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费史实考辨 - 姚氏宗亲网

对于文明社会的一个家族来说，拥有一个古老的族姓，可以“由此得到社会的优越地位”［1］，将马克思的这句经典名言拿来表述我国春秋时期的世家大族，是极为贴切的。春秋时期，是我国古代世族的黄金时代，世族成为时代的主角，这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世族无一例外，均有其可堪称述的族源，各世族既以其瓜瓞绵远的家族传统为自豪，又将其作为自家存立于世的社会根基，因而，保存先祖的世系及事迹是各世族极为重视的一件大事。今日，我们之所以还能对古代众多先贤进行追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与此。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大费的出身非同一般， “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大费之父为大业，大业何许人? 《正义》释此曰： “《列女传》云： ‘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家注云： ‘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业是皋陶。”依《正义》所言，大业就是上古鼎鼎有名的圣贤皋陶的别称。皋陶族是以鸟为图腾的东夷少皞部族的一支，在史学界已有定论。故而，可以肯定大费父系一方出自远古文明程度很高的东夷少皞部族。大费母系一方来自少典氏，它是我国上古时期中原地区非常著名的氏族，黄帝和炎帝就是由这个氏族诞生的，《国语·晋语四》记载： “昔少典氏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2］关于少典氏的地望，古代学者曾做过推测，谯周说： “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谧云： “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据此，少典氏的活动地域当在河南中部一带。然而将有熊一名与黄帝、少典相联系已是时代较晚的事情，其说难以让人信从。皇甫谧又言： “少典配附宝，生黄帝于寿丘。”［3］并解释说： “寿丘在鲁东门之北。”［4］据此，少典氏似又活动在山东东南部一带。然而，这一带却是“少皞之虚”，是东夷集团的大本营，华夏集团的黄帝生在那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显然，由于史迹茫昧，少典氏的真实地望已无从探寻了。它再次名显于史籍，是由于它又诞生出一名优秀的子孙——大费。

大费何许人也? 《史记·秦本纪》如是说： “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 ‘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 ‘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据此可知，大费即柏翳，他承袭了少皞氏的族姓“嬴”。

上述所引文献中，出现益、柏翳、柏益、伯翳等不同称谓，然而我们通过对比史料，就可以发现，他们的称呼虽然不一，但是却有众多的共同特征：一是均与舜、禹同时，而且是其得力助手；二是职官相同，都是舜的虞官；三是事迹相同，皆为受舜命协助禹治水之人。据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益、柏翳、柏益、伯翳是同一人的不同称谓。这一结论与前贤的考证多相吻合。韦昭注《国语·郑语》曰： “伯翳，舜虞官，少皞之后伯益也。”叶大庆在《考古质疑》中云： “伯益、柏翳，一人也。”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指出： “柏益一号柏翳，盖翳、益声相近故也。”赵翼更详为考证说： “然使佐大禹平水土者，另有柏翳一人，则《尚书》载之，当与稷、契、皋陶同列。乃《尚书》所载有伯益，无柏翳。而伯益作虞，其职在若上下草木鸟兽，与《史记》所云驯鸟兽者适相吻合。则《史记》平水土驯鸟兽之柏翳，即《尚书》若上下草木鸟兽之伯益无疑。”［5］梁玉绳《史记志疑》也力主此说。当今学者王玉哲等先生也认为“盖均一人之异写，翳与益声相近而讹也”［6］。

然而，也有学者力持“益与柏翳非一人”的观点。清代学者崔述是其代表［7］。他从《尚书》、《孟子》等文献“皆称以益，未有冠以‘伯’者；而《国语》称‘伯翳’，《史记》作‘柏翳’，亦未有徒称‘翳’者”出发，质疑“如果益、翳通用，何以遇益则概不称‘伯’，遇翳则必加以‘伯’与‘柏’也?”此外，他还认为“禹之佐固非一人，即虞之职亦不止于调驯鸟兽”。支持其观点最有力的证据是《史记·陈杞世家》中的记载： “伯翳之后，至周平王时封为秦，项羽灭之……垂、益、夔、龙，其后不知所封。”明言“伯翳自伯翳，益自益也”。对于这条记载，《史记》索隐已批驳之“恐多是误”。故而，崔述坚持的“益与柏翳非一人”的观点因为论据牵强而为后世学者所不取。

