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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南朝时期史事的“正史”——《宋书》和《南齐书》,都成书于梁朝;《梁书》和《陈书》,则都是姚思廉在唐朝初年撰成的。
* U0 M& u) Z d+ p/ I《梁书》、《陈书》虽然完成于姚思廉之手,但这两部书的编撰工作却是从他父亲姚察时就开始了。
5 t) m. H+ w6 @% U! ]2 s姚察(533—606年),字伯审,南朝吴兴武康(今浙江杭州西北)人,先后在梁、陈、隋三朝做官,参与修史工作。他在陈朝时,开始撰梁、陈二史,未成。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他又奉诏继续撰梁、陈二史。据说,姚察“博极坟素,尤善人物,至于姓氏所起,枝叶所分,官职姻聚,兴衰高下,举而论之,无所遗失。”在门阀风气很盛的南北朝时期,史学家的这种学识和修养无疑是很重要的。然而,姚察终于未能完成梁、陈二史,就在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去世了。临终之前,他告诫儿子思廉一定要“续成其志”。 & A( V6 n+ @5 e: \* b# R% e
姚思廉(557-637年),字简之;一说“本名简,以字行”。唐朝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他历仕陈、隋,唐三朝。少年时代,他跟随父亲学习《汉书》,受到良好的家学熏陶。从梁、陈至唐初,《汉书》学很流行,出现了一些研究《汉书》的大家。姚思廉跟着父亲学习《汉书》,正是当时学术风气的一个反映,这对他后来的史学事业自然是十分重要的。姚察死后三年,他上表陈述父亲的遗志,隋炀帝特意下诏准许他继续撰写梁、陈二史。隋朝是禁止私人修史的,所以姚思廉要续成父志,也必须得到皇家的批准。后因他又受命参与别的撰述工作,所以终隋之世也没有撰成梁、陈二史。 % w2 R& M2 g8 a8 p+ i& e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李渊根据史臣令狐德棻的建议,诏群臣撰写北魏、北齐、北周、隋、梁、陈六代史,姚思廉奉命参与撰写陈史。但这次修史工作由于人事的迅速变动和组织工作方面的经验不足,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直到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重新下达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任务,姚思廉一人独力承担梁、陈二史的编撰工作。为什么唐高祖时要修六代史,唐太宗时只命修五代史呢?因为唐太宗时史臣们经过认真讨论,认为北魏的历史已经有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和隋代魏澹所撰《魏书》,它们都很详备,没有必要重修了。唐太宗采纳了史臣们的意见,只命重修五代史。七年后,即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同时撰成。姚思廉撰《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终于实现了他父亲的遗志。这一年,他八十岁。第二年他就去世了。姚思廉的史学事业,除了撰成《梁书》和《陈书》而外,他还是唐初第一个撰述本朝国史的人。刘知几说他在贞观初年撰纪传体国史,“粗成三十卷”。成为唐代撰述国史的先声。当代人称赞姚思廉的人品和史学是:“志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 $ S: d( m6 ^" F) D1 T
《梁书》和《陈书》经过姚氏父子两代相传,跨越三个皇朝,先后五次奉诏撰写,用了五、六十年时间才最后撰成。修史之难,于此可见一斑。 f# h1 o: c. {, k# ?
《梁书》包含帝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它主要记述了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502—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这些卷是出于姚察之手,这几乎占了《梁书》的半数。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 2 h+ E8 N; h2 X) N
《梁书》有几点值得称道的地方。第一点,是它叙梁朝史事在内容上比较全面。如梁朝五十多年历史,梁武帝统治了四十多年,《梁书》六卷帝纪中以三卷纪梁武帝,这对全面记述梁朝史事是很重要的。侯景之乱是梁朝历史上一件大事,《梁书·侯景传》长达一万八千字,详细记载了事件的经过。《范缜传》则收入了这位无神论思想家的杰作《神灭论》,突出地反映了姚氏父子的识见。《梁书》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海南诸国”的情况,这是它超出以前史书的地方。《梁书》类传中还新增《止足传》,有人说这是首创,我以为这可能是受到许亨、许善心父子所撰《梁书·止足传》的启发而设立的。《梁书》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崇尚佛教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它的不少传记里还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情况。 - K4 X! l4 Z1 I1 T' u( C7 p; H, 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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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是文字简练。清代史学家赵翼称赞《梁书》对历史的表述“行墨最简”,文字“爽劲”。“尚简”,是中国史学在文字表述上的优良传统,刘知几的《史通》特别强调了这方面的经验。而姚察文章“精采流赡”,时人称为“宗匠”;姚思廉则被李世民列于“十八学士”,这同他们在文字表述上的工夫不是没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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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是它的史论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在这方面,姚察的见解比姚思廉更凝重、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如卷三十五后论,是通过齐、梁二朝在对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态度的比较,说明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卷三十七后论指出:魏、晋时,“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降至东晋、南朝,这种不良风气更加严重,甚至有人身为宰臣,“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结果是“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格勤匪懈,终滞鄙俗”,“朝径废于上,职事隳于下”。象这样的史论,在二十五史中,也算得上是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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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v4 I! D' Y$ f( ]《陈书》包含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也没有表和志。它主要记述了梁、陈之际的政治变化和陈皇朝时期(557—589年)三十余年的史事。从《陈书》中,我们只见到有两卷帝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姚察在陈史撰述方面遗留给姚思廉的旧稿比梁史少得多。姚思廉撰 《陈书》,主要是参考了陈朝史官陆琼、顾野王、傅縡等人有关陈史的撰述。 ) B, V5 x2 Y% s( C. r6 T* B- e
( c6 d6 h) K# _3 g; E0 m }《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北宋人说:陈朝的特点就是苟且偷安,它没有什么“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以为后世效仿的。这话说得大致是不错的。 9 o; q- l2 D# j' y5 g4 P! [
, G l2 }2 V$ c9 Q; d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另外,《陈书·皇后传》记后主张贵妃干预朝政,“内外宗族,多被引用”;《江总传》记江总位当权宰,不持政务,只是天天同一些人陪着陈后主在后庭游宴,时人把他们称为“狎客”。这对于后人了解陈朝末年的政治腐败,提供了生动的材料。《文学·何之元传》载何之无所撰《梁典》一书的序文,在史学上是一篇有一定价值的文章。《梁典》已不存,但今人可以从这篇序文中了解这部书的体裁、体例和内容。序文说,“开此一书,分为六意”,即《追述》、《太平》、《叙乱》、《世祖》、《敬帝》、《后嗣主》。它还引用史学家臧荣绪的话说:“史无裁断,犹起居注耳。”这也是史学史上的宝贵的思想遗产之一。《陈书》在总体上虽不如《梁书》,但它在编次上却有超过后者的地方,显得更加严谨、合理。以上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k5 |+ V$ e# m0 H;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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