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虞舜文化及相关问题

闽南姚斌

论虞舜文化及相关问题 孟世凯 虞舜文化，或称舜文化，是指有虞氏首领舜的历史文化。舜的事迹主要见于《尚书》、《左传》、《孟子》、《墨子·尚贤》、《大戴礼记》、《史记·五帝本纪》，又散见于其他书中。《国语》、《逸周书》、《楚辞》、《山海经》、《世本》等都有相关的记载，魏晋以降的著述中亦有不少。陶唐氏(唐尧)、有虞氏(虞舜)、夏后氏(夏禹)，是氏族制社会末期，同时相继的三位部落联盟首领。所以古文献中多是尧舜禹联述，其中更多的是尧舜联称。因传说他们建立的是“公天下的国家”。无论研究者认为尧舜禹部落联盟中实行的“禅让制”，或称“军事民主制”，还是阴谋争斗上台，都说明是在同一区域活动。根据古文献注疏家和近现代研究先秦史的学者考证，大多认为尧舜禹主要活动中心区域在今山西西南部，到禹时还扩大至今河南西部。今山西临汾和运城两市所辖地区是尧舜主要的活动区域，其中某一时段还跨越今黄河南岸一些地区。后人根据传说记载尧舜禹活动过的一些具体地方名称，在今运城、临汾一些区县都能找得出。近三十多年来在晋西南地区汾水下游和浍河流域的考古取得了很多成果，为探索唐尧、虞舜、夏禹历史文化提供了时代的新资料。本文主要是论述虞舜文化，对唐尧文化、夏禹文化略而不论，只涉及与虞舜相关的问题才作附论。 儒家的古史观是“大一统”，“万世皆系于黄帝”，自西汉及以后的一些史家各自排有上古“帝王”世序，对此清朝史家有专论。［1］唐尧、虞舜、夏禹的称谓来源，古文献有不同表述。东汉王充是不信鬼神，天人感应的古代唯物论者，对上古至三代的称谓看法是：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尧以唐侯嗣位，舜从虞地得达，禹由夏而起，汤因殷而兴，武王阶周而伐，皆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若人之有姓矣。［2］ 他认为唐、虞、夏、殷、周都是始兴地方之名。从“殷墟”甲骨文中得知商人不称“殷”只称“商”。西汉戴德的《大戴礼记·帝系》有： 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颛顼。颛顼产穹蝉，穹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桥牛，桥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及产象，敖。 司马迁据《帝系》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舜的世序是由下而上： 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穹蝉，穹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 《国语·鲁语上》载：“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古代史家所排的辈分颛顼为黄帝之孙子辈，古籍中称：“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3］颛顼氏有多少支族?古文献无说。颛顼氏源于何处?《吕氏春秋·古乐》谓：“帝颛顼生于若水，实处穹桑。”穹桑即“空桑”，《淮南子·本经》：“以薄空桑。”高诱注：“空桑，地名，在鲁也。”若水在蜀，穹桑在鲁，今四川和山东相隔两千多里，如何从西向东?这里不探讨。［4］从古文献反映看，颛顼氏在东部长期生活，如：帝丘，春秋时卫国都城（今河南濮阳西南)，传为颛顼之墟。又：周武王封舜后裔胡公满于陈（今河南淮阳)，《左传·昭公八年》：“陈，颛顼之族也。”而从颛顼氏分出的有虞氏分布就更广，如：今河南的虞城传为有虞氏故地，是夏王少康逃奔之处，这只是其中一支。另一支西迁于晋南，今平陆有西周的虞国，又称西虞。安邑，原蒲州今永济都是虞的故地，另有镇、乡、村、山名虞者不少。从所举两支有虞氏的故地来看，西迁于晋南的是一大氏族，其后又分化为若干支族迁于各地。长江以南一些地方传有有虞氏或舜的故地，也是各支族分化南迁，或舜的后裔所居之地，可知虞舜文化分布很广。 古代地名是探讨古代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课题，尤其是传说时代的地名，是在文字产生以后，能记录事物时代才见诸文献。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比“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更早，成体系、表达完整意义的文字。氏族制时代的大的氏族、部落都是枝繁叶茂，伴随时间的推移，分化、迁徙日益频繁，分迁后都带着本氏族、部落之名，一旦落户于新地就称原名，除了被其他氏族、部落兼并、灭亡，否则多少代分化、迁徙都会留下原名。清朝光绪末年以前的史家、注疏家们没有见过甲骨文，他们虽然也知不少地名是与族名同，但证据太少。如今从甲骨刻辞中得到佐证，如：“亘”字，商王武丁王朝的“贞人”有“亘”，即亘族人在朝中的史官。记事刻辞有“亘入四十”、“亘入十”［5］。即亘族进贡四十、十的意思。武丁时期卜辞有：“雀追亘”，“雀获亘”［6］。