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舜对潇湘文学的豁蒙 - 姚氏宗亲网

虞舜可以说是五帝之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皇帝，他虽然出身于一个布衣之家，却平步青云直登天子之位；他多次险遭暗算，但仍旧待人以宽；后母从不友善于他，而他却总是百般恭顺；父亲几次置他于死地，他则主动替父请荆赎罪；他被三番五次逐出家门，却被百姓称为圣君；他无法规避继母壬女的坑害与刁难，却又同时拥有两个贤惠忠贞的女子与他相依为伴；他疾恶如仇、流放四凶，却又封其顽弟“象”于有庳而不伤手足情谊；他人生波折坎坷，却又四处逢缘。他独自承受着一切苦难与不幸，却又分享着一切喜悦与幸福。

在他生命的晚年，仍然坚持巡狩，最后“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从而，使其与潇湘结下不解之缘。他那“仁孝忠义”的为君之道，仿若夜空中的一盏明灯，给苦难的潇湘人们留下一线生活的寄盼，让困厄之中的守夜人得以独善其身，让身居庙堂之高的儒家士子不忘兼济天下之责。“德自舜明”，“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舜成了中华民族的一把道德标尺，其“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的《南风》歌谣，不仅对潇湘文学有豁蒙之功，而且发中国文学之先声。没有虞舜、没有二妃、没有《南风》，也就绝对不会有后来那内涵幽深的潇湘意境与那绚丽多彩的潇湘文学。

关于舜的记述，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尧)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尧)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1］

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舜为黄帝的第八代孙，与颛顼、帝喾、唐尧同属一个家系。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孟子·离娄下》)，至舜父瞽叟时，皇亲国戚的贵族血统虽存，然其皇族的身份已不复存在，只能如同庶民布衣以勤劳谋生，不再有荫封的特权。不过，舜的父亲瞽叟是一位朝廷乐师［2］，享受着朝廷的俸禄，所以在幼儿时代的舜应该是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未过几年，舜的亲生母亲病故，瞽叟另续壬女为妻。后母壬女开始对舜也许还算可以，但自从弟象出生之后，瞽叟也因眼疾而盲，这时家里的日常生计全赖后母调理，此时，瞽叟完全失去了为父的职责，只得听任后妻的安排，壬女为让自己的儿子象能独自获得那份还算殷实的家产，从此，不仅对舜十分刻薄、百般刁难，而且还多次与瞽叟及象密谋杀舜，一心想置之死地而后快。从现存的一些文献里可以看出，其父母对舜残害最少有五次，即“舜象种豆”、“壬女自伤”、“纵火焚廪”、“使舜凿井”、“醉酒杀舜”。

无论父母的责骂是如何的无理与蛮横，但舜总是逆来顺受，从不反抗与叛逆，而一旦父母兄弟有所求时，他总是鼎力相助，尽力相救，从不落井下石、冷眼旁观。其“代父请荆”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故事说：一次舜的弟弟象独自在外放牛，由于象傲而贪玩，结果牛跑到地里将别人的庄稼践踏了，按当时部落的规定，牲畜践踏了别人的庄稼，家长必须受到刑罚。这时，舜刚从外面回来，听到村里的长老要“鞭笞”他的父亲，便急忙跑到长老家里，说父亲年事已高，再加上眼疾目盲，不能承受鞭笞之苦，故请求自己代为父亲受刑。舜的这种代父亲“请荆”的行为，使部落里的人甚为感动，使其父亲瞽叟免去了一场皮肉之苦［3］。可是，瞽叟与壬女不但没有被其行为所感动，反而对舜迫害得更加厉害。不久，继母壬女想出了一个毒招，要舜与弟象分别到两座山上种豆，壬女将炒熟的豆子交给舜，而将没有炒的生豆交给象，并交待舜象二人必须等到豆子发芽才能回家。心想舜拿着炒熟的豆子是怎么也难发出芽来的。谁知在半路上象与舜俩弄错了豆种，结果舜的豆子很快长出了新芽，而象在山上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仍不见豆子发芽，差点饿死在山上，舜回家没有见到弟象，便去另一座山上将饿得发晕的象背回家中，拣回一条性命。舜就这样“顺适不失子道”，使其父母“欲杀，不可得；欲求，尝在侧”［4］。

后来，舜被迫离开家庭，先后到历山、雷泽、河滨游历。由于舜的笃实、恭顺与虔诚，使其在部落内名声鹊起，远近百姓都争相与他为邻。对此，有大量文献为据。《管子·治国》“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善为民除害兴利，而天下之民归之”。墨子的《尚贤》“古者舜耕于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韩非子·难一》“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畎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史记·五帝本纪》“舜耕于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从这些记述足以看出，此时的舜不仅是一个农耕能手、捕鱼行家、制陶巧匠，而且在虞舜氏族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拥有相当的人气。其仁孝笃实之行，从修身、养性、齐家的个人行为，推而广之渐渐成了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并成为后世文学中的一个永恒的话题。

