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17 15:55:40

玄烨调兵遣将，要向四川王屏藩、吴之茂等进攻。利用汉将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等，把已经进攻到陕，甘间的王屏藩军打回四川。双方在汉中和川陕边界对峙了几年。清军借口转运困难，粮饷匮乏;又借口北京地震，“房屋倾坏，……人各怀内顾之忧”，请求暂缓进攻。玄烨除严令进军外，在康熙十八年十一月，下了就地“打粮”的“上谕”。《平定三逆方略》卷四十八说:
　　　　“上谕户、兵二部:前据大将军等疏称，王屏藩诸贼，于汉中兴安诸处，拥众数万，坚定抗拒。以此推之，必广储粮饷，为数年之备。今我大兵，骤入恢复之也，贼所聚粮，必已多得。……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俾进蜀官兵，不误支给。……诸将军、大臣等，俱宜殚心储备，所获汉中诸处钱陵米谷，节省支用，副朕灭寇安民至意。此后所至之地，惟宜以此为急务。”
　　　　这纸冠冕堂皇的“上谕”，就是暗示进攻四川的官兵，只要能够拚命打进四川，所到之处，不管城市或乡村，准许大肆抢幼，尽量搜索财物。表面上说:“副朕灭寇安民至意”，实质上，是以牺牲四川人民的生命财产去引诱这一群虎狼将兵贪财忘生地拼命向四川进攻。这完全是明官军“扫粮”政策的扩展。玄烨又敕谕张勇、王进宝等四汉将，规定：“官兵前进，则满洲大兵，亦即相继进剿。”于是汉军在前，旗兵后继，到康熙十九年(1680)一月，已经由广元、保宁而攻下了成都。可是四川人民乃大受涂炭。先被汉军杀戮搜刮一番，紧跟着旗兵又来抢掠一场，诚如李瑨《平贼碑》所说:“甲寅(康熙十三年)之岁，逆藩煽乱，……全川陷失，……士民其瘵。渠邑界在东陲，实当孔道，兵篦寇梳，受祸尤烈。”(见《片石齐文集》)四川人民就在“兵篦寇梳”的情况下，被这群虎狼强盗抢光、杀光了。
　　　　清初的官僚，都知道掩盖自身罪恶的办法，把破坏四川的责任，诬加到张献忠身上。但从他们的四川纪行中(多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仍能看出四川逐步破坏的情形，和破坏逐步加深的程度。
　　　　康熙九年(1670)，王澐随蔡毓荣入蜀安辑地方，他在《蜀游纪略》中说:“经永川、荣昌、隆昌、内江，观盐井。……旁有废井，乃献贼所塞。他邑废井甚多，修复者十未及一。问火井，闻在富顺云。”但到吴三桂战乱后，陈奕禧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押运饷银入川(陈仅是县丞一类小官，偶尔还说几句真话)，他在《益州于役记》中说:“盐亭、南部、阆中、射洪，皆有盐井，……惟南部多至五十二井。盐亭十六，为乱兵所塞，止存其一。”陈奕禧说破坏盐井的是“乱兵”，而王澐却推到二十多年前的张献忠身上，显然是故意栽赃的。王澐入川所见，成都破坏的最凶，只有嘉定还有完整的房舍。他说:
　　　　“成都，……官民庐舍，劫火一空。蔡公至，馆于棘园，即蜀王宫也。……惟有重城，馆舍皆草创。……又至青羊宫，楼观焕然，时贤所重构也。登楼四望，……阡陌宛然，溪流清驶，人烟久绝，尽成汙莱，山麋野豕，交迹其中。野外高丘累累，……城中茅舍寥寥，询其居民，大都秦人矣!(清政府由陕西招徕的)”
　　　　“至嘉州，……州治未被兵残，庐舍完整，为仅见云。”
　　　　康熙十一年(1672)，王士祯典试入川，沿途所见，荒凉不堪。王在《蜀道驿程记》说:
