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舜耕历山”的一些查考 - 姚氏宗亲网

墨子认为“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以不’原作‘不以’，据一本校改）尚贤”（《墨子·尚贤上》）。其引述“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之事，显然在于突出显示舜之“贤德”，从而说明帝尧“举以为天子”的重要根据与历史必然。墨子的主要活动，约当孔子之后、孟子之前，《尚贤》三篇虽系弟子整理写定实仍出自墨子本人［2］。由此可见，早在战国初期，“舜耕历山”的故事已经在社会上多为人知了。只是《墨子》的引述毕竟过于简括，“舜耕历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事何以足以显示大舜之贤德？《尚贤》三篇再没有提供其他资料。

所谓“耕稼、陶、渔”，显然指的就是《墨子》所说“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之事。孟子认为，舜之可贵，是在于“乐取于人以为善”。东汉赵岐《孟子章句》注云：“舜从耕于历山及其陶、渔，皆取人之善谋而从之，故曰莫大乎与人为善。”符合孟子之意。那么，孟子为了阐明“舍己从人”、“与人为善”的道理，征引舜耕历山等事，与墨子取义稍有不同而基本理解一致。至于故事的原委，依然并未较多涉及。

《孟子·万章上》别有记载：“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赵岐注：“问舜往至于田，何为号泣也，谓耕于历山之时。”是说虞舜“怨慕”父母而“竭力耕田，共（恭）为子职”。据此，则“耕稼历山”就与今文《尚书·尧典》所载舜为父母所恶的内容结合了起来，似有较多晚近的色彩。东汉袁康《越绝书·吴内传第四》：“舜亲父假母，母常杀舜，舜去耕历山，三年大熟，身自外养，父母皆饥。”相传蔡邕所作《琴操·思亲操》（《宛委别藏》本）：“舜耕历山，思慕父母，见鸠与母俱飞鸣相哺食，益以感思，乃作歌”等等，大体亦属此类。

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畎亩正。河边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

据韩非所述，舜之“耕稼、渔、陶”俱出自“救败”的目的，即为了改变社会的某种不良风气。而“舜耕历山”的前因，是“历山之农者侵畔”等：其直接获得的成就，则是“期年畎亩正”等。尽管《韩非子》的记载仍远不够详悉、丰富，还是可以为“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的基本内容画出一个粗略的轮廓。至于《墨子》所说舜陶于“河濒”、渔于“雷泽”，《韩非子》则作陶于“东夷”一本《韩非子》（《太平御览·人事部》所引）又作渔于“河滨”，传闻略有差异。另外，韩非子基于学派争鸣的需要，强烈批驳儒家的“德化”说，宣扬法家的“法治”观，得失姑且不论，其中提到孔子对于“舜耕历山”一事的论评，应该并非“谬悠之说，荒唐之言”，而有一定史料价值。准此，则“舜耕历山”的历史传说实于孔子之前，即春秋后期或更前一段时间，已经传布于世了。

所用“舜耕历山”之说，虽然不过是重复了此前各家的载述，而所谓“天下说（悦）之，秀士从之”，却可以与韩非所引“仲尼叹曰：圣人之德化乎”云云互为注脚。至于本篇申论：“（舜）其未遇时也，以其徒属掘地财、取水利、编蒲苇、结罘网，手足胼胝不居，然后免于冻馁之患。其遇时也，登为天子，贤士归之，万民誉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无不戴说（悦）”等等，带有《吕》书编撰者思想趣味的烙印，可置而不论。

以上仅就战国时期的可靠文献作了一点粗略的查考，事实证明，首先，分别出自墨、儒、道、法、杂各家的《墨》、《孟》、《管》、《韩》、《吕》等几种古籍，彼此思想主张，包括对待虞舜其人其事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而对于“舜耕历山”之事，各家却先后不断言及，一再复述。这至少说明，在整个战国时代，“舜耕历山”的历史传说应该广为人知，并不是什么罕知的秘闻之类。而且，就《韩非子》来说，其题名为“难”的四组文章，总共征引包括“舜耕历山”在内的各种故事二十八则，其中，二十六则所述为春秋战国期间的人物和事件，屡见于其他文献记载；另外“文王伐孟（盂）、克菖、举鄷”一则亦属可资证明的信史。这就使我们有理由相信，韩非子实在是视“舜耕历山”的故事为可信的历史传说。墨子、孟子亦当如此。当然，这一历史传说此前的渊源流变如何，春秋战国之际故事的全貌怎样，今天尚难以详考。但无论如何，“舜耕历山”之说绝非率意虚构的寓言可比，先秦墨、儒、道、法、杂各家所述之基本内容应该自有依据。轻易否认先秦文献所载此一故事的史料价值，不能认为是郑重的态度。

