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固本与舜文化核心价值观 - 姚氏宗亲网

文学寻根的目的似乎是要寻找民族文化之根，但我们从三个最有代表性的寻根作家的创作特色中不难看出，他们所寻出的不过是民族文化的某一方面，决不是民族文化的“根”之所在。其实，寻根作家真正要寻找的还是民族文学的身份认同，或者说是“文学之根”而不是“文化之根”，对他们来说，只要能在创作中体现民族文化某一方面的特征就已经达到了目的，就可以体现其创作的民族特色。循着寻根作家的思路，进一步追寻中国文化的“根”之所在，在今天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复兴中华民族，要让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乃是必经之途和当务之急。当然，“弘扬”绝不是单纯的文化挖掘和文化继承，而是固本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固本”是从文化传统的精华出发，“创新”是从现实需要出发，二者的结合，也就是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

那么，要“固本”首先就得找到“本”之所在。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要追索其渊源，探究其精髓，则无疑要到被称为“中华人文先祖”的舜帝那里去寻找答案，或者说，舜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本”亦即“根”之所在。《史记》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就是一种伦理政治文化，所以这一句话其实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反映了上古农耕文明由萨满（巫）政治向德治政治的转型；二是说明了由舜帝所奠定的文化传统——中华道德文化的主流特征。

道德当然不是由舜帝所首创，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舜帝的贡献在于，他极大地丰富了道德的内涵，并将它发展成道德与政治二位一体、个人奋斗与国家治理二位一体的治国模型，也许这一模型是由春秋战国之际的文人们总结出来的，但舜帝作为一个终身践履者和推行者，其首创之功是不能抹杀的。舜帝是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树立榜样，以使德性、德行、德治被众人所明了，或通过潜移默化影响众人，或通过教化让众人所接受，最终促使大家身体力行，实现天下为公的世界大同。这是舜文化之历史价值所在。

在分析舜文化核心价值观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从字面上看，所谓价值观就是关于价值的观念。那么什么是价值？如果用浅显、简单的语言进行解释，价值就是“有用或无用”，其判断标准就是“好坏”，包含善恶、美丑、利弊、得失、祸福、荣辱、优劣、贵贱、可爱可恨、妥不妥当、值不值得、应不应该、重不重要等等，凡是可以用“好坏”来加以叙述并含有取舍意味的对象，就是价值；凡是需要加以“好坏”判断的，就属于价值问题。当人们面对需要取舍的对象说“好”说“坏””时，头脑中必定会有某种标准、信念和期待，并进而形成为一种基本态度，这就是“价值观”所特有的思想内涵。因此，用通俗性语言进行解释，“价值观”就是人们的“好坏观”，即人们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怎样为好、怎样为坏以及自己向往什么、追求什么、舍弃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等观念、思想和态度的总和；用学理性语言进行解释，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所持有的总评价和总看法。从功能方面看，价值观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评价标准系统，人们关于任何价值的信念、信仰和理想一旦形成，它就会成为人们心目中用以评量事物之（价值）轻重，权衡得失取舍的天平和尺子。人们就是用这样的天平和尺子去称量、评判一切人和事物，从而得出自己的态度和选择。那么，什么是核心价值观？简单一点说，核心价值观就是某一社会群体判断社会事务时所依据的是非标准，所遵循的行为准则。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的区别在于：其一，前者可以是个人所独有的，后者则一定是群体所共有的，它是在群体共同认可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共同目标、共同追求、共同境界；其二，前者可以有“取”“舍”，即肯定性选择与否定性选择同时并存，后者则确定为单向的“取”，即肯定性选择，如现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的利益为标准，在全社会实现平等、公平、正义的价值观，这只能是“取”，不能有“舍”的选择。

《尚书》记载，舜帝不仅把帝位让给了大禹，还把治理国家的“十六字心传”授予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一段话的关键是“允执厥中”，《说文》云：“允，信也”，“信，诚也”，也就是说，在国家治理中必须诚实、诚信地坚持“中道”，才能保证“人心”平和，社会平稳。《尚书·舜典》云：“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这里的“惟允”，既是舜帝强调自己的“政令”要讲诚实、诚信，也要求别人在“出纳”（传达）时也必须讲诚实、诚信。可见，在舜文化中，“诚”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范畴。

