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舜早期居所谭 - 姚氏宗亲网

帝舜是中华传说中五帝之一，居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之后的末位。由于帝舜之后，大禹已建立中华第一个王朝——夏，帝舜就成了中华文明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中国现代考古学资料已证明，中华大地上存在着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结合先秦文献所记录的五帝英雄“业绩”考察，正如笔者早已考证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真有其人，即分别是中原地区的姜姓和姬姓部落首领［1］一样，颛顼、帝喾、尧、舜也有其人。由于五帝时代尚无成熟的文字可记载他们的事迹，只能由他们的后人代代口耳相传，直到商周之际方把传说记录下来。仔细研读这些传说，不难看出，其中既有历史的真实，又有流传过程中掺杂后人夸张、神化的成分，甚至有后人不断添加的臆造情节，讹传更离谱，所以绝不能把传说当信史，同时，也不能全盘否定。从历史角度来看，距传说人物时代较近的记载，如先秦古籍的记载，可信成分较大些，即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两汉以后的书文中关于五帝的传说，大多本于先秦古籍。倘若汉代以后新出现的传说，不知所本，就必须慎重甄别。对于古人研究的成果，可慎重引用，也不能当信史。本着这个原则，我们研究帝舜等人的历史，方能求得共识和比较可靠的前提条件。

关于帝舜，先秦古籍记载不仅十分有限，甚至还相互牴牾，特别是记载帝舜的活动缺乏时空观念，没有特定的地理位置，这样对于古代一地异名或一名异地的情况下，衍生歧见异说，势所必然。因此，学术研究过程充满艰辛，因为没有公认的可靠证据，舍此择彼，确立一说是十分困难的。当然，人的一生活动的地域很广，居住地肯定也有多处，但是真理只有一个，帝舜故里，或者说得科学一点，称为“帝舜出生地和早期生活的地方”，毕竟是有特定的地方，虽无明确记载，当可考定。

先秦古籍中提及舜在摄政前生活过的地方，主要有下列几种：尧“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2］“舜生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3］“颛顼生穷蝉，六世生舜，处虞之妫汭，尧嬗以天下，火生土，故为土德，天下号曰有虞氏。”［4］“帝舜，姚姓。”［5］“帝舜有虞氏，母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6］以上记载较早。司马迁《史记》中有关帝舜的记述，即“帝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以及“舜居妫汭”等［7］，则本于先秦古籍，并糅合个人观点的结果。由于司马迁治史严谨，言之有据，同时，搜集舜的重要活动传说较多，后世学者研究帝舜时，多以此为基础或出发点。但是，司马迁对舜的活动地点，特别是出生地，却没有明确地理位置，所以，后人各抒己见，莫衷一是。

首先，司马迁说舜是“冀州之人”，只是一个地域概念，很可能是从“诸冯”（一说诸城即山东菏泽）之说，而“妫汭即山西省永济县古妫水拐弯处。这两个地点之间的广阔地域，不仅在古冀州之内，也在汉置“冀州”的地域之内［8］，汉置冀州州治初无常所，东汉时州治在鄗（今河北省柏乡县）汉末州治在业（原河南省临漳县，今属河北省）处于冀豫接壤地区，今豫北地区都在其域内，濮阳市县当然也在其中。所以冀州人之说，不能诠释为今河北之人，只能解释古冀州或汉冀州之人，在其他佐证之下，说舜是濮阳人也未超出“冀州”的地理范围。

从古籍记载来说，舜曾居“妫汭”。不过，即使从司马迁《史记》中也可以看出，舜居此是后来的事。其文曰：“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期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舜居妫汭，内行弥谨。”［9］显然，此时，舜已三十开外“妫汭”不是舜的出生地和早年活动的地方，而是尧嫁以二女，以便就近考察舜的德行而选择靠近尧都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南三十里）的妫水畔（今山西省永济县境）。