其次，《墨》、《孟》、《管》、《韩》、《吕》主要都是子书而非史籍。作者宣传思想主张、开展学术争鸣，极力以古证今、引史论事，以此客观保存了若干远古历史传说；但是，子书的特定性质，却又决定了其所征引的史事并非原原本本、求其全备，而只能比较简括，甚至是一个概略的提要。“舜耕历山”也是如此。这不能不令人遗憾，客观上则为后世一些新的口头传说的产生留下可资发挥的余地。

西汉前期，在淮南王刘安等编撰的《淮南子》中，又一次见到了对于“舜耕历山”之事的征引。其《原道》篇云：“舜耕于历山，期年而田者争处硗确，以封壤肥饶相让。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淮南子》号为“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而《原道》一篇多有道家气味。引文所谓田者，渔者“争处”与“相让”、“相予”之说，显然脱胎于《韩非子》等，而有意无意增加了“执玄德于心而化驰若神”云云之道家义蕴罢了。

这里，触目可见的一个事实是，太史公的记述，不过是大体援用了上述所见先秦子书的文字资料。《史记》被称“实录”，是极为严谨的一部历史著作，而《五帝本纪》又是在有意为虞舜等立传，太史公何以不把“舜耕历山”之事记述更详、写得更丰富一点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西汉之时所见文献资料仅限于此。虞舜其人毕竟活动在“三代”以前，又历经春秋、战国，远古的信史实际上已经渺茫而难乎索求了。

然而，通过《史记·五帝本纪》的整理与转述，“舜耕历山”的历史传说毕竟在更大范围受到人们的注意。东汉以后，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是，有关追踪“舜耕历山”的故实，辨析“历山”等地之具体所指，在包括《史记》在内的诸多古籍注解中，可以说不绝如缕；在各种舆地之作乃至方志之类的文献中，也时有所见。篇幅所限，兹就“历山”其地的注释资料粗为整辑如下。

刘宋裴骃《史记集解》“舜耕历山”下引郑玄曰：“在河东。”按《后汉书·郡国志》：“河东郡，雒阳西北五百里，二十城。”其地约当今黄河以东，旧治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南。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四》：“（河东）郡南有历山，谓之历观，舜所耕处也。有舜井。”

又，《水经注·河水四》：“河水又南径陶城西。‘舜陶河滨’，皇甫士安以为定陶，不在此也；然陶城在蒲坂城北，城即舜所都也。南去历山不远，或耕或陶，所在则可，何必定陶方得为陶也？”按此陶城亦在河东郡。

又，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于“舜，冀州之人”句下注云：“蒲州河东县本属冀州。”又于“舜耕历山”句下注引《括地志》：“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历山南有舜井。”按唐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一带。清人崔述云：“虞乃冀州境，舜不应耕稼，陶、渔于二千里外，则以为冀州者近是。”（《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

《水经注·漯水》：“《魏土地》曰：下洛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城，城西北三里有历山，山上有虞舜庙。”按南北朝潘城约在今河北逐鹿县西南。另，《水经注·河水四》“又南过蒲坂县西”下引皇甫谧曰：“舜所都也，或言蒲坂……及潘者也。”清人赵一清云：“按舜都广宁，今直隶之怀来县，汉上谷郡之潘县也。”

又，《水经注·瓠子河》：“雷泽西南十许里有小山，孤立峻上，亭亭杰峙，谓之历山。山北有小阜，南属迤泽之东北。有陶墟，缘生（指郭缘生《述征记》）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联属，滨带瓠河也。”按北朝雷泽亦属济阴郡。

