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时代禅让浅说 - 姚氏宗亲网

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尧舜时代，或称唐虞时代，属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确定夏禹之前为舜，夏的始年(前2070)即从禹代舜事起算，则尧舜时代的存在应为信史。舜前与禹后，孔子早为其断代：尧舜时代为“大同”，自禹后三代为“小康”。尧舜时代的文化特征是备受儒家崇尚的“禅让制”，尧舜时代之仁行德治被儒家视为圣贤时代，以故尧、舜在“道统”说中被尊为儒宗。禅让向为后人称颂，本文试就此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以就教于方家。

尧舜时代的社会形态仍然是氏族社会，即文献中所说“万邦”林立时代。尧、舜是氏族部落拥戴的部落联盟共主。尧、舜的主要地位和作用就是“协和万邦”，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尧舜时代的文化形态是自然宗教崇拜和原始民主，留给后世的主要文化遗产是“禅让制”，所以尧舜时代曾被后世称为“禅让时代”。作为部落联盟首领即文献中所谓“天子”或者“帝”位的继承，需要加入联盟的各部落首领会议共议，进行推荐试用，“询事考言”，最后再举行隆重的禅让仪式。“云禅者，盖唐、虞禅祭而告传位，故曰禅也。”［1］“自古以来，皆传其子，或以干戈逆取。而尧及舜皆有子，择贤而授，不私其亲；上古以来，二人而已。”［2］禅让实际是处于军事民主时期原始民主制度的遗风。

形成尧舜时代禅让机制的经济基础是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物质财富的匮乏。虽然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从陪葬品的多寡已经发现阶级分化，证明早在尧、舜之前就已出现氏族贵族，但在尧舜时代，以炎、黄后裔为主体组成的华夏族团，还经常受到强大的三苗族团的侵袭和骚扰，不能不团结内部一致对外。此外，在尧舜时代，中国历史上确实曾发生过一场持续时间很长的特大水患，“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3］。洪水给华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涨到山腰，淹没丘陵，“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4］。于是处在低地的人们只好架巢居住，处在高地的人们只好在洞穴藏身。在灾难面前，没有经过私有制熏陶影响的尧舜之民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忧患意识的高度自觉和自救能力的高度凝结。四岳向尧推荐鲧负责治水，但“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5］。经众人和四岳举荐，尧让位于舜，舜任禹为司空，负责平水土，所以就出现了以大禹为首，包括皋陶、益、稷在内的治水领导集团，以及全民参与、空前绝后的治水宏业。大禹治水的业绩，首先表现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集中集体智慧，采取科学疏导的方法；其次是团结奋斗、公而忘私的大无畏精神。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6］，亲执耒锸，身先民众，辛苦劳作，指甲磨掉了，腿上的汗毛磨光了，带着条条伤痕，跛着脚，忍着风湿病痛，仍在狂风暴雨中坚持不息，终于治服水患，使华夏人民免遭灭顶之灾。尧舜时代艰苦奋斗的治水精神给后人留下了一份丰厚的精神财富［7］。道德的升华和沉沦，必在生死关头接受道德炼狱的严酷拷问，而尧舜时代，正是这一严酷的特殊历史时期成就了儒家典籍中以尧、舜、禹为首的群体道德楷模。在这样一个生死存亡的环境条件下，也只有道德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才能调动千军万马，战胜严重威胁人们生存的自然灾害，由是萌生了“允恭克让”［8］，即信实恭谨、推贤尚善的用人思想。尧为部落联盟领袖时，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三年考核后，“卒授舜以天下”［9］。尧死后，舜继位，用同样推举方式，经过治水考验，“帝舜荐禹于天”。禹继位后又“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10］。以上就是尧舜时代影响后世四千多年的禅让史实：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禹让位于皋陶、伯益。禅让，所体现的并不是个人意志，也不是一个历史假说。

