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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禅让”说起源的另一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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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26 00:19:02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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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禅让”说起源的另一推测
童书业
尧、舜、禹的禅让,在从前是谁都认为真确的史实。自从清代的新今文学家提出了一个“托古改制”的观念,这些故事才开始在人们的信仰中发生摇动。加以社会科学自西东传,使得这些历史上的大偶像一个个地倒塌下去。尧、舜、禹的禅让故事,到了现在,已经根本失去了它的信史的价值。
但是,这件故事的不可信固无问题,然而它的来源究竟是怎样,则言者纷殊,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据康长素先生说,这件故事是孔子为了要改制而假托的。这个说法,自然过嫌武断。因为我们从《论语》上看,孔子是个最平实的人,他决不肯欺人自欺。他自己说“述而不作”,可见他误衍古时的传说是有的,说他假造一件故事骗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况且他是个“从周”的人,他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可见他对于文献不足征的夏、殷之礼,虽能言之(根据传说),并不敢就信从。他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同上)因为周礼最为文明,又有史料可以证实,所以他主张“从周”。他因之自认为是继承文王、周公道统的人,他曾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所谓“兹”,就是他自己。他又说:“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可见他对于周公的羡慕。因为他祖述文王、周公,所以后世人就说他“一家得周道”(《荀子·解蔽》),“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淮南子·要略》)。这样看来,说孔子“宪章文、武”,确是事实!但说他“祖述尧、舜”,那就上了孟子以后儒者的大当了。(关于《论语》中提及唐、虞、尧、舜的几条,都是后人加入的,具有明证。友人赵肖甫先生对此问题,著了几十万字的书,我自己也有《仲尼不述尧舜考》一文论之。)
近人蒙文通先生根据唐刘知幾《疑古》之论,以为尧、舜、禹的禅让故事只是篡夺事实的文饰。(详蒙著《古史甄微》第八章《虞夏禅让》)这个说法是上了战国魏、晋间的人的当。因为尧、舜、禹篡夺说只见于《韩非子》和《汲冢书》等书。法家因为主张扩大君王的权力,提倡“圣法之治”,反对“圣王之治”,对于禅让说根本没有兴趣,只想把它取消,所以他们的书里会有“舜逼尧,禹逼舜”等话头。他们觉得禅让说动摇了君主世袭制的信仰,所以竭力地骂尧、舜禅让为“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以为“至今人子取父之家,人臣取君之国”,都是尧、舜遗下的祸患。他们造出尧、舜篡夺说来,只为的是反对墨、儒两家的尚贤说。他们的话既有作用,焉能相信?至于魏、晋间人因为看惯了曹丕、司马炎等的禅让把戏,就以为古代的禅让也是那么一回事,所以在那时发现的《竹书纪年》和《琐语》上就有“舜放尧”,“尧德衰,为舜所囚”等等话头;而嵇康也就以“非尧、舜,薄汤、武”,丧掉生命。他们的话只是一种时势的反映,又焉能相信?到了刘知幾时,他在历史上所见的禅让故事比嵇康等看见得更多,于是他对于尧、舜、禹的禅让就有系统的批评,竟把美丽的禅让故事说成惨无天日。刘知幾是上了战国魏、晋人的当,而蒙先生则又是上了刘知幾的当。
自从社会科学传到中国来,一般学者有了社会学的新观念,于是就有一部分所谓“经济史观”的史学家却来替尧、舜、禹的禅让故事作一种近情的解释。他们以为唐、虞禅让说只是一种氏族社会中王位选举制之粉饰的记载。主张这说的,以钱宾四先生(穆)说得最有条理(详钱著《唐虞禅让说释疑》,见《史学》第一期),其实也是“弥近理而大乱真”的。因为我们知道氏族社会的文字(假定它有文字的话)决不能流传到战国(战国人所编纂的《尚书》里最早的材料到周初为止,周以前的都不可靠,可以证明);在战国以前,禅让说是不见于文书的,而战国时人的古史知识和搜集史料的本领又决不如现在的我们,他们从哪里发现氏族社会的史料而把它文饰了写在书上呢?我们可以知道西、东周(指战国以前)间流行的古史传说,到了战国,已有许多被忘记的了,试拿金文、《易经》、《周书》和《诗经》与战国人的著作比一比,马上就可知道。禅让说如只是一种流传的口号,经过西、东周严密的封建社会,到了战国时,也早该被人忘怀了,战国人哪里知道什么“氏族社会中的王位选举制”?
