倔强的老姚和他的博物馆(组图)

蓬安姚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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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肠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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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u+ G$ m* q: W8 A2 r　　姚远利创办的科举匾额博物馆位于高碑店民俗文化街，已坚持了五年的博物馆，平日里总是冷冷清清，少有参观者。事实上，他的博物馆现状也是整个中国民营中小型博物馆的缩影，由于资金不足、又缺乏政策上的支持，很多民营博物馆都处于关门的边缘。老姚能坚持到今天，与其说是他在守护他那些珍贵的匾额，还不如说，倔强的他是在坚守自己的文化理想，他认为中国文化道德“兴也匾额、衰也匾额”。博物馆冷清，老姚有时也会着急，但真正让他难以释怀的是，多数人都无法理解他的追求让匾额文化“复活”。

# v% Q; g; A; c　　老姚的文化理想

　　“这座博物馆，为个人投资创办……实际经营起来，门票杯水车薪，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创办者难以承受无止境的投入，全国多数民办博物馆不断地在关停转卖生死轮回中挣扎……”

1 `3 L# f, m8 o1 _　　这是姚远利几年前以《实话实说》为题张贴在科举匾额博物馆大门旁的一段话。这是他的独白，也是一句谶语，印证着今天博物馆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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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5 B+ V: j( }4 m$ ^　　“如果政府不给钱了，我马上就得关门。”

6 t3 @# y. J1 j# n& `! l3 Z　　老姚没有丝毫犹豫就接过记者的话茬，然后深深吸了一口烟。他抽味道很冲的骆驼牌香烟，偏爱这种美国烟的人大多都是老北京，姚远利也不例外。老姚家祖上是富户，现在地处闹市的双井就是因他家的两口井而得名。就像许多北京人喜欢把玩老物件一样，20年前，姚远利收藏砚台，十多年前转而收集匾额，主要是与中国古代科举有关的匾额，收集多了也就有了办个科举博物馆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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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看来，中国科举制度最大的贡献是创造了被全世界普遍接受的文官制，同时，匾额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礼制传承的载体。而现实是，没有多少人能真正认识到匾额对文化传承的重要。在他的科举匾额博物馆里，称赞的话老姚听得不少，听多了，他也就有些不以为然了，因为好话有时候就是场面话，他觉得少有人真正理解他的抱负希望能给北京重要的建筑重新挂匾额，为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与传承找一个切入点。为此，他曾经多次请朋友帮忙在政协会上提案，甚至还自己给北京一些重要建筑做了挂上匾额的效果图，“还不错吧？”老姚把效果图一张张展示给记者，用手掸掸上面的灰，他觉得自己对这件事是相当认真的。

　　但现实让他无奈。匾额当年是被当成封建残渣扫出了历史舞台，再让它“复活”，总不免要谨慎些。他让著名作家陈建功帮他呼吁，陈建功跟他开玩笑说，“老姚你不会把我们带进沟里去吧。”知道无解，所以老姚说自己其实很孤独，像是在自嘲。记者打趣，他是唐吉·诃德，老姚侧过身，把耳朵凑近过来，“你说什么”，66岁的老姚有些耳背。年轻时招工到门头沟的煤矿，井下作业落下了病根。

　　门可罗雀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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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7年创办至今，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已坚持了五个年头，这让老姚引以为傲。在高碑店民俗文化街，他的博物馆算得上是地标建筑，大门外伫立着几块巨大的墓碑和石像生，这些文物原属于乾隆皇帝四公主墓地神道，当地文物保护单位“借”给他用，他觉得能给博物馆提气，顺便也能将这几件文物保护起来。也有人认为这样阴气重，老姚不信邪，在石像生旁的墙上还专门贴了招贴解释，大意是说，文物放在博物馆就不分阴阳了。

　　博物馆大门是老姚专门从江西金溪县淘回来的明代万历年间的石坊，门梁上的雕花历经岁月还显得那么精致生动，“中国人以前生活得比现在丰富讲究，那时候中国城乡发展是均衡的”。博物馆是个方方正正的中式四合院，当初文化街兴建时，老姚很有眼光地买了下来。中间庭院里挖了个小水池，老姚在里面种了些荷叶，不像南方水塘里夏天的荷花争奇斗艳，小池子里的几簇荷花，叶子虽然挂着夏天的绿意，花朵却只是零星地开了几朵，仿佛有意衬托着博物馆里的冷清。

