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岱龙山文化与尧舜之乡考辨 - 姚氏宗亲网

自古以来，关于尧舜的传说、记载便异说纷呈，不胜枚举，至于他们的出生地和主要活动区域，更是迷雾重重，迄无定论。其中的原因，当然主要是年代久远，难以考证。先秦诸子的记载已是五花八门，凌乱不堪，后来的研究者去古既远，又难免受各种条件的制约，甚至利害关系的左右，自然是盲人摸象，各执一端。到了21世纪的今天，距离尧舜时代已是4000年以上，要搞清这些问题更是难上加难。幸运的是，当今考古学的迅猛发展，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为搞清这些问题提供莫大的帮助。笔者不揣浅陋，以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方法，对尧舜的出生地和主要活动区域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尧舜的出生地和主要活动区域在今山东省的菏泽地区，即菏泽才是真正的尧舜之乡。

据史书记载，尧曾居于陶丘，后崩于成阳，葬于谷林。关于陶丘的方位，有山东、河南之争，但我们认为应在今菏泽市定陶县境内无疑。《尚书·禹贡》曰：济水“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1］，即是明证。周朝建立后，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叔振铎被封于曹，建都陶丘，今定陶县马集乡费庄北200米处还有陶丘遗址。叔振铎死后，葬于陶丘东北75公里处。自曹叔振铎至伯阳25代，并葬于此。因墓地规模宏大，仿佛若山，后人称其为仿山。《定陶县志》记载：“仿山在县西北十二里，层阜隆然，古曹国葬地，积壤之高，仿佛若山，自曹叔振铎至伯阳二十五代并司祠焉。”［2］另据《曹南文献录》转引《寰宇记》亦曰：“仿山古曹国葬地。”［3］仿山现存碑刻，亦可作为此论之佐证。仿山墓群位于今定陶县城西北约5公里处。它由东西两山构成：东山高约12米，东西宽90米，南北长340米；西山高约4米，东西宽54米，南北长140米。两山中间有深谷，共占地约38万平方米。堌堆之高大，工程之宏伟，在菏泽地区首屈一指。西周初年距尧舜时代已经1000多年，但地理环境变化不大(未经黄河水患)，当时人对于陶丘方位的认知总比后人准确得多。

至于成阳，《史记·货殖列传》说：“昔尧作于成阳，舜渔于雷泽，汤止于亳。”《史记集解》引三国时期魏人如淳曰：“作，起也。成阳在定陶。”［5］不论是崩于成阳，还是起于成阳，都说明尧在成阳生活过。但成阳在哪儿呢?学术界有不同意见。唐朝以前，成阳(城阳)作为地名，有两处：一为郡、国名，治所在今山东省莒县；一为古县名，治所在今菏泽。作为郡国名，一直叫城阳，于西汉初年置郡，汉文帝二年(前178)改为国，东汉初年废，建安年间复置，晋改为东莞。作为县名的成阳(城阳)，汉代称成阳，西晋改名城阳，北齐废。考诸史料，尧生活过的成阳实为汉代的成阳县。据《史记·项羽本纪》，公元前208年，项羽、刘邦率农民起义军攻克城阳，又西破秦军于濮阳东，继而攻打定陶，即是此地。《史记正义》引唐太宗年间的地理著作《括地志》云：“濮州雷泽县，本汉城阳，在州东九十一里。《地理志》云城阳属济阴郡，古郕伯国，姬姓之国。《史记》周武王封季弟载于郕，其后迁于城之阳，故曰城阳。”《史记正义》还说：“《括地志》云：‘濮阳县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濮县也，古吴之国。’按：攻城阳，屠之，西破秦军濮阳县也。东即此县东”；“定陶，曹州城也。从濮阳南攻定陶”［4］。明确说明成阳在今菏泽区内。关于成阳治所，一说在今菏泽市鄄城县，一说在今菏泽市牡丹区胡集附近(今鄄城县与牡丹区接界)。新中国成立后，在今牡丹区胡集乡胡集村东南500米处的徐河上发现了汉代成阳故城遗址。故治所应以今牡丹区胡集为是。

