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贤与能”和先秦尚贤观念的形成 - 姚氏宗亲网

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是为政之本。在我国，通过一定形式选拔和任用贤才的做法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原始社会末期的“选贤与能”，采用考察试用方式选举贤能之人为部落首领的做法，成为早期社会统治者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商周时期选官除采用世卿世禄制外，还通过乡兴贤能与贡士察能等方式选拔官吏。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对人才的需求大增，各国为求生存纷纷招揽贤士，形成颇具特色的人才选拔、储存的奖励军功、养士制度，为秦汉察举考核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尚贤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在原始社会，人们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勉强生存，这种群体的基本组织形式是氏族，以后发展为部落和部落联盟。原始社会末期，在甄选氏族酋长和部落首领的过程中，已采用试用性考察的方式选拔人才。通过议事会民主选举产生的首领，大都是德高望重，能力较强而又能团结众人的长者，或是热心于公益事业，有号召力又善于组织氏族成员的强者担任，这些人是人们心目中的贤者、能者。对被任用者或其继任者实行试用和考核，并有了一些随习俗而形成的不成文的考试程序和方法等［1］。正如《礼记·礼运》所载，那个时代的特点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选贤与能”的“选”有选择举用之意，“与”即“举”。既有选，就有选的标准、条件，就有中选者和淘汰者，在某种意义上与后代的“考试”、“考课”、“科举”有相似之处，只不过作为制度尚在形成之中，远不如后代那么完备而已。

选贤举能成为推举首领的主要方式在氏族社会曾长期存在。在原始社会，“能者”(有某项发明或专长者)、“贤者”（用氏族的传习衡量，品德高尚者)往往被选举为氏族或部落的首领。他们是在长期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核心人物、领导人物，他们既是氏族群体中的一员，也是经过长期考验的贤能之士。如太昊部落联盟中的五个鸟氏族、五个鸠氏族、五个雉氏族和九个扈氏族的二十四个氏族首领，大都是天文历法和农作方面的能者［2］。黄帝时的风后、力牧、常先、大鸿等，也是有某些方面专长而成为部落酋长的，风后善于为政，力牧能“执千钧之弩，驱羊数万群，能牧民为善者也”［3］。尧时的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等和舜时的十二牧、四岳、禹、稷、契、皋陶、重、益、朱虎、夔、龙等，都是因为各有专长，而成为“能者”，被推举为部落酋长，并因此而被部落联盟首领选拔，负责管理联盟的各方面事宜。关于这些，《史记·五帝本纪》等古代典籍中叙述颇详。这些人中也有因在氏族部落冲突中勇敢善战、武艺超群(如蚩尤)，或是在狩猎中善射多力(如后羿)而受到众人拥戴。他们不脱离生产，没有私人的利益，只有无私奉献，是率领众人战胜自然，顽强生存下去的带头人。

氏族的血缘关系是维系氏族成员间亲密关系的纽带，而传统的习惯和社会禁忌，是处理氏族成员间关系的准则，因此，遵守氏族的道德标准，处理好氏族成员间关系的“贤者”，也会被推举到氏族的管理位置上，作为维护氏族制度的典范。特别是原始社会末期，被推举为联盟首领的接班人，除了才能出众，其道德高尚也是被考虑的重要因素。如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4］；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能明驯德，以亲九族”。帝舜虽然是“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但他“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大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5］。

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时期，是国家产生的前夜，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氏族部落的贪欲，掠夺性的战争不断发生，有着共同血缘或居住在共同地域上的部落，组成了适应掠夺性战争需要的社会组织——部落联盟。传统的“选贤与能”仍是选举部落联盟首领的重要原则，但对才能和德行的要求似乎更注重实际，在对军事才能，军事统帅型人才尤为看重的同时，更注重在实践中对这些人能力和品行的考察。五帝中的黄帝、尧、舜以及其后的禹，基本上都是军事统帅型人才，对这些人的选拔开始有了一定的程序。