　　园子里有几位广东游客，聚在一起聊天，展厅里倒是空无一人，“今天还不错，是旅游团带来的客人。”前些年，有些学校会组织学生来参观，后来发生了几起校园惨案，学校都不愿组织集体活动了，老姚的博物馆也因此越发冷静起来。他原以为一些高考学生和家长会来这祈福，现实却并不如此，“现在的家长宁愿去庙里烧香也不会到这来。”普通日子里，来参观的人，两个巴掌就能数过来，一个游客都没有也是经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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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但凡有观众来，如果老姚正好在，就会热心地给人家讲解一番。庭院东南角上，老姚把1905年最后一次传统科举的成绩单，原样复制了一份张贴在墙上。名单长近十米，参加殿试的273名进士按成绩排名，那年的状元是直隶人刘春霖，榜眼是广东清远人朱汝珍，探花是广东番禺人商衍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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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姚很重视这份名单的史学价值，名单能变相还原出很多历史信息。名单覆盖了大部分省籍，却少了东北人。他解释当时作为满族的祖居地，东北的满人享有特权，不需要像汉人一般读书博功名，于是相比关内或南方，东北科举不兴，读书人自然要少一些。那年的进士中有18位广东人，老姚说广东的旅行社很精明，就靠着这一点“噱头”，为他拉来了不少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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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姚还很用心地把明清状元做了番统计，画了图表贴在庭院南墙上，两朝的状元中，江苏独占鳌头，出了68位状元，浙江次之有40位，江西有20位，其他省份就少了很多。北京只有一人中过状元，老姚谈起来有些遗憾，“有些人中了进士，进了京城，他们的后人在北京生根，但很多都成了官二代、富二代。”老姚虽然口头上说，科举有利有弊，状元与其他进士并没太大差别，都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文科生，但骨子里对状元仍是情有独钟。

" j. d; ?" t  Z) F0 h1 _" J　　全国收来的珍贵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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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s8 U+ F9 F9 g　　博物馆的正厅和东西厢房都分置成了展厅。展厅中，老姚系统地梳理出了中国古代科举的历史，从隋朝算起到清光绪年废止，1300多年的科举史一目了然。他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科举匾额，精选出一部分高高挂起。在展柜里甚至有他收集的精致作弊小抄，科举史也如其他历史一般，总是泥沙俱下，光明与猥琐相伴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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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一个展厅被他分成了文科举与武科举两部分，很多物件都让人惊讶，清朝武举人考臂力的石头，有的重达三百多斤。在展厅的二层，收藏着很少见到的清顺治年间的科举匾额，以及状元陆润庠、洪钧、潘世恩、张之万、王杰、夏同龢、赵以炯等的题字，这些匾额上的书法遒劲有力，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兼具。老姚没有去过台湾，但他很有“觉悟”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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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w3 \# {7 }- T4 H　　辟了一个台湾科举展厅，因为当年科举，清廷对台湾有特殊政策，考进士实行“十进一”的录取比例，就是十个人中必须录一人。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血脉关系在科举礼制也能找到渊源。

0 y7 h3 E6 q' m　　因为展厅面积有限，很多匾额都只能堆放在一角，老木头的味道弥漫，用鼻子就能感知到时间的气息。南方与北方对匾额材质的要求不一样，风格也大不一样。南方匾更长一些，广西、福建、云南的匾额用料最讲究，北方的匾额因木质关系，更方正一些。

　　老姚收藏最早的一块匾额花了2700块，那是1998年在潘家园。此后老姚开始在全国到处跑，有一年夏天听说浙江永康有人要整体转让200多块匾，他顶着40摄氏度的高温辗转到了那，卖主开价全部匾10万元拿走，老姚只想要几块，卖主坚决，老姚也拧巴，最终谈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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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 A# p; ^) ~  \　　老姚收匾时脑子里盘算的是文化价值而不是生意，即便如他所说，今天有些匾一块的价钱就不止10万，但从他嘴里说出“后悔”两字也很不容易。现在匾额的价上去了，做假如影随形，老姚对此嗤之以鼻，他觉得做假的人太没文化，“有一块清末西南巨儒莫友芝给一位榜眼题的匾，我一看就是假的，莫友芝只是个举人，不可能给榜眼题匾，这不符合传统制式。”

