,不知有冬夏。《尚书·洪范》说:“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不知道日月之行,怎能知道有冬有夏呢!即还不知道有四时,不知道有闰月,不知道一岁是三百六旬有六日。又,以火纪时之时如《国语·楚语》所说:“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即在以火纪时时期视天为神的世界。而制定新历以后,不同了。了解天是以日月星为主体,在天上起作用的是日月星,特別是日。《礼记·郊特牲》说:“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是其证明。正因为这样,人们知道天的主体是日月星,特别是日,而不是神;起作用的,与人生有重大关系的,也是日月星,特别是日,而不是神。这在无形中人们的观念悄悄地就改变有神论为无神论了。由此可见,尧的废弃旧历,改制新历,是何等重要!无怪孔子论次《尚书》以《尧典》居首,而以最美好的词句来称颂尧了。 又如《皋陶谟》,即《尚书》第二篇(我们遵依《今文尚书》篇次),《尚书大传》记孔子说:“《皋陶谟》可以观治。”是《皋陶谟》是谈政治的。 我们认为这篇作品的中心内容是“在知人,在安民”六字。从事政治工作,人的问题头等重要。孔子说:“为政在人。”又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是经验之谈。楚汉相争,项羽是楚将项燕之孙,力拔山,气盖世,而刘邦出身于农家,又是酒色之徒,然而争斗的结果是刘邦胜利,项羽失败。刘邦之所以胜利,就是由于他能任用张良、韩信、萧何三杰;项羽之所以失败,就是由于他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人是重要,但人有各种各样的人,所以知人善任尤为重要。《皋陶谟》所注意讨论的,正是知人善任的问题。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这是皋陶对知人提出用九德鉴别的方法。最后,还强调一句,就是说所谓九德是看实践,是看具体表现,而不是仅凭虚誉。九德的具体内容是“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用这个九德的方法来鉴别人,可谓既精当,又详密。仔细考查,不难发现,贯穿其中有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就是一个中字,可以说,它是尧以“允执其中”传舜这个中字的具体化。至于“日宣三德”,“日严祗敬六德”,“九德咸事”这一段话,则属于善任的问题了。“在安民”对于政治来说,与“在知人”有同等重要。因为只有安定,人们才有幸福可言,如果天下大乱,只有民不聊生,哪有幸福可言。 现在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倡导改革开放,始终不忘稳定,这一点是成功的,为中外人士所叹服。而在三千年前居然有人注意及此,那么,有人主张“把中国古史缩短二三千年”,能够说是对的吗! 《皋陶谟》下篇是《禹贡》。《禹贡》是中国最古老、最完善并且可以信赖的地理书。后世言地理者,如《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无不以此书为蓝本。本书内容极丰富而有条理。我们认为,篇首“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十二字是全书纲领。“禹敷土”三字亦见于《诗·商颂·长发》及《荀子·成相》,足见其重要。然而向来说者纷然,莫衷一是。我们认为《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娀方将。”文字较多,可供寻绎。大概《禹贡》所述,是治水以后的事。原来尧舜禹的部落联盟仅处在冀州一隅。以治水为契机,尧舜禹这个部落联盟的势力已延伸到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八州,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还不能把八州存在的部落联盟、部落、氏族等等以血缘为纽带的大小共同体并入自己的部落联盟。如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所说:“阿兹特克联盟并没有企图将所征服的各部落并入联盟之内,因为在氏族制度之下,语言上的分歧是阻止实现这一点的不可克服的障碍;这些被征服的部落们受他们自己的酋长管理,并可遵循自己古时的习惯,有时有一个贡物征收者留驻于他们之中。”《禹贡》兖青等八州有贡,而冀州无贡,就是证明。有人说《禹贡》是秦统一中国以后的伪作。不思三十六郡是秦的疆域,而尧舜禹部落联盟的疆域仍在冀州,兖青等八州并不在尧舜禹部落联盟的疆域之内。敷士的敷,应是扩大的意思,郑玄释敷土为“广大其境界”,基本上是对的。 《甘誓》作为《虞夏书》最末一篇,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启杀益夺权,变民主为君主,开创了历史上一个新时代。 《淮南子·齐俗》说:“昔者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有扈氏为义”,是为什么义?显然是以为过去的民主制不应侵犯,应当维护。“不知宜”的宜是什么?宜是说在当时变民主制为君主制,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马克思说:“世袭继承制在凡是最初出现的地方都是暴力(篡夺)的结果,而不是人民的自由许可。”因此,有扈氏以为启以暴力夺权是不义,而不知道启这个以暴力夺权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是宜不是不义。也就是说有扈氏不服,起来反启,是反错了,结果遭到失败。此篇《墨子·明鬼》作《禹誓》,错了。《书序》说:“启作《甘誓》。”《史记·夏本纪》作“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应是依据孔子删定《尚书》原意,是对的。 《甘誓》篇中“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二语最难解。我们以为“威侮五行”,可与《洪范》“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合看,盖当时人们已了解了五行的性质,即“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就是说鲧治洪水,用筑堤的办法,违反水润下的性质,结果罪至殛死。“有扈氏威侮五行”就是说有扈氏完全违反五行的性质,等于破坏生产,所以罪行更大。“怠弃三正”,可与“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合看,“七政”,《尚书大传》释为“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三正”的正,应读为政。三政,即天地人三政。“怠弃三政”就等于不理朝改,放弃职权。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邹逸麟教授对本书《禹贡》篇之有关历史地理问题提出不少宝贵意见,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 我们的工作,当然不可能尽善尽美,尚祈海内外大方之家惠予指正。 金景芳于吉林大学,时年九十有二 (《尚书·虞夏书》,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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