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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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辉县市北环路出了一次交通事故，事故不算太大，但交警处理起来却有点棘手：事故一方为现代人，另一方则是元朝人。“肇事双方”都有损失，现代人的车头撞得不成样子，元朝人损失更大，墓碑被撞倒在地，断为两截。

　双方都挺冤。现代人说，元朝人的墓嵌在路上，我这是防不胜防；躺在墓中的元朝人不能站出来理论，他的后人出头喊冤：这墓已经700多年，你这路才几年？

　这个元朝人是谁？墓能保留到现在，应该不是一般人。记者在网上查询，有人说是姚枢的墓，但实地察看，得知这是姚枢之子姚炜的墓，姚枢的墓在其侧后方数米处。关键时刻，儿子挺身而出，为老父亲挡了一撞。

　姚枢是谁？现在大多数辉县人不太清楚了。我们搭乘出租车，司机师傅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官家小姐”的墓，在我们启发下，他有了点模模糊糊的印象：“那是辉县出过的最大的官儿吧？”

　官做得大不大，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姚枢的确曾经为辉县增光添彩，他曾以一人之力，使辉县一度成为北方乃至全国性学术中心。

　姚枢是元世祖忽必烈所倚重的智囊，“世祖奇其才，动必召问”，面对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他曾数次助忽必烈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被授中书左丞、大司农、太子太师等职务。在蒙古军队南征过程中，姚枢多次劝诫勿滥杀，因此拯救生灵无数。更为重要的是，姚枢还是元代理学大家，为元代理学的兴盛做出巨大贡献。

　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理学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这个学派形成于北宋，完善于南宋，但当时的天下分崩离析，由于战火的阻隔，成熟后的程朱理学长期未能传向孕育自己的中原。而姚枢凭借睿智的目光和坚忍的毅力，打开了程朱理学向北方传播的大门，并以官学方式传授，“使天下人皆诵习程朱之书”，最终在元朝中期，使程朱的注解成为科举考试“标准答案”。这不仅促进了大元帝国的封建化，也使程朱理学成为后来明清两代的主流思想。

　姚枢不是辉县人，但他却对这方水土情有独钟。他曾在此卜宅而居，一住十多年。作为当时北方理学的核心人物，他在这里传道授业解惑，吸引众多学者、学子接踵而至，使辉县百泉成为当时重要的学术中心。公元1278年，姚枢病逝于大都（今北京），遗命子孙将辉县作为他永久安息的地方。为了守护祖先的墓茔，他的一支后裔至今仍生活在这里。

　位于辉县市北环路的是姚枢家族墓地，除他本人外，名人还有元代大文学家姚燧、元代平章政事姚炜。据当地人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墓翠柏掩映，郁郁苍苍，墓前石马、石羊整齐地排列，堪为辉县一景。但如今姚燧墓已了无踪迹，姚炜墓嵌在路中，姚枢墓周围杂草丛生，瓦砾遍地。所幸，在姚枢墓的侧后方，一株野生的大椿树张着如伞般巨大树冠，为他遮风避雨，让人感觉到这方土地对一代大儒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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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枢出生于公元1201年。那时，未来的成吉思汗正在蒙古大草原上蓄积着横扫欧亚大陆的能量。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注定要被那场狂飙改变命运。

　姚枢字公茂，号雪斋，敬斋。他的祖先曾作为后唐的使者出使契丹，不知什么缘故留居其地，从此落籍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100多年后，姚枢的祖父和父亲先后担任金国中下级官吏，其家辗转回到中原。姚枢生于汾州（今山西汾阳），金末，他父亲姚渊调任许州（今河南许昌）录事判官，“乃徙家于许”。姚枢自幼读书刻苦，自期甚高，当时闲居许州的名士宋九嘉对他倍加赏识，认为他有“王佐略”。

