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兵事浅说(节选)

毛文学

尧舜德治兵事

唐虞时期治理兵事很有其特点。以仁为本，以德治兵，兵事行动的目的在于兴利除害，伐乱禁暴。以仁、义、忠、信为基础的各项兵事法规颁布于世也，使各诸侯国常以为戒，以达到国富兵强的发达的原始社会。

兴利除害。尧舜时期兵事行动以兴利除害，伐乱禁暴为目的。“古者天子一畿，诸侯一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万民，争地侵壤，乱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至，诲之不变，乃举兵而伐之，戳其君，易其党，封其墓，类其社，卜其子孙以代之”(《淮南子·兵略训》)。可见对不行王道、乱政犯禁的诸侯，举兵而伐，惩处甚严。尧为天子初，民之生活条件尚差，天灾泛滥，十日并出。一些诸侯部族乘机皆为民害，尧帝除害禁暴，举兵讨伐，巩固了君王地位。不少史书记载了这个时期的兵事活动。《淮南子·本经训》：“昔容成氏之时，道路雁行列处，托婴儿于巢上，置余粮于畝首，虎豹可尾，虺蛇可碾，而不知其所以然。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徼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

《淮南子·兵略训》：“尧战于丹水之浦。”

《山海经·海外南经》：“昆仑虚在其东，虚四方。羿与凿齿战于畴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曰戈。”

《山海经·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有人曰凿齿，羿杀之。”由此可见兵事活动仍然是尧帝统一天下，巩固政权的主要手段，只是其名义上是为了兴利除害，伐乱禁暴而已。不过，兵事活动不是为了扩张，而属于德治兵事了。

仁本治兵。天下明德自舜始，舜帝的以德治国的策略，也深刻的体现在仁本治兵，以德治兵之中，舜帝在兵事活动中，宏扬民众应具有的道德，全力为民众作善事，因而宏扬道德而无荒废，百姓的利益毫无怠慢荒废之处。也无需要进行赏罚，道德的力量发挥得至高至深。《司马法》：“古者贤王明民之德，尽民之善。故无废德，无简民，赏无所生，罚无所试。有虞氏不赏不罚，而民可用。至德也。”

《司马法》在追述尧舜等古代以德治兵，仁本治兵的兵礼兵法中，贯以丰富的内涵。兵治要以仁为本，以道义治天下为之正统的办法。以正治之，一时达不到意料之目的时，则要灵活选择办法，即要以战争去解决，而不是其他形式解决。于是，如果杀弑残暴之人，可以安扶百姓时，杀除残暴之人就是对的；如果对某诸侯国进行攻击，能够达到爱其百姓，安定百姓时，那么攻其国就是对的；如果以道义之战争能制止其侯国的无道之战时，那么发动这场战争就是对的。“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

所以说仁爱主要看其亲近亲密，道义主要看其言论，智慧主要看其依靠持续，勇敢主要看其自身表现，信用主要看其是否实在、真实。对国内主要体现爱，所以要作好防守；对外要表现出威武，所以要有兵事，要有战争。“故仁见亲，义见说，智见恃，勇见身，信见信。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

古代兵事中，驱逐败敌追赶中不过百步(古八尺为一步)而止，放纵或退却不过三舍(古行军三十里为一舍)而停，这是以此表明军队行动的礼貌之法；不穷追无能反抗之敌，对敌伤病者要怜悯，这是以此表明仁爱的；军阵成列后鸣鼓而进军，以此表明军事行动的诚信；军事行动争大义而不为区区小利，以此表明仁义的；战斗中能舍身又能像四驾战车中间的主要两匹战马那样挑重担，以此表明其勇敢无比；作战中坚持始终以此表明其智慧。此六德综合教育，不仅军队适从，更重要的是教育全民，也是为政之要。“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而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时合教，以为民纪之道也，自古之政也。”

由于以德治兵，以德治国方略的成功，所以尧舜时期守卫边防的军队三年无仗可打，兵事不兴旺，只能坐观黎民百姓的劳苦。君王和各侯国上下互相告知相通，能如此，则和睦相处甚好。于是高唱凯歌以庆喜事。各侯国不再争霸，也不需要高筑瞭望台等军事设施了，百姓也不再因兵事而劳苦了。“古者戍军，三年不兴，睹民之劳也，上下相报，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则恺歌，示喜也。偃伯灵台，苔民之劳，示休也。”

由于战斗中追击敌人时能适可而止，退却时恰到好处，所以追击时很难遇到敌人的引诱而上当，退却时也很难陷入敌人的诡计，礼制和仁义成为取得兵事胜利的主要原因，战胜之后，这种礼义仁本的教育即可再进行，这是古贤王非常珍贵的取胜之道。“古者逐奔不远，纵绥不及，不远则难诱，不及则难陷。以礼为固，以仁为胜，既胜之后，其教可复，是以君子贵之也。”

