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尧舜观 - 姚氏宗亲网

陈鼓应先生在他的《尧舜禹在先秦诸子中的意义与问题》中论述到庄子对待尧舜的态度，一连引用了十多条例证，这些例证在他看来，都是庄子贬低尧、舜的证据。由于学术观点不同，庄子和孔、孟对尧、舜的看法自然也不同。孔孟尊尧、舜为圣人，但我们不能以此断定庄子对尧、舜就一定都是贬词。实际上，庄子确实说了很多尧、舜的“坏话”，但也说了很多尧、舜的好话。本文拟全面梳理一下《庄子》中对尧舜的评价，从而力争真实地反映庄子对尧、舜的看法。

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

卷娄者，舜也。羊肉不慕蚁，蚁慕羊肉，羊肉膻也。舜有膻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至邓之虚而十有万家。尧闻舜之贤，举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来之泽。舜举乎童土之地，年齿长矣，聪明衰矣，而不得休归，所谓卷娄者也。

在《让王》中，舜先后把帝位让给子州支伯、善卷、石户之农和北人无择，但这四人全都不屑于帝位，还把舜奚落了一番，使得舜成为反面典型。在《盗跖》篇中，庄子借盗跖之口，说：“尧不慈，舜不孝”，后面又进一步用满苟得的话对盗跖的进行了解释：“尧杀长子，舜流母弟”，直接把儒家所立的圣人典范给否定了。当然庄子最为人称道的还是《逍遥游》中的那些姑射山上的神人，他们的“尘垢秕糠”，也能“陶铸尧舜”；在他们眼里，尧舜真的是等而下之的。

《庄子》中的孔子确实有狼狈之时，有时也处于被批评的境地，但孔子的言论也有很多是被庄子肯定的，例如这里的“禹、舜之纽”跟“万物之化”并列，这当然是对孔子赞美舜禹之词的肯定。在《德充符》中，孔子说：“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舜独也正。”舜“受命于天”，庄子当然也不会跟“天”过不去，这里显然也是对舜的赞美。

在《胠箧》一章中，庄子论述田成子“杀齐君而盗其国”，他“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庄子在这里至少是承认尧、舜的生活状态是“安”的，这里的“安”也不会是贬义词。而在《天地》篇中，伯成子高在尧、舜时为诸侯，但在禹即位后却“辞为诸侯而耕”；当禹去问他为什么时，子高对比了尧和禹施政的不同，对比于禹来说，尧当然是要高明多了；而子高在舜时没有辞去诸侯，可见他对舜的态度跟对尧的是一样的，也是肯定的。

在《秋水》篇中，孔子被困于匡，但他依然“弦歌不辍”。当子路入见，问他“何夫子之娱也”时，孔子回答道：“来，吾语女。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这里孔子表达了对尧、舜之时的向往和肯定，而这也是庄子的态度。在《至乐》篇中，“颜渊东之齐，孔子有忧色”；当子贡问他时，他说：“善哉汝问!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适也，夫不可损益。吾恐回与齐侯言尧、舜、黄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农之言。”这里，孔子虽然认识到齐侯不会理解、实施尧舜黄帝之道，但无疑尧、舜、黄帝之道还是高明的治国之术。

舜之将死，真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缘，情莫若率。缘则不离，率则不劳。不离不劳；不离不劳，则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在《盗跖》篇中，知和所说的“尧、舜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是对尧舜的赞美，当然他在肯定了为帝的尧、舜的同时，也肯定了“得帝而不受”的善卷、许由，说他们都“皆就其利、辞其害，而天下称贤焉”。

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乡，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

“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是“万物之本”，这是道家的最高境界，而庄子认为尧、舜能做到这一点——这显然是庄子对尧、舜的最高的也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赞美之词了——那些认为庄子贬低圣贤的学者，不知看了这几句话后有何感想?而庄子似乎唯恐世人不明白他对尧舜的态度，还专门设计了下面的对话：

昔者舜问于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则美矣，而未大也。”尧曰：“然则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宁，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矣!”尧曰：“胶胶扰扰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为哉?天地而已矣!

