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禅让制度论及尧舜时代

闽南姚斌

由禅让制度论及尧舜时代

我国已进入中国早期国家阶段（节选）

王奇伟

在司马迁的观念中，他是把五帝时代看成与随后的夏代、商代和西周相同的社会性质的，因此才以“本纪”的体例记载它们。在中国古史系统中，“五帝”之前还有“三皇”，还有更遥远的盘古、女娲等等人物，而司马迁径直从黄帝写起，摒弃黄帝以前的时代，把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作为中国文明历史的开端，写作“本纪”的第一篇。在《五帝本纪》文中，司马迁也是把五帝作为帝王的形象写的。如写黄帝，文中说诸侯尊之为“天子”，“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写舜作五刑：“象以奠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确立维护统治阶级意志的刑罚，又设置司空、司徒、后稷、士、共工等等官职。司马迁把五帝时代定为中国国家开端的观点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其实在中国古代，这种认识绝不仅为司马迁所独有，而是代表中国古代正统意见，这种意见长期在社会上占据着支配地位。如《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答颜渊以治国之道，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按，“韶”即虞舜时的乐舞。孔子把舜与夏商周并称，又以四代制度堪为后世法。《礼记》之《明堂位》及《学记》，《大戴礼记》之《四代》、《少间》等都把虞夏商周称为四代。如《礼记·祭义》称“虞夏商周，天下之盛王也”。《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说：“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国语·周语上》：“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国语·郑语》史伯云：“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墨子》里只要讲到上古朝代，往往都是虞、夏、商、周并举。《礼记·明堂位》说“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也是从虞谈起，虞、夏、商、周并列。班固《汉书·艺文志》在论及儒家的学说宗旨时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即以尧舜与周代文、武二王并列，认为他们是中国古代圣君的最初楷模，尧舜身份与三代之王无异。凡此皆足以说明在先秦、秦汉人的观念里，五帝时代与随后的夏商周是相同性质的，至少在尧舜时期已进入国家文明时期。

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史学家，他们是把五帝时代作为已经脱离了原始社会而进入到文明时代、国家阶段的，这种认识值得我们重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实行禅让制度的尧舜时代已非史前时代，而应处在中国早期国家时期，近年来全国各地龙山时代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也支持我们的这一认识。认为五帝时代尚处在史前氏族社会的观点是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但这时期的国家体制还带有浓厚的原始性和不成熟性，与战国以后的成熟国家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因此学界称之为早期国家。

（《安徽史学》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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