谷林在今何处，历来有争议，但争议主要集中在四处：1今菏泽市牡丹区。2.今鄄城县南富春乡谷林，距鄄城县城7公里。3.山东东平。4.山西平阳。《史记集解》裴骃曰：“骃案：《皇览》曰‘尧冢在济阴城阳’。刘向曰‘尧葬济阴，丘垅皆小’。《吕氏春秋》曰‘尧葬谷林’。皇甫谧曰‘谷林即城阳。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6］《括地志》云：“尧陵在濮州雷泽县西三里。郭缘生《述征记》云：‘城阳县东有尧冢，亦曰尧陵，有碑。’是也。”《括地志》还说：“雷泽县本汉城阳县也。”［7］雷泽县于隋朝开皇十六年(596)设置，金贞元二年(1154)废入鄄城县。“尧陵在濮州雷泽县西三里”十分确切地说明尧陵在今菏泽地域内。《水经注》云：“今成阳城西二里有尧陵，陵南一里有尧母庆都陵，于城为西南，称曰灵都，乡曰崇仁，邑号修义，皆立庙。四周列水，潭而不流，水泽通泉，泉不耗竭，至丰鱼笋，不敢采捕。前并列数碑，枯柏数株，檀榆成林。二陵南北，驰道径通，皆以砖砌之，尚修整。尧陵东、城西五十余步中山夫人祠，尧妃也，石壁阶墀仍旧，南西北三面，长栎联荫，扶疏里余。中山夫人祠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庙，羊虎倾低，破碎略尽，于城为西南，在灵台之东北。”［8］由此可知尧陵在今菏泽市牡丹区胡集乡，尧、尧母、尧妃均葬于此。近年来通过调查和考古资料又进一步证实其地在今菏泽市牡丹区胡集乡尧王寺村小学校址之下。

为什么尧陵的地址有不同说法?原因主要是黄河泛滥造成的。尧陵于汉武帝时期被黄河水淹没，后于汉宣帝时在原地重修，本无争议，东汉末年应劭说：“濮水南入巨野。成阳县有尧冢、灵台。”［9］可到了金朝年间，尧陵再次被淹没。后人不明就里，遂起争议。乾隆元年(1736)，山东巡抚岳浚重修尧陵，认为“自金末河决，尧祀移于东平州芦泉山之阳，然尧陵自在谷林，不在东平”，“东平一陵，实属沿误，随委员查视，尧陵在濮州城东南六十里古雷泽之西谷林寺前，有享殿三间在焉”。说明清代人已认定山东东平说非是。《清史稿》还有两处记载，表明山西平阳说不准确。其一曰：“尧陵向有二：一在平阳，一在濮州。濮州东南谷林，古雷泽也。乾隆元年，修葺厘正，定谷林为旧址，平阳时奠如故。”［10］定谷林为旧址，即认定山西平阳说为后人附会。其二曰：“《吕氏春秋》尧葬谷林，《史记》不书其地。乾隆元年，以山东巡抚岳浚奏，自东平改祀濮州。四十一年，大理寺卿尹嘉铨疏言当在平阳，下部议驳。(钱)载督学山东，谒濮州尧陵；自四川还道平阳，得尧陵州东北；及江南典试归，又至东平求旧时所祭尧陵，参互考订，以为在平阳者是。《史记》汤、武皆未著葬地，盖都于是葬于是则不书，尧亦其例。因疏请厘定。下大学士、九卿议驳，载奏辨；复议，仍寝不行。上谕曰：‘经生论古，反覆辨证，原所不禁。但既陈之奏牍，并经廷臣集议，即不当再执成见。载斥吕不韦门下客浮说，不韦即不足取，亦尚不可以人废言。况其门下客所著书，所谓“悬之国门，不易一字”，岂能谓不足为据?其时去古未远，或尚有所承述。乃欲在数千年后虚揣翻驳，有是理乎?载本晚达，且其事只是考古，是以不加深问。若遇朝廷政治，亦似此哓哓不已，朕必重治其罪。’命传旨申饬。”［11］说明以乾隆帝为首的清政府认定尧陵在今菏泽市。

