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一致,搞好学会建设, 把舜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唐之享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 根据湖南省社科联、湖南省民政厅的文件精神,我们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在完成了前段各项筹备工作的基础上,今天召开会员代表会,通过章程,选举机构,为学会正式成立作准备。现在章程已经顺利通过,机构也选举完毕。感谢大家的信任,选举我担任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会长,我非常乐意接受这项任务,决心和学会同仁一起,搞好学会建设,将舜文化的研究推向一个历史的新阶段。下面讲三个问题。 一、关于学会的性质 学会通常是民间团体,因为学会往往是由个体的自然人联合发起的。但我们舜文化研究会似乎又有它自己的特别之点,既是民间团体,又具有某种官方的性质。所谓民间团体,是因为人员没有编制,干部不归人事部门任命,没有固定的专项财政拨款,经费靠我们自筹,研究方向和研究任务不由国家下达,而是由我们自行拟定。这些都属民间团体的性质。但又有不纯属民间团体的另一面,这就是我们舜文化研究会的申报主体不是任何个人,而是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科技学院、湖南省考古研究所三家联合申报的。三家单位的联合申报,不仅是因为研究会的不少成员来自这三家单位,而是研究会的研究方向、具体的研究课题和这三家单位的业务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还有,考古所就其业务范围和加入人员而言,不仅限于考古所,实际上代表了它的上级领导单位省文物局和兄弟单位省博物馆。所以,三个单位实际上是三个方面。三个方面虽然在业务上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补充的密切关系,但历来行政上互不隶属,业务上互不沟通。舜文化研究会的成立,正好弥补了这种不足,由各单位专家们的个体合作,连带和上升到各单位之间的业务合作。从这个角度讲,舜文化研究会又带有一定程度的官方性质,至少是一些业务上的合作性质。最近经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导小组批准,在湖南科技学院成立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湖南科技学院有了研究舜文化的专门机构,这是舜文化研究的又一支重要力量。再加上湖南省社科联、湖南省出版局、永州市委市政府、宁远县委县政府、蓝山县委县政府,合作范围就更加广泛了。 所以,民间团体加单位合作,这就是我们舜文化研究会的性质特点。 二、学会的宗旨 我们舜文化研究会,顾名思义,就是要研究与舜帝有关的各种文化现象。舜帝是我国上古时代的五帝之一,是中华传统道德的始祖。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我们深入研究舜文化,就是要为我们今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寻求民族的历史渊源。我们中华民族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在世界各国的漫长历史中,相对统一、稳定与和谐的状况是最为突出的。这种统一、稳定与和谐的特点,不是现代才出现的,也不是中古时期产生的,而是上古时代就已经形成了的。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是这种社会风貌的最好概括。古文献的众多记载和关于舜帝的各种传说,不能排除有人为加工的成分。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的先哲在这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伟大人格的典型,一个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典型。一个我们的上古社会曾经出现过的典型,更是我们民族历来向往的典型,这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我们有责任深入研究他,大力宣扬他。 从具体研究的内容讲,我们舜文化研究会,是以原来的炎帝舜帝文化课题组为基础的。所谓基础,在组织上是原课题组的扩大和提升,在举办宗旨和研究目标上,则是原课题组的继续和发展。课题组是2001年由湖南省社科院、湖南省政府经济信息研究中心、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考古所几位在职和不在职的专家自愿组成的,因为挂靠在湖南省社科院,并得到湖南省社科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所以它的全称是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炎帝舜帝文化课题组。对研究舜文化,该课题组有明确的宗旨,这就是“研究舜文化的最终目的,在于打破‘上下五千年’的成说,为确定中华民族一万年文明史寻求理想的切入点,树立可信的历史坐标”。这个课题组成立不到两年,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它的主要成果有两项,一是对永州文化的定位,二是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课题组根据永州与舜帝的关系及该地区古文化资源的特点,将永州定位为“三源之地”,即稻作文化之源、制陶工艺之源、传统道德之源。三源之地的提出,一反永州是流放之地、蛮荒之乡的传统观念,对永州干部群众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对该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比“三源之说”更为大胆也更有意义的是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新观点。课题组根据道县玉蟾岩的考古发现和古文献关于舜帝的事迹记载,大胆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于永州的观点,这个前无古人的新观点,正式得到了学界的承认。