此是亘族首领。又有地名“亘”，如：“癸酉卜，殻贞：禀无在亘”，“乙亥贞：其召衣于亘，遘雨，十一月，在圃鲁”［7］。前辞是占卜叫禀的人是否在亘地，后辞是于亘地祭祀。武乙、文丁时期卜辞中又有“亘方”［8］。亘族、亘方的族居地大多认为在今山西垣曲县东南(也有河南学者认为在今河南长垣县)。 甲骨刻辞中的族名、人名、地名有千个，族名(或人名)，地名(或方国)同是一字的有上百个，以上所举只是其中一例，从中可看出直到商王朝各地的氏族、方国仍保持族、人、地，或方国为一名称的传统。春秋前的社会还是处于“小邦林立”状态，众多的氏族、部落所处的经济生活各不相同，通过组成不同的联合体，最后虽有大区域联盟，逐渐组成共同体，但仍有许多氏族游离于联盟之外。因此古文献中才有：夏王朝建立前夕“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9］。到商汤灭夏桀时，“汤放桀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10］。周武王伐商纣王时，“不期而会盟者，八百诸侯”［11］。这些“诸侯”就是些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首领，所谓的万、三千、八百是后世人的形容词，并非实数。举甲骨文和这些史籍中的资料，主要说明从上古至夏、商、西周的氏族，部落在发展过程中由多到少，由小到大的变化。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个由多民族组成的民族，从探讨尧、舜、禹的历史文化也可以看出最早的变化过程。尤其尧、舜、禹这些大氏族，都是宗族众多，支系纷繁，伴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兼并、分化、迁徙到东西南北各地是合符社会发展的规律。 我国古有“封灭国，继绝世”传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 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 杜预注：“阏父，舜之后。当周之兴，阏父为武王陶正。舜圣，故谓之神明。”［12］《礼记·乐记》亦载：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 《史记·陈杞世家》载： 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于商均为封国。夏后氏时，或失或续。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于陈。 由禹至周武王时一千余年，有虞氏和舜氏族的分化、迁徙已分布在各地，许多支族连姓氏也改变，改变的情况也不尽相同，但都不是舜的原姓。司马迁写《陈杞世家》的根据是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资料，否则不会如此具体。 先秦子书中关于虞舜的传说有一些具体的记载，较早的为《墨子·尚贤中》： 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13］。 《孟子·公孙丑上》亦有： 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气。 《韩非子·难一》对舜的耕、渔、陶的解释是： 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平!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 韩非一生善于搜集古代的历史故事作辩论材料，《难一》中以舜发现在历山的耕者、河滨的渔者、东夷的陶者有争执，前去同吃、同住、劳动。以三同生活和德教感化众人解决争执，因此受到孔子的称赞。其中透露一个信息，即在韩非的资料数据库中似无舜是东夷之人的资料，只是说舜去过东夷之地。 关于舜的生平问题，《孟子·离娄下》中说： 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 孟子(约前385—前304年)战国中后期鲁国人，韩非（前280—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人，两人相差二十余年，所见有关舜的传说资料应当大致相同，孟子说舜是东夷人，韩非说舜是去东夷化解制陶者的矛盾。按其思想来说，孟子是儒家，韩非是法家，舜身体力行以德教化解争执应当合乎儒家的思想，《公孙丑上》中那段话则是与儒家思想吻合。“东夷”一词出现较晚，在甲骨卜辞中只有“夷”、“夷方”、“东土人”。古东夷的地域很大，涵今山东大部，江苏北部、安徽小部分、河南东南部。战国诸子有自己的古史观，对上古先圣很崇敬，也有家乡观，希望上古先圣都是家乡人。孟子称舜“东夷之人也”。疑有两种可能：一、孟子是鲁国人。二、舜出自颛顼氏，“帝颛顼生于若水，实处穹桑”（前引)。穹桑在鲁，东夷之地。有虞氏出自颛顼氏，舜出自有虞氏，其祖根在东夷，故可称东夷之人。可能当年的孟子也和当今人一样，有争“名人户口”的思想。 司马迁编写《史记·五帝本纪》，叙述舜在发迹前的生活状况主要就是取材于《墨子·尚贤》。