从上述图表可见，帝舜为黄帝后裔，是帝颛顼之六世孙［11］，应是中原华夏族人，而不是东夷族人。当然，如帝舜生活在濮阳地区，与东夷生活的鲁西地区毗邻，与东夷人的关系密切时，也很容易误认为是东夷之人。这样说也不是没有根据的。《韩非子·难一》曰：“东夷之人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东夷人所制的陶器“苦窳”（即品质恶劣，很容易坏），舜前往东夷制陶（即传授制陶技术），一年而使此地制的陶器坚固耐用。若帝舜是东夷之人，就无必要特别加一个“往”字，从此地到彼地才是“往”。由此可知舜不是东夷人，亦不往在东夷地，但却相距不远。再从考古资料看，与帝舜约略同时的豫北河南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陶器，比其他地方同类文化的陶器具有较多的共性，显示出两地文化有密切关系，可能同舜族与东夷族交流制陶技术有关。如此，亦可反证帝舜早期生活在今濮阳地区一带，所谓帝舜生于诸冯，本无考，所以诸冯为今山东菏泽（诸城）之说，当不可信。不过，这一带，正如舜到处传授制陶技术的活动之类，也有可能是他某个时期的短期活动范围。

“姚墟”的“墟”字是废墟之意，是后人的称谓，是墟，很可能是“姚丘”、“姚城”之类。关于其地望，后世已有不少人进行研究，也有不同的观点。在这里，我们应注意的是，一个人的出生地，一般是在父辈生活的地方。上面已经说明，帝舜是帝颛顼的六世孙。帝颛顼都帝丘，帝丘在今濮阳。从颛顼到帝舜之父（瞽叟）是农业社会，从事农业必须定居，不会像原始部落那样居无常处。作为庶人的舜之父必须定居务农。这样，帝舜也就可能出生在帝丘（濮阳）一带。

帝舜所生的姚墟其地望历来为学者所探寻。《括地志》曰：“姚墟在今濮州南”这仅是一个较为笼统的地理方位。好在《水经注》早已有较为具体的注释。其曰：“河水旧东缺，径濮阳城东北故帝颛顼之墟。昔帝颛顼自穷桑徙此，号商丘或帝丘……瓠子故渎又东径桃城南。……今鄄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谓之洮也。”由于“瓠子河出东郡濮阳县北河”［12］，其地理位置是明了的，而今山东鄄城西南五十里的“姚城”，今则在河南濮阳县境内。在明《冀州志》中提及鄄城乡所辖的十五乡里中就有“徐镇”，此即濮阳县徐镇。