形成尧舜时代禅让机制的思想文化基础，是国家文明出现前的原始民主与公仆意识的结合。“禅也者，上(尚)德授贤之谓也。”［11］所谓禅让，主要是让之以贤德，而不是让之以养尊处优之位；是让之以责任和义务，而不是让之以生杀予夺主权力。正如《书·尧典》孔颖达疏引王肃云：“尧计事之大者莫过于禅让，必应博询吏人，非独在位。”《论语·尧曰》记载了这一禅让原则：“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尧让位于舜的时候，告诫舜：“上天的大命已经落到你的身上了，诚实地保持着那正确吧!假若天下的百姓都陷于困苦贫穷，上天给你的禄位也会永远地终止了。”［12］舜让位于禹的时候，也说了同样一番话，见伪《书·大禹谟》。国家文明出现以前，没有产生阶级，没有国家政权，从而没有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国家机器。“天子”或“帝”即氏族部落联盟首领的产生与继承条件，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影响和对公共事务的服务能力，保障参加联盟的氏族部落享有民主、自由和平等权利，因而赢得所有氏族部落的信任，而不是依靠任何强制力。史载当时的民主形式之一，谓“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犹恐不能自知”［13］，即人人随时都有对尧、舜议论是非、指责过失的权利和自由。实际上，帝位的继承者都是在与自然作斗争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自然形成的中心，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14］，就是例证；而且都有发明创造，具有利他惠人的高尚美德和抵御自然灾害、使“万邦咸宁”的优秀才能。所以说，禅让这一机制的形成，必须有原始的民主制度与德治的思想基础，并不适用于任何历史时期，故《尚书正义·尧典》孔颖达疏云：“若尧、舜禅让圣贤，禹、汤传授子孙，即是尧、舜之道不可常行，但惟德是与，非贤不授。授贤之事，道可常行，但后王德劣不能及古耳。”《史记·五帝本纪》曰尧“其仁如天”，而舜则“尧以为圣”，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孔颖达认为，后来的帝王再也没有谁敢和“仁”、“圣”、“德”的化身尧、舜比肩了。“惟德是与，非贤不授”的禅让制，堪称公元前22世纪前后中华民族的上古文明绝唱。

在尧舜时代，不仅部落联盟的正、副首领都是大家公认的贤能之士、道德楷模，而且具有明确分工、管理部落联盟公共事务的所谓“官员”，也都是道德高尚并具有专业知识的俊杰。如舜“肇十有二州”，要求十二州的君长生产粮食，不违农时，安抚远方的臣民，爱护近处的百姓，亲厚有德，信任善良，使蛮夷率服。要求四岳像尧时那样发扬光大尧帝的事业，身居百揆之官认真辅佐政事。要求禹平水土后要做好司空，管好工程。要求弃(稷)主持农业，播种百谷。要求契作司徒，宽厚爱民，管理百姓和睦相处，进行五常教育。要求皋陶作狱官之长，明察案情，公允地执行五刑，并提出“刑期于无刑”的思想(即刑罚的目的是惩戒人们遵守法律，期望以后不再有刑罚)。经大家推荐，由垂掌管百工；由伯益作虞官，掌管山泽草木鸟兽；伯夷掌管祭祀；夔主持乐官；龙为纳言，上承下达。以上二十二人分工明确，责任清楚，定期考核，“黜陟幽明”［15］。所以《易·系辞下》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尧舜时代“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16］，故尧、舜事不躬亲，垂裳而治。

据《帝王世纪》记载，尧在继承帝位时就已经开禅让之先河。尧的父亲帝喾死后，由尧的异母兄挚继承帝位，尧被封为唐侯。挚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挚服其义，乃率群臣造唐而致禅”［17］。一者，因“尧德盛”有诸侯皆归附的客观事实，二者，挚有让贤的主观愿望，故挚与群臣到尧的封地将帝位让于尧。尧死后，尧的继承人舜也曾让位于尧子丹朱，但诸侯朝觐者、狱讼者、讴歌者“不之丹朱而之舜”，所以舜践天子位［18］。舜死后，舜的继承人禹也曾躲到阳城，以让位于舜子商均，但“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19］，禹于是遂即天子位。这种禅让被帝尧称为“天之历数”，即帝位相承须与天象运行次序相应。实际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贤能在位，仁德泽被天下而天下服。如果尧将帝位传于其子丹朱，或舜将帝位传于其子商均，必人心离散，部落联盟分崩离析。历史没有“如果”，在那个特殊的德治时代，帝位不具备传子的条件，因为公权绝对不能私用。尧“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20］。

在尧舜时代，利他惠人即“利天下”是人们的基本道德诉求，具有普施意义。各氏族部落的民主、自由、平等权利必须用公共权力作保障，公共权力实际上是一种公共责任，因而公共权力是部落联盟公共利益的奴仆。而公共权力的掌控必须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前提，必须以仁爱天下为宪章但却没有任何法定条款。人人都在关爱他人的同时，人人都处于被他人的关爱之下，这是原始社会末期人际关系中最高和谐意义的特殊文化现象：尧舜之民在遭遇物质极端贫乏困苦折磨时，却得到了被社会所关爱的精神满足——这就是禅让制的全部意义所在。