　　　　“(闰七月)十三日，……次宁羌州。州在乱山中，无城堞。……明末流寇小红狼据之，又经献贼之乱，城郭为墟。”
　　　　“十四日，……二鼓抵黄坝驿。……夜闻呼噪声，询之，云麋多食稼，农夫野宿驱之故耳!”
　　　　“十六日，未午次广元县。……自宁羌至此，荒残凋瘵之状，不忍覩。闻近有旨招集流移，宽其徭赋，募民入蜀者，得拜官。”
　　　　“二十四日，午次盐亭县。……行十五里，次秋林驿，在深箐中。目前种种，如地狱变相。……人家十余，结茅竹在箐中。土人云，蛇虎虽多，与人无害。”
　　　　“二十六日，……哺抵建宁驿。竟日出没荒草中，土人云，地多虎，日高结伴始敢行。”
　　　　“二十七日，……自潼川西来，山险稍平，然泥淖特甚。……弥望百里，田在草间。午后次中江县。……县颓废甚于潼川，境内人户才三十余家。”
　　　　“二十九日，……次汉州。……城中石表，咫尺相望，想见盛时。而城堞室庐，鞠为茂草矣。”
　　　　“八月，……初三日，……午抵成都府。”
　　　　“九月二十五日，发成都府，……次双流县，县已废入新津。……入城，即颓墉废堑，虎迹纵横。”
　　　　“二十八日，……出眉州西行。……弥望荒原，风雨如晦，数十里无饮烟，最为荒阒。”
　　　　“二十九日，……午次夹江县，嘉定州界。……自巴阆走成都至眉，千余里名都大邑，鞠为茂草。”
　　　　王士祯沿途所见的凋残情况是:川北自宁羌到广元，破坏的最凶，“城郭为墟”，居民稀少，“麋多食稼”，“荒残凋瘵之状，不忍睹”。自保宁经成都到眉州，“干余里名都大邑，鞠为茂草”，“田在草间”，城内“虎迹纵横”。可是四川又遭受了清军和王屏藩等七年战祸，到康熙十九年才算基本结束。所以康熙二十一年(1682)陈奕禧运饷银到四川，二十二年方象瑛典试到四川，他俩沿途所见到的情景，更加凄凉了。陈奕禧《益州于役记》说:
　　　　“(十月)四日，……至宁羌州，入北门，四郭皆荒草，缚柴为城门，刺史与城隍同衙。”
　　　　“十三日，十五里虎跳驿。烟火百家，……颇盛于县。”
　　　　“十五日，晤阆中令。……舍舟登陆，以民稀夫少，末得行。”
　　　　“十八日(按，陈在阆中等民伕数日)，渡嘉陵江，稍南上锦屏山。……今逢变乱，古木尽遭逆兵戕斫，无复佳胜。”
　　　　“廿日，渡嘉陵江而南，……高地低田，兵余仅见耕耨。”
　　　　“廿一日，……十里柳边驿，宿馆舍。自入栈来，州邑皆荒残，无复烟火。”
　　　　“廿三日，……十五里紫荆铺小尖。岩阿群鹿，大者如马，往来于荒田中，止息甚闲。……廿五里盐亭县，宿店。”
　　　　“二十四日，……十里庙垭，见虎。……十里秋林归驿，宿店。……终夕群虎逐鹿，呜声绕床不绝。”
　　　　“二十五日，……十五里桃花溪。……土地肥厚，人民不存，鞠为蓬茆。”
　　　　方象瑛《使蜀日记》说:
　　　　“八月，……十七日，是夕泊广元县。……二十日，经苍溪县，……午余抵保宁府。二十二日，渡阆水复陆行。次龙山驿，舍宇颓废。……夜趋柳边驿，不及宿。小猴牙草舍索米，不得，取干粮给从人，燃薪达旦。……二十三日，次柳边驿，颇多居民。……二十四日，由灵山铺至盐亭县。川北自保宁以下，旧称陆海，明末张献忠屠戮最惨，城廓村镇尽毁。田野荒芜，人民死徙，处处皆然。……二十六日，抵潼川州。沃野千里，尽荒弃，田中树木如拱。……九月一日，次汉州，抵新都县，皆名区。乱后中衢茅屋数十家，余皆茂州(指羌人。今设茂汶羌族自治县)，虎迹遍街巷。”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17 15:57:41

