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宣城姚氏父子的阳明学传承与实践

姚尚明

2021年11月初，为了查找沈宠与沈懋学的家族文献，我去洪林镇沈家边寻访，不果。在回洪林镇的路上，想着这是沈宠、沈懋学等人不知走过多少次的路程，不禁向四周看了又看，望见远处如玉带的麻姑山，虽不甚高，但延绵甚长。也想到安徽劳动大学的故址似乎就在附近，犹记大学甫始，王辉老师介绍她曾在宣城的劳动大学工作，由此知道皖南还有过一所著名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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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胡乱思想之际，看到后面来了一辆出租车，遂结束了在乡间道路上的盘桓。师傅很热情，得知我来走访历史与家族，便一再表示欢迎，并说起怎么不去他们大姚村，那可是一个千年古村落，还主动推荐他的大哥，说是中学老师，对当地的文化比较熟悉。我便留下了姚师傅与姚老师二人的联系方式。

此后与姚老师联系上，逐渐知道姚家的先辈曾经参与了明代的阳明学讲会活动，而且姚氏与沈懋学家族、梅鼎祚家族之间有密切的往来。姚老师感叹他们的家谱在特殊时期焚毁了，现在只能根据村旁的零散碑文，逐步梳理与还原其祖上的世系。在得知他们祖上的讲学事迹后，姚老师很高兴，多次嘱我代为挖掘姚氏先祖的生平活动，并拍来大姚村出土的明代碑文，还邀请我去他们大姚村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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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中旬，我终于来到姚师傅与姚老师的家乡。大姚村处在万山丛中，茂林修竹，流水潺湲。我见到了姚老师他们精心保存的明代石碑，也去看了清隐庵，那是姚氏先祖讲学之地。我为姚老师他们的盛情与其注重家族历史之心所感动，便不揣浅陋，汇集材料，记录下宣城东乡姚氏的一些往事以及他们吉光片羽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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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文献毕竟太少，难以详尽钩沉，希望此后还能发现更多新的文献，来补充之。姚师傅名良顺，姚老师名明宏，二人热情质朴，犹有古风。

阳明心学在明代兴起之后，也逐渐传入宣城。嘉靖四年（1525），阳明的重要弟子邹守益因被贬到广德，遂在此修建书院讲学。宣城县的戚衮与贡安国听闻后，便去广德问学，不经意间阳明学就这样传到了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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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十一年，二人又赴南京，从学于阳明的另一弟子欧阳德，时欧阳德掌教南京国子监。贡安国还介绍其学生沈宠去南京跟从欧阳德游学。不久，王畿也来到南京，一时间南京汇聚了众多阳明弟子，故而戚衮、贡安国、沈宠、梅守德等人乃有机会同时问学于欧阳德、王畿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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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宣城学子归乡后，积极举办讲会，传播阳明学。嘉靖二十八年以后，在宁国府形成了以水西讲会为中心的阳明学讲学重镇，宣城学子为重要的参与者。嘉靖四十一年（1562），罗汝芳出任宁国知府，继续在宣城与泾县提倡讲学，聘请沈宠与梅守德主持宣城的志学书院。及至贡安国致仕后，三人乃共主志学书院的讲会，被人尊称为“志学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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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东乡姚汝弼便在此时参与了罗汝芳发起的讲会活动，“会里中贡东平、郭辰州兄弟方传学东越，汝弼复从于游” “姚汝弼，郡诸生，同郭忠信讲学修行业” ，贡东平为贡安国，郭辰州为郭忠信，姚汝弼跟从他们问学修业。宣城姚氏自此逐渐鼎盛起来，姚汝弼之力尤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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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汝弼，号啸泉。在他两岁时，父亲病逝，母亲汤氏抚养他长大。汤氏贤惠，以为孩童不可废学，遂让汝弼跟从其舅父学习：“家故贫，然不以贫辍汝弼学，遣从其舅氏，诫之曰：‘女孩而孤，吾雌而无雄，而欲以吾宗亢焉，难矣。’” 汤氏不仅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尤其注重汝弼的人格养成。她反思自家孤儿寡母，难以培育汝弼的刚毅品质，故想通过其兄弟来熏染影响汝弼。姚汝弼深知母亲的心意，乃刻苦勤学，优入郡学，终未辜负母亲的苦心。渐长，姚汝弼便开始跟从贡安国与郭忠信等游学，汤氏仍然不放心，询问汝弼所得为何，“归则汤氏每质所听说，举以对，未尝不称善也”，结果汤氏感到十分满意。姚汝弼不仅学业精进，也养成了仁孝的品性，对母亲更具有深厚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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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氏曾经在庭院中种植一颗杏树，对汝弼说：“吾老矣，树有实，树者将不及飨之。” 幸而汤氏所言不中，不久杏树结果实了。汤氏过了六十岁，姚汝弼及其夫人乃跪着向母亲大人奉上杏子。汤氏离世后，姚汝弼感念母亲，便将其堂命名为“存杏”，并赋《存杏堂》诗，歌咏怀念母亲，诗称：