太史公经过参考其他资料综合后，给舜写了一个简历，文词很精练只用了二十七个字： 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 未采取孟子之说，舜是“东夷之人也”，而是说：“舜，冀州之人也。”由于《五帝本纪》中涉及冀州、历山、雷泽、河滨、寿丘、负夏六个地方。这六个地方，给后世研究虞舜及其历史文化带来不少的麻烦，仅就《史记》“三家注”的注疏家各有所据的加以认定，于是出现东西南北都有舜迹，从山西、河南、山东至湖南、浙江等不少地方皆曰：舜之故里、生活工作的地方、舜葬于此地、有陵墓为证等等。冀州，注疏家大多认为冀州在河东，蒲州河东县属冀州，此其一也。《尚书·尧典》载： 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 孔颖达疏：“虞与妫为一地。”又： 妫水在河东虞乡县历山西，西流至蒲坂县，南入于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赐陈胡公之姓为妫，为舜居妫水故也。 中华民族有先辈的事业由后世子孙继承的传统，大宗无人继承，小宗也会有人承传。前举《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载的“虞阏父为陶正”。虽经一千余年的分化、迁徙，但仍然继承了制陶的祖业，做了周王朝主管生产陶器的官。舜发迹前所做耕、渔、陶，就是一个农民所做的事，这种人从古至今千万，故称舜发迹前为“庶人”。在山东有与舜生活过程有关的地名，可能这些地名早在颛顼氏时期就存在。颛顼氏“实处穹桑(空桑)”，即长期在古东夷鲁地生活，因此在鲁地有上述地名是必然之事，有虞氏族从颛顼氏族中的分化、迁徙，子孙们会将祖先生活过的地名带至所迁之地。有虞氏族中的一支大氏族迁至冀州河东地区，舜出生成长后耕、渔、陶生活，因以孝闻名而被推举为氏族首领，舜被尧相中，又嫁给二女，又考察、培养，最终接尧的班为华夏部落联盟首领。因名人效应，舜成名后所在的有虞氏族也自然的与舜联系，被后世人称为虞舜。虞舜后裔分化、迁徙到其他地方后，虞、舜二名；或农民出身的舜之祖业——耕、渔、陶也带至新地重操。 舜东巡狩封泰山见于《尚书·尧典》和《管子·封禅》，自清朝以来三代前的“帝王”封禅受到质疑，认为是将夏商周及其后帝王的封禅附会于上古帝王。近代学者亦认为古代巡狩有规则：一是巡察地方诸侯，二是到泰山封禅(即祭祀泰山)。夏以前无统一的王朝，氏族制社会的部落联盟也不仅只有华夏部落联盟一家，四方国土有大大小小部落联盟，巡狩也就无从说起。至于《五帝本纪》中说：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舜死葬于何处?亦被质疑。也不是太史公的发明。《山海经·海内南经》有：“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又《大荒南经》：“赤水之东，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袁柯校注：“神话传说之错综纷歧无定，是书非出自一手。”《礼记·檀弓上》也有：“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二妃未之从也。”《大戴礼记·五帝德》：舜“葬于苍梧之野”。［14］研究上古史者皆知，上古许多历史人物在承传过程中由神话逐渐加以神化，因此，两千年来引起不少的争论。我认为无论有多少纷争，在承传过程中只要不是当今人所造，无论在何地，只要是历代人们所建纪念性的建筑物，就应当作为历史文化加以弘扬，虞舜文化亦是如此。 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对上古历史文化的研究有一定之规。如研究黄帝、炎帝、蚩尤三祖文化，既要从传说记载中研究时代背景、发展过程，更要探讨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对后世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探讨虞舜历史文化亦是如此，除根据古文献对虞舜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虞舜生平的记述作探讨外，更主要是对虞舜的孝慈，德治精神深入研究，因为几千年来对我国社会发展，精神文明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如：“舜年二十以孝闻”，“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適不失子造，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以德治国，“蛮夷率服”。“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等，这都是大家熟知的资料。在过去的特殊时段中，只能讲阶级斗争，不提倡孝道。对人们的教育不是以孝道为先，而是以站稳立场划清阶级成分为先。这种抛弃传统美德的遗流，至今还反映在社会中子弑父、母；侮辱、虐待长辈和老人之事，虽然是极其少数案例，但毕竟是在构建和谐的文明社会进程中的不和谐的音符。在全民奔小康社会生活道路上；弘扬祖国优秀文化的今日，提倡发扬虞舜文化的核心——孝与德就是不可缺的重要一环。 