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尧舜禹时代的“统战文化” - 姚氏宗亲网

统一战线，就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些不同的阶级、阶层、政党、集团为了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在具有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联合。简要地说，统一战线就是一定社会力量的联合。我国古代虽无“统一战线”这个名词，但这一社会历史现象自古即有，当时名之为“联盟”、“会盟”、“联合”、“同盟”等。可见，统一战线的方式古代就有，只不过古书上不称为统一战线罢了。康熙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他毕生尊儒重道，总结古代历史经验，博学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和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他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学习借鉴中国古代先贤的经验。史实证明，我国最早创立统一战线，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最少数敌人，达到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是古代的圣帝尧舜禹，虽然他们统战的形式和方法与后世不同，但其采取一切政策，化解社会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达到巩固统治的总的目标是一致的。古书中多称虞、夏、商、周四代，夏商周三代已为史学界公认，虞代实始于尧，而完成于舜，时间虽不长，但却具备了利用统战，达到统治稳定、社会安宁的目的。

史载尧帝任部落联盟首领时，经常“谘四岳”，即征询与盟的部落首领意见，广为协商大事。尧因舜贤能，禅让于舜。舜继位，首先获得高阳氏之族号为“八恺”和高辛氏之族号为“八元”的诸族群所拥护，还将统辖区分为十二方，每方设一方伯（地方行政长官），协调和管理各部落间的事宜。后来禹治水有功，舜让贤于禹为部落联盟首领。在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禹亲自领导群众治水，发展生产力，博得广大群众和众多部落首领的支持和拥护。禹当上最高君长，确立了夏王权之后，为了扩大统一，开始了对三苗征战。在征伐三苗的统一战争中，统战的威力又一次得到显示：“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唯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封诸群（君），以征有苗。’”禹系以“天命”为号召，联合并统领众多诸侯与部落长而征三苗。三苗败，又促成了三苗与华夏诸族的融合。为了巩固王权，扩大统一与融合，禹又妥施统战之策，召集“涂山之会”，大会夏夷诸部众多邦国与部落首领进行盟会，于是“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皆臣服夏禹王朝，成为王朝统治下的诸侯，促进了中华民族开始向统一国家的方向发展，这是很可贵的。

《尚书·尧典》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史记·五帝本纪》帝尧“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这反映帝尧统治时期，先亲近团结和自己血缘关系最近的九个宗族；九族团结好了，便联合团结周围的一百个氏族；一百个氏族联合团结好了，再扩大到联合团结远方的一万个邦国，使天下人民普遍接受了尧的文化和统治。舜和禹也一样，《史记·五帝本纪》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 尧舜禹善于运用宗族家族血缘关系，由亲至疏，由近及远，团结了各部族。学术界公认周代是实行宗法分封的典型，周族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通过分封周姓贵族和异姓有功贵族，并且王族姬姓与异姓功臣姜姓、嬴姓等结成世代的婚姻之好的办法，形成周姓是兄弟，异姓是亲戚的局面，通过亲亲尊尊、尊祖敬宗的关系，巩固了周王天下之大宗的地位、诸侯一国之大宗的地位，卿大夫采邑内大宗的地位，奠定了周代结亲八百的基础。但宗法分封实始于尧舜时期，虽然记载不甚具体，但确实存在，成为周代实行宗法分封的雏形。《史记》记载黄帝以后的上述圣君都是黄帝的子孙，不过有的圣君的祖先几代过着平民的生活。从周代我国分封统治的强固来看，应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这些记载应是事实。到了夏、商两代，就正式推行了宗法分封制。《史记·夏本纪》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襃氏、费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史记·殷本纪》载：“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中国古代的宗法分封是世界史上仅见的，它利用分封同姓宗亲来封邦建国，由近及远，团结和联合了各地的邦国，巩固了统治，是古代统治者的特殊形式的统战形式，这一形式始于尧舜，夏商时更有扩大，后盛行于周代，确为史实。

