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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帝的孝悌与施政 翟满桂 蔡自新 生活在四千多年前的舜帝,使东方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伟大历史人物。他丰富的文化遗产,至今仍被人们所享用并产生巨大影响。关于舜帝历史文化研究,我们试从孝悌、施政两方面来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舜帝推崇孝悌,是中华民族伦理道德文明的始祖 中华民族文明史的源头可以上溯到炎黄时代。炎帝和黄帝都是中华民族上古时代的历史人物。在黄帝之前的氏族领袖是神农氏炎帝,当时已经“世衰”,“诸侯相侵伐”而不肯听命了。黄帝于是“修德振兵”,打败了炎帝,消灭了作乱的蚩尤,被诸侯拥戴为天子而取代了神农氏。根据司马迁的《史记》,所谓五帝是从黄帝开始,“自黄帝至尧、舜,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虞舜以崇尚孝悌而闻名于世。近年我国考古的一项重大发现——湖北荆门郭店楚简的面世,进一步证实了《史记》的言论。如楚简里的《唐虞之道》篇写道:“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爱亲尊贤,虞舜其人也。” 舜名重华,幼年时家境很不好。舜父瞽叟是个心地狭窄的盲人,后母言不及义,同父异母弟象生性狂傲骄纵。瞽叟疼爱象,几次要杀害舜,都被舜逃脱。平时找其他小过失来处罚,舜都以顺从的态度对待父亲、后母和弟弟。舜长年累月笃诚小心,从不懈怠。舜对父母不失子道,待兄弟亲善友爱,孝悌德行天下闻名。但是,瞽叟还是想要害死舜,要舜到仓廪上去涂合缝隙,却乘机从下面放火焚烧仓廪,舜利用两个斗笠护住身子,跳下来得以逃脱。后来瞽叟又要舜挖井。舜在挖井时特别开了个隐蔽的小孔道,可以从旁边出来。当舜深入井中,瞽叟与象合力倾倒泥土把井填实,以为舜必死无疑,于是商量着分舜的财产。没有想到,舜竟然从秘密孔道逃了出来。舜仍然孝敬父母,友爱弟弟,更加谨慎。二十岁以孝顺闻名,三十岁时,尧举用了他。舜作为奉行孝悌德行的典范,首倡了伦理道德之风,是尧禅位给舜的主要因素。 舜五十岁时开始代行天子之事,在位达五十余年。舜帝上任后,就任用了高辛氏八个儿子的后代(被称之为“八元”)担任伦理道德教化官,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伦理宣扬于四方,从而“内平外成”,家庭融洽,社会祥和。将伦理道德作为社会规范予以张扬推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性创举,是东方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跨入文明时代的进步标志。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赞同摩尔根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历史分期法,研究发现了三种婚姻形式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即群婚制、对偶婚制分别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相适应,而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婚姻则与文明时代相适应,并着重研究了属于史前期的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以及向第三个时代的过渡,从而得出“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这一结论。这对于舜帝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关于上古时代的中国社会,《吕氏春秋·恃君览》中有着与恩格斯对史前社会类似的描述:“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上古的时候没有国家,所以也没有君主,人们过着群居的部落生活,一夫一妻制家庭还没有出现,社会依照母权制来计算世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平等而简单。这种原始共有的母权社会是生产力极不发达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处于蒙昧或野蛮状态的标志。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产品的富余引发了财产的私有,继而出现了财产的继承问题。于是,对蒙昧或野蛮状态起决定作用的亲属关系,引导原有的氏族共有制经济向家庭私有制经济演变,母权社会开始崩溃,父权社会逐渐形成。联系舜帝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处于这样的转折时期。舜以前的五帝时代都是以男性活动记载为主的社会。然而,当人们步入这样一个新时代,其社会关系的变化经历了漫长而紊乱的过程。直到舜帝当政,将伦理道德正式作为社会的共同规范,安排有修为的人担任专职的道德教化官,全力以赴地加以推行实施,才推动社会真正进入文明时代。 更重要的是,中国文明史上无论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的国家社会,都是一种“家天下”的政治模式的延续,“朕为天子”,家即是国,国就是家,而虞舜从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善的孝悌之道出发,衍生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教,恰恰是为“家天下”服务的政治道德。从家庭这个最基础的社会单元大而化之,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法律制度,同样要求人们尊卑有序,行事处世都按规范的准则和尺度去办,这样就能达到“内平外成”的理想社会。于是,伦理道德被整个文明时代尊奉为正统思想。从《周礼》到孔孟儒教,乃至儒释道合流的教化思想中,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天、地、君、亲、师”,或者是“仁、义、礼、智、信”等三纲五常,还有专门束缚妇女的“三从四德”等一系列伦理道德,在中国数千年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打倒孔家店”的旗帜,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了总的清算。鲁迅用他犀利的笔,将封建礼教归结为两个字:“吃人”。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在新民主主义时代变革的巨大冲击中,发生着质的蜕变。