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文化概念及其学术个性

闽南姚斌

舜文化概念及其学术个性

王田葵 何红斌

一

“舜文化”概念提出及其内涵界定，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过程。这一概念肇始于司马迁“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这一名言。“明德”二字彰显了“舜文化”的基本内涵。

1992年，正式提出“舜文化”概念的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萧克将军。这一年，萧克将军向秦光荣、周建达同志建议在宁远成立九嶷山舜文化研究会，开展舜文化研究，并明确提出要弘扬舜帝“勤民事，苦忧人，只为苍生不为身”的精神。

1998年之后，宁远县县长李德勋先后发表了《舜文化初探》、《舜文化与儒家文化》等文章。参与这些成果研究的有张介立、周九疑等学者。这两篇文章从舜文化概念内涵及现实意义方面作了专门论述，指出舜文化是道德文化的集合，包括伦理、社会、职业、政治道德，是中华道德文化之源。此可谓我国舜文化概念的发端之论。值得指出的是，自2003年4月起，中国先秦史学会部分专家对山西运城地区作了三次考察。在此基础上，于2004年9月27日，“中国先秦史学会尧舜禹研究基地”在鸣条舜帝陵庙正式挂牌。2005年9月5日至7日，由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共运城市盐湖区委、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全国虞舜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八届年会”在运城隆重举行。大会共收到106篇论文，就中华道德文明的源流、地域特征、旅游开发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85篇联同2004年“虞舜文化专家座谈会”收到的15篇论文于2005年以《虞舜文化研究集》在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山西学者通过学术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表明舜帝出生、成长、建都、休养、卒葬均在今运城境内”。这种以学术为祖先“争户口”的做法既不科学，亦与弘扬舜德的宗旨相悖。尽管如此，就学术而言，这一百余篇论文的大部分反映了虞舜文化研究的新拓展。笔者在《论舜文化特征与舜帝精神》一文中，将道德内涵确定为人伦、职业、社会、宇宙四个方面。在此基础上，于2005年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更为准确地将舜文化质的规定性(个性)确定为“三重道德体系”：即人伦道德、社会道德和宇宙道德，并指出舜文化是中华道德文化之源。同时给舜文化下了一个定义：舜文化是以舜帝明德而奠定的道德为内涵的文化。这一定义涵盖了这一概念中的本质属性，其中有：舜帝开创并践履的道德；虞舜是道德圣人；这种道德称循道而有所“得”(帝王官员内得于己，外得于人，行德治，人民得平安、幸福)。可见这个道德涵盖了德性、德行、德治的内涵。总之，政治文化是舜文化最基本的性质。

争论虞舜之有无或历史元典之真伪和发表时间是史学家们的事。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文化现象，重要的不在于它是否被证明为真实或何种程度上被证明为真实，而是它已经被中国历史所不断阐释，从这全意义上讲，舜文化是被历史阐释的文化。文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文化研究其实是历史阐释的研究。当舜帝明德进入中华文明史的叙述时，舜德才成为文化研究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舜文化的研究是对舜德阐释史的研究。然而，我们的研究又是为现在和未来的研究。这是现实交付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明白，责任要求我们去追溯历史，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更好地去认识现实和未来。我们的任务是，分梳出舜创道德文化基质里哪些是糟粕的东西，哪些是精华的东西；这些东西如何影响着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哪些东西对现代化社会建设带来阻遏，哪些东西是现代化社会建设的资源。认识这些我们才能建立起自己鲜明的学术品格和学术个性。虽然，历史和现实总是紧密相连的，而且现状通常是切入点，但研究的侧重点应该是在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