思亲复思亲，一孀万状苦。倚杏谩欷歔，血泪沾新土。忆昔艺杏时，幽阶日过午。祗恐杏实迟，子母倍凄楚。投种刚六春，晴梢见蕃庑。花明映碧寥，丹丸不胜数。累累献金盘，犹胜陈三釜。诸孙绕膝前，罗食欢如许。遽成风木悲，扳号剜肺腑。有杏谢复华，慈颜杳莫睹。愿以名斯堂，见杏如见母。雨露勤封培，手泽垂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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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姚汝弼记忆中的是母亲经历的辛劳困苦、一去不返、对自己的挂念。母亲在时，子孙饶膝，欢声笑语，何其欢愉。几何间，子欲养而亲不待，徒留心伤，悲痛莫名。如今，杏树犹在，植树之人却见不到了。姚汝弼最终因其孝行，入祀乡贤，留名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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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汝弼有四子，其中三子姚嘉藻与四子姚嘉谷尤以学行才能著称。贡村、沈家边、上郭村等都在宣城东乡，故有贡安国、沈宠、郭忠信等人共同讲学的场景，几乎成为宣城讲学活动的冠冕区域。汤宾尹曾追忆到：“东乡之族，冠冕一郡。一二先生贡东平安国、沈少参宠、郭学博兄弟忠贞、忠信，兴学一方，倡孝弟，先生父子介其间，约束数井之內，十余巨姓若一族，一族之中，数千指若一人，衣冠道义雍雍，为海內邹魯。至今推重宣州者，无不指东乡。” 此不仅说明东乡的讲学人物众多，讲学之风盛行，而且姚汝弼与姚嘉藻也积极参与了此时的讲学活动。他们之间相互联属，教化合族子弟，使得东乡俨然成为海内邹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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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嘉藻（？—1583），字国华，号毅斋。虽然不曾获得科名，但以学行为人所重，被尊称为姚先生。姚嘉藻继承了其父的仁孝品性，“母宜人老而目眚，日夜亲扶卧起，事伯仲两兄如事父也。伯病痢，手奉溲器者四越旬” ，嘉藻侍奉母亲，友爱兄长。他不仅友爱兄长，更疼爱幼弟，“家贫，三兄弟为诸生，初尝更仆，稍给，共觅一骑。骑先仲，次以推季，曰：‘弟羸不任劳，吾素彊善歩，且乐也’” ，此无疑可见姚嘉藻的怜爱之情。不仅如此，他还与兄弟约定，照顾长兄的遗孤，故对着杏树盟约：“兄不可忘，父不可贰。酹庭杏以盟，必无析也。” 杏树已然成为姚氏孝悌的化身，对树盟约，也就是誓要继承父亲之心。所以，姚氏一门虽然贫困，但是和乐友善，一团和气，所谓“常食必兄弟子侄五人共案，一不至不食，食第取粝。旦暮出必相告，归不见母，不见兄弟，必不入內。每兄弟对语至夜分，依依不忍散去，尝共被宿也。” 即使家庭中出现意外事情，姚嘉藻也能本诸诚心，多方感动调停。这种情况多生在他二哥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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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无子，卞急倚酒，少失意，长跪谢过。一日酒半，仲发怒，提案四挝，几中先生。先生趋而走。次蚤仲尚恚，卧候舍外，旦入趣榻，跪哭曰：“弟无良，冒犯二哥，愿受二哥笞。”仲大省悔，立披衣拥哭以起。先生和平恭谨，而季谷整峻，家庭间自为师友。季尝以规切取仲怼，先生时时书训曰：“毋谓仲偏，总是吾辈诚未至、一体未洽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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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其二哥乏嗣，性情不畅，甚至有些急切乖张。姚嘉藻能时时以兄弟之情相感发与触动，遂使兄弟之间终究和同如一。他也以此规劝四弟，让弟弟多从自身反省，本诸父母一体同胞之情，与二哥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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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嘉藻主要以开馆教学为生，其学问人品受到沈懋学的高度认同，“沈修撰为长子数徙师，已，得先生，曰：‘经师人师，俱无逾者矣。’” 沈懋学选择姚嘉藻为长子沈有则师，并称赞嘉藻“经师人师，俱无逾者矣”。如果说经师指向科举，那么人师显然便指向了姚氏对儒学的独特认识与自身的修为。或者说，人师已经涉及到姚嘉藻对阳明学的认识与心学修为。具体而言，姚嘉藻的教学风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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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之道尊以严，科条详密。所馆清隐庵，依晨钟鸡鸣为率，夜更直三鼓察，蚤晏不如约者朴之。虽冠成人有时名，规绳不借。后生丱者，令傍立，立移晷，手下上者，膝左右欹者，数目之众前切责。然先生道严而意亲，词气愿欵，周爱抚恤若家人父子。以故凡从先生游者，始望之凜凜，久而油然不忍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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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嘉藻在清隐庵教学时，每日以鸡鸣始，至夜晚三鼓止，既勤且严。即使成人，也依约严厉教训，毫不假借姑息。少年的站姿手势稍不端正，也严厉责让。但生活中姚嘉藻对学生又十分关爱，不仅话语态度诚恳，而且经常周济学子，以至于师生之间能够情如父子。所以，姚嘉藻很受学生的爱戴，常常令学子们“油然不忍舍”。清隐庵前泉水汩汩而出，姚嘉藻的学生也是源源不断，人才辈出：“自嘉隆以來，里中前后胜衣冠以达者，无一不岀先生。先生之后，弟子又各以其说教授四方，远近称姚氏学。” 姚嘉藻的桃李遍及东乡，此地稍有成就者，几乎皆是他的学生。