当王士祯入蜀时节，在亭子口、阆中、盐亭等城镇，还偶见恢复景象:“亭子夹岸居民数百家，有良田沃野。”“阆中人氏城郭，在川北诸郡，差为完好。”“盐亭县……城堞已毁，居民尚数百家。”但到陈奕禧、方象瑛入蜀时，川北个别地区的恢复情况，已行消失。王士祯在亭子口见到“居民数百家”，盐亭县“居民尚数百家”，可是陈奕禧在虎跳驿见到“烟火百家”，便认为很难得了。以王士祯时“人民城郭”“差为完好”的阆中，到陈奕禧来时，竟变成“民稀夫少”，等了几天，才拉齐伕子。一般地看来，残破的程度，又加深了一步。象潼川:王士祯所见，是“弥望百里，田在草间。”但方象瑛所见，是“沃野千里，尽荒芜，田中树木如拱”。田中荒草竟变成树木了!象汉州:王士祯所见，是“城堞室庐，鞠为茂草。”但陈奕禧所见，是“城内外皆林莽，成虎狼之窟。”象成都:康熙九年王澐所见，尚有“棘园”，“馆舍皆新创”，郊外田地“山麋野豕，交迹其中”，“青羊宫，楼观焕然。”但方象瑛所见，则“无使院”，“亦无院署，僦民宅以居”，城内“虎狼且攫人”，青羊官“旧极壮丽，今圮。”请问，象这样地把四川搞得愈来愈荒凉，人烟愈来愈稀少，变成荒草丛树，虎狼横行的世界，究竟是谁的罪恶呢？
　　　　陈奕禧说:中江县“城大而荒，民四十家，赋六金。”方象瑛说:“额赋，大县不过五十金，或一、二十金，甚至四、五金。人亡土芜，目中所未见，招徕生聚，故未易也。”徐乾学在《送姚佥宪抚蜀序》(《憺园文集》卷二十三)和方象瑛一样，把四川的“数被兵革，地荒民流”的惨祸，推到张献忠和吴三桂身上。但戴名世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写的《李县圃唱和诗序》说:“自明之末以来，而蜀已非前日之蜀矣!使子美、务观见之，当如何叹息?”(《南山集》)他言外有物，却不敢明白说出这残害四川的罪首。川东传教神甫古洛东根据清初四川传教记录，在所著《圣教入川记》中写道:
　　　　“张献忠灭后，旗兵在川，一时末能设官治理。彼时川人不甘服旗 *** 下者，逃往他处，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年。迨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顺治十七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所有官长，皆无一定地点居住，亦无衙署，东来西往，如委员然。此时四川己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一千六百六十七年(康熙六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康熙二十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哀哉川民，无处不被劫掠，殊云惨矣！幸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匪党盗寇，悉为殄灭。然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除少数人避迹山寨者，余皆无人迹。所有地土，无人耕种，不啻荒郊旷野，一望无际。”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17 16: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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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17 16:04:13