, D! o) b, a" n7 \# Y- O/ u4 h- M　　老姚从江西淘到的匾额最多，是因为江西经济发展相对较慢，一些古老的东西因此得以保留，相比之下，江浙是中国科举最成功的两个省，但因为经济发展快，对文物破坏也严重，留下来的匾额反而不多。有一块匾，老姚很得意，那是道光十二年探花朱凤标题的匾，当时他想收一块王世襄家族的匾，王世襄家祖上出过状元，但一次去安徽，他意外地看到了著名学者朱家溍的先祖朱凤标题的匾，他当时就乐坏了，因为他手头上已有道光十二年状元吴钟骏和榜眼季芝昌题的匾额，收到朱凤标的匾就意味着，他把道光十二年殿试三甲的匾收齐了。老姚最贵的一块匾额是从安徽收来的“状元及第”，花了五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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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V: _$ @7 T3 l3 j) I0 g　　博物馆的生存窘境

( M( \6 Q* s) s' p+ ]6 d　　全国收集匾额的人不少，但专事科举，老姚是独一份。渐渐地他的博物馆有了名气，时不时就有同行来参观。他的执著打动了高碑店的领导，高碑店乡政府每年拨50万元资金扶持博物馆，看到老姚有些不修边幅，乡领导说，把钱拨给你，你先去买几件体面点的衣服行不行。老姚一笑而过，他想把钱用在刀刃上，个人形象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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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 [' I- w/ C: e3 B　　他脑子里想的是怎么能省着点用，维护一个博物馆，这些钱是不够的。但再困难，他也舍不得动馆里的任何一个物件，他怕开了这个口，以后就收不住。有人出上亿元买断他的收藏，他没动心。有人提出在他的博物馆里开个茶室，他也拒绝。不过今年，各方面经济不景气，他也有点急了，如果没有区里资金支持，他觉得难熬下去了。“中国民办博物馆的问题其实在中小博物馆。没有政府扶持必死无疑”，老姚说重话也不是没有根据，去年有媒体做过调查，北京的民办博物馆半数以上都关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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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姚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就走到匾额前，端详上面的题字。古时书法端庄中正的简洁美能让他心如止水，气势磅礴的气韵又能让他心潮澎湃，这种复杂的感受让他迷恋，与历史对话，也让他感慨今人之不足。“这种大字，今天的书法家是写不出来了”。

　　如果把老姚仅仅当成一位收藏家是不够的，老姚虽然没说自己是学者，但他言语中总是不自觉地提到哪哪又发表了他的文章，自豪感与他吐出的烟雾一起升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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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他对话，很容易被他带入学术探讨的语境中，他不会主动说自己的哪块匾额值多少钱，倒是会侃侃而谈“匾额学”对历史与未来的意义，让你插不上嘴。“匾额学”这个词是他创造的，他觉得匾额集中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礼制和伦理，在匾额面前人自然而然就会心存敬意，而如今社会最缺的就是对规则的敬畏。

　　他不满意如今博物馆界总不给民营博物馆交流的机会，开会要么根本不叫你，要么根本不给你发言机会，于是老姚就干过在会上从公立博物馆领导手里抢话筒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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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中国大地可以说是‘无处不匾’，国家会对民间做了善事的人，用匾额的形式进行表彰，表明国家不会忘记你，同时也引领社会风气的方向，确立是非观念道德取向。”老姚觉得反封建不能把优秀的传统一棍子打死，越这么想，他觉得自己责任越大。老姚甚至把他的匾额学上升到了中国文化复兴的高度，复兴不能靠口号和理论，需要一个载体，而匾额正是他的解决方案，他肯定地说，中国文化道德“兴也匾额、衰也匾额”。他提出，用类似城镇“吃低保的方式”，由政府出资来保障困境中的中小民办博物馆，对优秀的民博进行摸底排查，摸清自有房和租用房，进行分类补贴。但他也知道，这一切的关键是政府能否真正意识到民办博物馆的价值，“真正”两个字很重要。

　　盛夏的博物馆里，老姚边走边侃，穿得有些变色的T恤衫胸口处湿了一大片，他伸手拽了拽，眼睛看着匾额，“我没敢装空调，这么大的屋子，装了空调那电费不得了。”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与他的匾额交心。 摄影 白继开 J213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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