又，明于慎行所纂万历二十四年刻本《兖州府志·山水志·曹州》：“历山，在州东北六十里，上有舜祠，元人有记。按《一统志》：‘舜耕历山，在濮州东南七十里。’即此地也……故皇甫谧亦以为济阴历山也。郑玄谓历山在河东，而《周礼·职方》‘河东曰兖州，其泽薮（引文脱‘薮’字）曰大野’。大野即巨野，则河东历山即济阴矣。”

《水经注·河水四》引周处《风土记》：“旧说舜葬上虞。”再引《记》云：“（舜）耕于历山，而始宁、剡二县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树，吴越之间名柞为枥，故曰历山。”《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云舜所耕处。”按唐越州旧治会稽，晋始宁与剡县均属今浙江地。

以上种种表明，西自于晋、东抵齐鲁、北起今河北北部、南至古越之邦，竟多处被指认为“历山”其地。而围绕每一处“历山”之地，总是不断滋生有关虞舜“耕稼”之新的口头传说。西汉以后，有关虞舜其人其事的文献资料极其缺略，然而，对“历山”其地的指认却不断出现于各地，新的口头传说随之流布，久而不衰。这无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虞舜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体现了历代人民对于这位“古帝”、“圣王”的衷心敬爱。因此，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在深入探究“三代”之前历史、包括正确考订虞舜史实的同时，还应该重视自汉以来各种有关虞舜的新的历史传说。对于各地传说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可加以科学的说明，而不能仓促判断和给予简单处理。

1994年和1997年，徐北文教授先后发表了《大舜遗址》、《大舜文化与济南》两文（均收入济南出版社《海岱小品》一书），认为：“相传大舜耕于历山，就是今天的（济南）千佛山。”而附近的舜庙、舜井、娥英河、北渚亭等，都凝结着关于虞舜的故事传说。他积极倡言：大舜文化应该“成为济南文化的主旋律”。这些意见和建议，值得重视。

一批地方史志的记载表明，所谓“舜耕历山在济南历城”之说，事实上由来已久。例如，明刘撰《历乘》（《历城县志》，崇祯六年刻本）云：“历山，城南五里，即舜耕处。汉郑玄谓历山在河东，宋曾巩尝辨其非，见《齐州二堂记》。”雍正七年重修本《山东通志·山川志》云：“历山，在县南五里，又名千佛山，或云乃‘仙祓’讹音也……《一统志》：历山一在蒲州，一在濮州，一在济南府，未知孰是。”同书《古迹志〈济南府历城县〉》：“舜田，在县南历山下，相传舜耕于历山，即此。今郡城南门名舜田门。”道光《济南府志·古迹志·历城县》：“舜田，《通志》云在县南历山下。相传舜耕于历山，即此。今郡城南门名舜田门。”又曰：“舜井，《旧志》云在府城舜庙东庑旁，即舜泉也。”

历代文士有关济南历城的诗文，也为虞舜的传说留下种种零散的记录。例如，宋曾巩《齐州二堂记》：“耕稼、陶、渔皆舜之初，宜同时，则其地不宜相远……陶、渔在济阴，作什器在鲁东门，就时在卫，耕历山在齐，皆东方之地……则图记皆谓齐之南山为历山，舜所耕处，故其城名历城为信然也。”清蒋士铨《虞美人·八月二十五日游城南千佛山》：“历山耕者知何处，田畔山如故。”清王大堉《历山》：“佛慧至今名尚误，舜耕从古俗相传。”

郦道元《水经注·济水二》云：“济水又东北，泺水入焉。水出历城县西南，泉源上奋，水涌若轮。《春秋·桓公十八年》‘公会齐侯于泺’是也。俗谓之娥姜水，以泉源有舜妃娥英庙故也。城南对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谓之舜井，抑亦茅山禹井之比矣。《书》‘舜耕历山’亦云在此，所未详也。”北魏历城县，属今山东济南。所谓“泉源上奋，水涌若轮”，为今济南南趵突泉之生动写照。郦氏对于“‘舜耕历山’亦云在此”虽表示有所“未详”，然而，文中记载“娥姜水”、“娥英庙”、“舜祠”、“舜井”，既班班可考，则公元五世纪前后此地盛传“舜耕历山”之说，显然明确无疑。

