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让与封禅新考（节选）

晏锐

我曾将杨先生的主要论点整理成《论“神守国”》一文(载《齐鲁学刊》1996年第1期)，引申杨先生的论点，而认为“神守”即政教合一的社会实体。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Frazer)曾反复论证过祭政合一的政权，“社稷守”是农业发达、王权加强后的政权，即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与社稷守同时，神守长期遗存，直到解放前我国凉山彝族的鬼主制度，还保留“神守”。南宋马端临曾在《文献通考·职官一·官制总序》中说过：“陶唐氏以前之官所治者，天事也；虞夏以后之官所治者，民事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夏代以前社会实体的统治形式属典型的宗教形态，故尚巫事；夏代以后，国家兴起，故尚民事。

我们认为，了解了远古政治实体实行的是宗教性统治，就能解开这一千古之谜。远古民智未开，总以为在位者必然具备非凡的神性。那时没有后世对统治阶级尽一辈子忠的观念，人们关心的是，他们的领袖应彻底保证社会实体的风调雨顺，确信生活来源不成问题。任何一次重大天灾人祸，都可能被人们看作是首领失去神性的标志，失去神性者就不能再被当作领袖，而应该让位于其他有神性者。

远古时代的领袖无疑也是集祭司与帝王于一身，他们利用人们相信神灵的心理，走上权力之路。从颛顼到尧、舜、禹，以至于夏、商，在这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统治者对政权合法性的辩护，几乎没有理性的论证，而是用宗教仪式来代替，其中一个重要的仪式便是封禅。

(《东岳论丛》1999年第2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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