什么是“诚”？儒家有过不同层次的解释。首先，作为道德内涵的“诚”，主要是指诚实守信，这也就是孔子所要求的“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其次，作为哲学内涵的“诚”，主要是指天道与人道的自然真实性。《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所谓“尽其性”，就是充分地显现自然本性，人与物都有这种自然本性，而且是相通的，因而人只要能“尽其性”，就可以与“天地参”，就可以做到“天人合一”。人如何才能做到“尽其性”？其前提是树立“素位而行”的生活态度：“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中庸》）“素”是指平易、平常，“素位而行”也就是用平易、平常之心来对待自己所处的地位，从实际出发，做自己本来该做的事情。富贵者应该以富济贫，贫贱者应该安贫乐道……在上位的人不能欺凌于下，在下位的人也不必攀援于上，各人都要严正地要求自己而不必求于他人，做到不怨天不尤人，这就是真实自然的人生。

当然，要做到“素位而行”绝不是容易的事，这需要有一个“自明诚”的艰苦修炼过程。《中庸》的具体要求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在此基础上，再做好九种事务：“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中庸》）这九种事务，归根结底就是要以德服人、以德治国、以德平天下，它既是一种政治实践，也是一种道德实践；既是政治与伦理的结合，也是博学与笃行的结合。有了这种结合，就能通过“自明诚”而达到“至诚”的最高境界。

“诚”既是道德修养的手段，也是道德修养的目的。诚实守信，这是以“诚”立德，在这里“诚”是手段；通过博学与笃行的途径来“自明诚”，“诚”则又变成了目的。“诚”是手段与目的的结合，所以道德修养须臾离不开“诚”。然而，“诚”又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内涵，其价值和意义也不仅仅局限于道德修养的领域。《中庸》说：“诚者自诚也，而道者自道也。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这其实是把天道自然及其规律概括为“诚”。而人性与天性本来就是合而为一的，所以“诚”能成物，也能成己，人道与天道亦即主体与客体皆以“诚”为宜。

“成己”与“成物”的结合，《中庸》称之为“配天”：“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其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配天”所达到的政治效果，是“人道”切合“天道”或者说是“天道”借用于“人道”，并以“诚”为中介，将“性”、“道”、“教”贯通为一体，达到“天人合一”、“与天地参”的最高境界，也就是“正心诚意”所要达到的“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目标。而“成物”与“成己”之所以能够结合起来，是因为“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人之性与物之性同出一源，物之化育与人之化育同为一脉，所以，“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合内外之道”也就是将人道与天道结合起来，只要有了这种结合，再适时地采取行动才是相适宜的。适宜于什么？既适宜于“成己”，也适宜于“成物”。

“至诚不息”，如果能“惟精惟一”地正心诚意，就一定能够致广大而辨精微，察兴亡而知祸福，最终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这是圣贤的人生目标，是“成己”的最高境界。对于普通人而言，能够做到率性而为、素位而行，用平易、平常之心来对待现实人生，最终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既实现自己的心境和谐，也能与他人和谐相处，这是平民百姓的人生目标，是“成己”的普及性效果。“诚之所至，金石为开”，愚笨之人也可以借用“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名言而自励自勉。求知进学，修道进德，智力有高低，恒心无差别，只要勤学苦干、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就必能愚笨变聪明、柔弱变刚强，这是愚笨之人的人生启示，是“成己”的教育性功效。

舜帝在年轻时以“孝”著称于世，他在“父顽、母嚚、弟傲”乃至“皆欲杀舜”的险恶环境中，仍能做到“顺适不失子道”、“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史记·五帝本纪》），这确实体现了他以“孝”齐家、以“孝”兴家的韧性与智慧。舜帝之“孝”，与后世所说的“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愚孝是有天壤之别的，因为他的目的是以孝去感化父母兄弟，他的宽容和忍让是为了求得家庭的和睦，而不是以“死”去博得孝名。所以，舜帝行孝是求“实”，而不是求“名”。同时，我们从舜帝之孝中还可以悟出一个道理：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矛盾是很难用理性的分析去判别是非曲直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宽容、忍让与谅解，乃是化解家庭矛盾的最好办法。舜帝对此深有体会也深谙此道，所以他在践帝位之后极力推行“以孝治天下”，孝道行则家和，家和则社会和、国家和、天下和。应该说，人类社会只要有家庭这个社会细胞的存在，舜帝的孝道就有它的永恒价值，因为以孝求“和”、“家和万事兴”应该是人们协调家庭关系的一个永恒主题。