舜的主要活动区域，学术界普遍认为有的与今山东菏泽有关，有的争议较大。据《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15］历山在今何处，争议较大，比较著名的说法有七处：1.在今山东菏泽。2.在今山东济南。3.在今山西垣曲。4.在今山西永济。5.在今浙江余姚。6.在今浙江永康。7.在今湖南桑植。在这七种说法中，多为附会，仅以舜的后裔居住在此地便说舜耕之历山在此，或山上有舜庙即断定山为舜耕之历山，实在难以令人信服。据《孟子》说：舜，东夷之人。耕、渔、陶等等，皆舜发迹前所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其地不宜相远，且以今山东省为是。《水经·瓠子河注》谓：“雷泽西南十许里有小山，孤立峻上，亭亭杰峙，谓之历山，有陶墟，为舜耕陶所在。”［16］明确说明历山在今菏泽。位于今牡丹区东北、鄄城县西南的鄄城县阎什口乡历山庙村西之遗址，应该就是舜耕之历山。雷泽在今何处，学术界争议不大，普遍认为在菏泽。雷泽又名雷夏泽，《史记集解》引徐广曰：雷泽“在成阳”。《史记正义》说，雷泽“在雷泽县西北也”。至于个别学者说今山西永济南的雷水为“舜耕历山，渔雷泽”之雷泽，实因水有雷名，强为牵合。陶河滨，即在今定陶西南的济水岸边做陶器。《史记集解》引皇甫谧说：“济阴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史记正义》说：“于曹州滨河作瓦器也。”［17］寿丘在今山东曲阜附近。负夏，又作负瑕，在今山东兖州北。就时于负夏，即在今山东兖州一带做过买卖。五处皆东方之地，与《孟子》相符合。

舜的出生地，历来说法不一。《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注：“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18］《史记·五帝本纪》：“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19］。舜的籍贯不一，仅《括地志》记载就有以下几种：1.山西说。《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陕州河北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之上。郦道元《水经注》云：干桥东北有虞城，尧以女嫔于虞之地也。”［20］2.河南说。《括地志》云：“又宋州虞城大襄国所封之邑，杜预云舜后诸侯也。”［21］3.浙江说。《括地志》云：“又越州余姚县，顾野王云舜后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余姚。县西七十里有汉上虞故县。《会稽旧记》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周处《风土记》云舜东夷之人，生姚丘。”［22］4.菏泽说。《括地志》云：“姚墟在濮州雷泽县东十三里。《孝经·援神契》云舜生于姚墟。”［23］《史记索隐》引皇甫谧云：“舜母名握登，生舜于姚墟，因姓姚氏也。”［24］我们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舜的出生地与其早年活动地不宜相远，以菏泽说为是。舜的籍贯不一，可能是其后裔迁徙、附会而成的讹误。正如杨向奎先生所说：“古人迁徙，不仅把地名搬走，把山水的名字也搬走。”如夏本来在山东，后来一部分迁到浙江，地名也迁走了，会稽、涂山本来是北方的山，后来也搬到浙江去了。杨向奎先生还说过：“潍水流域的人搬到淮水流域去了，把潍水(的名字)也搬走了。潍和淮虽然写法不同，但读音在古代相同。居住在潍水当地的人还有人知道潍水和淮水的关系。顾亭林先生的《日知录》也说潍水就是淮水。这说明古代人迁徙，地名搬走，山水名也一样搬走。亳在大东(泰山以南及以东各地)、小东(当指山东河北之交，濮县、濮阳及大名一带)以及各地，到处都是。”（杨向奎：《由商亳所想到的几个问题》，1995年在山东曹县商都研讨会上的发言记录稿。）

栾先生将大汶口文化分为11段6期，进而合并为早、中、晚三个阶段：早期阶段确定在公元前4200—前3500年之间；中期阶段在公元前3500—前3000年左右；晚期阶段大致在公元前3000—前2600年前后。早期阶段遗存以鲁中南区和苏北区最为丰富，胶东半岛区次之，鲁西北区和潍淄流域区仅有少量发现。中期阶段遗存仍以鲁中南区和苏北区为多，鲁东地区和潍淄流域的发现增多，胶东半岛区较少，其他地区仅有零星发现，但已有向西南方向发展的趋向。如在地处安徽省西北部的亳县付庄遗址，就发现了大汶口文化这一阶段的墓葬。晚期阶段遗存除了苏北区和胶东半岛区较少之外，其他各区均有相当数量的发现，分布也遍及包括山东全省、皖北和豫东在内的整个海岱地区，达到全盛时期。栾先生将这一阶段划分为七个类型，即西夏侯类型、赵庄类型、陵阳河类型、三里河类型、尚庄类型、杨家圈类型和尉迟寺类型。