烦请总版主。请将此贴移到老四川版面一下。那里才是关心的人群。谢谢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17 16:19:23

那是一条延走了六百多年的悲壮乡情路：回望大别山，泣别举水河，溯长江，穿三峡，踏蜀道……凄风苦雨，抛别故土，他乡繁衍。而那辈辈相传的追亲寻祖之念，更是至今绵绵无竟期！

　　3月11日至14日，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专委会主任、重庆湖广会馆修复领导小组组长何智亚率团赴湖北专题考察，探寻先祖足迹、搜集文物资料、丰富“湖广填四川”移民博物馆内涵。这次活动，引起了湖北方面的高度重视，湖北省委统战部、工商联作了周密的安排，有关市、县的党委、政府、政协、统战部、工商联热情接待，在移民原发地——麻城市歧亭古镇，乡民还燃放鞭炮迎接来自重庆的寻根人。记者随行，顺江而下，走荆楚故道，揽江汉平原，直抵史称中华“八大移民集散地”之一的麻城、孝感，探寻到“湖广填四川”源头的一些情况——认祖必称“麻城孝感”

　　地处神州腹心，峰连鄂、豫、皖三省的湖北麻城、孝感两市，因其五关形胜、屏蔽江南、扼中原之咽喉，历来成兵家必争之地。而明清的大规模移民，麻城、孝感两地又是最早的赴川之地。据《明太祖洪武实录》载，洪武6年（1373年），太仆丞梁野仙帖木尔上书：“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土膏腴，宜招集流亡屯田”。太祖“从之”。《麻城县志》也载，明洪武年间便开始向四川大批移民。近年麻城、孝感两市文物工作者所搜集的大量民间族谱、家谱，屡见“……世祖明洪武年间入川”的记载。重庆市文物工作者搜集的大量古籍资料和家谱也有不少对接。有趣的是，历年到湖北寻宗问祖的人，大都言称祖籍是“湖广麻城孝感人”，专家认为，这虽有移民从众的倾向，但其中也不乏历史依据，麻城孝感的地理位置，的确处在移民集散的水陆要道。多年研究“湖广填四川”的何智亚副秘书长也证实，从目前已收集到家谱的记载，大都称祖籍来自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如江津幸氏族谱记载：“宋末年间，仲式祖由江西迁楚麻城孝感乡。因徐寿辉兵起，复自楚避乱入蜀，携祖妣王氏及三子寓江津笋里梅村幸家湾数年。见风俗淳美，山川壮丽，遂采三山而居”；江北县曹氏族谱记载：“初祖兴王公，湖北黄州府麻城人也，明洪武初入蜀，卜居於渝北跳石河”；新修《南川县志》“湖广移民，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南溪县志》“今蜀人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孝感乡”……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孝感市台联会的鲁鋆，今年已86岁，多年研究“湖广填四川”。1944年即在重庆和其他同乡组织成立“孝感旅渝同乡会”，联络4百余人。鲁老近年多次接待四川、重庆各县市以及台湾等地来孝感认祖寻宗人士，都提到祖辈留下“祖籍湖广麻城孝感乡”的遗言，其中还有不少追溯至源头江西省。对此鲁老表示，根据他多年搜集研究，证实麻城孝感居民确实多自江西迁来。他说，据《湖北通志》记载，唐朝末年，瘟疫流行，麻城孝感一带人烟稀少，而临近湖北的江西人有大批到麻城、孝感定居，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并定居下来繁衍后代。湖北民间一向流传着两句话，叫“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也是明证。四类迁徙人不绝乡情泪

　　麻城市委办公室主任凌礼潮，也是多年研究“湖广填四川”问题的专家，最近著有《李氏祖籍考》。他认为历史上的湖广移民，有以下四类情况：一是逃避赋税自发移民，如明初皇帝报复藩王，导致江西赋税过重，农民不堪其苦，于是向临省又赋税相对较轻的麻城孝感迁移，此后又向无赋税的四川迁移；二是土著避移民而迁，如麻城孝感新迁移民势力壮大，当地土著屡受欺压，被迫迁移；三是政府组织、鼓励动迁。明末清初，随着四川连年战乱人口锐减，政府即组织大规模移民，并鼓励开荒，“插占为己，视为永业”，并免税10——20年，奖励耕牛、稻种，于是引发大规模移民；四是明玉珍、张献忠招兵入川。据《湖北通志》和《孝感县志》记载，元朝末年，明玉珍在家乡（湖北应山县）举旗反元，应山、孝感、安陆、云梦等地农民投军数十万之多，元至正十八年，明玉珍统兵十万西征，经巫山入川，先后攻克重庆、璧山、铜梁、德阳、成都等地，后在重庆称帝，国号“夏”，明玉珍病逝后，其子明旻战败投降明朝，入川将士多流落重庆——成都沿途各县。另据许鼐《小腆纪年卷》记载，明崇祯十六年（1627年）4月，张献忠攻进麻城，一次征兵五万七千余人，别立“新营”入川征战，后大部军籍改民籍，兵败后，其将士也隐姓埋名，定居四川繁衍后代。

　　如今的川渝人，据说80％为移民后代，而麻城孝感较之其他地方移民，人数最多。不管是“奉旨入川”，还是被迫迁徙，回望热土，谁不留下思亲情，抛洒思乡泪！“麻乡约”传递思亲情