　这个时候，在蒙古军队长鞭的频频抽打下，金朝已是风雨飘摇。公元1232年，蒙古军攻破许州，姚枢被迫出逃，这时，宋九嘉已出任蒙古官职，姚枢就到燕京（今北京）投靠他，宋九嘉将他推荐给了名臣杨惟中。

　杨惟中那时是声名赫赫的人物。他是汉族人，幼时父母在蒙古与金国的战争中遇难，因机缘巧合，他被成吉思汗的三子，即后来成为大汗的窝阔台收养。杨惟中“知读书，有胆略”，20岁时就奉命出使西域30多个国家，“宣畅国威，敷布政条”，使这些国家归顺元朝。既是大汗养子，又有勇有谋有功绩，杨惟中自然深受器重，后来更是接替耶律楚材，以中书令行使宰相职权，在任期间敢作敢为，治绩显著，“天下畏其勇而怀其仁”。

　所谓“英雄惜英雄”，当时姚枢32岁，杨惟中只有27岁，两个青年才俊相互欣赏，杨惟中很快推荐姚枢前往漠北，觐见窝阔台。那会儿漠北没有汉人士大夫，窝阔台“喜其来，甚重之”，留他在身边数年，姚枢因此熟知了蒙古的风俗和文化。

　1235年，皇太子阔出统兵攻宋，姚枢受诏从杨惟中随军出征，到汉地求访儒、道、释、医、卜、酒工、乐人等类人才。这是姚枢在历史舞台上的第一次演出，可说极其成功，他以睿智的目光和果断的行动，对历史的演变发挥了深刻的影响。

　姚枢深知自己此行的意义，在血腥而无序的战争中，他敏锐而专注地履行使命。蒙古军破枣阳，主将欲坑杀姚枢搜罗的各色专门人才。在他的全力保护下，这些人脱逃“入竹林间，尽免于死”。

　不久，蒙古军又打下德安（今湖北安陆），“其民数十万，皆俘戮无遗”。其时，姚枢还没有能力制止滥杀，但他拿着窝阔台的诏书四处奔走，尽力解救身着儒服的人，其中一位叫赵复的人言谈不俗，慧眼独具的姚枢当即将赵复带在身边，与他同吃同住。看着“戎服长髯”的姚枢，赵复顿感落入异族之手，悲切难抑。当夜深人静，姚枢睡熟之际，他悄然逃走。姚枢醒来，惊出一身汗，乘月驰马，踏着积尸，不顾一切地追赶。追到一条河边，只见冷冷残月下，赵复“披发赤脚，仰天而号”，向河中间走去。姚枢滚鞍下马，奔跑水中，拽回赵复，然后“委屈劝勉”：“汝存，子孙或可传诸百世。”

　尽管人救了回来，但赵复“因九族俱残”，仍无意跟随姚枢北上，姚枢说以传道大义，赢得他的尊重，赵复这才勉强同意北上，并将自己所藏八千多卷“程朱传注诸书”赠与姚枢。

　不久，姚枢亲自护送赵复北至燕京。为“传继道学之绪”，在中书令耶律楚材的支持下，姚枢协助杨惟中在燕京创立太极书院及周子（周敦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子配食，请赵复为师，选俊秀有识者为道学生”，从学者达百人之多，由是，理学在北方传布日广。而姚枢“首受其学”，成为赵复的第一个学生，精心研读“程朱二子性理之书”，很快成为阐扬理学的一个重要人物。

　理学产生于北宋，但随着大宋南迁，该学派主要人物流落江南，传承到朱熹时，形成了完整的体系。理学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理论表现，但这种新兴的学术，在北方却没有多少回响。金和南宋对峙百年，导致南北“声教不通”，金朝的儒士崇尚汉代经学的章句注疏，“学文止于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