“孝”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念，体现了亲亲、尊尊、长长的基本精神，它是纵贯祖先、父辈、己身、子孙，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纵向链条，也是中国一切人际与社会关系得以形成的精神基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渊源。“孝”不仅是民族认同的文化根基，“孝”的观念也规范着中国人的生命行为和政治方向。因此，“孝”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民族价值观的共识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舜帝“十六字心传”中，其核心要领是“允执厥中”，即推行“中”道，才能治理好国家。那么，“中”的涵义是什么？《说文》云：“中者，别于外之辞也，别于偏之辞也，亦合宜之辞也。”“中”的本义就“别于外”是指“中间、中心”，就“别于偏”而言是指“中正、中和”，还有“适宜、适度”等意思；就国家治理的方法而言，则即包涵了“中正、中和”，也包涵了“适宜、适度”。《论语·尧曰》：“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中庸》亦云：“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近年发现的清华简《保训》篇记载周文王的遗言云：“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综合这些文献的记载，可以归纳为三层意思：其一，治国的要领是用“中”；其二，用“中”的方法是先把握“过”与“不及”的两个极端，然后选择最为中正、适宜的原则去做；其三，用“中”的目的是以民众的需要为准的，既要解除“四海困穷”的物质困境，也不能违背庶民百姓的愿望，以消除“人心惟危”的精神危机，还要顺从于客观事物的阴阳变化。总之一句话，要努力让民众生活富裕、心境平和、物产丰富。这就是“允执厥中”所要达到的效果。

就“四海困穷”与“人心惟危”而言，舜帝更重视后者。因为人的物质需求是无止境的，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五帝”时代，是很难满足人们的需求的。因此，培养“中和”的人格，以消除人心危机，就显得尤为重要。于是，舜以“中”作为标准来推行“乐教”。《尚书·舜典》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这里所列举的人格构成，就是直与温、宽与栗、刚与虐、简与傲等对立因素的辩证统一，有了这种统一的中和人格，就不会因偏激而走极端，就可以避免人心的危机，从而心境平和地对待现实生活。

恩格斯曾经说过：宇宙中的一切吸引和一切排斥,一定是互相平衡的。从根本上说，舜文化“允执厥中”所追求的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其实也就是为了保证一种适度的平衡。这种平衡体现在多个方面：就个人而言，既指性格的平衡（如“直而温，宽而栗”），也指心态的平衡（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社会而言，既包括物质需求的平衡，也包括精神需求的平衡；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既体现在尊重客观事物阴阳变化的规律上，也体现在对规律的掌握和适度利用上。总而言之，坚持“中道”的目的就是要让个人的心境平衡、社会的需求平衡、自然的生态平衡。实现了这三大平衡，也就实现了天下大治，国泰民安。因此，“中道”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目的论，它贯穿于修、齐、治、平的全过程，是核心中的核心。

《礼记·礼运篇》曾盛赞尧舜时代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但篇中只是列举了“公天下”与“家天下”的不同现象，并没有分析其中的思想缘由。《郭店楚墓竹简》中有一篇《唐虞之道》，对此作了说明：“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在这里，“禅”与“传”是对立的，尧舜是“禅而不传”，其基础则是“利天下而弗利（家）”，这显然是“天下为公”的表现。与“禅”对立的“传”虽弃而不论，但意思很明白，“禅”是让他人，“传”则是传给自家人，是“天下为家”的表现。其次，在道德范畴上，篇中标举了“圣、仁”二德，“圣”是“禅而不传”，是外在的行为表现；“仁”是“利天下而弗利（家）”，是内在的思想修养。因此，“圣”也可以说是“仁”的表现形式，二者的结合，才构成一个完整的道德范畴，这也正是舜文化德性、德行、德治理念的体现。

在舜文化核心价值观中，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范畴：“和。”“和”不仅在理论上可以涵盖“诚、孝、中、仁”等范畴，在实践上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共有的价值指向——实现身心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天下和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价值指向——实现宇宙万物的和谐。在《中庸》中有一段总结性的语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这里，人的喜怒哀乐之情与天地万物之性是有着内在的联系的，而这种联系的中介就是“中”与“和”。“中”的价值指向是实现个人、社会和自然的三大平衡，因而是“天下之大本”。那么“和”是怎样沟通人与自然的呢？

“和”的观念首先来源于音乐。《国语·周语下》：“乐从和，和从平”，韦昭注：“和，八音克谐也。”《吕氏春秋·察传》：“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高诱注：“和，调也。”《淮南子·天文训》：“徵生宫，宫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应钟，比于正音，故为和”，王念孙《读书杂志》：“和者，言其调和正音也。”《论语·八佾》：“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缴如也，绎如也，以成”，郑玄注：“纯如，咸和之矣”，刘宝楠正义：“谓人声乐声相应而不杂，故为和也。”《通典·乐三》“五声八音名义”：“宫者，中也，义取中和之理，其余四声而和调之。”