《淮南子·原道》“昔舜耕于历山”句下，高诱注云：“历山……一曰南历城山也。”按，济通假字（参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水部》），“南”即“济南”。那么，由郦道元再上推三百年，至少早在东汉后期，济南历城地区分明已有“虞舜耕稼于此”的传说事实存在。

按古称居于东方族为“夷”，亦称“东夷”。《礼记·王制》：“东方曰夷。”同书《曲礼下》：“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都是证明。而三代以前之所谓东夷之地，实大体指今山东、苏北之近海一带。赵岐《孟子章句》有注云：“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清焦循《孟子正义》进而申释道：“负海也者，明其地之负海也。……古冀州直北位非东，亦未尝近海。唯青、徐、扬三州《禹贡》并言海，而徐、扬之海在东南，唯青居大东，海在其北，故郡称北海。海在北如负之者然。赵氏盖略闻诸冯之地之负海而未得其实，故浑而言之。”焦循又说：“凡言人地以所生为断，迁卒皆在后，孟子亦据舜生而言东也。由此以推，则知历山、雷泽、河滨，与夫负夏、寿丘、顿丘之皆东土，班班可考。”

以赵氏、焦氏所释证诸《孟子》“舜为东夷之人”，是说虞舜的生地及其早期活动范围，就在“东土”一带。而今济南城区，其东去海不远，春秋时为姜齐之地，两汉之时仍隶属于“青州刺史部”。“济南历城”既为古“东夷之地”，其地流传“舜耕历山”的故事不仅不难理解，而且可以看出，这个齐地的传说很可能是在刘汉以前更早的历史阶段已经产生了。

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把舜当做躬行“仁”道的榜样（参见《雍也》、《卫灵公》等篇）；《孟子·滕文公上》则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公孙丑下》又载孟子自称：“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充分显示出春秋战国之际两位儒学巨擘、齐鲁文化重要代表对于虞舜其人其事的极其推重。《晏子春秋·外篇第八》称赞“舜者处民之中则齐乎民”。《战国策·齐策四》：“故舜起农亩，出于野鄙，而为天子。”也都表明先秦齐国地区早就不无虞舜“耕稼”之类的传说在流传。据初步统计，先秦齐鲁文化要籍多有言及虞舜的内容，如《论语》7条次，《孟子》90余条次，《荀子》51条次，《礼记》12条次，《管子》8条次，《晏子春秋》2条次；另外《国语·鲁语》3条次，《战国策·齐策》4条次。可见关于虞舜的传说，本身就是先秦齐鲁文化之触目的内容和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承认“舜耕”的传说大有可能产生于先秦齐鲁一带，承认战国以前的传说中可能已经开始把“历山”定位于海岱之间的齐地“历城”，可以说也是不无根据和合乎情理的。

然而，应当怎样看待今济南以外地区流传的一些“舜耕历山”的传说呢？我们肯定“‘历山’在济南历城”一说的历史源流，甚至承认此说很可能一脉相承于先秦齐地之古说，是否意味着必须对此外其他各说一并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呢？这是一个问题。

其实，上述“蒲州说”、“潘城说”、“曹州说”、“越州说”，同样都是沿袭已久的历史传说，这不仅从文献根据上可以找到若干证明，而且就其基本内容来说，也大抵都是植根于先秦载述，带有赞颂大舜其人、弘扬其事的鲜明特征。我们一方面倾向于承认“‘历山’在济南历城”一说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并不否认“舜耕历山”史实的科学考定尚有所待，因而对于各处流传已久的历史传说的态度应该是积极重视、留待参考。至于诸说彼此存在的分歧，究其原委，不过是分别汲了各地口头演绎的成分，从而构成了新的传说性质。正确整理、研究不同历史阶段产生的有关虞舜的种种神话传说，本来就是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应有之义，那么就此而言，仓促地简单以一种传说否定另一种传说，同样是不妥当也不必要的。

［2］清人俞樾云：“墨子死，而墨分为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今观《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异而大旨无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邓陵三家相传之本不同，后人合以成书，故一篇而有三乎！”（《墨子间诂序》）其说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