尧舜等先王治理军队和国家，就是要顺应上天所旨的规律和方法，结合本地实际，设立适宜的方略；官吏和百姓都要大兴德治，名正言顺地治理各种事情；各级官吏都要分别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以各自的爵位和功绩分别得到俸禄报酬。各侯国都满意诚悦，四海归附；达到这种程度时，监狱无所事事，军队也就无仗可打，这就是贤王圣人的以德治国、以德治军了。“先王之治，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国辩职，以爵分禄。诸侯说怀，海外来服；狱弭而兵寝，圣德之治也。”

警戒有方。《司马法》在追述舜帝以德治兵时，对其警戒方略赞赏有加。“有虞氏戒于国中，欲民体其命也。”

虞舜代行尧的政事之后，第二年春便开始巡视东方，祭告泰山，会见东方各诸侯部族首领，协调订正四季月数和天数，统一音律量衡。五月巡视南方，八月巡视西方，十一月到北方巡视。掌握各侯国部族及百姓状况，制订实施了吉、凶、军、宾、嘉等五种礼制。以礼制警戒各侯国部族，以强化各侯国部族的臣服和安定(《华夏上古志》)。舜帝还以六种方略来警戒治理侯国，使侯国心悦诚服。一是以明确各侯国所辖的土地面积界线，使其有国可治。二是中央的统一政令要侯国执行。三是以礼制诚信对诸侯表示亲厚。四是以雄厚的财力支援取悦诸侯。五是以侯国首领因人而异，选贤任能以维持侯国的平衡。六是以强大的兵事实力的威慑使侯国诚服。通过这些方略，使侯国得到有力的警戒，侯国和中央共同患难，共同获利，增强合力，对侯国的小的利益，也要当大事去处理，以达侯国之间和中央和睦相处。

军政分开，文武互不干预的制度对警戒上下，以德治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文职官员不参与兵事指挥，军方长官不参与国家行政事务。如果军队参与政务，则德治方略就会废除。如果文职官员参与军事指挥，则德治方略就会削弱。军事长官应当是平时论事温文尔雅，上朝时也要表现得温良恭谦；严于自身修养，平等待人，君王不召见就不要前往，君王不问时，就不要轻易发表言论，进退要有章法。在军队要以本身抵抗外侵的军事能力慷慨而立，在社会的各种行动要讲好的结果，对介入者互相交往不行参拜之礼，军事行动中在兵车之上不行拜礼，在城门之上行动不要过于狂奔急行，遇事正襟危坐不要轻易发表见解。这些便是君王实行的礼制和法制互为表里的体现，是明君文武两班官员为左右主要辅臣的体现。《司马法》：“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故在国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问不言，难进以退。在军抗而立，在遂行而果，介者不拜，兵车不式，城上不趋，危事不齿。故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可见，这种以军政、文武互不干预的警戒方略，特别提出军队长官不干朝政，全力提高本身素质的各种要求，对于提高兵事素养，强化君王对兵事控制权，提高国力、军力均有实际意义。

正是实行了军政分离、文武互不干预的方略，所以道德礼义并未受到不良影响，反而德治气氛更加浓厚。贤王最喜欢那些不因战功而夸耀的军队，他们最受器重；不炫耀战功，则无所奢求，无奢求则不争名利。国事的处理，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军队事宜处理，必须结合军内具体事宜；因而具有贤能和技能的人才不会淹没。服从命令勇敢作战的军队，贤王会赏赐；不服从命令战败之军，贤王要杀戮；故而国内事务均不用暴力去解决，既全力教育百姓，又从中严格选出人才而使用。国事办理得很好，国家治理得好，百官也就丰足了；德治教育得好，于是百姓兴旺，民风良好；养成了好的习惯，就体现出民间的民风民俗了，这便是教化非常之好了。《司马法》：“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故德义不相逾。上贵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则无求，无求则不争，国中之听，必得其情；军旅之听，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从命为士，上赏；犯命为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后谨选而使之。事极修，则百官给矣；教极省，则民兴良矣；习惯成，则民体俗矣，教化之至也。”

舜帝在以仁为本，严格警戒，以德治兵的基础上，对那些不遵中央命令，乱常背德，蓄谋造反的侯国，则坚决给以讨伐。《司马法》：“贤王制礼乐法度，乃作五刑；兴甲兵以讨不义，巡狩四方，会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之时而危有功之君，遍告于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祷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后冢宰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某年月日，师至于某国，会天子，正刑。’”

舜帝在得知帝鸿氏后代浑沌行凶作恶，包庇奸邪；缙云氏后代饕餮唯利是图，贪求财货；少暤氏后代穷奇不讲忠直信义，散播凶言恶语；鲧治水多年无效，舜便将这些凶恶的家族击败发配边荒之地。尧之子丹朱鼓动南方的三苗发生叛乱，舜便亲自率军队平息(《华夏上古志》)。

上古兵事文化是上古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尧舜文化不可忘却上古兵事文化。

（《虞舜文化研究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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