研究的发现是在深厚的学术基础上的发现，而不是浮光掠影和随波逐流的发现。

二

有人认为既然舜文化的核心内容与儒家文化有密切关联，为什么还要提出舜文化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这种意见认为儒家文化已包含了舜文化。但我认为舜文化概念的提出不是主观的、人为的，而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和时代要求，改革开放时代需要提出炎黄文化，舜文化与炎黄文化一样是以上古英雄为阐释对象的文化。舜文化与炎黄文化有不同的内涵和特征。比较而言，在五帝之中，舜帝明德是先秦经史王官之学与诸子百家典籍中出现频率最高、覆盖面相当广的文化现象。就以舜帝陵、庙、祠为例，据万里先生查证，“在几乎囊括了最基本之历史文献的整套《四库全书》中，有88次提到舜陵，419次提到舜庙，303次提到舜祠，当然，其中有一些重复的内容”。舜帝在《论语》、《孟子》、《荀子》、《墨子》等著作中，也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古代帝王之一。就《孟子》而言，提到黄帝0次，尧帝58次，舜帝97次。由此可见，舜文化是中华道德文化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20世纪末期，跨国资本挟夹西方政治文化席卷全球，全球化(globlization)一时成了世界热门话题。全球化与不同文明属系的相互对抗与相互融合同时并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正面临着转型性巨大的变化。学术界对旧有的阐释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发现另外一个世界的思想会使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思想有更多的发现。中国学人开始考虑的是这样两个问题：中国文明能对世界多样文明和谐共存提供普世价值吗?西方的文化思想能为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性创造和批判性重建提供价值资源吗?经历过20世纪末的中西文化的再一次“对话”和“交流”固本与豁蒙的双向互动成了大多数人的共识。不是要放弃中国文化之根脉而把中国文化纳入西方学术范畴，也不是把西方的真理、理性、启蒙、法制精神拒于国门之外，而是要找寻中国文化转型性创造之路。这条文化思想之路应是能适应全球化大背景，适应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普遍理性价值之路。这是提出舜文化概念的真正动机。

人们在谈到中华文化时已经不满足新儒家的表达了。即便是对儒家文化的阐释，也必须突破新儒家的视域。

笔者所说的舜文化，不等于儒家文化。舜文化不仅涵盖了以舜德精神为核心的儒家文化，而且涵盖了道、法、墨以及后来的佛学诸多文化要素。它们对舜文化的阐发和传承作出过贡献。为了界定舜文化概念，笔者曾经在《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章“舜文化学科理论形态”的“三个维度”，指出舜文化的突出特征是它的原生性、正统性和伦理性。

其一，舜文化作为赋予古国社会独特本质的那些文明因素的集合体，是先经过经史王官之学，后经历轴心突破的诸子百家的记载、阐释而保存下来，并深深融入中华文化血脉之中的。舜文化的原生性特征决定它是多元和合文化。其二，舜文化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文化不仅仅是影响关系，而是发生学关系。这是因为舜文化具有正统性特点。舜帝的“明德”为孔孟诸儒提供了又“述”又“作”的实践理性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舜文化是儒家根脉文化，儒学是舜帝道德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其三，舜文化是把道德作为先验的、自足的本体。它与其他文化区别的质的规定性就在于，人的价值是由内在超越的路径来实现的。舜文化、儒家文化讲的道德本体是对现实社会生活，对社会道德原则的理论概括，人与本体是同一的，人的价值的完善与社会本身的完善也是同一的。这是一种内在超越方式的价值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讲，舜文化又是道德本体文化。

三

舜文化研究常常给人多而杂的印象，应该作出一些合理的界定。

其一，舜文化研究领域具有综合性质。舜文化博大精深，从广度上看，百姓日用，天人合一皆在其域；从深度看，东西哲思，理一分殊皆在其里。它是“一”中有“多”，“多”中有“一”。这个“一”有如“道”，它是“体”；这个“多”像是“有”，它是“用”。舜文化研究起来的确很复杂，但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中国文明史上早期一位帝王所演绎出来的政治伦理文化。舜文化的道德是广义道德，亦即政治、法律、道德(狭义)三位一体的道德。这种广义道德是由上古五帝之一的虞舜大帝创造并践履的。舜帝是这种道德文化的原创者，离开了舜帝来研究文化就不是舜文化了。但这种原创性是由经史王官之学和诸子百家记载和阐释的结果，没有这种记载和阐释，舜文化不可能存在。这是因为虞舜时代还没有系统的文字。从这个意义上讲，舜文化是被阐释的道德文化。由此，舜文化的研究就不只是单一的人文学科研究，须借助哲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民族学、伦理学、神话学、文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知识来进行综合研究。这充分表明这个领域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质。

其二，宏观地研究中华道德文明中虞帝一人与道德一脉的相关联性，道德的传承和现代转化的相关联性，就是舜文化研究的学术个性。舜文化研究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质并不是漫无边界的研究。它的边界应当是它的学科个性。

这里自然牵扯到学科名称问题。学科名称是为学科分类的“立法”性命名，事关重大，不能视同儿戏。然而，社会在不断发展，学科命名总是落后于时代，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关于中国古代文明，即中国历史早期的一段，从李济、张光直到李学勤先生，都主张有专门的学科名称。张光直先生称“先秦史”，曹兵武博士则认为需要用新眼光，建构一个以中国文明的发生和形成为对象的新学科，他称之为“中国文明史”。李学勤先生则认为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或许更贴切些。李学勤先生的卓见若能得到批准定将有助于学术之精进。