　而在公元1235年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姚枢发现、保护、推荐了赵复，瞬间打开一扇南北文化交流的大门，程朱理学由此在北方广泛传播，令北方儒士沐浴在耳目一新的学术空气中。当时人评价说：“北方知程朱之学，自（赵）复始。”而黄宗羲之子、明末清初经学家黄百家回望历史烟云，也曾感慨道：“自赵江汉（赵复号江汉先生）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如吴澄之经学，姚燧之文学，指不胜屈，皆彬彬郁郁矣。”

　由于姚枢、窦默、许衡等人的努力，元朝尊信程朱，将理学定为官学。此后，明清承续元代，也以程朱之学为官学。当初，姚枢发现、救护赵复，只是一点灿烂的星火，但因缘际会，这点星火竟成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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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241年，40岁的姚枢命运发生一次重大转折，这成就了他与辉县百泉的一段缘分，也成就了他与许衡、窦墨等大儒之间的情谊。有时候，生活的转变来得出人意料，40岁，大笔的贿赂摆在姚枢面前，因无法拒绝，他只好选择了转身离开。

　那年，窝阔台任命姚枢为“燕京行台郎中”。“燕京行台”也叫“中州断事官”，是蒙古汗国总理汉地政务的官职，当时担任这一职务的，是花刺子模人牙鲁瓦赤，此人经商出身，性喜货贿，为了不得罪他，各地官员和掌握兵权的“世侯”竞相往燕京送银子。大约为了堵住姚枢的嘴，牙鲁瓦赤常把贿赂分一份送给他。姚枢是个洁身自好的人，不想要，但顶头上司又得罪不起，洁身无门，只好放弃一切，挂冠而去，携家小迁至辉州苏门（今辉县北苏门山，百泉即在该山下）隐居。

　如今我们已无法知道姚枢缘何选择苏门，想来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此地山水秀美，二是这里曾是北宋大家邵雍的隐居地。邵雍出生在辉县（当时叫共城），长期在苏门山百源（即今百泉）隐居向学，人称“百源先生”。因邵雍的缘故，周敦颐、二程都曾来百泉讲学，使这里的太极书院名动一时。

　来到苏门后，姚枢的生活是简朴的，没有了燕京城的高堂华屋，他“诛茅为堂”，盖起了茅草屋，然后出资垦荒田数百亩，“修二水轮”灌溉，让自己的生活有了基本的着落。随后置家庙，奉祠四世堂龛，“别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颐等像”，自己“终日危坐”，潜心研读程朱之书，如醉如痴。那时北方长期战乱，各种书籍相当缺少，刚刚从南方传来的理学典籍更是匮乏。苏门山下，姚枢亲自从事小学、四书的刊行，还动员朋友出资刊刻图书，散发到四方。

　这时，“江汉先生”赵复已彻底从人间隐匿。出生于南方的赵复，与杨惟中、姚枢等人不同，他的“华夷之辨”观念十分强烈，心向南宋，不愿事元。忽必烈曾召见他，问道：“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赵复答道：“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父母者。”虽然在姚枢的劝说下，他前往燕京传授程朱理学，但一年后就隐居起来。没有了赵复，执著的姚枢就成了北方理学传播的核心人物，前来求学问道的人数众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后来成为大儒的许衡和窦默。

　许衡是怀庆河内（今沁阳）人，后来被尊为“元朝一人”。他自幼聪颖好学，7岁从师读书，问老师：“读书为何？”老师说：“取科第耳。”许衡颇为不屑：“如斯而已乎？”这个孩子总喜欢刨根问底，老师很难回答，前后三任老师因此辞馆而去。虽生逢战乱之世，许衡却嗜学不辍，读书不仅究其文义，而且身体力行。

　姚枢隐居苏门山时，许衡已30多岁，也是一位老师了，他闻讯前来拜访，读到“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书”，顿觉眼界大开，兴奋得“不知手之舞，足之蹈”，遂敬信如神。回去后，他对自己的学生说：“过去我教你们的都不对，现在我才知道了进学之序！”不久，许衡就带着家人和学生迁至苏门，与姚枢“相依以居”。