流水无心，天地有眼。荀子曰：“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漫漫人生途中，虽然有无穷的变数，但在冥冥之中似乎又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着一切，让善恶的苍生得到善恶的回报。这在佛教里称之为“因果”，即种什么“因”，必获什么“果”。舜的积善成德，终于在三十岁那年迎来了第一个回报的机会，获得四岳的一致荐举而平步青云，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尧帝的助手。《史记·五帝本纪》对此有这样的记载：“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成荐虞舜，曰可。”从而，舜便得以在一个更大的平台去施展他那安邦治国的才华。

舜被荐举之后，尧帝对他进行了一系列严密的考察。他将两个心爱的女儿娥皇、女英嫁与虞舜为妻，以观其治家律身之道；相继又将自己的九个儿子安排在舜的左右，以观察舜的为人处世之方。结果是“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史记·五帝本纪》)。舜在修身齐家方面表现得让人无可挑剔。

随后尧帝又考察他的治国之能。尧相继要舜去教化百姓、总理百官、接待宾客、管理森林、疏理湖泽，舜都做得井井有条，无任何漏洞可找。正如《尚书·舜典》所言：“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其所承担的工作，舜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5］由此可知，在中国的尧舜时代，也正处于西方《圣经》上的洪荒时代。在那个洪水泛滥、禽兽侵扰的年代，百姓犹若水火之中，生活苦不堪言，忠义廉耻、笃行仁孝无人提及，争夺之风甚嚣尘上，社会民风日渐恶化。舜为了凝聚人心，协助尧帝推行五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从而，使昔日的家庭血缘伦理演变成为一个“民之所本”的国家伦理，使天下百姓间的关系得以融洽缓解，生活秩序日趋井然。此外，“举贤八恺”、“流放四凶”，赏罚分明，使天下臣服。于是，在舜五十岁时，尧将帝位完全交付给舜，由其全权“行天子事”。

舜继位后，启用了朝廷中有能力的二十二位大臣分别管理天文、水利、刑法、百工与教育。尤其是“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食也”（《孟子》）［5］。经过几年苦战，江河得以疏通，洪水不再泛滥，烈火焚烧村庄边的山林，凶禽猛兽不敢再来侵害村民，百姓从此安居乐业，生活日渐富足。对天下官员，制定出了规范、科学而严格的考核制度，实行“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即三年进行一次政绩考察，三次考核决定升迁进退。这种权力与职责的统一，不仅极大地调动了官员的主观能动性，而且也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了官员间的扯皮推诿现象。同时还对南方的三苗民族进行安抚，化解民族之间的矛盾，使各民族得以和睦相处，营造了一个和谐安定的外部环境。

关于舜帝的死，《尚书·舜典》的记述非常简略：“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只是告诉我们舜帝在位执政五十年，死于外去巡狩的路上。但是，后来的文献之中对舜的卒葬之所多有不同的看法：一是《墨子》“舜西教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市”。二是《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三是《史记·五帝本纪》“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再结合《山海经·海内经》“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山海经·海内东经》“湘水出舜葬东南陬，西环之，入洞庭下”。《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二妃未之从也”。可见，太史公所言不虚。

舜的一生，不仅建立了以“仁义孝悌”为内核的公众伦理，而且自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始终践行这一道德规范。他思百姓之所思，忧天下之所忧，最后将皇位禅让给治水有功的禹，而不是传给自己的儿子商均，他这种不因“一人之私”而“损天下之利”的为君之道，正是“权为国之公器”的民本思想的最好体现，也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最佳范例。韩愈《原毁》中赞道：“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6］毛泽东在《送瘟神》诗里叹曰：“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舜的德行不仅弘扬了中国的道德文明，而且也豁蒙了中国文学。《文心雕龙·原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事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学，则焕乎始盛；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7］。从这段话中也获知，中国文学因唐尧虞舜之功而豁蒙，遂成其气候。

《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淮南子·泰族训》“舜为天子，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这与《尚书·舜典》里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记述，互为印证，也说明中国文学的兴盛源自舜始。