唐虞之道“禅而不传”(禅让于贤人而不传己子)，被《唐虞之道》誉为“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己)”，被《唐虞之道》誉为“仁之至也”。“至圣”、“至仁”是儒家最高理想道德境界，而尧、舜的行为是儒家所仰慕的最高理想道德标尺。“仁”和“圣”，孔子、孟子终生都不敢自许，但儒家的《唐虞之道》尊尧、舜为圣人和仁人，因之郭沂先生谓尧舜时代为“圣权时代”是非常恰当。尊贤、尚德，就是尊重和关爱社会，即利天下而不利己。尧舜时代实行的是公仆政治，以利天下作为“圣权”的目的，是禅让的基本文化内涵。

不可否认，任何理想都有主观夸张和自觉粉饰使之尽善尽美的成分，孔子的“大同”也不会例外，是儒家按照自己的本来面貌构建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然而，兹后数千年来的思想家们，在积极构划未来理想境界时，谁也没有跳出“大同”的框架。大同社会产生的最重要条件就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惟有尊贤、尚德、爱人和财产共享的禅让时代符合这一条件，禅让时代是理想的大同社会的原型，“大同”说正是禅让时代历史史实的理论总结和升华，否则儒家是无论如何也虚构不出这个“世外桃源”的。

孔子、孟子曾评价过很多历史人物，以对尧、舜的评价为最高，以至于高到“民无能名焉”。《论语》一书曾4次提到尧，8次提到舜。《孟子》书中曾58次提到尧，97次提到舜［23］。“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杨伯峻译：“孔子说：‘舜和禹真是崇高得很呀!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整年地为百姓勤劳，)一点也不为自己。’孔子说：‘尧真是了不得呀!真高大得很呀!只有天最高大，只有尧能够学习天。他的恩惠真是广博呀!老百姓简直不知道怎样称赞他。他的功绩实在太崇高了，他的礼仪制度也真够美好了!’”［24］《孟子·滕文公上》又重复了孔子以上这些话，可见尧、舜的道德思想对孔、孟的影响之深。

对待尧舜时代禅让的看法，孔子的态度很明确，其界限也很分明。孔子称禅让时代大同社会为“大道之行”，称禹后三代的家天下小康社会为“大道既隐”；前后两个社会的“大道”隐显，在孔子眼中判若云泥。孟子对禅让的看法略显深微，他认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在回答万章“尧以天下与舜，有没有这回事”的问题时，孟子说是“天与之，人与之”。当万章问道“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时，孟子则用“天命”进行解释，说“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并借孔子的话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持：“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25］孟子所谓“天”应与《尧曰》“天之历数”是一个意思，即命运、天意，我们可以理解为不可抗拒的社会规律和自然法则，人只能顺从，不能改变。然而孟子转达孔子的话，与孔子的“大同”“小康”之说相矛盾。孟子显然在为尊者(即孔子所谓“六君子”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讳。

尧舜时代，在降服三苗和治水成功之后，天下必然出现一个和平安定环境：生产力得到较快恢复，农业有了较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史记·夏本纪》记载，在舜将老时，“全国”上下出现了歌舞升平局面，“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于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这时，生产力渐渐影响着生产关系，意识形态领域也在悄悄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因为禹功劳很大，而且“克勤克俭，不矜不伐”［26］，禹的声望和地位迅速升高。“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27］这时的禹已经失去各种监督，个人言行开始变成部落联盟的统一意志，并由法律实行约束。道德崇拜演化成为个人崇拜，并对民主和自由形成威胁。禹改舜时的十二州为九州，任土作贡，每五个邦国设一长，根据土地肥瘠，距离远近，确定贡赋等级；按土地所出，向部落联盟进献方物，首开我国地方向“中央”纳税先河。《孟子·滕文公上》：“夏后氏五十而贡……其实皆十一也。”生产力水平虽然低下，但聚敛天下十分之一的财富为部落联盟所支配，表现出尧舜时代后期能够有效地大规模调动与控制人力、物力资源的行政组织的成熟。