首先，要有部落联盟议会的重要成员四岳力荐。在《尚书》、《史记》等古代典籍中，保留了尧、舜、禹选贤举能的一些弥足珍贵的记载，尽管这些内容增加附会了许多儒家的理想，但我们仍能透过这些零散的资料，一窥选贤举能制度和禅让制的大致情况。据载，尧晚年召集由四岳(四方部落首领)组成的议事会，询问继承者的人选，命四岳“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四岳一致推举民间的虞舜，认为舜虽是“盲者子”，却具有高尚的品德。舜在父亲愚顽，母亲奸诈，弟傲慢的家庭环境中，仍能和以孝道，以敦厚的态度对待他们，使他们不至于干邪恶的事。尧曰：“吾其试哉。”这里的“试”是考察之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主要观察舜如何处理与二女的家庭关系，通过“观其理家之道”，进而“以理家而观国”，后又“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集解》曰：“五典，五教也，盖试以司徒之职”)。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7］考察结果证明舜确实品德高尚，处理政务和组织管理才能非凡，且获得众人的拥戴。更为严峻的考验接踵而来：“尧使舜入山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证明其应变能力和忍耐力都是非凡的，尧甚为满意，于是“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实际上是继续在实践中加以考察培养，舜不负众望，治理有方，当尧临死前，“乃权授舜”，这时在形式上还有氏族首领的公决。结果“舜让辟丹朱(尧子)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见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之位焉，是为帝舜。”整个选贤与能的过程显然经过了后人的加工，寄托着儒家选贤举能理想主义的色彩。

在当时，不仅部落首领的产生要经过民主的推举，而且要在实践中接受考验，一些重要职务的人选，也由部落联盟议事会提名荐举，并加以试用考察，称职者给予褒奖，不称职者给予处罚，直至处死。当尧之时，黄河流域洪水滔天，尧召四岳共议治水人选，嗣子丹朱、共工氏获提名后又被否决，四岳再推荐鲧，《史记·五帝本纪》：“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孔安国云，言余人尽已，唯鲧可试，无成乃退)尧于是听岳用鲧。九岁，工用不成。”鲧治水失败，被诛于羽山。共工氏试之工师，淫辟而流于幽陵。

《尚书·尧典》记载说，虞舜曾进行了一系列选拔人才、为官立法的活动，其中较重要的一条是“三载一巡守，群后(指各方诸侯)四朝。敷奏以言(遍告治理之言)，明试以功(考察以明才能)，车服以庸(考察成则赐车服，以表显其能用)”。在考核选拔人才的过程中，《史记·五帝本纪》：“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远近众功成兴”，这与《尚书·尧典》所载“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意思相近，都是强调在实践中对人的能力、品德、技能进行综合考察，三考以决定绌陟。

禹代舜也大致经历了反复考验、考察的过程。舜时征求四岳意见推举能人继续治理水患，众人推举禹，舜于是“命禹：‘女平水土，维是勉之’”，禹欣然领命，舜不放心，又命契、后稷、皋陶“女其往视尔事矣”［8］，协助禹共同完成治水大业。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数过家门而不入，他薄衣食，卑宫室，历尽千辛万苦，率领部众最终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也赢得了民众的拥戴。后来，禹取得了摄政为嗣的地位，“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

综上所述，部落、部落联盟内重要职务的荐举大致经历了如下程序：首先是现任首领咨询四岳；四岳慎重地共议并荐举若干个候选人；经过对被荐举者品行德操的比较、衡察，最终初定一人；试用检验，即在实践中继续考察，以决定是否正式任用这样四步程序。试用检验有时长达数年、十数年，这就为“选贤与能”的正常进行和才智之人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三考而定黜陟等现象表明：原始社会末期，一种对人能力、品行、技能有组织、有意识的综合考察的现象已经出现，中国早期考试制度已在孕育之中。

夏商周三代历时近二千年，官吏的任用和人才选拔上要采取世卿世禄制，《礼记·礼运》指出：这一时期“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为礼”，官职主要在贵族家族内部继承，世代相袭，形成世卿世禄的制度。西周时，随着宗法制的确立和日趋完善，采取层层分封的方式，把周王的兄弟、子孙和功臣、亡国之后分封到各地为诸侯，各地的诸侯在封国内再把他的子孙封为大夫，大夫在封邑内再分封。这一制度保证嫡长子继位的权利，最终形成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邑，士有家的局面，各级贵族凭借宗法和血统世代承袭着高官厚禄。

作为补充，商周时期主要采取“乡兴贤能”和贡士考察等办法在贵族中选拔一些低级官吏。《周礼·地官·大夫》载乡大夫之职：“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且在所教之人中选拔人才，“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这就是说乡大夫的职责之一就是教化地方，选拔出贤德多才的人，担任地方官吏，选拔出来的人一般担任伍长、乡吏等低级官吏。