　另一位饱学之士窦默也前来隐居，与姚枢、许衡等人“慨然以道为己任”。他们过从甚密，经常聚集在一起，朝暮讲习，“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从学者甚众，辉县一时星光闪耀，成为理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心，在北方名声极为响亮，名士王磐受窝阔台征召，就曾将自己的全部学生转至姚枢处从学。

　这段研读岁月长达十年，姚枢、许衡、窦默后来都卓然而成大家，并且都受到忽必烈的重用。

　姚枢隐居辉县之时，并没有考虑自己的仕途。在苏门山下，他“读书鸣琴，若将终身”，悠然自得，似乎要终老于林泉。但公元1250年，忽必烈派人前来征召，50岁的姚枢慨然允诺，走出苏门山，再次前往漠北。人生选择起伏如此之大，颇为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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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p0 U% D8 A  q             百泉是太行山的灵韵。八百里太行纵贯南北，在辉县市境内，一道支脉向东南延伸，渐渐没入土中，潜行数十里，又突兀冒出，形成小山一座。太行山的水顺势而来，层层过滤之后，恰在这小山下被强硬的白坩土层挡住去路，被迫喷薄而出，形成泉流百道。此山名苏门，泉称百泉，山水相映，成为天造地设的妙处，自古就称胜景，吸引着无数文人墨客、帝王将相在此留恋盘桓，因此留下众多建筑、碑刻，令美丽的山水融入了浓郁的人文气息。其中苏门山腰的一通石碑颇为著名，这碑阴刻“仁智动静”四个大字，浓缩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者静，智者动”之语，作为对百泉山水的评价。

　700多年前，姚枢在百泉湖畔一住十年，遍阅千年典籍，涵养深厚学识。其时，空灵澄澈的百泉湖，也当涵养了他的性灵，令他更加睿智。此地另有妙处，百泉虽小，苏门不高，但远处太行山青山隐隐，深邃幽远，使人开阔、通达。

　公元1250年，应忽必烈征召，姚枢走出百泉，远赴漠北，很快赢得忽必烈的信任。在蒙古汗国的大舞台，他凭借着杰出的洞察力，一次次让忽必烈避开灾难，走上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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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250年，姚枢初到漠北，忽必烈“时召与语”。这是一种试探，姚枢没有错过机会，他上书数千言，总的要领是劝忽必烈用汉法治理汉地。

   姚枢首先谈形而上的，“二帝三王，为学之本，为治之序，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然后是形而下的，谈改革时弊的要务，多达三十条，包括立省部、举逸遗、慎栓选、汰职员、班俸禄、重农桑、修学校等。各种建议都论及具体实施的方略，“施张之方，其下本末兼该，细大不遗”。忽必烈大感惊奇，“奇其才，动必召问，且使授世子经”。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姚枢在忽必烈跟前一出手，便赢得了信任。这一点很重要，与君王交往，信任是第一位的，韩非子在《说难》中，曾以“智其子而疑其邻”等一系列故事，反复地说明这个道理。再有能耐的人，也只有获得了信任，才能获得施展的空间。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拖雷的儿子。姚枢到达漠北时，他还只是位普通的藩王，但此人胸有大志，身边已经聚集了一批智谋之士，这是姚枢毫不犹豫地应他征召的重要原因。

   一年后，在蒙古王族的权力之争中，忽必烈之兄蒙哥取得蒙古汗国大汗之位。为了把天下控制在拖雷家族手里，蒙哥汗将漠南汉地军政事务全权委托给忽必烈掌管。

   对于早已“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来说，这是多年梦想一朝得圆的时候。他大喜过望，大张筵宴，与幕府众多谋士、名流庆贺。对于整个忽必烈利益集团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因此众人都忘乎所以，兴高采烈，“奉觞称贺”，独姚枢坐于席中，默然无语。

