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让制”是邦国式国家承传的一种形式 李仲立 五帝时代“禅让制”是否存在，长期以来纠葛不清。本文以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原则，将“禅让制”与中国国家产生的背景、特色、治国路线，也就是说与中国进入历史文明的特殊道路联系起来，揭示“禅让制”只是邦国式国家承传的一种形式。 一、邦国式国家建立于黄帝时期 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制”是传说，是理想，还是历史真实存在，历史上曾有过两次大的争论。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进行过争论，第二次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疑古派先生对“禅让制”提出了否定的看法，但史学界不少人认为“禅让制”在尧舜禹时期存在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多数史学工作者都认为“禅让制”是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实行的“军事民主制”。 尧舜禹时期是否为原始社会末期，《尚书·虞书·尧典》载有：“协和万邦”，《大禹谟》载：“万邦咸宁”，《益稷》载：“万邦黎献。”《说文解字注》：“邦：国也”，“古者城庸所在曰国、曰邑，而不曰邦，邦之言封也。古邦、封通用”。《辞海》：“邦，古代诸侯封国之称。”所以《史记·五帝本纪》称尧“合和万国”，同时说轩辕战败蚩尤后，“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皇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尚书》与《史记》邦、国、诸侯之称其易则同。而《尚书》与《史记》以不同的篇首开始，这可能是古人对我国国家产生于何时，也就是说对我国进入历史文明时期的不同看法。司马迁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于是他沿黄帝的足迹，“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进行实地调研考察，考察情况与文献记载完全符合，他所到之地“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黄帝不完全是传说，确有其人其事，于是“择其言尤雅者……为本纪书首”，作为中国历史进入文明时期载入史册。 司马迁认为，黄帝开创了我国国家文明时期，概括了如下内容：建都邑、设军队、置官职、作礼仪、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等，他说“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其统治地域“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大体包括今陕西、甘肃、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四川、湖南等省，即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并在河北涿鹿建立都邑，作为统治中心。 中国的国家如何产生，司马迁没有论述，只是说“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从司马迁的记述看，黄帝时期的国家是在小邦（诸侯、国)基础上统一而产生和形成的。实际上是勾划出我国国家的基本框架和体制：万国共主的邦国制国家。这就是司马迁给我们所展现的黄帝时期形成的国家模式。 伏羲，有人说是渔猎时代，有人说是农业时代，还有人说是我国文明之祖(考古发现我国种植水稻距今一万年左右)，尚需更一步研究。 神农氏发明了耒耜，教民种植，开创了农业文明。《尸子》说神农传七十世(不一定准确)，若以此论，每世以30年讲，为2100年。 《春秋命历序》：黄帝传十世，少昊传八世，颛顼传二十世，帝喾传十世，而后尧舜继之。 依此则为五十世(不一定准确)，每世仍以三十年计，则为1500年，按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夏王朝起始之年为公元前2070年，往上推，大约距今6000年左右。 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王符《潜夫论·五德志》：“有神龙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赤帝(炎帝)长于姜水，姜水在今陕西省宝鸡市。黄帝和炎帝并非弟兄，当是两个互为通婚的部族，炎帝姜姓(姜即羌，文化高者曰姜，文化低者曰羌)。《水经注·渭水》：“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70里轩辕谷。皇甫谧云生寿丘，寿丘在鲁东门北，未知孰是也。”黄帝因长于姬水，改姓为姬。姬水不太清楚，当与姜水相距不远。炎帝、黄帝部族当兴起于陕甘黄土高原。 炎帝、黄帝部落，虽然以农业作为自己的主要经济部门，而当时生产力水平并不很高，可能由于水、旱、虫灾，或者传染病等原因，他们都分别以不同路线向黄河中下游地区迁徙。在迁徙过程中既有分化，也有与当地氏族、部落的融合，黄帝部族在此过程中不断壮大，人口增多，所谓轩辕“熊罴貔貅豹虎”是指氏族或部落的图腾，就是说黄帝族已拥有多个氏族或部落。所谓“艺五谷”反映了粮食品种增多，人们生活水平有一定改善与提高。所谓“披山通道”和班固《东都赋》所讲的“作舟”反映了陆路、水路交通比较方便，这些都说明黄帝部族的生产力水平有长足的进步，奠定了建立统一国家的物质基础，因而在河北涿鹿取得了对由东向西推进的以蚩尤为首的东夷九黎部人战争的胜利。《逸周书·尝麦》：“蚩尤乃逐帝，争涿鹿之河(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战争很残酷，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帛书：“黄帝身禺［遇］之［蚩］尤，因而禽之。