在姚嘉藻的后学中，便有著名的汤宾尹。汤宾尹在姚嘉藻离世三十年后，重访并修缮当年读书的清隐庵时，留下一篇深情的文章：

予七八岁，侍家封史读书清隐庵。清隐为姚毅斋先生讲地。士子景集云从，朝昏课诵，与鱼板相应，一时师席之尊无先生如者。衲子清规，亦以有所扶藉，严整可慕尚。自先生殁，于今三十年，毡坛灰冷，衿觿星散。予领国子南还，问所谓淸隐者，垣颓屋圮，无能主四方之士，追往道故，为一恻然。僧发大愿，檀越发大布施，佛宇重新，法坛再振。士之往来于斯者，感云山之旧，结社以从，斯文兴复之机，庶其在此，不独为禅门效力也。

汤宾尹七八岁时，曾跟随其父亲在清隐庵问学于姚嘉藻，故可说也继承了姚嘉藻之学，至少曾受益于姚嘉藻之学。诚如汤氏所言：“自余封公，始终随先生，数十年不少离，事之如父。手抄先生《书》《易》讲义者七八过，所授余之书，皆受之先生者也。” 可知姚嘉藻擅长《尚书》《周易》，而汤氏父子皆传承姚嘉藻之学。就此而言，汤宾尹之学也是姚氏学的组成部分。此外，沈有则也学有所成，不仅考中进士，还积极参与当地的讲学与学术论辩，所谓“偕新安陈九龙、李支吾、同邑唐景阳，剖析有、无二字，抉其神髓” ，此一方面固然是继承了沈氏家族尤其是沈懋学对良知之有或存在论上至善价值的认同，也可能是受到姚嘉藻的影响，才会积极地与陈履祥（号九龙）、李支吾、唐景阳等人一起展开关于良知之有无问题的辩论。就此而言，“姚氏学”也可能是考察当地学术发展脉络的必要环节。

姚汝弼与姚嘉藻的讲学事迹，不仅汤宾尹有所追怀，即使在半个多世纪后的明末清初，仍为乡人深情追忆，如沈寿民曾回忆东乡的讲学盛况：“吾洪林上下不一舍间，以乡先生尸坛席者贡东平受轩、先少参古林公也，以诸生肃聘延者双井公兄弟也，他若姚啸泉、汤东山、姚毅斋诸贤，偻指不胜述，上为之鹄，下为之赴，里无殊尚，族无殊习，衣冠弦诵，风骎骎邹鲁焉。” 沈寿民再次提到洪林范围内当年讲学的盛况，可知姚汝弼与姚嘉藻父子二人已然成为宣城东乡讲学活动的历史记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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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嘉藻的四弟名姚嘉谷，号养斋，是当时姚氏中获得功名且曾出仕者。姚嘉谷与三哥嘉藻之间相互切磋，家庭间自为师友。嘉靖四十三年（1564），姚嘉谷中举。中举后，姚嘉谷的科举之路便不再顺遂，或许也曾多次参加春闱，但皆无果。在此期间，为了生计，也效仿嘉藻开馆售学，甚至梅鼎祚也从其问学。姚嘉藻的性情，可从他珍视《存杏篇》的行为中透露一二，如梅鼎祚后来曾代人为姚汝弼的《存杏堂》诗作序：“姚先生恂恂躬行，余犹及睹，其人德礼君子也。诸子在庭，不言而化，有万石家之风焉。而季君孝廉，为余子师，沈敏有大度，余心益器重之。间出是编视余，辄乌邑不自胜，固以其王母汤用节著，而又伤其先人之有遗志云。余读未终策，泣数行下沾衿矣。” 姚嘉谷十分珍视其父思念祖母的孝思，即“先人之有遗志”。或者说，姚嘉谷也必将自觉接受与发扬先人所遗留下来的孝悌之道。