　　记者在麻城、孝感两市，阅读到不少描述民间邮政组织“麻乡约”的文章，麻城市干部凌礼潮对此也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麻城大批迁徙农户远离故土，思乡心切，每年推选不负众望者回乡探望，往返带送家信和两地土特产，以至于年年如此，相约成习，成为我国通信史上的一大创举，也为明朝中叶民信局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到清代咸丰中叶（1855年左右），“麻乡约”逐渐衍变为专业客运、货运、送信的民间帮派组织“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创立者陈洪义（又名陈鸿仁），重庆綦江县号坊乡陈家坝人，陈抬轿子、滑杆出生，为人讲信义，博得同行一致推崇。“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后业务不断扩大，在重庆、昆明等地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其业务不但近至西南三省的穷乡僻壤，还远至汉、沪、津、京、滇缅、滇越。

　　清末明初，“麻乡约总行”设在重庆西二街口子上，外面招旗高悬，三开间的大门面，两边各为黑漆红面柜台，十分醒目气派。虽然随着历史进程，“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后来也消亡了，但由“麻乡约”带动的乡情传递，至今绵绵不绝。

　　记者黄家骢艰辛血泪迁徙路

　　在麻城市歧亭古镇（过去属孝感乡）采访，记者见镇中民房多为石片垒砌，但飞檐翘角和窗棂雕饰，尚保留着明清的民居风格。特别是贯穿镇中的那条斑驳光滑的石板路，有的还带有“清康熙……年”的刻迹。

　　麻城市党史地方史办公室副编审李敏认为，当年麻城的移民，大部分应是踏着这条石板小路，或乘船顺镇边的举水下长江，又上溯长江入三峡进川；或走陆路，顺“官道”驿站入川；或走山间小路，翻越“登天”蜀路栈道……

　　移民的具体入川路线，还有待专家进一步考证，但数千里蜀道迁徙跋涉，先人们历经的艰险可想而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研究学者的文章屡屡提到，清朝第二次大规模移民，由于朝廷重视，“上谕”层出不穷，急如星火，又视招徕户数为官员提拔依据，导致各级循吏急功近利，求官心切，朝廷只问到川数字，下面便层层加码，于是暴力、捆绑、虐待以及沿途死伤枕藉情况不少，移民苦不堪言。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千里鄂川道，瘴气、酷阳、冻馁、寒夜、伤痛、倒毙……浩浩移民潮，或三五成伴，攀援于蚕丛山道，或官兵押解，跋涉于激流峡谷。至于川人爱缠头巾的习俗，民间老人的解释是，当年押解途中死人太多，经常头缠孝布，天长日久，便逐步演变成多用途的头巾了。（记者黄家骢）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17 16:20:56

作为一个 300年前的移民后裔，我深知“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所蕴含的艰辛、悲壮、欢欣、痛苦与惆怅。那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十一二个省的移民怀着各自的理想和对于天府之国的憧憬匆匆踏上背井离乡之路。在夕阳西垂的古道和潮湿幽暗的渡口，操着各地口音的移民踽踽而行，他们迷茫而坚毅的身影在已然褪色的传说和故事中若隐若现。

300年过去以后，我依然能够清晰地看见他们的身影，看清他们背上的行囊和衣襟上的尘土，甚至听清了他们的谈话。那些飘散在艰辛旅途的话语如同瑟瑟秋风之下的树叶，带着飘零的姿态和成熟的颜色落满我的稿纸。

悲惨世界

明末清初，天下大乱，明军、清军、农民义军在四川持续鏖战。作为清军在四川的头号劲敌，张献忠的大西军令清廷头痛不已。为此，清军的精锐部队和临时招募的地方武装被紧急调往四川，对那支擅长流动作战的农民军进行围剿。顷刻间，四川的城市乡村开始遭受铁蹄的践踏和战火的摧残。

当时领军来镇压张献忠大西政权的清军将领名叫李国英，出于战事所需他派遣军营中的幕僚刘达到西北购买战马。刘达到达西北购买战马用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当他兴冲冲地带着一批战马返回四川时，沿途的情景令他惊疑不已。他后来在自己的文稿中写道：“见乎尸骸遍野，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这是刘达途经家乡四川阆中时的亲眼所见，短短一个月的残酷战事已将他原有的记忆完全颠覆了。

刘达的这段话写于清初顺治十五年，正是大西政权风雨飘摇行将崩溃的特殊时期。大规模的战争将盆地中的许多城镇夷为平地，原有的居民大半死于战事，侥幸逃生的人都隐藏到荒山僻野和贵州、云南，苟且偷生。

