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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的尧舜观(节选) 罗祖基 一、先秦儒家著作中的尧舜及其宗法君主形象 儒家对其创始人孔子学说特点的基本概括,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它反映在孔子的社会理想中,祖述尧舜实际上就是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宪章文武亦即对小康局面的追求,前者是孔子的最高理想,后者是它所说大道即隐后的最好局面,即不得已求其次的理想。根据这种理想的逻辑认识,尧舜就是其理想社会的政治伦理的集中代表。至于孟子,基于其人之性本善的观点,尧舜就成了天生的善性代表者,他们集中反映了人类童年时代所具有的“赤子之心”。荀子同孟子相反,主张人之本性恶,其尧舜观就反映了他化性起伪的观点。总之,先秦儒家著作中的尧舜,既反映了其对大同社会的追忆,又集中体现其宗法伦理观点,这是一个基本。 综合以上孔子有关尧舜的论述,不外乎仁民、执中、无为、举贤四个方面。从仁与中庸看,虽然孔子已许之为君子之德,从而打上了宗法伦理的印记,但是,这二者却都是从射中领悟而来,因而其原始意义尚具有先宗法的部落制观念性质。 总之,孔子主张尧舜执中,孟子主性善而言必称尧舜,皆反映了以宗法伦理为内容的王道原则;荀子虽有法家倾向,但其用之化性起伪的规范仍然是礼,还是以宗法伦理为内容的,因此不失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这表现在其尧舜观上,就仍以他们作为君主的典范,还是与孔子的观点一脉相承。 二、与儒家宗法伦理相异的其他学派之尧舜观 墨子尧舜观与孔孟的区别,更集中表现在他们的伦理政治主张上。从伦理角度考查,仁是孔子的思想核心,而尧舜乃是孔孟所理想的仁君典范,孔子以孝悌为仁之本(参见《论语·学而》),孟子将“尧舜之道”归结为“孝弟而已矣”(《告子》),儒家经典《礼记·中庸》更直接以“舜其大孝也欤”作典范。再看孔子论孝,他主张“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里仁》),儒家因之提倡厚葬久丧繁文缛礼。而墨子节用薄葬的尧舜形象,正反映了他同儒家不同的伦理观点,尤其非孝。从政治主张看,儒墨两家都提倡贤人政治;孔子主张举贤才,而举的皆是来自劳心阶层的士君子;可是墨子却主张“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因而他的贤才舜是“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濒”的劳力者,在宗法等级社会中属于小人阶层,可见他所尚的是劳动阶级中的平民百姓,这就反映他的爱是无差等的,属于被儒家孟子所指责的无君无父性质,足见其非宗法特点。 其次,对儒家宗法伦理批评最激烈的是道家。从道家的理论特点看,可以分为两类。早期道家以老庄为代表,后期道家以黄老相标榜。他们的尧舜观也各具特色,故而分别予以论述。 从老子的观点看,他对宗法伦理范畴如礼、孝、仁、义,持批判态度,认为都是“大道废”的产物(参见《道德经》第十八章),尤其是对维系宗法关系的礼,他认为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同上第三十八章)。就在这种“反者,道之动”的发展观指导下,他主张“绝圣弃知”,从而认为“圣人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同上第五章)。这种呵圣诋贤的观点,虽然没有直接点出尧舜的名,却反映了他不同意儒家将氏族首领宗法君主化的主张。 到了庄子著作中,就明确表现了其尧舜观的反宗法伦理特点,例如,其《盗跖》篇就作了“尧不慈,舜不孝;尧杀长子,舜流母弟”的论述,反映了他对宗法伦理的非议。在《徐无鬼》中,更把儒墨奉为圣人的舜描绘为一个身体残废的卷娄(佝偻),并以蚁慕羊肉为喻,讥刺他被人民拥戴是因有膻行。 从法家的学说特点看,也有前后期之分。前期法家以管、商著作为代表,后期法家则以韩非子集其大成,他们在尧舜观上也有不同之处。 从战国初反映田齐法家观点的《管子》看,尧舜皆是至察的明君圣主,例如,它说: 尧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誉之而不厌,久远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形势解》) 对于这使民不忘之道,他进一步解释为: 尧之治天下也,犹埴之在埏也,唯陶者之所以为,犹金之在炉也,恣冶者之所以铸。其民,引之而来,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令而已矣。(同上) 这个治民之道的因势利导特点,反映了黄老道法家的无为思想。 到了战国后期,君主专制已形成一人独裁的政治局面,尧舜在这时的法家著作中就被描绘成一个苛暴的君主。对此,《韩非子·饰邪》就有“昔者,舜使吏治水,先令有功,而舜杀之”的记述。这一记述中的舜,再也不是儒墨所描绘的明君圣主,而是一个苛刻的暴君,他对“先令有功”的治水之吏的杀戮,表现了为了维护其旨令的尊严而滥用刑杀以逞淫威。 尤其在禅让传说上,《韩非子》将尧描写成一个文过拒谏、杀戮忠臣的君主。 总之,除儒家而外的先秦各家著作中虽然皆有反映其学说特点的尧舜,表现与以宗法伦理为特点的儒家尧舜观的不同;但是,由于他们并未从根本上否认尧舜的宗法君主形象,不影响儒家用以论证王道传统的基本观点。同时,更因为他们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弱,尤其在封建社会受到专制主义文化政策的排斥,因而其尧舜观只能成为儒家的一种补充而散见于史籍。 三、诸子尧舜观对反思传统文化的两点启示 第一,启发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形成的多元一体特点。当前,学术界对于中华民族提出了多元一体的主张。我们这一考察,也从文化源流上为这一主张提供了论据。 第二,加深对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宗法性特点的认识。以上考察说明,先秦诸子虽然皆有自己的尧舜观,但是,儒家而外诸子的观点并未对我国传统政治形成决定性的影响,而儒家尧舜观却为我国君主治国安民提供了一个王道标准,并成为用以稳定封建社会的道统。为什么以执中为内容的王道具有深远的影响呢?从我国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看,它在政治上是由一个高高在上的全民之父——君主同数以亿万计的宗法子民构成的对立统一体,如何处理好君主与民众的关系,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安危存亡的根本大事。而尧舜相传的执中之道,它是宗法国家形成以前,氏族首领与氏族成员关系正确处理的经验总结,反映了“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夏书·大禹谟》)的相互依存特点,就是由于同在一个统一体中的相互依存的需要,君主就必须谨慎、全面而公正地考虑民众的问题。这种从历史经验上升为封建道统的伦理政治理论,是我国封建社会基本国情的反映,而儒家通过其尧舜观将它具体阐发,正是儒家学说能够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意识形态之根本原因,这说明它符合于我国封建政治结构的宗法性基本国情。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6 q+ N' t+ D+ I. Q- Y& a&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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