禹、伯益和后稷都是当时的农业和水利专家，《史记·夏本纪》记载，禹治水时“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在治水十分紧张和困难的时候也不忘在低洼潮湿的地方种植水稻。经考古发现，在龙山文化时期已有双齿木耒，双齿木耒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工具。山东胶州三早河遗址窖穴、茬平上庄龙山文化遗址窖穴中都发现有双齿木耒痕迹［28］。禹疏九河是上古特大水利工程自不必多说，史载与禹同时的伯益是“井”的发明者。《淮南子·本经训》云：“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考古发现，在“中原地区的河南汤阴白营、河北邯郸涧沟以及洛阳矬李遗址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最早水井。可见这一时期水井已广泛地用于生活和生产。”［29］《击壤歌》云尧时就“凿井而饮”，《史记》云“舜穿井”，故今各地多有“舜井”，或因井当发明于尧舜时代有关。禹治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船”，说明禹时已有舟车。舟车为交通提供了便利，不仅加快了信息传递，而且加快了物资交流和汇聚。《尚书大传》云舜“贩于顿丘”，《尸子》云舜“顿丘买贵，于是贩于顿丘，傅虚卖贱，于是债于傅虚”；《书·皋陶谟》也载禹在平息洪水时，曾经“懋迁有无，化居”，证明尧舜时代已有市场贸易。虽然当时的贸易十分简单，但只要有了尽管是简单的贸易，就必然形成简单的市场。手工业的出现如精湛的制陶技术和青铜器的冶炼、舟车等交通工具的制作等等，都为打开阶级文明的大门奠定了物质基础。经济基础开始影响上层建筑。尧舜时代后期，官僚机构开始形成。《礼记·明堂位》载：“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书·皋陶谟》载有“五礼”、“五服”，郑玄说：“五礼：天子也，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五服”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五等礼服，礼服是划分尊卑贵贱等级的礼仪制度。尧舜时代后期已经有了经过训练的军队，伪《书·大禹谟》云禹征三苗前曾“誓于师”，称“济济有众”；禹别九州，《书·皋陶谟》说“州十有二师”，《周礼·地官》郑玄注云“师二千五百人”，如所言不虚，九州将有27万之众。尧舜时代后期有了法律，舜着皋陶为士，掌管刑罚，“五刑有服”，《左传·昭公十四年》载：“《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官制、礼仪、军队、刑罚、赋税，以及九州和五个邦国设一长的行政区划，都为国家的形成准备了条件，或者说孕育了国家的雏形。

据伪《书·大禹谟》记载，由于舜年事已高，经过推荐和一番谦让，舜将帝位禅让给禹。禹在“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即正月初一的早晨，禹在帝尧的宗庙接受了帝位，率领百官就像当初帝舜继承尧的帝位那样完成了禅让的礼仪。这年，最新《夏商周年表》定为公元前2070年。舜崩后，禹正式即位，立国号曰夏。禹是受舜禅让而号称“天子”的，实际仍是一位部落联盟的首领，但这时的部落联盟已经具有了国家的原始形态，像一粒种子的胚芽等待春讯，像一个躁动于母体的胎儿盼望临盆，国家文明呼之欲出。《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杜预注：“诸侯执玉，附庸执帛。”这次涂山之会，首开有史以来规模盛大的诸侯朝觐天子之礼，正如《史记·外戚世家》所云：“夏之兴也以涂山”；尔后，“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30］参加会议的诸侯要执玉(即圭，帝王诸侯朝会、祭祀时用的玉制礼器)、执帛(即束帛，帛五匹为束，古代祭祀或聘问时所用)，迟到的诸侯要遭杀戮，原来氏族和部落联盟那种平等民主的议事制度和融洽气氛已不复再现。崇拜孕生和助长了自我崇拜，禹开始从部落联盟首领变成实际意义上的国王。可以说，夏禹涂山之会是国家文明建立的信号，是氏族社会让位于阶级社会的质变时代，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里程碑。“一句话，氏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一天天成长，越来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围；即使是最严重的坏事在它眼前发生，它也既不能阻止，又不能铲除了。”［31］

