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虞时代的金属工具 - 姚氏宗亲网

《史记》载：“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见《史记》第二册六页）

这不独是描写他做酋长前的工作，并且可以表见当时的产业状况。《虞书·舜典》所谓“弃……播时百谷”，更足印证当时田野农业的发达，所谓“四岳”、“群牧”和“二十二人”也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所称的酋长（Sachem）和领袖（Chiefs)，为氏族社会中的主要人物，所谓朱、虎、熊、罴、夔、龙等数臣更显出此等酋长或领袖的氏族名称来了。

虞舜时既在野蛮高级的末叶，即与文明为邻。据摩尔根的研究，在野蛮的中级有铜锡合制的青铜器，在野蛮的高级则有铁器的发明。

铁的生产是人类经验中最重要的事件，没有能够和它相抗，没有能够和它相等的，其它一切发明与发见在它的旁边是无足轻重，至少也是居于附属的地位。举凡槌、砧、斧、凿，都由铁制，还有犁要用铁尖，并有铁剑；总之，文明的基础可以说是建筑在这种金属上面的（见《古代社会》原文四三页）。

唐虞时代果然有这种铁器么？不独向来出土的什物没有被认为唐虞时代的故物，即《虞书》也没有铁字出现；《禹贡》上虽有“厥贡璆铁银镂”的话，而且相传为作于虞时，然像那样大规模的、精密的和远及九州的按等纳贡法，决非当时的农业状况所应有，其中必有后人的铺张与伪造，而所谓铁与镂，说不定也是后人增加的字。还有一层，即殷周两代已出土的几千件金属器，俱是铜器，绝没有铁器，所以许多考古学家都断定殷周为铜器时代，因此唐虞似乎更不应有铁器出现。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铁器作耕器，则田野农业不能发展，氏族社会也不致因生产力的增加而崩溃。我们如果在唐虞时代找不出铁器，似乎很难主张此时即是氏族社会的末期。不过《禹贡》上的铁与镂（钢）字是否后人加入，此时还难断定，殷周已出土的器具为数有限，不能作为当时没有铁器的确切证据，也不能因此推算唐虞时代更没有铁器。我们在中国的古籍和古物中虽找不到这种证据，但从外国的著作中却可以寻出一点材料。据德国经济学者西摩勒耳说：

铁的制造在蒙古条顿诸氏族——古代第一种用铁的人民为黑海的哈利贝乌人（Chalyber)，系此等氏族的分支——中似乎首先有一种更重大的意义，由它们传入中国（在纪元前二三○○年是可以证明的）……（见西氏《国民经济学纲要》第一卷二○五页——Grundriss der allgemeinen Volkswirtschatsehre.München 1 20）

所谓纪元前二三○○年，正是唐虞时代，这与当时达到野蛮高级的末叶应当有铁器的情形适相符合，不能视为一桩偶然甚至于子虚乌有的事。不幸西摩勒耳所谓“可以证明的”事，没有举出证据来，我此时也无从找到其它证据，即不能视此为绝对可靠的史实。

（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民国丛书》第五编第61册，上海书店据神州国光社1936年版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