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尧舜禹“禅让”制传说的探讨（节选） - 姚氏宗亲网

传说是存在的，但由于传说的变异性和模糊性影响，氏族公社早期的民主制度由于“时间错位”被错误的放到了尧、舜、禹时代。类似的情况很多，如中原各部落尊黄帝为祖先，就把远古时代一些发明创造，如舟车、文字、音律、算数、养蚕等归功于黄帝或其“大臣”。又如伏羲作八卦，弃始种稷麦，这些无疑是传说中的附会。尧、舜、禹三位部落联盟盟主(现一般称“部落联盟首领”，我以为尧、舜、禹时代已不同于黄帝以前的部落联盟时代，故用“联盟盟主”一词以示区别)次序相接，这期间中原各部落主要以联盟形式共同对付南方三苗势力，中原基本没有发生黄帝、炎帝、蚩尤时期那种大规模的战争，同时，水患促进了各部族的“团结”，所以，早在炎、黄时代就已不复存在的所谓“禅让”制，在后人的传说中被安放在尧、舜、禹时代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儒家正是在这样的传说基础上把尧、舜、禹“禅让”说加以肯定化、制度化及经典化的。

实际上我们考察一下先秦史料，就可以发现，关于尧、舜、禹的事迹还有很多不同于墨儒“禅让”说的记载。相对儒家的美化夸张而言，我以为这些史料或许更接近于原始传说，特别是当时非论战性的史书，如《左传》、《国语》、《古本竹书纪年》等更应引起我们的注意。最早反对“禅让”说的是儒家别派荀子，他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史记正义》引《竹书纪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韩非子·说疑》载：“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而天下誉之。”这都说明在“禅让”说流行的春秋战国时代，还有“非禅让”说在同时流行，这才能使各家“取舍不同”成为可能，我以为，“非禅让”说应更接近于史实。

现在我们考察一下被孟子称道为“发于畎亩之中”的舜是怎样“践天子位”的?舜号有虞氏，《孟子·离娄》载：“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舜为东夷族有虞氏部落酋长已被今大多学者所公认。舜以前，有虞氏部落势力弱小，“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到舜时，开始积畜力量。“厉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可见舜以先进的生产技术拓展了有虞氏的地域，初步壮大发展了自己的势力，以至闻名于四岳，连帝尧也有所耳闻。

自黄帝败蚩尤后，华夏族与东夷族已成为联盟关系，所以尧把二女嫁于舜也是自然的。但尧嫁二女还有两个特殊的目的：一是舜势力的日益强盛，尧要通过联姻来稳定、安抚有虞氏部落，以维系自己的部落联盟盟主地位；再一是“观厥刑于二女”，实在有监察虞舜动向的意思。儒者称舜以孝闻，故尧举之，史迁也将尧嫁二女事记于舜耕厉山之前。今知“孝”乃儒家规范，“举孝廉”汉代始有，舜何能以“孝”闻?所以，舜耕厉山事当在前，尧嫁二女事当在后。“孝闻”说当属儒家附会，史迁之误或源于儒者，或由传说的“时间错位”所至。

舜利用与部落联盟盟主特殊的翁婿关系，在诸部落中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及影响，形成了自己的集团势力。这样由舜“摄政”，可以说是水到渠成。据《左传·文公十八年》载，“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内平外成。”舜在聚集自己势力的同时，又极力排斥和打击了一批异己势力，即帝鸿氏的浑敦，少皞氏的穷奇，颛顼氏的梼杌及缙云氏的饕餮。舜“流四凶族……投诸四裔以御螭魅”。《尧典》也载：舜“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所谓“四凶”都是当时的各部落酋长。南方三苗与中原各部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舜“窜三苗”，进一步提高了自己在中原各部落中的声望。兜、共工、鲧皆为尧联盟中的部落酋长，且都是桀骜不驯之人，必在舜的剪除之列。共工和鲧都以治水闻名，在当时是较有实力的部落。“共工方鸠僝功”，说明共工确实聚集了相当实力，引起了尧的不安。“鲧作城郭”，并“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领导了相当规模的治水活动，可见鲧的势力也不容忽视。尧称鲧“方命圮族”(《史记》为“负命毁族”)，说明鲧与尧这个联盟盟主常有矛盾。但是舜所以容不得共工和鲧，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共工和鲧都反对舜对部落联盟盟主位置的觊觎。舜借尧的名义逐灭了这两个异己势力，“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至此，舜的势力可谓无敌“天下”，最后演出“逼尧”、“囚尧”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