剥除后来统治者堆砌在舜帝基本伦理道德之上的诸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各种外衣,“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教,今天仍然是我们以家庭为单元的社会需要继承和发扬的伦理道德精神。可以说,舜帝是中华民族伦理道德文明之始祖。他的思想文化开创了一个时代,影响了东方社会数千年,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 二、舜帝施政有方,完成了古代国家框架的打造 国家大致有这样几个基本特征:它是一种特殊的权力机关,它为了维持自身而要征收赋税,它按地域而不再是以血缘为标志来划分所统治的国民。以往人们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在谈到关于国家的起源时,往往言必称希腊、罗马,以为这一块老祖宗们已研究得差不多了。至于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上古时代国家的起源,则没有打算作很多的了解,这不能不说是研究的缺憾。 舜帝生活的年代距今大约四千二百多年。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社会划分原理,舜以前及其包含自身在内的五帝,大致上属于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英雄时代。黄帝战胜炎帝,擒杀蚩尤;黄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十四人,等等。帝颛顼高阳者,“静渊以有谋”,“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蹯木”,扩大了疆域。帝喾高辛者,广施恩泽,利及万物,却不为己,“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明鬼神而敬事之”。尧帝时,委派羲氏、和氏编制了历法,“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涉及重大事情,尧帝都要与诸侯百官商议。比如,关于由谁来接替羲、和治理国事,放齐推荐了尧帝的儿子丹朱,兜推荐了共工,均被尧帝否决了。时值“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尧帝问四岳派谁去治理,四岳皆曰鲧可。尧帝不同意,但在四岳的坚持下还是让鲧去了。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五帝时代已经进入部落联盟式的原始共和制社会。它同时也已孕育出国家的萌芽。第一,黄帝子其姓标志着母系社会的解体,也是原始共产的公有制的瓦解。家庭、私有制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系社会开始形成,也包含着国家的产生已经有了经济基础。第二,尽管家庭、私有制开始在五帝时代形成,但部落联盟领袖的传位并不在家庭内部进行,而是通过各部落首领的推荐产生,就连尧帝问四岳的议事制度也是民主协商。这与古希腊雅典社会英雄时代的原始共和制有着多么惊人的相似。第三,氏族部落之间从征战趋于联合、拓展,不仅扩大了人们交流的范围,也解除了按原有部落的血缘地域划分管理的桎梏。第四,氏族部落联盟开始有了统一的精神寄托,“明鬼神而敬事之”,不管这个图腾或崇拜偶像是什么,都为将来的国家统一意志做了充分准备。然而,任何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或消亡都有着一个漫长的过程,绝不可能会是一蹴而就。中国古代国家社会的框架是在舜帝时代打造出来的。 舜帝经过四岳的推举和“摄行天子政”的考察,才得以受禅继帝位。他在未当政之前,本着孝悌德行的修为,就有着亲民的善举。无论是在历山耕种、雷泽捕鱼,还是在河滨制陶,他都能与人谦让相处,帮助人们安居乐业。“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下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舜从参政到在帝位,前后施政长达七十年。概略地看,他治政承前启后,实施了推行五教、分职善任、稳定农业、匡划九州、贡纳赋税等五大政略,基本上完成了古代国家社会的构造。 1.推行五教。前面已经有了较详尽的阐述。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舜帝孝悌为本的五教伦理,缘于人类社会的宗法关系。中国古代社会后来之所以进入奴隶主宗法制和封建宗法制的帝制国家,而没有走向共和道路,这与舜帝推行五教伦理有着直接的关系。 2.分职善任。早在尧帝时代,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垂、益、彭祖都已举用,但吏治不明,没有确定适当职务而人浮于事。舜帝“谋于四岳”,任命禹为司空辅助政事,后稷主管农业,契为司徒主管教化,皋陶为士(法官)主管刑罚,垂为共工管工务,益管山泽等等,共安排二十二人到恰当的位置。对他们每三年考核一次政绩,经过三次考核,或升或降,初步形成了一套吏制。同时,广开言路,让各个诸侯都来评论天子的言行,施厚德于民,不接近谗佞的人,该疏远的疏远,该亲近的亲近,于是一切事业都兴旺起来。 3.稳定农业。主要是治理山川,扫除自然界制约农业发展的障碍。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禹深感其父鲧未能完成治水大业而遭受诛罚,便劳苦身躯,竭智尽虑地投入治水工作,十三年间数过家门而不入。他导通了九大山,整治了九大泽,疏浚了九大河,让农业生产有了一个较为安宁的自然环境,从而改写了中国古代史,使上古时代开始进入了农耕社会的发展轨道。 4.匡划九州。主要是彻底打破部落领地的管理界限,为国家奠定管理基础。禹在治理山川的时候,将测量平、直、高、低、远、近的准绳和规矩随身携带,既是治理工程的武器,也是量划州域面积的工具。经过长时间、多方面考察,界定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大州。同时,安抚了南方的交趾、北发,西方的戎、析枝、渠嗖、氏、羌,北方的山戎、发、肃慎,东方的长夷、鸟夷,使九州的内部和外部都安定下来。 5.贡纳赋税。主要是结合土地出产的丰饶贫瘠、地域的远近,确定地分九等、域分五服的赋税贡纳方式。地分九等在山川治理过程中已作了考察认定。域分五服是以天下之国的王城为中心,王城以外五百里的地区为甸服,甸服以外五百里的地区为侯服,侯服以外五百里的地区为绥服,绥服以外五百里的地区为要服,要服以外五百里的地区为荒服。按照五服的概念,当时氏族部落联盟的疆域方圆在五千里以上。不过,向天子之国贡纳赋税主要是甸服与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则是按天子之国的要求教化管理而自保平衡。 综上所述,我们似可认为,古代国家机器的打造,早在舜帝时代就已基本完成,从而形成了在精神和物质上都领先于世界的中华文明。 (《求索》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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