连续不断的战争像天空的云飘走以后，整个四川盆地呈现出的荒凉凄惨景象令人心痛。《荒书》记载成都城遭受劫难后的情形说：“成都空，残民无主，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这样的情景在成都是不多见的，人们记忆中的成都是何等繁华热闹啊，怎么会跟老虎和人吃人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呢？

然而事实的确如此，从战火中偷得残生的人会变得脆弱和失去理智。本来残存的百姓就寥寥无几，这自然给里巷豪强提供了发泄兽性的机会，他们啸叫一声，像绿林好汉般聚集起来，然而面临的现实却是十室九空，没有金银也没有粮食，于是他们就把活人杀掉，腌成腊肉似的肉干充饥。残垣壁间的腐尸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发出阵阵恶臭，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瘟疫的流行。在人烟稀少的城市中，野草慢慢从街道和住宅的废墟间生长起来。被称做“吊睛白额大虫”的斑斓大虎也从野地来到城市，它们懒洋洋地迈动着粗壮的四肢，有时在城市的中心散步，有时也登上诗人们曾经登临的楼台，望着这片残破的土地引颈长啸。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17 16:21:47

四川通志》总结当时的情景说：“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 9万余人，还不及现在一个大乡镇的人口数。成都平原残留的极少量人口，大多藏匿在交通不便、战火不易滋扰的荒山野谷中。

移民狂飙

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刀光剑影的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与此同时，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当然，类似这样的诏书或行政指令在清初还有不少。清廷的意图已然明确，那就是通过各种手段鼓励地方官参加到移民的行列中来。为了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康熙十年规定：“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有招募六十家者，量与纪录二次；或至一百家者，不论奉满，即准升转。”把移民的成绩和地方官员的政绩及升迁结合起来，无疑是切中了重振四川经济的要害。

政府的号令抵达民间以后，我能想像我的十二世先祖在位于广东梅县的老屋内是怎样的夜不能寐。他望着天幕和闪亮的星星，默默地思索着家族、人生、创业等大问题。当时，有的人主张勇敢地响应政府号令，迁徙到四川，因为故乡广东许多地方人多地瘠，生存景况不是十分良好。有的人反对移往四川，原因是遥远而陌生的异地可能隐藏着许多难以预料的艰辛，故土虽然贫瘠，但喝一口自家庭院中的井水也能甜到心底，为什么要背井离乡？然而我的十二世先祖还是打起了背包，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悄悄起程了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17 16:22:34

在清朝初年广阔的南方，一股移民的浪潮在暗暗兴起。湖南、湖北、广东、江西、云南、贵州等省的移民队伍源源不断地朝四川涌来。

回首 300年前的华夏大地，我似乎听到了移民们杂乱的脚步声，这些声音既匆忙又坚定。我似乎看见路旁的树木和船上的凉篷为他们遮挡着毒辣的太阳和突如其来的风雨。这是一次怎样的旅行？风餐露宿而心怀壮志，扶老携幼而团结一心。

随着外省移民陆续入川“插占”落业，一些好的信息被反馈回故乡了。前人的经验和见闻证实了四川确实是一块肥美之地。于是，亲朋邻里间、家族间悄悄酝酿着更大的移民浪潮。但是，此时政府已经意识到进入四川的移民数量趋于饱和状态，就开始向各省发布禁止继续移民的通告。

雍正年间，广东省龙川县的通衢大道上戏剧性地出现了一份告帖。告帖对官府阻止广东人去四川深为不满，号召广大南方的移民团结起来，一定要冲破官府的层层阻挠，从而达到他们移居天府之国的目的。张帖告示的人中，有的是已经在四川安居乐业的人，这次回到广东是为了迎接故乡的父母亲人来川，或是移祖先的骨骸。

天府之国的重生

跟这次大规模移民事件紧密相连的一个词语是“插占”，它的意思是说，可以采取插立标志物的形式自由圈占土地。当然，这仅仅是针对这次移民事件的首批移民。据相关文献记载，首批移民落脚四川以后，面对荒芜的城镇和杂草丛生的土地，的确可以采取自由圈占的手段获得大量的土地资源。他们成了移民运动中的受益者。