万历十一年（1583） ，姚嘉谷最终不再应试，选择谒选出任武冈知州。刚到武冈数月，便收到其兄嘉藻的临终书信：

吾兄弟情本同胞，学循道义。弟性高明，我质柔约。朝夕依依，共相切磨。少得成人，不堕先声，皆兄与弟之力。顾我诵习一生，竟无寸进，茂明先烈，是在吾弟。勉之！勉之！相别数月，一疾不起。天也，命也。遥遥数千，泯泯无言。

姚嘉藻临终仍不放心其弟嘉谷，同时也对嘉谷寄予了重振家声的厚望。在该信的末尾，他又嘱咐到：“弟在初政，且无骤以闻，致其悲乱也。” 。嘉谷终究也未曾负其兄长千里来信的关爱与期待，如《宣城县志》所载：“嘉谷，以甲子乡荐知武冈州，有廉誉，化徭洞。”《武冈州志》载：“姚嘉谷，……多惠政，劝课多士子。” 在武冈时，嘉谷以廉洁自持，有许多惠民举措，还鼓励与教化士子。在此期间，梅鼎祚也曾对姚嘉谷有所建白：“氓獠杂居，难处易动，愿先生善自挹情，图其大者。” 姚嘉谷的惠政，劝课多士，便可看作“图其大者”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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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六年（1588），姚嘉谷升任真定府同知。姚嘉谷在真定的具体举措虽然不得其详，但应该还是延续了在武冈时的风格，此可见诸梅鼎祚的相关推荐说明：“业师真定同知姚嘉谷忝属台端，家学渊源，宦行廉敏，屡腾荐剡，固台端所宿察也。” 此处所言的仍是嘉谷的家学与官行，也就是其学识与廉节惠政。然而，姚嘉谷并未继续仕宦，在职四年后，便致仕归乡了。《宣城县志》载：“以礼升真定同知，归建义田、义仓以济贫乏。”其实他在武冈时已然开始谋划此事了。在从武冈返回时，义田义仓当是大体已经完成或完善了。姚明宏老师在大姚村发现的姚嘉谷《义田义仓序言》碑文，使得我们可以一睹明人筹办义田义仓的初衷以及具体内容。

现将碑文的内容抄录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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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嘉谷记述了建立义田义仓的缘起、经营的举措与对族属的期待，尤其是他所称“虽各乡析而户分，其自始溯，皆祖宗之遗也，皆一体而分者也。闻有苦于不给者，吾宁忍之乎？”已然透露出嘉谷思本重孝的心意或信念，这充分体现出他继承了姚汝弼重视孝悌的门风。或者说，姚嘉藻以学行显，以讲学显，而嘉谷则更为注重实践，故而兄弟二人实从不同的方向，共同发扬了姚汝弼的精神与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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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氏虽然跟从贡安国与郭忠信游，似乎更多地受到郭忠信的影响。此不仅因为姚氏家族与上郭村之间有地利之便，而且姚氏家族尤其表现出注重孝悌的为学倾向，此与郭忠信所传承的罗汝芳之学十分相近。同时，姚嘉藻与姚嘉谷也不时提及“一体”之意，此又与郭忠信注重万物一体的思想相仿。相较而言，泰州学派以其注重庶民的教育与教化为特色，故最能为众多乡村宗族所接受，也最易传播。在宣城的东乡，在东乡的大山丛中，便有许多近溪的孝悌慈之学的信从者、践行者，此可见阳明学已然触及到宣州社会的最深处。反过来，此也充分说明宣州历史上的阳明学一度是十分繁荣的，才会传播到当地社会的细微之处。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哲学学院 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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