禹践“天子”位以后，虽然新兴奴隶主阶级正在崛起，但尧舜时代禅让制度的影响依然存在。禹按照禅让惯例举皋陶，但皋陶先禹而卒，禹又以伯益作为部落联盟首领接班人。然而根据《孟子》、《史记·五帝本纪》和《夏本纪》记载，从尧以来的继承人在真正继位的时候习惯上形成了“让辟”的制度，已如上述。尧以天下授舜，尧卒后舜先让辟尧子丹朱。舜以天下授禹，舜卒后禹亦让辟舜子商均。禹以天下授益，禹卒后伯益亦让辟禹子启，但这次启真的取代了伯益。《夏本纪》说：“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实际上，伯益是从尧时就与禹共事的著名部落联盟领袖之一，是禹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夏本纪》载，从皋陶卒后禹“举益，任之政”，到十年后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再加三年之丧，伯益实际主政已经十三年，伯益“佐禹日浅”说显然有误，史迁可能受孟子“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思想影响，故扬善隐恶，曲笔求同。综合各种史料分析，禹死后曾发生一次争夺权力的斗争。《战国策·燕策一》云：“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屈原在《天问》中说：“启代益作后”，即夏启取代伯益作了国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云：“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晋书·束皙传》引《竹书纪年》也说：“益干启位，启杀之。”实际上，这时启的势力已经很大，已经具备了夺取天下的能力，经过一场夺权斗争，启杀伯益而代之，“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32］。禹子启破坏了部落联盟酋长会议推举产生首领的禅让制度，首领职位继承制由选举禅让制变为世袭制，部落联盟首领开始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君王。

启开启的世袭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国家进入了阶级社会，此后世袭制在我国沿袭了接近四千年。由原始公社制的财产共享到家庭、私有制的产生，由原始社会的解体到阶级对立和国家的诞生，都表明了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迫使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人类社会的进步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国家文明诞生对整个华夏文明产生了具大影响，由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禅让制嬗变到家天下的阶级社会国家文明，是物质文明长期进步的必然产物。作为古典精神文明的“禅让制”，则成了诞生国家文明的母体。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尧封于唐，挚禅位于尧，云“造唐而致禅”，地当在尧的封地唐。唐，杜预说在太原晋阳县，见《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杜预注(杜或据《汉志》“晋阳”下班固自注“故《诗》唐国”说)。孔颖达则以为非，疏云：“唐非晋阳县内之地名也。”《史记》正义引《帝王纪》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汉书·地理志》注引应劭曰：“(平阳)尧都也，在平河之阳。”《郡国志》亦谓平阳为“尧都”。唐即平阳，故城在今山西临汾市南。

五帝当中，惟舜出于“匹夫”，而尧以二女妻舜，故儒家认为舜不应与尧同宗而为黄帝后裔。综合各种史料分析，舜当生于东夷即今山东菏泽一带。《孟子·离娄下》汉赵歧、宋朱熹皆注“诸冯”“在东方夷服之地”。杨伯峻注：“诸冯，传说在菏泽县南五十里。”《山东通志·古迹》谓菏泽县东北六十里有“姚墟”，引皇甫谧曰：“舜母握登生舜于姚墟，因姓姚氏。”［34］考虑到舜“微为庶人”时耕、渔、陶、作相距地域跨度都不可能太远这一客观史实，雷泽、寿丘两个地名为关键词。雷泽即雷夏，《书·禹贡》：“雷夏既泽，灉沮会同。”《汉志》谓“《禹贡》雷泽在(济阴郡成阳县)西北”，汉济阴郡郡治在今山东定陶县。成阳在今山东菏泽东北。东汉郑玄及《水经注》、《寰宇记》、《括地志》所说与上说略同。寿丘在今山东曲阜市，为黄帝生处。《五帝本纪》正义云：“母曰附宝……生黄帝于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在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皇甫谧与上说同。陶河滨的地址，《韩非子·难一》云地在东夷：“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五帝本纪》正义案：“于曹州(今山东菏泽)滨河作瓦器也。”“负夏”一名，《史记》集解引郑玄曰“卫地”，《山东通志·古迹》云“在兖州西南二十五里”（两晋时兖州治今山东鄄城附近)，春秋时称瑕丘，地近春秋时卫国后来的国都帝丘，在今河南濮阳一带，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郑宋卫图》标在今河南濮阳东南，与山东菏泽接壤。至于历山，《郡国志》、《寰宇记》都云济阴雷泽“有历山”。历山之名，全国不下十处，凡有历山者皆有舜井，故略而不赘。