较可佩服的,是顾颉刚师的尧、舜、禹禅让故事起于墨家的托古改制说。他最近著了一篇长数万言的《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载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一期),有证据,有见解,一时是找不到反证去驳他的。他的结论是:
(一)禅让说是墨家为了宣传他们的主义(尚贤、尚同)而造出来的。
(二)墨家只提了尧、舜的禅让,舜、禹禅让的故事乃是后人加添上去的。
我们知道墨家是最会造谣的,如《非儒篇》上所载的许多孔子的无赖故事,真正的孔子哪会有这种事?这无疑地是墨家因为要反对儒家,要“儒士可以疑”而特别造出来的。他们既会造了孔子的谣言以厚诬孔子,便也会造尧、舜的谣言以大捧尧、舜啊!所以说禅让故事出于墨家,确是个很近情理的假定。我们现在只能建立我们的新假说,而没法破坏他的旧假说。
自从顾颉刚师发表了他的《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之后,不久赵肖甫先生(贞信)就提出了几个反证证明周以前是有小人登王位、小臣登相位的事实的。他的主要论证是:
《书·无逸》云:“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可证高宗、祖甲皆曾为小人,后登王位。
齐侯钟云:“成唐(汤),有严在帝所,尃受天命,(剪)伐(夏)司,败氒灵师,伊小臣佳辅。”与《墨子·尚贤中篇》所云“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汤得之,举以为己相”之说相合。可证伊尹本为小臣,后登相位。(《评顾颉刚先生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此文尚未发表。)
这真是个有力的反驳!同时缪赞虞先生(凤林)也来信提出甲骨文中并无世官制的记载,可证殷时世官制至少尚未普及。这个反驳也是很有力量的!然而禅让传说起于墨家的这个中心结论还是未被摇动。因为这个故事突出于战国初年,在以前的书里从未见过(除了已有定论的几部伪书以外),而且不容于西、东周人的封建宗法和世官的观念。战国以前人不说这件故事,战国人则特别称述得热闹,而且战国时除了墨家和一部分的儒家以外,法、道等家都反对这件故事,这件故事又特别与墨家的尚贤主义接近,那时的平民小百姓们也不敢作这种想头,则说墨家创造禅让说,似乎仍很有理由的。
郭沫若先生也本是主张唐、虞禅让是原始共产社会酋长选举制反映的一个人,但他近来却进了一步,主张尧、舜禅让说起于神话。他说:
帝舜在儒家的经典上是受了陶唐氏的禅让而为人王的,但据传说上看来,这禅让的一幕史剧是应该演在天上的。这是极有趣的一个问题!(《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
这真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发现!我们知道帝尧、帝舜的名称实来自上帝(古代民族的上帝和始祖是不分的,他们都以为自己民族的祖先是上帝的儿子)。“帝”本是天名,甲骨文、金文、《周书》、《诗经》、《墨子》中凡单称“帝”的都是天帝,惟《孟子》中单称尧以单名的“帝”。如: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
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万章篇》。今本《尧典》时代太晚,故不引证。)
可见舜的传说来自上帝,至舜本是帝俊的化身(此说已为近人公认),帝俊在《山海经》中就是上帝。如云:
帝俊赐羿彤弓素,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海内经注》)
《天问》作:
帝降夷羿,革孽夏(《左传》下阳,《公羊》、《谷梁》皆作夏阳,可证夏下本通)民。
这里的“帝”都是上帝,所以与下国、下地、下民相对。尧、舜既都本是天帝,则禅让故事本于神话,自很可能。又如诛三苗、殛鲧等事,在战国以前都是上帝的故事,到了战国,都变成尧、舜的故事了。现在民间还有刘大帝让位给张大帝的传说,可见天上的上帝原是可能有禅代的事的。
以上五种考证禅让传说的假定——(一)孔子托古改制说。(二)篡夺文饰说。(三)氏族社会王位选举制说。(四)墨家托古改制说。(五)神话演变说。上三说是我个人所不赞成的,下两说我很同意,不过我还想提出第六种假定——尧、舜禅让传说由于田氏代齐,托祖篡位而造说。