   待至席散，众人皆出，忽必烈让人留住姚枢，问道：“众人在席间皆作贺词，你独默然而坐是什么缘故？”姚枢等的就是这一问，他直截了当说出心里话：“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富之阜，有超过汉地的吗？军政大权全都归了我们，大汗还管什么？”这下子，轮到忽必烈“默然”了。姚枢继续说道：“以后大汗身边的人乘隙进谗言，大汗必定疑心、后悔，因此将夺了你的权。不如只接下兵权，将行政权力交回，请大汗派出相关机构掌管。这样才势顺理安。”

   这番话，估计令忽必烈听得一头冷汗，他肃然答道：“虑所不及也。”恍然大悟之后，按照姚枢的建议，把汉地政务交还蒙哥。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这种韬晦之计是十分必要的，自古君权的排他性都会产生惨烈的后果，自相残杀的事例不胜枚举。随着忽必烈在汉地站稳脚跟，声望日隆，蒙哥汗也扫清了异己，对亲弟弟的猜忌之心，顿时强烈起来。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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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忽必烈掌管漠南兵权的第二年，蒙哥汗大封同姓，命忽必烈于南京（今开封）、关中自择一处，以为封地。忽必烈与众谋士商议，大家计议不定，姚枢道：“开封一带逼近黄河，水道迁徙无常，土薄水浅，四处有盐碱地，不若关中深居腹地，险要可恃，土地肥沃，古名天府陆海。”忽必烈遂愿处关中。过了一段时间，蒙哥汗对忽必烈说：“关中虽好，但人户寥落，所得财赋，你如何够用呢？我瞧怀孟一带地方，人烟很是稠密，如今也归你掌管，方可以调剂得平。”忽必烈招纳人才，精心治理，这两个地方后来都成了他的根基。

这一年，姚枢再次上书忽必烈，分析了公元1235年征宋以来蒙古军队的种种失误，指出在历年征战中，“军将唯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所掠人民尽没为私奴。这不仅造成了南宋人民誓死抵抗的形势，而且所下之地“城无居民，野皆棒莽”，军事战果根本无法巩固，这决不是安邦定国之策。他建议，变春去秋来、专事掳掠的军事行动为分屯要地，以守为主，亦战亦耕的长期战备，在蒙宋交界地段屯垦戍边，等到边备充实，方可有大的作为。

此后不久，忽必烈征得蒙哥同意，“试治”河南、陕西，施行姚枢的这一策略。当时立经略司于开封，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屯戍军队，耕战结合，屯田唐、邓等州，在西自襄邓，东至陈亳、桃源一线布置重兵，并构置工事，与南宋边境上的重镇襄阳成犄角之势，宋兵至则御之，去则耕种。随后，又接受姚枢建议，置都运司于卫地，通过黄河转运粮草，不一二年，河南大治，成为蒙古军日后进攻襄樊的根据地，也成为忽必烈的重要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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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必烈在汉地的一系列行动，尤其是他率军平定大理，既打通向南商路，又对南宋形成包围之势，使他的势力和声望大大提高，但这样一来，便有了“功高镇主”、“尾大不掉”之嫌。

   蒙哥汗身边的贵族，逐渐有人表示担忧，称“王府（指忽必烈）得中土心”，告发王府人员“擅权为奸利事”。公元1256年，蒙哥把看不顺眼的堂叔、堂婶、堂兄弟拾掇完毕，听着越来越多的闲话，开始对亲弟弟有了猜忌之心。他指派亲信阿蓝答儿到忽必烈封地，设置专门机构“钩考局”，借经济问题开始说事。倚仗蒙哥汗声威，阿蓝答儿扬言除史天泽、刘黑马（这两位是最为著名的汉将，在朝廷有强硬的后台）外，对汉地其他世侯和忽必烈委任的关中及河南官员们都有擅杀之权。