尉迟寺类型分布于鲁西南、豫东和皖北地区，过去亦有人称其为“段寨类型”。关于这一类型的来源，学界一般认为是由于东方大汶口文化居民的向西迁徙而形成的。去向亦比较明确，为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所继承。尉迟寺类型的建筑十分宏大，房址在总体上属于成组的连间排房建筑，房子多呈东南—西北向布局，门向南，个别为东北—西南向，门朝东或朝西。其建筑方式均经过了挖槽、立柱、抹泥、烧烤等几道工序，最后形成一个既防潮又保温的居住空间。每排房子都有大间和小间组成，说明房子具有居住和储藏的不同功能。这与同时期的其他类型显著不同。建筑结构仍然以半地穴式为主，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周围挖有基槽，相连的排房之间多互不连通，由土墙隔断成单间或双间；每一套房屋之内均有灶台，灶台高出居住面2~3厘米，与居住面连为一体。有的灶台与后墙相接，前面有两个立柱，直通房顶；有的灶台与后墙分开，四角立有立柱，还有的在立柱之间加工出一道矮墙，作为挡火墙。在每排房子的前面，都有面积不等的活动广场，一般为数十平方米，保存最好的为230平方米。这种广场为人工用红烧土粒铺垫而成，厚度为2~3厘米，这是每个家庭经常活动的空间。遗址中心大约5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有一个南北跨度240米、东西跨度220米、宽25~30米、深45米的大型围壕环绕，该围壕系人工挖治而成。灰坑有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三种。墓葬均为土坑竖穴，方向多为头东脚西，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儿童较多，且普遍使用瓮棺埋葬，后者不见于大汶口文化的其他类型，应是受中原地区的影响所致。墓主生前有拔牙的习俗。陶器除具有大汶口文化的一般特征外，地方类型十分明显。陶质可分为夹砂和泥质两大类，夹砂陶可占陶片总数的70％~90％，并有羼和少量碎蚌壳的现象。陶色以红褐色居多，有少部分黑陶和白陶。器形主要为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皿，器物主要是三足、平底器、带柄器和圈足器，圜底器少见，很多器物带有流口、把手、长颈、三足、附耳、器柄等。有代表性的陶器有鼎、豆、壶、鬶、甗、罐、长颈壶、短颈壶、高柄杯、尊、碗、盆、钵、缸、甑、筒形杯等。另外，器形较大的大口尊主要作为儿童瓮棺葬的主葬具出现在墓葬，在生活器具中不曾见到。纹饰以篮纹为大宗，在整个陶器中占到80％~90％，其次有附加堆纹、绳纹、方格纹、刻划纹、镂孔、弦纹等，素面陶一般经过磨光。刻划符号是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的重要发现，主要发现在大口尊的腹上部。器物的底纹是浅细篮纹，符号是在底纹施好后刻上的，符号由几个独立的单线闭合图案组成，类似于“日”、“月”、“山”的符号发现多件，有的在图案之上施加红彩。该类刻划符号与大汶口晚期陵阳河类型遗存发现的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在2002年的发掘中，于遗址中心的南部，在一排四间一组的房址前面，发现了总面积为1300多平方米的大型活动广场。广场也是人工用小红烧土粒铺垫而成，厚度为10公分，表面坚硬、光滑、平整，呈圆形分布，是氏族成员集体活动的公共场所。更重要的是，在广场中心，有一处直径为4米的火烧痕迹，由于经常烧火的缘故，已使原红烧土面变成了灰褐色。这应是氏族成员当时经常在此举行篝火晚会或进行祭祀活动而留下的痕迹。同时，在广场东侧的地层中，出土了一件十分罕见的鸟形“神器”。成排成组的红烧土建筑和大型的活动广场以及鸟形“神器”，不但体现了尉迟寺聚落遗存的主要特征，而且也烘托出了尉迟寺聚落遗址在当时具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大的规模，与当时社会即将迈入文明门槛的状况相适应。

必须指出，大汶口早、中、晚期的三个类型，具有十分紧密的连续性；仅从文化属性的意义上说，实际是一个大的类型，可以看成是一个氏族前赴后继不断创造的结果，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海岱文化区的不断发展、不断交流、互相融合并达到鼎盛的历史进程。早期各类型的渊源基本上是当地的北辛文化，而晚期阶段各类型的基本特征又多被同区的海岱龙山文化所继承。同一区域早、中、晚期各类型之间，多具有明确的传承关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以后的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从而构成了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系统。因而可以确认，大汶口文化和海岱龙山文化的创造者属于同一族系，即古代东方地区的夷人。如前所述，舜，东夷之人，海岱龙山文化应该就是帝舜等东夷部落创造的物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