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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虞时代的金属工具 李季 《史记》载:“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见《史记》第二册六页) 这不独是描写他做酋长前的工作,并且可以表见当时的产业状况。《虞书·舜典》所谓“弃……播时百谷”,更足印证当时田野农业的发达,所谓“四岳”、“群牧”和“二十二人”也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所称的酋长(Sachem)和领袖(Chiefs),为氏族社会中的主要人物,所谓朱、虎、熊、罴、夔、龙等数臣更显出此等酋长或领袖的氏族名称来了。 虞舜时既在野蛮高级的末叶,即与文明为邻。据摩尔根的研究,在野蛮的中级有铜锡合制的青铜器,在野蛮的高级则有铁器的发明。 铁的生产是人类经验中最重要的事件,没有能够和它相抗,没有能够和它相等的,其它一切发明与发见在它的旁边是无足轻重,至少也是居于附属的地位。举凡槌、砧、斧、凿,都由铁制,还有犁要用铁尖,并有铁剑;总之,文明的基础可以说是建筑在这种金属上面的(见《古代社会》原文四三页)。 唐虞时代果然有这种铁器么?不独向来出土的什物没有被认为唐虞时代的故物,即《虞书》也没有铁字出现;《禹贡》上虽有“厥贡璆铁银镂”的话,而且相传为作于虞时,然像那样大规模的、精密的和远及九州的按等纳贡法,决非当时的农业状况所应有,其中必有后人的铺张与伪造,而所谓铁与镂,说不定也是后人增加的字。还有一层,即殷周两代已出土的几千件金属器,俱是铜器,绝没有铁器,所以许多考古学家都断定殷周为铜器时代,因此唐虞似乎更不应有铁器出现。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铁器作耕器,则田野农业不能发展,氏族社会也不致因生产力的增加而崩溃。我们如果在唐虞时代找不出铁器,似乎很难主张此时即是氏族社会的末期。不过《禹贡》上的铁与镂(钢)字是否后人加入,此时还难断定,殷周已出土的器具为数有限,不能作为当时没有铁器的确切证据,也不能因此推算唐虞时代更没有铁器。我们在中国的古籍和古物中虽找不到这种证据,但从外国的著作中却可以寻出一点材料。据德国经济学者西摩勒耳说: 铁的制造在蒙古条顿诸氏族——古代第一种用铁的人民为黑海的哈利贝乌人(Chalyber),系此等氏族的分支——中似乎首先有一种更重大的意义,由它们传入中国(在纪元前二三○○年是可以证明的)……(见西氏《国民经济学纲要》第一卷二○五页——Grundriss der allgemeinen Volkswirtschatsehre.München 1 20) 所谓纪元前二三○○年,正是唐虞时代,这与当时达到野蛮高级的末叶应当有铁器的情形适相符合,不能视为一桩偶然甚至于子虚乌有的事。不幸西摩勒耳所谓“可以证明的”事,没有举出证据来,我此时也无从找到其它证据,即不能视此为绝对可靠的史实。 (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民国丛书》第五编第61册,上海书店据神州国光社1936年版影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