我首先怀疑“尧”这一个名字的字原。案《说文·垚部》云:
尧,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
《白虎通义·号篇》云:
尧犹峣,峣也,至高之貌。
“尧”与“垚”同字,象三土积累而上,是高山的意思。小篆加“兀”,“兀”会高意。则“尧”就是最高的山。我们知道山最高的叫做“岳”。《诗·嵩高篇》云:
嵩高惟岳,山峻极于天,惟岳降神,生甫及申。
《毛传》:“嵩,高貌;山大而高曰嵩。”“岳”是岳山,甫就是吕,这是说高大的岳山上降下神人,生出甫和申两个氏族来,甫和申都是姜姓民族,姜姓民族的始祖就叫做太岳。庄公二十二年《左传》云:
姜,太岳之后也。
隐公十一年《传》也说,“夫许,太岳之胤也”。齐国与许国和申国、甫国同是姜姓民族,同为太岳之后。太岳又称为四岳,四岳的名称大约与齐、许、申、甫四个氏族有些关系。
《论语·泰伯》篇说: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
这是说“尧”德可以配天。而庄公二十二年《左传》也说:
姜,太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
“岳”也可以配天。从“尧”和“岳”两字的字义、声音、德性都相通一点看来,似乎可以假定“尧”的传说起于“太岳”。
《国语·周语》说:
伯禹念前之非度,……共(共工)之从孙四岳佐之。……有夏虽衰,杞、犹在;申、吕虽衰,齐、许犹在。……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
这是说申、吕、齐、许是四岳之后,四岳是共工之后,而共工又是炎帝之后(鲧为黄帝之后)。试照它所叙,排成一个姜氏的世系:
(太岳)
炎帝——共工——(四岳)申吕齐许四国
(尧)
我们再查陈国的世系,陈为妫姓之国而是颛顼、虞舜之后。《左传·昭公八年》说:
陈,颛顼之族也……舜重之以明德……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
陈的第一代祖宗据旧说为黄帝,这在铜器铭文上是有明证的。田齐时器《陈侯因(齐威王)钟铭》说:
昭高祖黄帝。
黄帝是陈氏的高祖。说到这里,我们试把陈国的世系也排一排:
黄帝——颛顼——帝舜——陈国
这与姜氏的世系一比,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便是陈氏的祖宗世世与姜氏的祖宗打交道。我们知道黄帝是代炎帝而兴的:
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炎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蚩尤乃逐帝,争于逐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逸周书·尝梦解》)
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史记·五帝本纪》)
颛顼也是与共工并争为帝而胜利的: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淮南子·天文训》)
黄帝尝与炎帝战矣,颛顼尝与共工争矣。炎帝为火灾,故黄帝禽之;共工为水害,颛顼诛之。(同上《兵略训》)
炎帝与黄帝战而失败,共工与颛顼争而亦失败,为什么姜姓民族祖先老是失败在妫姓的祖先手里呢?到了尧、舜,又是尧的帝位让舜给禅了去。
我们知道,在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以前,从没有过异姓篡夺君位的事。所以三家要分晋便不能不拍周天子的马屁:
魏文侯……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天子赏文侯以上卿。(《吕氏春秋·下贤篇》)
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入长城。(《水经·汶水注》引《竹书纪年》)
周威王赐韩、赵、魏皆命为诸侯。(《史记·晋世家》)
他们借周天子的光来压服人心。至于田齐呢?可怜,他离开周天子太远了,拍不上周天子的马屁,反被三晋假了周天子的命伐了,三晋伐齐时,田氏在实际上已做了齐国的君王。直到他要名义上也做齐国的君王的时候,才竭力地运动魏国替他在周天子面前说了好话,周天子看了魏国的面子,才答应他做诸侯。