对于这个问题,2002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兴衰互动及文化遗存价值判断研讨会”的主题报告中,对中华文明的起源是这样表述的: “对于中华文明和文化的起源陆续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学术观点,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几种: “第一,‘板块说’或‘满天星斗说’。以苏秉琦先生为代表,他认为我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可以分为六大板块:一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黄河文化中心;二是以泰山地区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苏北、豫东地区的文化,其突出特点是不同于仰韶文化红陶的黑陶文化;三是湖北及其相邻地区,其代表是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四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五是西南地区,从江西的鄱阳湖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六是从陇东到河套再到辽西的长城以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内蒙赤峰的红山文化和甘肃的大河湾文化。因此,苏先生认为:中华文化并非一个中心,应该是多中心,多源头。 “第二,‘两大集团说’。认为中国的史前文化可以从东北的黑龙江到西南的金沙江划一条大斜线。前者以半坡文化为代表,属高原山岭型;后者以青莲岗系统文化为代表,属川泽湖泊型。 “第三,‘接触地带说’。主张以阴山、秦岭、南岭三条山脉为标志划分出几个接触地带,找出各种文化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第四,‘大小中心说’。坚持黄河文化是一个大的文化中心,在这一大的中心之外也存在若干个小的中心。 “第五,‘辽河流域文化中心说’。认为赤峰的红山文化并非受黄河仰韶文化的影响才形成的,它有自己明显的独立特征,远古文化北方狩猎民族文化的特点更加突出,远古时期并非落后于中原文化。 “第六,‘中华文化起源于永州说’。它是湖南社科院发布的近期科研成果。” 所谓湖南社科院发布,也就是挂靠在湖南社科院并得到社科院大力支持的课题组发布。发布的形式是《求索》增刊。这次北京会议文件还印发了课题组的三篇文章,即梁绍辉的《论舜帝文化》、袁家荣的《玉蟾岩遗址的重大发现及其在考古学上的重要意义》、课题组《关于永州是世界稻作农业之源和中华道德文明之源的考察报告》。会议讨论一致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应该是多中心、多源头的,但永州最早,因为永州玉蟾岩一万四千年前的人工栽培稻使其他各地的考古发现黯然失色。 由此可见,我们课题组曾经有过辉煌的成就,但遗憾的是缺乏后劲,没有后续成果,除湖南省考古所联合美国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中国北京大学、以色列魏茨曼国家研究院对道县玉蟾岩做了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取得了新的成果,九疑山舜帝陵庙遗址的发掘有了可喜的新发现之外,其他方面的研究几乎陷于停顿状态。这不是我们课题组的同志不卖力气,而恰好说明重大社会科学课题的研究如果没有具体单位的支持,很难收到理想的效果。考古发掘之所以能继续坚持,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就是因为有省考古所的支持。当然,课题组的工作曾经是得到了永州市委的大力支持的。如果没有永州市委的支持,就不可能有课题组的前段成绩。但地方党政部门的支持是一个方面,业务单位的支持和合作是另一个更加重要的方面。我们舜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就是要以三个发起单位为基干,整合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在课题组前段研究的基础上将舜文化以及相关古文化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课题组前段的研究基础,除了对舜帝本身有关问题的研究外,集中到一点,就是上面提到的“中华文明起源于永州说”。这仅是一个初步的、粗线条的概括性的史学命题,要形成一种被社会普遍接受的系统完整的学术思想,还需要从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字学、地质学、古生态学、中西比较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做多方面的、深入细致的考察研究。它既是一个特别细致的考证过程,又是一个十分激烈的斗争过程。之所以要特别细致的考证,因为它是一种全新的思想,要有充分的毋庸置疑的论据,要有自我完善的无懈可击的逻辑论证。俗话说新难立、古难移,我们要树立新的史学观,就是要立新移古,这是一项两难的事业。立新难,移古更难,因为有几千年的传统习惯势力相障碍。这种势力并非是一种简单的舆论,而是见之各种文献的具有相当权威的经典。比如说要打破上下五千年的成说,首先就要打破自司马迁以来以黄帝为纪元的上古史的旧体系。司马迁的《五帝本纪》尽管明确提出了黄帝以前的炎帝,而且隐隐约约地提到了炎帝时代的部落联盟,而且又在颛顼、帝喾三传之后出来了个尧舜禅让的氏族社会。这些矛盾重重的问题反映了司马迁当时对中国上古史认同和表述之间存在的差异。但他毕竟以黄帝开篇,后来的史学家不仅忽略了黄帝前的炎帝,甚至把尧舜时代的大同之世说成是儒家们的乌托邦思想。其实由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为更成熟的氏族社会,到阶级出现、国家产生,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恩格斯称之为“任何民族概不例外”。可是我们中国的远古史却先有国家而后有氏族社会。这虽然是一段被颠倒了的历史,但要重新颠倒过来,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也惟其不容易才有价值,才值得我们下大力气去做。我们舜文化研究会就是看准了这个目标,下决心去完成这个任务。完成这个任务也不是轻而易举的,甚至还要有一代完不成,下一代下两代继续战斗的思想准备。 