中华民族具有巨大的民族凝聚力。自古以来，历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一向强调以德化怀柔政策为主，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用先进文化和道德教育少数民族人民，让少数民族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治，较少采用武力征伐、强迫同化方针，这在尧舜时代已开始，是当时统战的形式和方法之一。由舜举荐任命的皋陶、伯夷等贤才，就来自当时各民族的首领，这既是任贤的举措，也是联合团结各地诸侯的手段。《史记·五帝本纪》载：“昔者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至于尧，尧未能举。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这是舜对各族德化怀柔、重用各族贤才，达到民族团结，社会安定，人民亲睦的历史。“内平外成”简化成为“平成”，成为国家祥和安定的代表。至今桂林虞山留存了朱熹所写的《有宋静江府新作虞帝庙碑》，称颂了舜帝南巡，宣传德化，教育人民，实现南疆稳定的功勋。

禹从民族大团结愿望出发，根据各民族的实际情况，采取灵活的政策分别对待，妥善处理。当时众多的氏族部落在生产发展水平、文明程度、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差异很大，禹并没有凭藉武力强求各方面统一，而是根据不同情况，根据距统治中心的远近，划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等五类地区，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棐，茂迁有无，万国作”。对于生产水平发展较高，华夏族居住的腹心地带，称之为“甸服”，进行直接统治，要求交纳贡赋，遵守刑法和礼仪；对离王畿较远的“要服”，“要约而已，不一一治之”，仅是“束之以文教”，其中有的“受王者之刑法”，有的则要求“守平常之教”；对于更为边远的“荒服”，由于“政教芜忽，因其故俗而治之”，有的“礼简怠慢，来不拒，去不禁”，即来去自由；对“无城郭常居”的游牧地区，便完全听其自然。由于大禹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的政策，促成了以华夏族为核心的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局面。各部族“来宾”、“来朝”，“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里所说的“万国”，即指在中华大地上许许多多的氏族、部落、邦国，“涂山大会”亦标志着以华夏族为核心的民族大团结局面的形成。

墨子提倡尚贤，孔子倡导举贤才，这确实是对中国古代治国经验的总结。尧舜禅让之事传闻千古，这是黄帝以后扩大统一战线、广纳贤才参政的一个传统。尧举拔了出生于今天山东诸城市的东夷族平民，以仁孝闻名天下、以调解东夷族人民矛盾、发展农业和陶器生产有功的舜为天子。尧和舜虽都为黄帝子孙，但彼此原不相识，舜的先人已有几代当了平民。舜即帝位后，继承了尧的传统，大力举拔来自各地各族的贤才治国。《史记·五帝本纪》载：“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帝舜不拘一格，广泛任贤用贤，加强了对国家的治理，达到九州大治、四海拥戴的效果，这是在用人上实行统战政策的突出表现，并为后世帝王如康熙等所继承。大禹知道要完成伟大的治水工程，仅凭自己一人和本族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他要求东夷族、周族的首领和他一道工作。大禹懂得“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以谦逊的态度，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禹闻善言则拜”，“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舜评价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大禹同皋陶、伯益等人经常在一起讨论，相互切磋，关系十分密切，禹以虚怀若谷的态度，最后赢得了治水的胜利。

《孟子·离娄下》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这段话不仅是大舜是出生于今山东诸城市的东夷族人的无可辩驳的铁证，而且说明了大舜、周文王从落后的夷族人成就为帝王的规律：那就是摒弃落后习俗，追求和认同先进文化，所以被华夏族（汉族的前身）公认为民族的先祖。他们“得志行乎中国”的原因就在于学习、认同、推行先进文化。我国古代，华夏和蛮、夷、戎、狄之间的区别，并不是以血统分，而是以文化分。所以周初吴太伯奔荆蛮之地，开始被看成荆蛮之君，后来吴国接受了先进的周文化，吴文化被认为是华夏的先进文化，吴王阖闾、夫差也就成华夏的国君了。唐代韩愈指出：孔子作《春秋》，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这确是虞、夏、商、周四代的通例。大舜等原属于东夷，他能接受华夏先进文化，力行华夏先进文化，用华夏先进文化去联合、团结、教育各地人民，达到天下大治，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先祖圣人，大舜等可以说是我国“文化统战”的开创者。从大舜的历史更证明，大舜故里山东为什么古代涌现了诸如大舜、管仲、孔子、孟子、孙武、孙膑、诸葛亮等历史文化名人。发展先进文化、认同先进文化在今天仍是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社会稳定繁荣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