清初顺治年间随军来到四川的贫苦农民或退役的士兵，甚至可以“伐树白之为界”。

民国《刘氏族谱》记载他们的祖先刘廷奇在中江圈占土地时的情形说：“定居之初，人烟稀少，林密山深，鸟兽纵横”。因此刘氏家族很轻易地获取了大片土地。由于地界过于宽阔，边远一些的领地甚至“月余不能履”。随着移民数量的逐渐增多，刘氏地界内不时有闯入者“窃居”，刘氏便佯装打猎，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每星期定期在自己的领地上巡游一次。

但后来的移民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尤其是那些来自广东、江西、福建等省的南方移民，他们大量入川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动身时间既晚，加之漫漫长途的艰辛跋涉，来到四川盆地以后，大量的良田沃土已被湖南、湖北、陕西、云南、贵州等省的移民占据，等待他们的只有丘陵山地和不利于耕作的粘土区。

晚进的移民要想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已不能像先期的移民采取圈占手段，他们一方面通过地方政府“安插”，一方面只能通过“租佃”的办法，在站稳脚跟以后，再通过若干年艰苦的垦殖，逐渐积累起自己的土地和家产。

移民们还从故土携来优良的物种和先进的耕作方式，比如甘蔗、辣椒、番薯等的引进，就极大地推进了四川农业经济的发展。由于优良物种的成批种植和引进，一些地区甚至形成了特色经济与产业。最著名的例子是内江因甘蔗和蔗糖技术的引进而号称“甜城”，攀枝花也因木棉的引进而名噪四川。戏迷们知道，川剧的形成也跟其它省份的地方剧种有着亲密的关系。

最重要的一点是，省份和人种的界线被打破以后，一种新的文化渐渐被培育出来。《成都竹枝词》中说到一个新的移民环境中的家庭时，曾经以戏谑的口吻说，大姨是陕西人，二姨是广东人，三姨是湖北人……这样一个家庭多有趣啊。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们对外来者的感觉和记忆逐渐消除，他们当之无愧地成为了这片土地的主人。这种无限的包容和文化上的风云际会，使四川赢来了历史上难得的黄金时代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17 16:23:25

虎头寨，位于合川市钓鱼城办事处思居村东南，山石崛垒。踞嘉陵江与渠江交汇处，扼嘉陵江内水，山形如虎，吞吐云气。山岩有一巨石形似虎头，人称虎头岩；猛虎横卧丘陵，昂首西望，尾迤嘉渠。站在虎头寨上，俯瞰大江平川，嘉渠争流，奔腾之势，浩浩荡荡。远山近水，村廓烟霞，合阳全貌，尽收眼底。山西面山径曲折，流泉叮咚，亭台楼阁，翠竹辉映，环境优美，风光秀丽，是历代文人墨客游山玩水、呤诗作赋的好地方。有始建于明代中叶石泉庵、三清观，现已建成集休闲、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石泉渡假村和龙泉山庄。

有文字记载：虎头寨在四川合川县西南，明玉珍据蜀，县人董孝友守石坪虎头寨，保全一方。虎头寨地势险要，居高临下，易守难攻，虎头寨金星顶最高海拔高度331米，与驰名中外的古战场遗址钓鱼城隔江相望，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虎头寨上方圆1公里，地势平坦，建有虎头城门、和尚城门、水城门、城门洞、柴山门、大寨门共六道城门。六道石砌寨门建于险要路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公元13世纪,蒙古三路大军伐宋,钓鱼城军民英勇抗敌。“蒙军屯集于合州境内的渠口、鱼村、云门山、虎头山、石子山等地。咸淳八年（1272年），蒙古东川统军合剌，于渠陵江之北的云门山、嘉陵江西岸的虎头山立二寨，进一步扼制钓鱼城。咸淳九年，张珏遣卒暗渡嘉陵江平阳滩（今花滩），越寨70华里，纵火烧毁了蒙军设在合州境内的金子沱造船场和蓄积粮资，才迫使蒙军撤云门、虎头山之围。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17 16:25:00

注：民国二年（1913年），合州改名合川县。

1992年8月4日,民政部（民行批[1992]89号）文批复，撤销合川县,设立合川市。

2006年10月22日，国务院（国函[2006]110号）批准，撤销合川市，设立重庆市合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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