这段对话跟孔子的“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相似，庄子的话就像是对孔子这几句赞美之词的解释，只不过庄子赞颂的重心更偏向于舜而已。

第一，我们对庄子的话如此较真，非要说庄子肯定谁，否定谁，这应该是偏离了庄子的本意的。在《大宗师》中，庄子说：“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对庄子来说，他在文章之中之所以提到尧、舜，其实只是为了发明他的理论观点，其用意并非为了贬低或赞美尧、舜。对他这样的“齐物论”者来说，当然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的，例如在《逍遥游》中他说：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对于这段论述，我们一般会认为庄子在这里崇彭祖、大椿而贬朝菌、蟪蛄，这恐怕并非庄子的本意。成玄英在给这一段作疏时说：“故知生也有涯，岂唯彭祖去己一毫不可企及，于是均椿菌，混彭殇，各止其分而性命安矣。”成氏所说的“均椿菌，混彭殇”，应该是对庄子的正确理解，因为在《齐物论》中，庄子就直接声明“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所以我们以常人的眼光来理解来对待庄子的言论，恐怕是要被庄子嘲笑为“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的。

第二，如果我们从上面的角度去理解庄子对尧、舜的评价，我们就会知道：庄子对尧、舜并无成见，他只是根据自己行文的需要，根据自己思想表达的需要，把尧、舜随时拿来作为证据而已。于是在他笔下，尧、舜一会儿是“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是合乎“万物之本”的明智的君臣，一会儿又成了“大乱之本”；在《骈拇》篇中，庄子说：“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而在《盗跖》篇中，又说：“尧、舜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但如果真有矛盾的话，那也是庄子自己在矛盾之中。可是庄子自己并不很在乎这些矛盾，因为他自己都说“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既然言可以无常，当然也就可以改变了。这也是由庄子思想的深刻性所决定的。

第三，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来看，尧、舜身前，是远古的三皇和黄帝们；尧、舜之后，就是大禹建立的夏朝——也就是说，尧、舜身处中华文明的关键时刻，中华民族正是在他们之后正式进入了建立国家的时代。那么尧、舜也就集远古与现代于一身，他们处于公天下与私天下、人治与法治的十字路口，他们也就成为矛盾的结合体，这就给庄子留下了广阔的发挥余地：既然尧、舜还处在原始社会，那也是庄子所认可的没有仁义没有竞争的非文明社会(当然在庄子看来是文明的，后世的文明社会才是野蛮的)，那么作为这个社会的最后的帝王，无疑他们是值得歌颂的；但国家也不是平地而起，夏禹的国家也正是在尧、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么在庄子看来，尧、舜对于国家的建立也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的，那么他们当然也就有可批判之处。

第四，庄子距尧、舜时代已经非常久远，在当时文字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之下，尧、舜的事迹在口耳相传中早已失真，这些事迹当然已经残缺不全、模糊不清，也必然有互相矛盾之处，于是学者们纷纷筛选对自己的学说有利的证据，但正如韩非子所言：

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

其实何止孔、墨，所有的那些“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都是“非愚则诬”，因为“尧、舜不复生”，没有人能够知道他们的真实情况。而别的学者都是跟别人取舍不同，庄子只不过是在自己的文章中就取舍不一，前后不同而已。

第五，明白了尧、舜事迹在庄子时代的模糊性，那么我们对庄子笔下的“尧”、“舜”这些字眼，就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这些字眼只是庄子笔下的符号而已，其符号性与《庄子》中出现的姑射山上的“神”、东流入海的“河伯”以及“蜩”、“学鸠”们相似，而跟“盗跖”更直接是一类：我们既然不相信盗跖会对孔子怒骂呵斥，那么也大可不必较真于庄子对尧、舜的赞美与批判。《庄子·逍遥游》中长梧子说：

第六，我们应该对庄子的话多几个角度来分析，而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字面的含义。例如对于《逍遥游》中的“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这样的话，本来就是“大而无当，往而不返”、“不近人情”之语，而那些姑射山上的神人，“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而且“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这样的人物只能是庄子想象出来的，而庄子之所以虚构出这样的人物，就是为了引出“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这一句话。那么，为什么庄子说“陶铸尧、舜”，而不说“陶铸桀纣”呢?显然，庄子还是把尧、舜当做人世间的最高的典范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庄子的这段话并没有贬低尧、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