但一些学人认为《南风歌》不是舜帝所作，而是属于楚国古歌。本人认为，这只能是一种猜测。因为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虽不能证实，但也不能证伪。持否定意见的人认为：一是《南风》的歌词风格上与《楚辞》无异，属标准的五八言体，结构对称，语意绵缠，意境旷远，与《诗经》的四言体相比较，明显不像先古诗歌。二是孔子对舜崇拜有加，在《礼记·乐记》中既然谈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为何在其编撰的《诗经》中不曾有《南风》一诗。三是《南风》属楚国古歌，而与舜帝生在中原、长在中原、长年活动也在中原，而中原与楚在语言方面相差甚远，因此，很难想象舜用楚语创作歌谣。但这些疑古思维本文不敢苟同，因为在没有新的佐证材料之前，我们仍只能由现有的文献说话，而不能任由自己去臆想。

关于舜帝作歌，其实，早在《尚书·益稷》就有这样的记述：“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从“股肱喜哉”到《南风》的“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我们发现这中间似乎没有什么质的差别与量的隔阂。因此，《南风》为舜帝所作应该是可信的。

第一，南风是一种生命之风。曾庆存先生认为《南风》是世界上对季风气候的最早认识与记述［8］。吟读《南风》时，发现其对东亚夏季风性状的描绘非常到位，在4000多年前的虞舜时代，能有这样的吟咏，也说明当时农耕文化已相当发达。夏季风依“时”从“南”吹来，温“薰”多雨，使万物开始复苏，从此，一夜间池边的柳枝由枯槁而变得轻柔，由轻柔而长出细嫩的新芽。接着梨花白、桃花红，万紫千红染山头，寂寞的山野布谷婉转、雀鸟翻飞，江水也由绿而蓝，焕发一片葱郁的生机。也由于有了南风所带来的气温的上升与春雨的滋润，一年一度的耕作开始了。所以南风吹拂的季节是一个播种希望与寄盼的季节，是一个孕育财富与创造财富的季节。有了南风的温薰，便有了农业的丰阜，有了“民财”的充足，有了百姓免受饥寒的幸福与愉悦。因此，司马迁赞道：“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史记·乐记》)是故，南风是一种生命之风。

第二，南风是一种“德泽万物的仁慈之风”。南风起于南海波涛之中，扶摇而起，过丛林，穿峡谷，走原野，浩浩荡荡，绵绵缠缠，摇荡性情，德泽万物，复苏自然，不因物喜，不为己忧，不因野草枯槁而减其半分，不因桃红妖艳而增其丝毫。“春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南风的这种洋洋其德的高贵品质，莫不正是舜帝的德政之风的写照。

舜之所以能成其为舜，成其为万代之师，其关键也就在于他将南风之德广泛地用之于齐家、安邦、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之中，使天下人尽得其恩泽。譬如其用人以德：“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尚书·舜典》)其责人在宽：舜命“契”作司徒，要求契“敬敷五教，在宽”（《尚书·舜典》)。其娱人以乐：他命夔司管典乐，执教稚子，要求“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尚书·舜典》)。其治国以道：“执一无失，行微无怠，忠信无倦，而天下自来。”（《荀子》)等等。舜帝这种以诚德为旨归，以诚信为准则，以忠厚为内美，对内“修身养性，诚实待人，以德持家”，对外实施善举，推行五教，擢贤任能，用人惟绩，心怀天下的品性，正是德泽万物的南风品质的内化。

第三，南风是一种“教化之风”。《南风》的出现应该不是偶然，它属于舜帝的教化思想的体现。据《尚书·舜典》“帝舜命夔典乐，教胄子”，于是夔“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史记·儒林传》“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这充分说明了南风之诗有教化百姓、治理国家之作用。郑玄认为“南风，长养之风也，以言父母之长养也，其辞未闻也”。王肃常不从郑说：“南风，育养民之诗也。”幼英先生认为“南风诗的存在，当为《诗》中之风的源起，那么《周南》、《召南》是其流，故二南为正风，又《邶风》中的‘凯风自南’亦可证，故朱云：南风，谓之凯风，长养万物者也”。可见，《诗经》里的《二南》与《南风》有密切的渊源关系［9］。此外，《诗经》中的《北风》“北风其凉，雨雪其。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虚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乌。惠而好我，携手同车。其虚其邪，既亟只且”。这种对统治者的暴虐不满而呼唤朋友共同离去的心声，恰与《南风》形成鲜明的对照。其实，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已提及：“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风流二南。”明显地告诉我们，诗歌的兴起发端于三皇五帝之世，并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周南》、《召南》二风。

春秋以后，礼崩乐坏，仁德迷失，政治昏庸，《南风》日衰，《北风》呼啸，于是，哀怨之声不绝于耳，离忧之音弥漫心胸。从而，《离骚》继起，楚辞兴盛，潇湘文学蓬勃发展，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到元结的《舂陵行》，从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到周敦颐的《爱莲说》，其秉承的正是舜帝《南风》的烛火，其关注的正是“民之所本”的舜德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