舜青年时代山东西渐，三十岁时已由今鲁西南、豫北到达晋南。当舜被四岳举荐之后，尧妻舜二女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书》云“嫔于虞”，《史记》云“舜居妫汭”，地在今山西运城市境内。《书·尧典》孔颖达疏：“舜居虞地，以虞为氏，尧封之虞为诸侯，及王天下，遂为天子之号，故从微至著，常称虞氏……‘虞’与‘妫汭’为一地。”孔颖达疏引王肃云：“虞，地名也。”又引皇甫谧云：“尧以二女妻舜，封之于虞，今河东太(大)阳山西虞地是也。”《史记》索隐谓虞“为国名，在河东大阳县”。“妫、汭”一说为水名，即古妫、汭二水。《史记》正义案：“《地纪》云：‘河东郡青山东山中有二泉，下南流者为妫水，北流者汭水。’又云‘河东县二里故蒲坂城，舜都部也。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史记》索隐引皇甫谧云“妫水在河东虞乡县历山西”。《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妫汭水源出蒲州河东南山”。《水经注》：“历山，妫汭二水出焉，南曰妫水，北曰汭水。”一说汭非水名，《书·尧典》孔传引杜预注《左传》云“水之隈曲曰”。就是说，舜在三十岁时，就与二妻九男长期定居于妫汭之滨的虞地，汉之蒲坂，后名虞都镇，在今山西运城市境。但舜“玄德升闻”后，当在平阳佐尧总理各种政事。舜接受尧禅让的仪式亦当在尧都平阳举行，即《书·舜典》所云“受终于文祖”。上引襄汾县陶寺村考古发现，即尧和舜的共同文化遗址。然舜虽在平阳佐尧理事，而其家室仍在虞地，故《书·尧典》孔颖达疏云：“舜仕尧朝，不家在于京师，而令二女归虞者，盖舜以大孝示法，使妻归事于其亲，以帝之贤女事顽嚣舅姑，美其能行妇道，故云，嫔于虞。”尧崩后，三年之丧满，舜即建都于虞，即战国时之蒲坂，故址在今山西运城市所辖永济市北三十里。关于舜“卒于鸣条”之所在，《书·汤誓》孔颖达疏引皇甫谧云：“安邑县见有鸣条陌、昆梧亭。”《后汉书·郡国志》“河东郡安邑”注引略同。安邑，旧县名，秦、汉置，后魏分为北安邑南安邑二县，隋改南安邑为安邑县，治今山西运城市东北安邑城，先后为虞州、安邑郡治所，1958年与解虞及临猗、永济各一部合并设置运城县，1983年改设运城市，今属运城市盐湖区。鸣条即今运城市盐湖区之鸣条岗，为舜晚年所居。舜卒于鸣条、葬于鸣条合乎常理。《史记》说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令人难以置信；史载尧、舜“无为而治”，百岁老人“南巡狩”至数千里以外的蛮荒之地，即使现代交通条件也难已成行了。

舜崩，禹即天子之位，《史记·夏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皇甫氏未敢遽定，盖因“《汉志》，夏禹自平阳徙都安邑，后徙晋阳”之说［35］。其说或恐有误。伪《书·五子之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孔颖达疏：“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尧以来其都不出其地，故举陶唐以言之。”《左传·哀公六年》：“《夏书》曰：‘惟彼陶唐，率彼天常。有此冀方。’”杜预注：“唐虞及夏同都冀州。”孔颖达疏略与《书》同。《魏书·礼志》：“尧树则天之功，兴巍巍之治，可祀于平阳；虞舜播太平之风，致无为之化，可祀于广宁；夏禹御洪水之灾，建天下之利，可祀于安邑。”安邑有二，禹都安邑，非“有鸣条陌”之安邑，故址当在今夏县西北禹王附近，战国初为魏国都，公元前286年秦攻魏，魏献安邑，即此；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分置为北安邑县，今有禹王城遗址。

综上所述，尧舜时代的禅让制是原始社会末期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是中华民族最古典的道德精神文明成果，是历史留给人们的一份原始民主和公仆政治的优秀遗产。禅让虽然没有阻挡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没有改变历史发展规律，但却孕育和催生了国家文明的提前到来；虽然不能也不可能制止家天下的独裁与暴政，但无论对于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在数千年统治阶级官僚集团中曾产生积极影响。禅让作为远古文化现象或政治制度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但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道德价值，作为古典文化瑰宝将在世界历史文化宝库熠熠生辉。中国先秦史学会在山西运城市盐湖区创建“尧舜禹研究基地”，是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搭建的广阔平台，是继承祖国优良传统、弘扬民族先进文化、为当今“三个文明”建设服务的一大善举。中华上古文明是不可再生的道德文化资源，被称为“德圣”鼻祖的尧、舜、禹传统美德不仅将团结凝聚天下华人，而且将在中华民族历史文明殿堂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