我国有上万年的文明史，祖宗们在地下地上给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如果只着眼于本地有传说的遗迹，或后人所建的祠、庙、坛、墓、陵、碑、亭等，这些纪念性建筑物和后世人定名的山、石、洞、水等。就称本地是故里，生、葬地，甚至称本地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起源地”，“东方文化发源地”等等，就未免太离谱。我是孤陋寡闻，对上古传说时代具体人物的遗迹，至今未见有考古发掘出来的报道，有的遗址也只能说是相当于历史记载中的某个时期。原因在于当时无文字，更不可能有当时的，足以说明这些人物记载出土，如当时的里籍碑、墓碑、立词碑记等。后世人纪念性的各式样的建筑都是自汉以来历代所为，如神农氏、炎帝，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430多个历代纪念性的建筑物，要是都去争是神农氏、帝炎的故里、生、葬地，则会是一种什么结果?但是作为神农文化、炎帝文化都可以去弘扬则无可厚非，我一贯主张“先祖大家祭”，不要为争先祖户口去伤和谐。为争古人户口不顾一切贬低他地抬高本地是不可取的。对于传说是上古人物的遗迹、纪念性建筑物并不是一律看待，有多少之分，这是反映在承传过程中的倾向。晋南、河东尧舜传说的遗迹、纪念性建筑物较多，这里又是古史学界中大多数人认为是华夏先祖活动中心区域，在此弘扬虞舜文化也是必然的事，可以说这里是虞舜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发祥地。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号召下，重兴编纂地方史、志的推动下，中国先秦史学会自八十年代末配合开展了区域历史文化研究。十几年来学术活动实行的是“面向传统，面向社会，面向地方，走出书斋”的举措，与一些地方的学术团体或政府联合举办学术活动。这些学术研讨会涉及上古三皇、五帝，这些传说的历史人物涉及不少地方，以山西、河北、山东最多，其次是陕西、河南，南方的湖北、湖南、浙江，其他省区也有所涉及。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不少地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当地领导者开始认识到研究、开发、利用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性，于是都纷纷启动搜寻资料，研究、开发、利用。利用老祖宗们留下的历史文化资源，不仅能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还能吸引海内外中华儿女来“寻根问祖”，投资经商，促进当地社会经济、文化更快地发展。同时对青少年进行热爱祖国教育，增强人民自豪感，构建和谐文明社会都很有利。在开展先秦历史范围内的学术活动中，有成功也有失败，如在大多数地方联合开过这类学术研讨会后两三年就见效果。也有个别是地方官员在作秀，以此当政绩工程，开完会后升迁走人，成为虎头蛇尾的开发，这种人愧对专家、学者们为当地历史文化付出的知识，愧对当地人民和子孙后代。 本文只是根据部分古文献中资料来表述，未用考古资料，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注释： ［1］清梁玉绳：《史记志疑·五帝本纪》。 ［2］《论衡·正说》。 ［3］《国语·晋语四》，《史记·五帝本纪》为：“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 ［4］据《帝王世纪》载：“帝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姬姓也……于是神民不杂，万物有序，始都穹桑，后徙商丘。” ［5］见《甲骨文合集》9289、13645号。 ［6］见《甲骨文合集》6947正、20383号。 ［7］见《甲骨文合集》6943、7879号。 ［8］见《甲骨文合集》33180号。武丁时期卜辞亦有“亘方”。 ［9］《左传·哀公七年》。 ［10］《逸周书·殷祝》。 ［11］《史记·周本纪》。 ［12］《左传·昭公八年》亦载：“陈，颛顼之族也……自幕至于鼓瞍，无违命。舜重之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杨伯峻注：“《陈世家》谓胡公之前已姓妫矣，是马迁之妄也。”杨伯峻认为妫姓为周所赐。 ［13］《墨子·尚贤》上下两篇也载有舜发迹前的生活工作状态。 ［14］清崔述：《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四《舜治定功成》；梁玉绳《史记志疑·五帝本纪》。 （选自《虞舜文化研究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年） + ^- l2 y9 D5 L: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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