这一时期，古代任贤使能的遗风仍然存在，贤明之君往往沿袭上古的做法，通过一定形式的考察，破例把出身低贱，但确有真才实学，具备治国治军才能的人吸收到自己阵营中来，有的还授予高官，委以重任。商汤时任用奴隶出身，原为有莘氏之女陪嫁之臣的伊尹为相，他辅佐成汤攻灭夏桀建立商朝，汤去世后，又辅佐外丙、中壬，立太甲，为商政权的巩固发展作出贡献。武丁即位时，国势衰败，他“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后假借神灵托梦，得版筑奴隶傅说，遂擢拔为相，经数十年的治理商朝空前强大，文治武功均大有建树，是殷商最强盛时期。周文王曾亲自寻觅治国兴邦的贤才，后终于在渭水之阳发现了穷困潦倒的姜尚，与姜尚交谈后大悦，曰：“吾太公望之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9］姜尚倾心辅佐文王与武王，在完成翦商大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封为齐国国君。这些尽管仅仅是任贤使能方面极个别的例子，但也说明商周时期选贤任能的古风犹存，成为统治者巩固自己统治，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段，也确实因此而网罗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春秋战国时期，官学衰败，私学兴起，士人阶层壮大，一些励精图治、雄心勃勃的诸侯国君主为了在争霸战争中战胜敌国，壮大自己，逐渐认识到人才的重要，于是争相招揽贤才，组织决策的智囊团，他们通过招贤察能、举贤考核、奖励军功、养士等多种形式和途径，网罗各种人才，重用才学之士。士人在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如鱼得水，各显神通，或游说自荐，跃跃而试；或沽名钓誉，待价而贾；或著书立说，收徒讲学；或运用韬略，荣立奇功。总之，他们依靠自己的才干、智谋和勇力而赢得君主的赏识和重用。春秋战国的历史因之而变得绚丽多彩，涌现出一大批光耀千秋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呈现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新局面。春秋战国的历史生动地表明：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变革，社会变革呼唤人才，人才推动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化。

战国时期招贤与游说相结合，出现了“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局面，使战国的历史更生动，演出了一幕一幕惊心动魄的历史剧。最早立志改革图强、礼贤下士的君主是魏文侯，他先后用魏成子、翟黄、李悝为相，优礼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社会名贤，任用军事家吴起为西河守，善于治水的西门豹为邺令，开战国礼贤任贤之风。其时魏国人才济济，国势强盛，诸侯畏惧，以至“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10］。齐威王虚心纳谏，广开言路，精心吏治，赏善惩恶，并且不拘一格任用贤能，结果很快改变国家面貌［11］，稷下学宫广延天下贤士，鼓励不同学派的学者到稷下讲学，最盛时人数达“数百千人”之多，著名学者尹文、慎到、孟轲、荀况等都曾在那里讲学，许多人被封为上大夫。这是威王、宣王时期“齐最强于诸侯”的主要原因。秦国的勃起和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才政策的成功。商鞅变法中奖励耕战等政策是察能的主要内容。

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开始明确提出举贤任能的主张，晏子曰：“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敕民，则其道也。举贤官能，则民与若矣。”《尸子·得贤》提出：“人知用贤之利也，不能用贤，其何故也?夫买马不论足力，以白黑为仪，必无走马矣。买玉不论美恶，以大小为仪，必无良宝矣。举士不论才而以贵势为仪，则伊尹、管仲不为臣矣。”孔子提出“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12］，“政在选臣”的主张。孔子还认为：“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义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13］儒家所推崇的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强调在实践中磨砺意志，他言传身教，在游学中培养弟子的能力，考察弟子的才能。孟子在志在“救世”的思想指导下，提出“尊贤使能”的具体主张。荀子批判地吸收了儒、法两家思想的精华，提出隆礼重法的主张，认为“先王之道”的最大特点是“尚贤使能”，他特别重视后天学习，所著《劝学》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必要性，提倡知识重积累与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提出“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规律，启示“后来居上”的道理。

由上可知，这些私学大师都以注重实际才能的培养为宗旨，他们对弟子的考核不一定拘于固定的形式，而是在日常的教学、生活、出游、言谈中进行考察。私学之所以得以维系和发展，就是因为它能不断地为社会输送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而且这些弟子也将面临社会、君主、贵戚的考核和检验，逐渐形成中国传统的“尚贤”思想和任人唯贤的人才选拔观念，汉代人才选拔的主要形式察举和征辟正是先秦任人唯贤观念的延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