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公社社会的反映

闽南姚斌

原始公社社会的反映

郭沫若

儒家的理想是哲人政治，就是物质上的贵族阶级要是精神上的贵族阶级，一国的王侯天子要就是那一国的贤人圣人。《中庸》上所说的“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便是这个思想的结穴了。

这种政治在父子相承的制度之下是不能够适合的：因为父是圣人，子不必便是圣人。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孟子·离娄下》），世世代代的圣人在事理上是办不到的；因此在位者便不必有德，而有德者也就不必在位。要主张有德者必在位的哲人政治，论理便非高唱禅让不可。于是尧、舜、禹便成为儒家理想的圣人，唐、虞、夏便成为儒家理想的时代了。

这正是儒家要托古改制的重要的原因。时代远隔容易作弊，又加以有禅让的传说适合于自己的理想。本来无论是怎样的传说，多少都是有点实际上的影子的。禅让也是这样。我们现在来看唐、虞时代的禅让究竟是怎样的实际罢。

我们知道人类的原始社会是母系的社会。这种社会的最典型的结婚是亚血族群婚，便是姊妹共夫，兄弟共妻。唐、虞时代是怎么样呢？尧的二女娥皇、女英共夫舜，所谓“釐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1］。这在我们中国成为了再普遍也没有的传说。但是舜的兄弟和他哥哥共妻娥皇、女英的事，便完全为后人所隐蔽了。我们看《孟子·万章篇》里的一段话：

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揜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怩忸。

这把象写得好像是一个未遂犯，其实这已经是经过后人修改过的。我们再看《楚辞》的《天问篇》罢：

舜闵在家，父何以鳏？尧不姚告，二女何亲？……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而后嗣逢长？

这明明是把并淫的事实说出来了。

我们从这些传说上看来，可以得到一个判断：便是尧、舜时代明明还是一个实行亚血族群婚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只是母系中心的社会，私有财产权还没有成立。平常各人随身动用的东西，如炊爨的家具是属于女人的，渔猎的武器是属于男子的。女人是一家之主，男子是附属物，两情一不相合，男子便只好拿着自己的武器走自己的路。生下的儿子自然是女人的。儿子一长大了，又要嫁给他族的女儿去作丈夫，所以父子不能相承。假使父亲是作过酋长的，儿子也当然不能继任为酋长。酋长的产生是由一族的评议会选举出来，评议会的代表便是一族中各姓各氏的宗长。在原始氏族社会，一些政治的萌芽，是一种民主的组织。

这便是唐、虞时代的禅让传说的实际了。

尧的帝位不能传给丹朱，舜的帝位也不能传给商均，禹的位置也不能传给启，并不是尧、舜、禹是大公无私的圣人，也不是丹朱、商均等都是十恶不肖的儿子，事实上是氏族评议会不能再举丹朱、商均，而丹朱、商均也嫁到别的氏族去作女婿去了。所以当着尧皇帝要“明扬侧陋”的时候，四岳群牧都走来会议，你说这个好，我说那个好，结果是举出了舜来。舜皇帝要组织政府的时候，他也遍咨四岳群牧，又由大家同意举出一个大贤人夏禹来，其后又把帝位让给众人所举出的夏禹去了。

这场戏景不就是氏族评议制度的反映吗？那一些四岳十二牧九官二十二人不都是当时的各族各长的家长宗长吗？像这样的事实并不稀奇，在北美的土著民族中一直到近代都还有保存着的。不过在我们中国的汉族是在三千年前已经退下了舞台，所以我们总觉得非常神圣。两千年前的儒者想来也觉得非常的神圣，故更有意识地把它神圣化了。

这种原始氏族社会的崩溃是因为产业的发展，由渔猎进而牧畜进而耕植，促进了男性中心社会的成立。产业日见发达，私产制度便不能不产生。私产制度一产生，护卫产业的武力便不能不成立。护卫产业的武力成立，便不能不有阶级制度的伴随。于是乎立脚于阶级制度的奴隶社会便从此诞生了。

我国古代氏族社会的崩溃，一般的传说是以为在虞、夏之际。尧、舜传贤，禹独传子，所以才有家天下制的产生。这个转换的过程是合于人类进化的历史的。但从实际上看来，这个转换却并不在虞、夏之际。后来的殷代都还有兄弟相及的制度，这正是氏族社会的表现。因为在亚血族群婚的关系上，兄弟是整个地嫁来，儿子是要整个地出嫁，所以只能够兄弟相承。氏族社会的制度在我国历史上可以说一直到殷代末年都还没有消灭。

注释：

［1］《尚书·尧典》。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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