“义取中和之理”，“中”与“和”不仅“义理”上相通，在价值目标上也一致，因而可以合称为“中和”。在《尚书》中，舜帝命夔“典乐”，其目的不仅要培养年青人（胄子）的“中和”人格，还要实现“人”与“神”亦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舜帝为什么这么看重音乐的作用呢？这与有虞氏的世职是有关系的。《国语·郑语》：“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虞幕即是舜帝的祖先，这句话的意思按照韦昭的注释是：“协，和风也，言能听知和风，因时顺气，以成育万物，使之乐生。”可见，作为乐官的虞幕，其职守不仅仅是精通音乐，还要能听出和风的到来，以助生万物，这就与当时的农业生产联系了起来。而协风的到来，正是一年春耕生产的开始，也是一年收成的希望所在，可见乐官职守的重要性了。

音乐与自然之风相联系并进而与万物生长相联系，而音乐与人的喜怒哀乐之情也是相联系的。《礼记·乐记》：“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孔颖达疏：“和，调也。”虞幕听协风，与人的情感是如何“调和”起来的呢？《国语·周语上》：“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王即斋宫，百官御事，各即其斋三日……”“瞽”为乐官的职衔名，在瞽告知协风到来之前五日，王与百官就要进行斋戒并举行隆重的礼仪；在仪式进行当中，伴有相应的音乐，庄严肃穆的仪式相伴优美动听的音乐，有利于驱除心头的杂念，形成统一的思想感情，进而形成和谐有序的局面。因此，如果说舜帝的祖先从虞幕到瞽瞍所重视的是音乐与“协风”亦即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到了舜帝这里所重视的则是“乐教”与人格培养、与和谐的政治局面的关系。《吕氏春秋·察传》：“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这里的“八风”显然不是指自然之中的协风，而是指四面八方的民风民情；夔通过音乐教化来宣扬舜帝的德性、德行和德治理念，于是使“天下大服”，实现了和谐如一的天下大同。

以乐教的形式来培养人格，并进而开创和谐的政治局面，这正是今天的审美教育所应该继承的传统。马克思曾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而这种“自由自觉”的体现是“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这也就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从根本上讲，人的生存也就是一种审美生存，“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就是在审美状态下全面发展。因此，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教育，就是充分运用审美的巨大感染力来陶冶人的心灵，启迪人的智慧，愉悦人的身心，塑造完美的人格，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进而促成和谐社会建设的成功。

人类的早期本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当人类有了主体意识之后，人与自然就开始对立起来；当私有制产生之后，更是造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尖锐对立；私有制带来了人的欲望的膨胀，相伴着高科技的索取手段，带来了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也造成了自然、社会和人的身心的大灾难：天、地、人各不相让，相互排斥，使得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严重失衡。要纠正这种失衡，除私有制的改造外，重点是培养中和的人格，抑制私欲的膨胀，使天、地、人各正其位——实现个人心境、社会需求、自然生态三大平衡。实现了三大平衡，也就达到了宇宙和谐，这就是“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要达到的最高目标。

1988年，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宣言》中发出“警语”：“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二千五百年前，去孔子那里寻找智慧。”此话的最后一句应改为：“去舜帝那里寻找智慧。”改动后的表述才更为准确、妥当。因为孔子是“述而不作”，不过是“祖述尧舜”，主要是复述舜帝的智慧。只有舜文化才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真正源头，几千年世代相传、根深叶茂地屹立于中华大地。中华民族本是由众多民族组成的，由于舜帝推行的道德教化，形成了空前的民族团结，这就是舜文化所形成的民族凝聚力。

巴黎“警语”也在提醒我们：中国的救国图强，经过了百余年向西方学习的政治实践以后，现在需要进行回顾总结，需要更多地从中国原有的文化遗产中寻找思想资源；而舜文化作为从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的产物，与中国当代社会具有更多的相似性，因而更具有借鉴意义。从文化建设的角度讲，归根结底是要改造人的世界观，而世界观改造的核心又是价值观的更新；舜文化核心价值观，恰好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给我们提供有效的借鉴，尤其是对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有直接的借鉴意义。这既是固本，也是开新，是舜文化之现实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