在田氏未得接近周天子以前,他用什么口号来压服人说他是篡杀呢?我以为他或许就借了尧、舜禅让说来辩护自己的篡位。《左传》里记着一段话道:
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实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臣闻“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数未也,继守将在齐,其兆既存矣。(昭公八年)
这种说话自然出于陈氏的宣传(这话是战国人记的,《左传》是战国人所作)。盛德必百世祀,舜有盛德,而他的后嗣陈国已亡了。由舜算到陈亡还不够一百世,所以继守应在齐了,这可见陈氏的代齐,是合乎天理人心的。
顾颉刚师曾说:
姜齐系于炎帝,其后为田齐所灭,故炎帝之传说不振。田齐为陈裔,陈为颛顼之族,为帝舜之后,故颛顼与帝舜的故事乃大发达。(《忍少斋笔记》,这笔记未发表过的。)
这真是一个眼光透纸背的见解!因为田齐为帝舜之后,所以帝舜的故事层出不穷,从这个理论中可以引申出尧、舜禅让的故事即出于田齐的一个假定事。
当王莽想篡夺汉室帝位的时候,曾发表他自造的家谱《自本》。《自本》里说:
黄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至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十三世完……奔齐,齐桓公以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国和有齐国。三世称王。至王建为秦所灭。项羽起,封建孙安为济北王。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汉书·元后传》)
这是王莽的托祖篡位。《汉书·王莽传》又载他说:
予之皇始祖考虞帝舜嬗于唐,汉室初祖唐帝,世有传国之象。
据此,田氏不也可以说“予之皇始祖考帝舜嬗于尧,姜氏初祖帝尧,世有传国之象”吗?又王莽所作的《嘉量铭文》也说:
黄帝初祖,德帀于虞,虞帝始祖,德帀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
这也就是“昭高祖黄帝”的办法!
最初的禅让故事,大纲似乎是这样的:
舜为尧臣,尧德不如舜,天下归舜,尧即命舜登天子位。
在先秦的书里,我们处处可以发现尧德不如舜,天下归舜的暗示,所谓尧有“十六族而不能举,有四凶而不能去”,“天下同心戴舜”,这恐是一种较原始的传说。而所谓“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也是齐东野人的说话。
禅让的故事,田氏并不曾实行,这因那时并没有实行这件事的需要,他只要在异姓臣下代君位和妫姓代姜姓的史例就够了。他或许也有些根据,如郭先生所说,禅让故事是本于一种神话的文饰。
这种传说因为发生在齐国,而墨子曾仕齐(证见书业与顾颉刚师同作的《墨子姓氏辨》,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二期),见齐太王(见《墨子》本书《鲁问篇》),他自然很可受齐国史说的熏染。因为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很合他的尚贤主义,所以他就采取了来,加以渲染、改变(舜起微贱之说,决是墨家所造无疑),而造成了他特有的禅让故事。过了几时,后来人又补造出舜、禹禅让的故事来,禅让说的成就和演变或许是如此?
燕国是齐的邻国,自然齐的传位最容易流行在那边,碰着子之急要篡位的时机,于是禅让说就愚弄了呆的燕王哙。从禅让说实行的地点看来,也很可给我们一个禅让传说起于齐国的暗示(《论语·尧曰》章恐是齐人采取了邹衍的学说而造成)。
禅让说最初只是异姓臣下代君位之说,到了墨家,变成了尚贤选举说,到了儒家,又文以礼让的观念,“禅”的名词就始见于儒家的孟子的书里。
以上的推论,自然决不是定论。并且可能的成分比顾、郭二先生之说还要少得多。这不过提出一种新假定,聊备读者的评议而已。
(《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中华书局,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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