三、具体的任务 今后的任务我想分两个方面谈,一是近期的任务,二是长远的任务。近期的任务,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把研究舜帝的现实意义和舜帝的归葬地论证清楚。现实意义就是要把舜帝的思想品格研究与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结合起来。舜帝归葬地的研究就是要把舜葬九疑的史实交代清楚,理论逻辑交代清楚,要做到无懈可击,使任何想否定舜葬九疑的企图无从入手。这不是我们的主观强求,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关键在于我们的文献考证是否到位,地下发掘是否到位,舆论宣传是否到位。为此,我们要抓紧做好下面四件事: 1.作好舜葬九疑的深入考证。2005年10月25日,山西运城以中国先秦史学会年会为平台,按照某些史学家个人推断,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整版文章,说舜帝陵不在宁远九疑,而在运城的鸣条。其实古文献关于舜帝与鸣条的关系记载主要只有两处。一处是孟子的话:“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但孟子也只说舜卒于鸣条,即死于鸣条,并未说葬于鸣条。一处是《帝王世纪》。《帝王世纪》说:“禹摄政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鸣条,年百岁,殡以瓦棺,葬苍梧九疑山之阳,是为零陵。”其他权威性的文献根本就不提鸣条,而《帝王世纪》虽然谈了舜帝卒于鸣条,同时又明确指出舜葬于九疑之阳。对于这样一个十分严重的事实,我们湖南研究者不能没有态度,所以一年多以前我们就开始作准备,组织了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暂定的标题是:《舜帝归葬九疑的文献依据》、《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对舜帝归葬九疑的历史佐证》、《近期九疑山舜陵发掘情况的考古报告》。发布必须有个恰当的平台。一年多来我们就在寻找这个平台,曾经想在祭舜的同时召开学术研讨会,但几次都失去机会。现在舜文化研究会成立在即,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在成立大会的同时召开学术研讨会。最突出的主题就是关于舜帝归葬问题的学术研讨。上面提到的三篇文章,会议结束后立即推出。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同时,在湖南省社科院的《求索》杂志发,在湖南省出版局的《潇湘晨报》发,在湖南科技学院的学报发,在湖南省社科院的《社会科学报》发以及在其他可以联系发表的阵地上发,造成一个强大的声势。然后连同其他文章,编成论文集出版。时间要抓紧,最好不要超过5月份,因为我们的回应已经晚了将近两年。 2.编辑出版《虞舜古今文献总汇》。这将是一部资料完备的丛书,从有舜帝记载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史料文章,全部收入,即便是2005年9月李学勤在山西运城公祭舜帝的祭文,也要收入。文献总汇分三卷,一、二卷为民国以前的古文献,第三卷为民国以后的近现代文献。争取年内发稿,明年出书,整体推出。此项工作实际上是由湖南省社科院和湖南科技学院的有关专家来完成,署名是否可以考虑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三家联署。至于出版发行及其他事宜,由学会秘书处统一处理。 3.编辑出版《舜典集注》。《舜典》是有关舜帝事迹的最早文献,出自我国最早的史书《尚书》,文字不长,但涉及的内容极广,古来注释繁多,是研究舜文化的重要资料,初步计算约80万字,准备分上下两卷出版,力争2008年发稿。此项工作由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承担。由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两家联署,出版事宜仍由学会秘书处统一处理。 4.编辑出版《帝舜有虞氏地下考古资料汇编》。汇编的第一辑何时发稿,要视九疑山舜帝陵庙遗址的发掘进度。九疑山舜帝陵庙遗址的发掘,任务十分艰巨,除了玉琯岩的秦汉遗址外,还有更久远的太阳溪夏代遗址。出版时间要尽量往前赶,争取秦汉以后的第一卷明年发稿。这项工作是由考古所的专家来完成的,署名由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湖南省考古研究所两家联署,出版发行及其他事宜仍由学会秘书处统一处理。 上述四大文献,必须由出版社出版,必须高质量、高规格,必须装帧精美、印制精致。文献除向海内外公开发行外,还赠送至世界各地舜帝后裔宗亲组织,使他们系统了解他们的祖先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文献的出版发行,不仅要为我们舜文化研究会、舜文化研究基地在学术上打开局面,造成影响,而且要为承担出版业务的出版社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 上面说的四项,因为有时间要求,所以称之为近期任务。至于长远任务,除了继续深入研究舜帝品格的现实意义外,就是要广泛、深入地论证上面提到的“中华文明起源说”的总命题,既要有全面细致的文献考证,又要有坚持不懈的考古发掘。我国的古文献浩如烟海,有些被湮没,有些被误解,潜力很大,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是能够出大成果的。至于考古,永州是一个巨大的上古文物的地下宝藏。建议考古所组织一支力量,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发掘,既可以与内外合作,也可以单独进行。古文献的考证和古文物的发掘,就是我们搞上古文化研究的左右两手。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说法,两手都要硬。只有在两个方面都不断开辟新局面,才能最后完成“中华文明起源于永州说”这个重大史学命题。至于研究成果如何集中,如何发布,用什么形式发布,今天就不具体说了,因为我们当前的精力主要集中在近期工作。 (选自《舜文化论文集》第一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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