   这一切，显然是冲着忽必烈来的。忽必烈与蒙哥的关系顿时令人猜测万端。姚枢对此洞若观火，深知个中险恶，关键时刻，他为忽必烈条分缕析：“大汗君也，兄也；大王弟也，臣也。这事没法儿计较，远离朝廷本来就容易遭受不白之冤。当务之急，是要彻底消除大汗疑忌，这是釜底抽薪的办法。”

   他向忽必烈建议，请他将自己的妻子和世子送到首都和林，送到蒙哥汗的眼皮底下，在那里长期定居，以表明忠诚心迹，这样，蒙哥汗的疑忌自然会解除。

   忽必烈犹豫不决。第二天，姚枢又一再敦劝忽必烈返回漠北，回到大汗身边，彻底解除他的猜忌。忽必烈思考再三，终于断然回答：“从汝、从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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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年十一月，忽必烈先后两次遣使觐见蒙哥，表白自己愿意“归牧”漠北的心迹，得到蒙哥的诏许后，忽必烈即驰归和林。兄弟相见，忽必烈端一杯酒站着敬献哥哥，恭恭敬敬行了礼退回座位，然后再次敬献一杯酒，再退下来。等他第三次去献酒，蒙哥汗的眼泪潸然而下，忽必烈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淌，他想为自己告白，蒙哥汗却伸手制止了，两兄弟张开双臂相拥在一起。随即，蒙哥汗下令撤销“钩考局”。

   有论者认为，忽必烈兄弟相见的温情场面纯属扯淡，姚枢的计策无足轻重。其理由是，蒙哥和忽必烈都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不会让温情蒙住眼，不会让个人感情影响决策。两人和解，最重要的是因为蒙哥需要忽必烈，为了征服南宋，他根本离不开已经赢得汉地人心的忽必烈。所以和解的关键是，“蒙哥和忽必烈经过理性评估，都认识到了他们之间的分裂将会是多么的愚蠢”。

   这话有合理之处，但如果不是忽必烈采取种种消除蒙哥疑忌的办法，如果蒙哥觉得忽必烈难以信任，他会委以重任吗？所以和解的关键，不在所谓“理性评估”，而在重新赢得信任，不让蒙哥觉得自己是个威胁。如果不被信任，那其他的才都是扯淡。

   钩考虽然停止了，忽必烈仍然被解除兵权，留居漠北。蒙哥此举，可见当初的疑忌有多严重，双方的裂痕有多深，也可见那时忽必烈的危险有多大，他采取的对策多及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总算保全了自己，但正应了那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两年后，蒙哥在征宋战争中死于四川前线，令天下局势大变。这时，忽必烈已东山再起，凭借多年经营的各种资源，他坐上了大汗的宝座，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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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漠北闲居一年后的公元1258年，进攻南宋的蒙古东路军连连失利，蒙哥想到那个被自己委屈了的能干的弟弟，再次委任忽必烈率军南下。忽必烈仍以姚枢从行，南宋贾似道闻其咨谋军中，“比为王猛”。

    公元1259年，蒙哥死于四川，忽必烈当时已逼近鄂州，因闻听留镇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欲谋称汗，他匆忙在鄂州城下与南宋订立和约，随即北归。公元1260年春，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举行忽里台大会，得到各路蒙古贵族拥戴，即位称帝，建元中统。蒙古帝国的统治重心从此由漠北转移到漠南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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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发生的一件大事，再次显示了姚枢惊人的洞察力。称帝后，忽必烈的主要精力放在对付也自称大汗的阿里不哥，这时，用兵山东的世侯李 发动兵变。在兵变前一个多月，李 送到燕京当人质的李彦简悄悄逃走，忽必烈闻讯马上召姚枢商议，要他预测李 动向。姚枢认为，对方兵变后有上中下三策可供选择，“使 乘吾北征之隙，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追问：“今贼将安出？”姚枢断然对曰：“出下策。”事态的发展证实，姚枢的预见极其敏锐、准确，为忽必烈的及时决策提供了正确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