剥其□革以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赏。”［1］此后，在阪泉又取得了三战炎帝的胜利。《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佚文·黄帝伐赤帝》：黄帝“已胜四帝，大有天下……天下四面归之”。黄帝在统一东西部族、邦国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政权。黄帝与蚩尤、炎帝间的战争对国家的产生如助产师似的催化作用，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黄帝时代。 黄帝时代生产力继续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不断得到改善，科学技术日益进步，财富、等级分化更加明显，总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丰富成果，既有文献记载，又有相应的考古材料给予证实。 《路史》卷五载昔黄帝“经上设井”，《白虎通》“黄帝作宫室，以避寒暑”，开定居灌溉农业之先。1973—1974年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遗址第二文化层中发现木构井一座，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末晚期初，距今6174~5921年［2］。上海、江苏等地出土水井上百座，其年限距今6000~4500年左右。黄河流域河南汤阴县白营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木质结构水井一口［3］。山西陶寺遗址、山东兖州西吴寺遗址都曾出土过水井，距今4000年左右。总之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代人工开凿水井，证明黄帝时代凿井是可能的。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蛇”，农业、牧业、饲养业均有较大发展。陕西临潼姜寨遗址，距今6000年，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饲养了家畜，还兼营渔业，粟是主要粮食作物。西安半坡遗址曾发现芥菜和白菜籽，甘肃大地湾遗址还出土了油菜子。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宝鸡百首岭等地出土人工栽培水稻谷就有40多处［4］。在郑州大何村遗址还发现高粱。在大汶口文化中，猪、狗、牛、羊等数量增加。河姆渡遗址出土人口栽培水稻壳，距今7000年，同时还发现了粟、黍等种籽。猪和狗是主要家畜。马家滨文化、大溪文化都出土有水稻籽。总之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内都出土了大量农作物粟、稻、菜籽，证明黄帝时代农牧业生产有较大发展。 与农业相关的对四时气节变化的掌握，《史记·历书》：“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五帝本纪》载：“获宝鼎，迎日推策”，制定历书，发明了天文历书，使人们按季节进行农业种植与收藏。据冯时先生考证，我国的历法史在距今6000年以上。因此，“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炎材物”(《五帝本纪》)，按时节行事生态环境得到保护，自然灾害大大减少，人民广得其利，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管子》载伯高对黄帝说：“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兹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铝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拾遗记》：“昆吾山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黄帝伐蚩尤，陈兵于此……炼石为铜，铜色青而利。”表明能够开采冶炼金属。1956年西安半坡墓葬遗址填土中发现含镍达20％的白铜片一件［5］，遗址距今6700年。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1号墓葬随葬品骨凿表面附着注铜绿锈，含铜率为99％，距今为4950年［6］。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出土铜刀一把，单范铸造，仰韶马家窑类型，距今4675~4230年［7］，辽西五台红山文化遗址出土多块铸范铜器，距今约为5000~4000年［8］。已发现的早期铜器多分布在黄河流域，其出土年代与黄帝大致相当。年代稍后的铜器出土更多。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已出现等级、贫富之分。《国语·鲁语上》：“黄帝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逸周书·尝麦》：“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黄帝打败蚩尤后，命少昊去作东夷人的首领，九黎部一部人则成为黄帝的奴隶。《龙鱼河图》：“黄帝遂画蚩尤图像以威天下。”就是告诫人们，如若不听命，就像蚩尤一样的下场。在大汶口文化中出土的大墓随葬品多达180多件，多于40多座小墓的总和。在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出现了分财而居的单独住房，在龙山文化的许多墓葬中出现了一夫多妻和妻妾殉葬的情况，表明私有制度已经确立，而且贫富悬殊很大。 《归藏》曰：“昔黄帝与炎帝斗涿鹿之野，将战，筮于巫咸。”巫咸不一定是黄帝时人，但说明黄帝在战前向巫史问吉凶之事是无疑的。