第四，据《路史》引应劭曰：姚墟，与雷泽相近［13］。我们亦可从雷泽来判断姚墟的相对地理位置。《水经注》又提及“瓠河又左径雷泽北，其泽薮在大成阳县故城西北十余里，昔华胥履大迹处也。此陂东南二十余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渔也”。从这段文字看，雷泽在汉之成阳县。所谓泽薮，就是泽之水汇聚较多的地方，也就是雷泽的中心地带，是在成阳县故城附近。据《括地志》，成阳县也就是后来的濮州雷泽县，也是今鄄城县一带。不过，应考虑到，雷泽在伏羲时代至帝舜时代，可能比汉魏时广阔得多。那时，洪水常泛滥，雷泽水面必定很广。汉魏距帝舜时代也有二千余年，汉魏时雷泽尚且还有几十里之广，那么，雷泽在舜时当广及百里以上，如是，今山东鄄城和河南之范县、濮阳三县交汇地带均属其范围，我认为不能以今之行政区域划定雷泽在何县何乡，因为那将是不科学的。更有因气候变迁和地形的改变（这种情况在长达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完全可以发生），一个雷泽可能因水位降低，高低不平的泽地，可能变为几块较小的沼泽地。这样，一个偌大的雷泽，在一些古籍中，即使近在咫尺的鄄城、濮阳三县，均有雷泽之说，就不难理解了。仅就《水经注》所说，雷泽为“泽薮在成阳城西北十余里”，即在今山东鄄城县内，并说是伏羲之母华胥履雷神巨迹而怀孕处。距此“陂”东南二十余里才是“舜所渔”处。“陂”指水边岸，也指陂塘，这里的“其陂东南”即指此处泽塘的东南方，则是另一处泽塘，而此处泽塘其南北宽至少十五里。从郦道元这相接的两句话可以看出，汉魏时期由于气候和河水的变化，雷泽已化整为零，分成几块，每块都是原雷泽的一部分，故都可称为雷泽。帝舜所渔的雷泽，从地理方位上判断，已在濮阳县境内了。至于帝舜所渔的雷泽，是在今濮阳县城西南的雷泽（今从地形来看，从前肯定是泽地），还是今濮阳县与鄄县之间的“雷夏泽”，都与位于徐镇附近的姚丘（姚墟）相近，尤其从古籍来看，以后者可能性更大。此“雷夏泽”，不知是否是《尚书·禹贡》中所提及的“雷夏既泽”之地，因为此“雷夏既泽”是澭沮两水汇聚之处，孔颖达引《汉书·地理志》认为地在济阴城阳县西北，即在今山东鄄城西北，与《水经注》和历来认为的雷泽地望相近亦不相悖。如此从姚墟（姚丘）和雷泽的地望看，濮阳县的徐镇西近的姚丘是帝舜生地或二十岁以前的早期生活之所的可能性很大，甚至可以将此地看做帝舜故里。

帝舜在帝尧准备挑选其为接班人而嫁二女之前，曾迁居“负夏”。《孟子》、《史记》、《尚书大传》、《帝王世纪》等都提及帝舜迁居“夏”的经历。什么时候“迁”呢？《尚书大传》曰：“贩于顿丘，就时负夏。”［14］从这句话看，帝舜自故里“姚丘”迁于“负夏”，是在往顿丘做买卖之时。为何这样说？这是为了缩短路程。顿丘，一般认为在今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之古顿丘。从姚丘到此顿丘有百里之遥，对于缺乏载重交通工具和道路阻塞的情况下，无疑是很艰难的事。为了就近贩运，可能是帝舜迁居负夏的原因之一。那么负夏在哪里呢？无论是孟子或司马迁都未言明，或许他们亦不清楚。经后人研究，负夏的地望逐渐明了。《孟子》、《帝王世纪》、《尚书大传》和《史记》等虽未明指负夏的地理位置，但都有注释为春秋“卫地”者。此后以至于今，几乎有关历史地理书籍对负夏的诠释，都沿用此说，并且还进一步指明，负夏即原属春秋时期卫国的瑕丘邑，也即是今濮阳县东南的瑕丘。而今之山东兖州市，由于为汉代的瑕丘县，其地的所谓瑕丘（或负瑕），因其地春秋时属鲁国。当不如濮阳县之瑕丘邑更为可信。今濮阳县东南的瑕丘，不仅仍有“舜王爷庙”及有关遗存，更重要的是此丘上是一个河南龙山文化遗址，已经有文物出土。从帝颛顼到帝舜时代，经考古学研究，相当于河南龙山文化时代，反过来说，河南龙山文化即帝颛顼到帝舜几个英雄部落留下的遗存。濮阳县瑕丘上有河南龙山文化遗存，显然是当时一个较大的聚落，很可能就是帝舜从姚丘迁负夏之地。此瑕丘很可能就是《史记》里所描述的“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之所。当然，这里所说的“聚、邑、都”，是聚落发展迅速之意，并非真的能够发展成都，因为当时的舜仍是一介“庶民”，并非王侯。只有被尧确立为接班人后，才有崇高的地位，所以决不能把负夏（瑕丘）与后来帝舜之都“蒲坂”相提并论，只要瑕丘是当时一个较大的聚落即可言之。这里除瑕丘地势高降，居住可防洪水、防潮之外，四周还有河湖，水源充足，是发展农业经济的好地方。尤其重要的是，从姚丘迁到这里，把货物贩卖到顿丘，路程几乎近半，省时省力，同样的时间可多做买卖，这是一种很有利的选择，何乐不为。