以此为参照，舜文化研究的界定就必须是两个方面的：从道德的创造和践履来研究“虞帝一人”，它应该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这一学科范围之内(此学科未获批准前暂属于历史学)；而以“道德一脉”而论，它在“哲学”范围之内。

其三，舜文化研究个性的自足存在，是舜文化研究的价值和优势。舜文化研究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虽然给研究者带来了学术困难，但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和机遇。我国从传统道德转化成现代道德以及理论的扩展是从19世纪才开始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舜文化的内涵散落于典籍之中，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当然也未被列为独立的学科。将舜文化单独提出来有利于从纵横两个方面研究“明德”，即研究其肇始的诸层面及传承的全过程的理论体系。我曾将这种研究上的优势概括为一轴、两翼、三视域：“一轴”，就是比较充分地考察舜创道德的历史内涵和演变。“两翼”，就是固本与豁蒙。“固”中华道德文化精华之“本”，“豁”现代精神之“蒙”。具体而言，就是对舜德滥觞的中华道德文化流程的研究，既有利于比较舜文化与其他文化个体之间的差异与相互关系，又有利于看清舜创道德文化内部的特点，尤其是有利于看清舜创道德文化传统对现代价值观形成的作用，还有利于将传统研究与现代社会道德建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舜创道德文化具有“三视域”：人与自然(宇宙道德)、人与人(社会道德、人伦道德)、人的身心(指上述三重道德上的超越追求)。

中国思想史上，道德就是将政治制度、人伦道德、宇宙自然相互融合构成为一个道德体系，自然—社会—人伦三位一体的道德体系。李泽厚说：“孔孟荀的共同处是，充分注意了作为群体的人类社会的秩序规范(外)与作为个体人性的主观心理结构(内)相互适应这个重大问题，也即是所谓人性论问题。他们的差异处是，孔子只提出仁学的文化心理结构，孟子发展了这个结构中的心理和个体人格价值的方面，它由内而外。荀子则强调发挥了治国平天下的群体秩序规范的方面，亦即强调阐释‘礼’作为准绳尺度的方面，它由外而内。”无论是主张由内而外，还是主张由外而内，都没有超越这个三位一体的道德结构。这一自足的稳定体系随着佛教文化的传入而引发的宋明理学的兴盛，二程和朱子之理学发展了孟子的“仁义礼智根于心”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人性与道德的连续性思维。陆王“心学”将“心”看成宇宙万物之本原，提出“圣人之学，心学也”的命题。仔细观察，舜创道德演绎到现代，其实都是对上述三个视域的演绎。

四

舜文化研究有两个难点：舜帝其人与道德形上学。

对于上古史的表述，笔者是非常谨慎的。笔者以为，舜帝是中华文明童年时代历史与神话传说融合的标志性人物，上古帝王圣人之一。根据文献，不少学者认为他出生在今山东省诸城市，并在山东中部、西北部，河南、山西南部等地活动过，而他成为帝王时的活动中心则在山西运城，南巡狩，死于苍梧，葬于九嶷。笔者以《唐虞之道》、《容成氏》、《马王堆帛书地图》、《清华竹简》等考古材料为基础，又充分关注舜帝神话传说的史实“素地”，将考古与文献对照起来分析，充分发掘考古和历史研究的权威成果，下笔力求全面、科学和稳健。我尤其时常提醒自己，与时下一些争夺文化资源的地方性浪漫想象的舜文化“研究”保持一定距离。

如上所述，舜文化归趋于人性根源是逻辑的必然。自孟子倡导人性本善之说后，“性”的善恶就成为任何人性哲学绕不开的一大课题。本人认为这些争论归于对“性”所指不明确，对善恶的含义与标准未加分清。这种语言逻辑的混乱不清导致性善论与性恶论成为没完没了的争论。

