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古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与特点（节选） - 姚氏宗亲网

虞舜正处于禅让制度消亡和世袭制度确立之际，他依靠实力囚尧称尊，“以有天下”，使传统的“禅让”制度名存实亡；从禅让到世袭，历来被视为中国国家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它同国家起源的关系究竟如何，至今尚未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于是，有的学者便贸然否定这一点。其实，把从禅让到世袭视为新旧时代分界的标志，其中确有合理的成分。笔者认为，传子的世袭制度的形成同血族统治的确立有密切的关系。世袭标志了一个家族垄断了部落联盟的公共权力，对于社会权力的独占不仅葬送了部落联盟制度，也使这一家族成为凌驾于其他家族或血族之上的社会集团，血族之间的上下等次得到了凝固。中原地区走向国家的道路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描述的“最纯粹、最典型”的雅典形式有明显的差异，它不是从氏族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而是在血族征服或治服造成的金字塔式的血族等级基础上形成的。从史料看，世袭同国家的产生是基本重合的，因此，我们把从禅让到世袭作为黄河流域古代国家形成的标志之一。

比较尧舜两个时期各个地方氏族部落的社会地位，前后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在尧时，各个部落首领(即所谓“四岳”)在部落联盟中曾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许多重要事务须经他们来议决。到舜时，“四岳”逐渐消失了。在征服的基础上，舜把各个地方的部落划分为若干州，即纳贡单位，“任土作贡”，设牧控制。显然，这意味着血缘集团之间的等级关系和统治关系的确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划分九州或十二州作为黄河流域古代国家形成的标志之一。

其一，虞舜以前的“龙师”、“鸟官”，仅见于零星的记载。到了虞舜时代，那些职官才忽然十分集中、具体和系统起来。其中一部分(主要是治理自然的，如工、虞等)是以前就已存在的，而大部分(主要是治理民事的)则是新设的。

其二，被虞舜任命为职官的那几位，“自尧时而皆举用”，但始终“未有分职”。到了虞舜时代，不仅职守分明，且与以前有本质区别。他们再也不能像“四岳”那样议政决事了，而必须听命于虞舜的指令，用虞舜本人的话说，“臣作朕股肱耳目”。

其三，宋元之际的历史学家马端临在论述虞夏以后的职官同唐尧以前的区别时说：“按陶唐氏(尧)以前之官，所治者天事也。虞夏以后之官，所治者民事也。……至舜摄政之时，虽以‘在璿玑玉衡，齐七政’为首事，然分命九官，则皆以治民，而未尝及天事。”这是马氏在对大量的先秦职官史料作了整理分析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显示了这位封建时代史学家敏锐的眼光和卓越的见识。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不可能完全理解“治天事”与“治人事”的真正含义。我们认为，唐尧以前的“治天事”，反映了人们在共同利害关系下，一起同自然作斗争；虞舜开始的“分命九官”，“治民事”，反映了少数人对于大多数“民”的治理或管理。这一点，反映了国家职能的出现。

(1)贡赋的产生恩格斯指出：“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这种维持“公共权力”的捐税，在上古中国的表现形式就是贡赋。贡赋产生于虞舜时代。典籍称：“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自虞夏时贡赋备矣。”贡赋的特点主要有二：其一，它不是以个人或一夫一妻制家庭而是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缴纳的。其二，纳贡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了经济价值。像虞夏的“贡金”，殷商的“致龟”，周代的“献贝”，春秋的“楚供包茅”，主要体现的是一种血族之间的征服与臣服的等级关系。这两点，是同黄河流域古代国家起源的特点相一致的。

(2)城堡的出现《世本》辑本《作篇》云：“鲧作城郭。”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了东西两座城堡，属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灰坑中出土的木炭，经碳14测定的年代为距今4000±65年，约当公元前2050年。经树轮校正后，年代为距今4405±127年，约当公元前2455±127年，已超出夏朝纪年范围。另外在河南淮阳县城东南四公里的平粮台，也发现了一处龙山文化的城堡遗址。据考古工作者测定，这座城堡距今4355±175年，同样超出了夏纪年的范围。这些考古发现表明，黄河流域古代城堡产生于夏代以前是可能的，古史传说中尧舜之际的鲧“始作城郭”并非虚谈。恩格斯在论述城市的起源时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立文明时代了。”这种栖于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之交的城郭产生于尧舜之际，决非偶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