帝舜在被四岳推荐给尧，而娶尧之二女并居妫汭之前，多在家乡从事农耕、渔猎和贸易活动。但是《史记·五帝本纪》所提及的地点，不一定都在姚丘或负夏附近，而仅仅是舜活动的有代表性的地点而已，尽管濮阳县东南的瑕丘（负夏）附近，既有地名为历山、雷泽，更有河滨之地，我们似乎也不必一一对号入座。因为早在距今二千多年前，韩国政治家韩非就对帝舜的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等活动做了很好的诠释。他说“历山之农侵畔，舜往耕焉，期年圳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居。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更牢。”［15］从这三句话中可以看出，因为历山农人河滨（或雷泽）渔夫等在生产中发生矛盾，帝舜似才去以示范的手段去调解，而去东夷制陶则是因那里的陶器“苦窳”即品质恶劣，要传授制陶技术以改变其落后状况，一言以蔽之，这是帝舜在做善事，是一种崇高的德行。因此，孔子感叹曰：“耕、渔、陶非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16］由于帝舜宁可自己吃苦，而为天下人化解矛盾的结果，造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正如《史记》所描述的“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人们敬重舜的人品德行，所以相让，这种礼让的行为，不仅是对舜，还有农人、渔夫之间的相让。这就是帝舜崇高德行感化的结果。

有鉴于此，帝舜作为“圣人”德行当然始终如一，也可以说，历山、雷泽、河滨三个地名就成为了帝舜做耕、渔陶之类善事的代名词，他到那里，这种代名词便带到那里，如据《水经注》所标示的历山在今濮阳县境内，而《路史》更考证：“今濮之雷泽西北六十里，有小山孤立，谓之历山，山北有小阜，属池目之姚墟。”这个“历山”和“雷泽”，无论是距离帝舜所居该县徐镇西的姚丘或者瑕丘（负夏），近则二十余里，远则四五十里，在没有快速交通工具的情况下，都不可能经常在历山、雷泽进行耕渔活动，只能是偶而为之。经常的耕、渔生产活动，只能在住所十里以内的范围内，这才符合“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农人生活方式。因此，帝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既是帝舜的一种生产活动，更是为天下人所做的一种善事义举，所以不能过份强调帝舜的故里或居地必有“历山”、“雷泽”、“河滨”，有此三地更好，但不能因对不上号就不是，那样是不合理的。相反，有所谓“历山”、“雷泽”、“河滨”三地者也不一定是帝舜故里。例如，所谓“历山”，大约有二十余处，其中，河南濮阳县1处，山东鄄城、历城、济南3处，河北涿鹿、延庆2处，山西翼城、永济2处，江苏无锡1处，安徽东流、和县2处，浙江余姚、永康2处等，都有“历山”之名，还有与舜耕的有关传说，有些还有“舜王庙”之类的纪念建物。不言而喻，舜的故里不可能有那么多处，也不可能在成为尧的继承人之前三十余年里迁移那么多地方。从古籍记载看，舜从出生到代尧而都蒲坂，他的活动主要在今鲁西、豫北、冀南、晋南一带，而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只能是舜族的后人徙居之地。“历山”地名，可能是其后人为纪念祖德而特意取的。至于上述中原四省的“历山”，其中有可能为舜到过彼处，也有可能像涿鹿、历城、济南等，仅为巧合重名而已。只有濮阳县的历山和永济县的历山是舜耕种过可能最大，前者是三十岁以前居负夏（瑕丘）所为，后者是三十岁后居妫汭到摄政时期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