宋明理学追求本源之性必以孟子为归趋。孟子以溯源立本的思想态度和方法，发现了“善”的意义：善是出自人的本源之性的意念与行为。从而印证所谓“四端”的本源性。宋明诸儒由此发展为“本源形上学”与“本源人性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人掀起的理学“文化热”，笔者深知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他们不去关注宋明新儒家的政治诉求，却转向“形而上”与“形而下”，目的在于淡忘“形而中”。对精神和文化的偏爱大大超过对制度安排的探索；人们追求理论性、系统性，而对现实性、直接性较少关注。结果很显然，他们用心阐发的“主静”、“窒欲”、义理，不管如何精致，也不可能实现“人是目的”，只有“和女士”(human rights，人权)能够达成人的这一最高本质。这两个方面的区别就在于能否激活人性中的道德原动力。离开个人自由、法制、市场经济和个人财产权来谈心性之学，“先内圣后外王”，能促进真正的政治文化建构吗?民主是个好东西，制度不成全没戏。务实的日本人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悟到了中国道学的空谈性弱点。这种空泛的义理在近世日本思想界，尤其是“古学派”中得到了与中国学派完全不同的建构性解读。“古学派”的重要人物荻生徂徕(1666—1728)认为，礼乐的重要性，表现为它不需要议论却可以解决任何议论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不需要刑杀却可以发挥任何刑杀所难以发挥的作用；不是“性善论”，却能发挥“性善论”所无法企及的“劝善”功能；寓道德于无声，成德行于仪式。徂徕的“以外化内”道德达成路径，通过长期实践，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他们有感于外在礼仪的阙失和人性与道德的异质特点，认为朱子学的人性与道德的连续性思维，其实是一种空论。日本人反对内在追求最终反而自然内化了的道德意识，验证了“口诗书，身礼乐，习惯若自然”这一道德原则的历史意义和实践的有效性，日本道德建设与中国道德建设相比较，虽然都暗合了“意外后果法则”，所不同的是结果恰恰相反。这是发人深省的。

除了上述两个特点外，本人研究舜文化存在历史感和深刻性的先天不足。笔者生长在中国学术群体之中，深感基本的学术训练与知识准备方面的缺憾，才促使自己不得不如履薄冰，不惮其难，注全力于十三经和政治文化学；不得不博采旁识，贯穿考核，务求其通，目的就为得虞舜文化之奥。不仅如此，笔者欣喜自己出生在千年未遇之时代，即“生时”的独特性，也许可以弥补自我的这一理论缺陷，从而倍增人生与时代的双重使命感，更坚定“学需有益于天下”之信念，从而砥砺拳拳于学术之业志。尽管如此，结果仍然不如初衷，顶多做了一点费力不讨好的阐纲释目的工作而已。现在想来，仍然惭愧有自。

在《儒家与自由主义》所载杜维明与陈名的对话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观察，认为即使韦伯这样的西方重要思想家也都有一个资源不足的问题。但韦伯等人至少对于西方思想文化的一些核心方面有比较精深的认知和洞察，参与引导了一个时期的学术思想。而中国学术群体显然还未进入这个境界，严格地说，笔者自知不但难于提出内在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真问题”，即使在基本的学术训练与知识准备方面也远远不够，在这种情况下，责任、良知和时间是我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中国伦理的源与流》这部拙著的三个“战友”，是他们给了我无穷的动力和热情。在学位、职称、项目、评奖等获取方式完全世俗化的今天，学者的责任尤其显得重要。它也许是决定我们的学术成果是否有价值的试金石。早在1922年，朱光潜先生在《怎样能改造学术界》的文章中提出了有名的“改造精神”、“改造环境”、“培养改造环境的领袖人才”的主张。他最后提出了“三此主义”：“从何处改造呢?此地。从何时改造呢?此时。从何人改造起?此身。”我认为，我们的学术界仍然需要这个“三此主义”。

从1992年起笔者便执著于舜文化研究，寄情山水，洞察统绪，在冷板凳上一坐就是十几年。读书、思考、追问、写作，将一个如此涵盖之广、牵扯之深的课题归纳演绎为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正是出于改造环境的义务感，寻求人类精神安顿的责任感，笔者在书中所表达的，就不仅仅是个人的一时感悟，而是对历史“真问题”的反思和洞察，甚至包含了一种意志的自由。

五

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在20世纪知识分子从文化启蒙、政治民主、经济体制等全方位的批判中，经历了四千余年来最严峻的考验。今天，即使是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意识到，文化传统不必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障碍，现代化的过程可以在采取不摧毁传统的方式下实现，传统的调整和持续与制度的改革和建构可以整合在一个过程之中。冯友兰曾提出“贞元之际”和“旧邦新命”的前瞻性构想，陈来提出的“中衰传统的复兴”展望，哈耶克的“从动物本能到人类的理性的桥梁是传统”，皆肇始于这种信念。舜文化传统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之“贞”，而其现代化则是它的“元”。“贞下起元”有助于摆脱中华文化传统漂泊不定的摇摆，使中华文化在多元发展中更具有包容的大气象，从而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形态。

经过二十几年的研究，我们对舜文化的认识主要有七个方面：

(一)尧、舜被称为“德圣”，尧舜时代被称为“尧天舜日”。有虞舜帝是中华文明童年时代历史与神话传说相融合的标志性人物，上古帝王圣人之一，中国德治文明的奠基者。舜帝在农耕宗法文明的条件下推行禅让制，在巫史文明条件下推行德治，从而为后来稳定地发展出儒家为代表的独特的、成熟的道德统绪和民族精神形态，确立了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