《五帝本纪》“幽明之占”记录了黄帝时行筮占之风气。 《说文解字·序》：“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仓颉乃黄帝史官。《荀子·释蔽》：“好书者众，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这个说法比较客观，文字出现是众多人作出的努力，而仓颉所作的贡献更大。文字是文化、思想交流和传播的主要工具，对华夏民族和统一国家形成有着重大意义。 在7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已发现陶器上有刻划符号。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多见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等。特别在山东邹平丁公村出土的泥质灰色平底大陶盆底部的残片上刻有5行11个字［9］，距今4000年以上。在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出土的陶寺文化晚期居住，遗址内的一个陶扁壶上有毛笔书写的朱书文字［10］，距今也在4000年以上。虽然这些文字不出现在黄帝时代，但这是距黄帝时代较近，且比甲骨文字又提前了近千年。仓颉造文字的说法不是毫无所据的。 在文献中对城池修建记载的时间较晚，一般都说：“鲧作城。”可是在考古发现了与黄帝时代相当或前后的城址。湖南澧县发现的古城址，面积达8万平方米，城略成圆形，内径325米，城中有夯土层为房基。城分四期，第一期城墙距今6000年前，第二期距今5300～5600年，第三、第四期距今4800～5200年间［11］。这是一座时间连续的城池。河南郑州西山曾发现仰韶时期城址，有人说它是炎帝时代的“黄帝城”［12］。龙山时代发现的城池更多，高峻的城墙耸入了文明时代。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国家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的最重要的标志。如上所述，黄帝时代已建立国家。我国邦国式国家的形成也是这样。司马迁说：“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五帝本纪》)，轩辕很注意修炼自己的品德，端正自己的行为，用好的德行去教育族人、感召其他部族，邦国的人民，注意协调阴阳，按照冬去春来自然规律去进行农、牧业生产活动，以宽厚的心胸去养育万民。只是对于“侵凌诸侯”的炎帝和“暴虐百姓”的蚩尤，由于他们不讲德性，不得不用武力给予严厉的打击。这种以德高为首领，以德得天下，以德育人，以德服人的思想也就成为中国邦国式国家以和发展的道路而形成的根本的政治思想路线。所以中国国家形成的道路不是走用武力征服虏掠兼并其他部族或邦国的掠夺式道路，也不是民主联邦的道路，只能是和平发展的万邦共主的邦国制国家的道路。 我国邦国式国家形成中所走的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不否认为了实现统一国家的形成，反对分裂而进行必要军事斗争，正如《五帝本纪》所载：“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 二、邦国制国家实施的“德治”路线 自黄帝建立起万邦共主的邦国制国家以来，兴盛于尧舜禹时代，残存于夏商周三代。《尚书·尧典》：“协和万邦。”《史记·五帝本纪》载帝尧“合和万国”。《夏本纪》载帝舜时“众民乃定，万国为治”。《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战国策·齐策四》：“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武王灭商之后，《礼制·王制》讲周初“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 这种万邦共主的邦国制国家和周人“封邦建国”是不同的。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分析得非常清楚。他说夏殷之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未定也”。西周“封邦建国”之后，天子为诸侯之君。既然夏殷之世未有君臣之分，五帝时代邦国制国家的“万邦共主”之“主”，也最多是“盟主”、“邦主”，他们是以血缘的关系或者是学习传播先进科学技术、先进文化，或者作为诉讼的仲裁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 五帝时代邦国制国家为什么能够长期的存在呢?关键是实施了“德治”。正如大禹说的“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大禹谟》)和皋陶说的“允迪厥德，谟明弼谐”(《尚书·皋陶谟》)，强调德为国之本。孔子也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五帝时代曾实施“德治”是不能否认的，老子《道德经》：“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从正反两个方面肯定了“德治”时代的存在。《大戴礼记·盛德》：“民善其德，必称其人，故今之人称五帝三王者，依然若犹存者，其法成德，其德诚厚。”后人对五帝时代德政之称颂绝非乌有。 《尚书·皋陶谟》载皋陶与禹计论如何实施德治，实际上是皋陶对五帝时代实施“德治”的经验总结和概括。他说：“允迪厥德，谟明弼谐。”认为只有诚心诚意实施德治，才能使邦国社会和谐。实际上指出了实施德治的总体目标。皋陶还说实行德治主要是“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在知人，在安民”。实际上是指出了德治的具体内容有三，一是加强道德修养，二是知人，三是安民。《尚书·大禹谟》载禹与帝舜讨论德政时禹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和主张。大禹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原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为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指出一要加强道德修养(正德)，二要养民（利用厚生)，三要德、刑并用(戒之用休，董之用威)。总的目的还是邦国、社会人民和谐。 首先以加强道德修养而论：五帝时代从黄帝到禹都强调从我做起，修身养性，身教重于言教，以优秀的品质和良好的行为起示范作用。《五帝本纪》讲黄帝“修德振兵”，帝喾高辛“修身而天下服”，帝尧“能明驯德”，“德”、“驯”都是讲修养，锻炼自己的道德品质。因而帝喾“其德嶷嶷”，《尚书·尧典》称尧“克明俊德”。《尚书·大禹谟》载帝舜称赞只有帝尧能够不因执自己的意见而采纳众人的意见，不虐待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的人，不抛弃困苦贫穷的人。《国语·鲁语》：“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论衡·祭意》：“尧能赏均刑法以义终。”虞舜更是处处，事事以身作则，在家中虽然受到种种伤害，但他毫无怨言，反而尽心孝敬父母，疼爱弟弟，二十岁就以孝悌之美德而闻名。同时在他所从事过的多种劳作中，都能用自己的言行感动同业人的心，使他们都能养成不损人，不利己，而只有益于他人的品德。“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五帝本纪》)《吕氏春秋·慎人》也说：“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说（悦)之，秀士从之。”《尚书·尧典》：“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不格奸。”《尚书·舜典》称舜为“玄德”，皋陶赞舜“帝德罔愆”，“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左传·昭公八年》：“舜重之以明德”，《五帝本纪》：“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孟子从舜修炼品德的事例中总结出加强自我修养流传千古的名言。他说：“舜发于畎亩之中……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章句下》)大禹也是立德于体，在治理洪水中，身先士卒，公而忘私，帝舜称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尚书·大禹谟》)。《国语·鲁语》说：“禹能以德修鲧之攻。”他严于律己，垂炼意志和毅力，完善其德行。“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滕文公上》)，《史记·夏本纪》也说：“禹伤先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洫。”他和伯益给灾民送去新鲜的鸟兽肉食，他和后稷一起努力恢复生产，播种粮食，为各方国调剂余缺，使人民生活逐步安定。《庄子·天下》：“禹亲自操橐耜，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 第二，禹提出“政在养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和皋陶说的“安民”，都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这是实施德治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德治的重要内容。这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教养人民提高全民的道德修养，二是让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和提高，并逐步富裕。《五帝本纪》：“治五艺，气五种”，“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黄帝德之广大惠及日月山川河海，当然也包括万民在内。同时对熊罴貔貅虎等氏族部落的群众进行教育，不仅掌握作战的技术，还要能够区分善恶，提高修养。帝颛顼高阳说：“养材以任地”、“治气以教毅化”(《五帝本纪》)，帝喾能“知民之急。……取地之材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急人民之所急，给人民以实德，而且“溉执中而偏天下”(《五帝本纪》)，对天下人都一样平等而公正。《国语·鲁语》“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重新制定历法纠正混乱的局面，让人民按时序耕作，安定了民心，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到尧时出现了罕见的旱灾，民无所食，社会动荡，尧领导群众抗旱，《淮南子·本经训》：“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于是天下挟险易远近始有道里。”在取得抗旱胜利的同时，还消除了危害人民生命安全的其它灾害，人民群众重新过上了好日子。另一方面尧非常注重对群众的道德教养，他在考查舜时，“慎徽五典”(《尚书·舜典》)，让舜慎重地完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美德。这是尧第一次提出“五典”(五种美德)的概念，用这“五典”去教养人民，形成好的道德风尚。因此《尚书·尧典》赞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帝舜时更是注意提高群众的道德修养，设置专门机构和官员管理道德教育。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尚书·舜典》)舜将尧之五典，变为五常教育，常抓不懈。