(二)舜文化是对尧舜禹时代德治事迹、功业和意义的不断阐释过程中形成的，并逐渐积淀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精神，成为中华道德文化的源头，具有全国性意义。

(三)舜文化与黄帝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以其原生性、正统性和伦理性的文化内涵与黄帝文化相区别，并构成多元和合、儒家根脉、道德本体三大特点。

(四)舜文化资源发端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影响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历代帝王在湖南省永州市九嶷山舜帝陵祭祀舜帝，湖南省遂成为舜文化的一个中心。

(五)舜文化博大精深，需要借助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伦理学、宗教学、民俗学、哲学等多学科、全方位地进行研究。

(六)应该以考古学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前2300—前2000年)为尧舜禹时代背景，认识探索古史神话传说、考古文化和历史文献的联系，在作具体解释时，必须持严谨和科学的态度。

(七)舜文化经历王官之学(经学)和诸子百家的“轴心突破”得到保存和解释，汉代后被融入中华主流文化——儒家文化之中而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核心价值体系，从而熔铸成中华民族性格与精神(牟宗三谓中国学脉之“大生命”)，通过现代诠释和转化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六

舜文化的概念虽然是20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但对它的研究早已开始了。凡是前人对舜帝的研究成果，凡是思想家对中国思想史和伦理道德的研究成果，都可以作为舜文化研究的前期成果，应该予以充分关注、学习和吸纳。从20世纪末至今，湖南省的舜帝陵祭祀大典和舜文化研究都先后启动，尤其是舜文化研究取得了可观成果。

2000年8月，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成立了舜文化研究中心，由笔者任中心主任。第二年，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批准将《舜文化与湖湘文化》立项为研究课题。

永州市政府2000年公祭舜帝陵大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由政府举行大型祭典。典礼期间，在九嶷山举办了全国首届舜文化研究会，出席会议的50多人，共收到海峡两岸论文39篇，与会者肯定舜文化是原生性道德文化，并从伦理学、美学、医学、管理学、环境学诸多领域展开了讨论。论文集于2001年在海南出版社出版。接着，于2001年10月，由中共中央党校一些专家与宁远县委共同举办全国以德治国方略与舜文化研讨会，共收到34篇论文。此次研讨会对舜文化与以德治国方略的关系和舜德的现代转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论文集以“德治理念”为名于同年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2001年11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梁绍辉等一行7人组成专家组到永州市进行了40多天的考察。2002年2月形成了《关于湖南永州是世界稻作农业之源和中华道德文明之源的考察报告》。

从2002年起，运城市盐湖区对鸣条舜帝陵庙进行了大规模修复建设。2005年9月6日，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共运城市盐湖区委、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政府在此联合举办了公祭舜帝陵庙大典，李学勤先生恭读了祭文。

2005年9月15日，湖南省公祭舜帝陵大典在九嶷山舜帝陵举行，湖南省人民政府省长周伯华恭读祭文，常务副省长肖捷主持公祭大典。

2007年5月25日，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成立，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揭牌暨舜文化学术研讨会同时在湖南科技学院举行。

笔者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祭典礼仪是“礼”的核心，很自然地从此产生祖先崇拜。西周继承商制，产生了人类史上高度发展的宗法亲属制度。这两种基本因素之交互作用导致了人类文明史上最持久的“崇古取向”。经常重复举行的祭祀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和教育功能，从开始就与伦理道德牢不可分。虽然，现代社会对祭祀传统的教育内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适当祭祀先祖圣贤，事关祖先纪念、国家观念的文化认同，也是中华文化的内涵之一。若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为由头，将祭典活动形式化、扩大化，互相攀比，不惜侵占大片农田扩建祭祀场所，大量挥霍纳税人的钱财，甚至巧立名目，贪污腐化，这种以祭祀先祖为名，行中饱私囊之实的祭典活动，与祭祀的教育功能背道而驰，也与整合、团结、兴盛的祭祀宗旨背道而驰。笔者以为，对于圣贤祖先，除了祭典之外，对于文化内涵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传统道德现代转化的研究，关于落实其教化和感化功能的研究，才是至为重要的。

从上述这些材料看，舜文化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我相信，舜文化研究一定会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更大、更多的成果，也一定能够在充分认识自己的研究个性基础上规划出属于自己研究领域的许多课题，例如：舜文化基础理论研究、方法论研究、文献学研究等。我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舜文化必将为我们提供广阔的研究视域，并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诸城大舜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