《五帝本纪》说舜“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在道德教育中，帝舜还特别强调加强青少年教育，他任令夔为乐官时说：“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尚书·舜典》)教育青少年养成为人正直而温和，心胸宽大而谨慎，意志刚毅而不粗暴，作风简约而不傲慢的良好品质和人格。“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要用诗歌、音乐丰富他们的情感，培养他们形成像诗歌、音乐那样八音协调的心态和情志，不仅做到人和人和谐相处；还要使神和人和谐相处。在我国法制史上有鼻祖之称的皋陶，对于道德教育也有新的建树，他提出了“行有九德”的新观念，对人的道德修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标准，丰富了道德教育的内容。帝舜对于人民生产生活也极其关心，尧在位时曾遭遇罕见的水患，“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尚书·尧典》)，房屋毁坏，稼禾淹没，家畜、财物损失殆尽，有的人被淹死，有的人逃命于山冈之巅，有的人被困于水中，疾病流行，人民困苦不堪，为拯救人民于水火，帝尧领导人民开展抗洪斗争，命鲧治水，九年未获成效。到舜执政时又令禹平水土，令弃为农官，拯救饥民，教民播种各种农作物。禹制定统一规划，动员各方国协同治理，疏通河道，建房屋挖沟洫，一边治理，一边播种粮食、蔬菜，饲养家畜、经过先后数十年的努力，终于战胜了洪灾，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帝舜对地方长官十二牧提出的第一条要求就是不违农时，搞好人民的农牧业生产，安抚边远的臣民，爱护近处的臣民。总之，提高人民的道德修养，积极进取，勇于创造，同时使人们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生产活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产发展过着殷实的生活，这些就正如《庄子·天地》所说：“物得以生谓之德。”五帝时代把养民、安民作为德治的重要内容，并不是真正要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而是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需要，帝舜对禹讲：“后非众，罔与守邦?……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尚书·大禹谟》)意思是说君王没有百姓，就没有谁来保卫国家。……如果天下的老百姓困苦贫穷，你的帝位福禄就会永远终结。这就道出了五帝时代实施德治，以民为本、安民、惠民的阶级实质。 第三，德治中的兵刑。德治是以德育人，以德治民，以德服人这是主要的。兵刑是国家机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实施暴力统治的主要手段。没有教化，不能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规范，不能形成好的社会风气。但教化不是万能好，还必须有兵刑，才能促进德治的社会效益，推动德治有效地实施，扬善与惩恶是相互联系，互相制约。德治中的兵刑是为德治服务的。尧舜时虽已有墨、劓、剕、宫、大辟五种罚，且令皋陶担任狱官之长。但是舜提出的“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尚书·大禹谟》)就是这个意思。皋陶也曾赞扬舜帝在刑罚问题上总是体现了为德治服务的精神。类重罚轻，不滥用刑罚，不乱杀无辜，对屡教不改、故意犯罪之人才判刑。“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尚书·大禹谟》)在兵事问题上也是先教化而后兵。《尚书·吕刑》：“蚩尤惟始作乱，延及平民。”《龙鱼河图》：蚩尤……诛杀无道，不仁慈……黄帝仁义不能禁蚩尤，黄帝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服蚩尤。剥去神话的外衣，可以看出，黄帝面对蚩尤造反，殃及百姓，黄帝先是以仁义之心去劝说蚩尤，不奏效，然后使用武力，打败了蚩尤。正如《史记·五帝本纪》说的“蚩尤最为暴……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对其降部妥善安置，《拾遗记》：“黄帝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 九黎部后裔三苗曾多次作乱纪，但尧以流放方式处理，“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五帝本纪》)。以后三苗又作乱，据《尚书·大禹谟》载舜帝叫禹讨伐三苗，禹即誓师出兵，三十天后，三苗仍未放下武器，益向禹建议以德感化、让其归服。禹采纳建议，撤回了军队，舜帝广泛地施行德治，让士兵们放下兵器，拿上楯和翳这些舞具在台阶前跳舞，撤兵七十天后，三苗归服了。“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吕氏春秋·上德》又讲：“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德行三年，而三苗服。”不论是谁要攻打三苗，三苗归服时间记载也不一致，但是以德服三苗是一致的。《盐铁论》说：“舜舞干羽而三苗服。”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只有坚持德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兵刑为德治服务，才能化干戈为玉帛，各方国才能和谐相处。 五帝时期的德治披着一层神秘的外衣。《尚书》中指出“天之历数在汝躬”，用天神、天命让他们修炼道德，“以德配天”，掩盖其统治、压榨人民的阶级实质。
4 B- H& A) O$ K8 s7 p- f | 
/1 
狗仔卡
发表于 2014-3-26 00:21:30
QQ好友和群
QQ空间
腾讯微博
腾讯朋友
收藏
转播
分享
淘帖
支持
反对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