其实，伯益的称谓并不止于上述几种，《世本》中又称其为化益、后益［8］。至于伯益称“大费”的缘故，乃是因为“费”是其封国，《竹书纪年》有“费侯伯益出就国”的记载。关于“费”的地望，有多种说法：一为《左传·隐公元年》所记之费，地在今山东鱼台县。一为《左传·襄公十六年》之费滑，在今河南偃师。一为鲁东季氏之费邑，为《左传·僖公元年》公赐季友之地，在今山东费县西北［9］。一为《尚书·费誓》序所言 “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之费，周初的费地在曲阜之东，或认为即今费县西南七十里之费城。伯益所封之国，因为史料不足，已不能确指，但其所居之费与皋陶所处之曲阜相距甚近，均在少皞氏族活动的范围之内，则是无可怀疑的。

其次，我们来探讨伯益的业绩。据文献记载，伯益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佐助禹平治水土。这在《史记》之《夏本纪》、《秦本纪》等诸多史籍中都言之凿凿。洪水的平治，是我国古代的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密切合作的伟大成就，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民族融合。伯益不仅治水卓有成就，而且在治水过程中还立下了其他功劳。

其二，是他发明了凿井技术。《经典释文》卷二井卦下引《世本》云：“化益作井。”《吕氏春秋·勿躬篇》说：“伯益作井。” 《淮南子·本经训》言： “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均将这一专利归于伯益。这大概与伯益佐禹治水不无关系，在长期与水土打交道的过程中，易于发现地下水的秘密。当代考古发掘，也证明了我国水井的出现适当与尧舜时期相差不远的龙山时代，由此可知这项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凿井技术的发明，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水，凿井技术发明之前，人们不得不靠近河流定居，雨季来临便要忍受河水泛滥的威胁。我国古代的黄河流域有着广沃的平原，但是因为取水不便，人们不能定居，只能任它“草木畅茂，禽兽蕃殖”。此项技术的出现，扩大了古人的生存空间，从此我国北方广大的平原地区逐渐为各氏族所充斥，得以开发，加快了我国古代部族向文明社会迈进的步伐。

其三，伯益参与平治洪水，也促进了本氏族的发展。近来，有学者对夏商时期的“其氏族”进行研究，认定“其氏”当属伯益之族［10］。而“其氏”之源起，恰是与伯益佐禹平治水土密切相关的。因为平治水土就要搬运土方，而搬运土方就必须使用一种叫做“篑”(即土筐)的盛土工具。在甲骨文中，其氏族徽作双手提立筐之形［11］，双手下面的“立筐”就是“其”字的原始摹画物， “其”字本义即正置之筐，与伯益治水取土、凿井提土的事迹正相符合。邹衡先生也曾指出“其”字是“土笼”的象形［12］。据此可知，早在我国进入阶级社会之前， “其氏”就已经存立于世了。

到了商代， “其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观察甲骨、金文中的“其氏”族徽就会发现，在殷商中期偏晚阶段，其氏族徽发生了一个引入注目的变化，即在“其”字前面加冠“己”字而演变为复合徽识“己、其”，并逐步由“己、其”分体演变为“己、其”合体，这是“其氏族”与“己氏族”融合的显著标志。 “其氏”由此更得以发展。台湾学者陈槃提出“国始封，或曰伯益”［13］的看法，正与我们上面的论述相一致。

“其氏”一族在伯益平治水土的过程中发展起来，且其称谓即由搬运土方的工具而得。进入阶级社会后， “其氏”进一步发扬光大，成为殷商王朝著名的方国。近年来，河南安阳、辽宁喀左、北京等地都有“其氏”青铜器出土［14］，“其氏”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再次，我们来探讨伯益与夏启之争。伯益佐禹治水大获成功，受到帝舜的赏识，获得了与帝舜之族联姻的殊荣，政治地位大为提高。禹继舜担任部落联盟首领之后，举荐伯益之父皋陶为自己的继承人，然而皋陶年事已高，未及授政而亡。皋陶死后，禹继续在其氏族中寻求政治合作者，继皋陶而起的伯益是其首选人物，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举益，任之政”。《墨子·尚贤》则称： “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此后，文献中便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记载。

其二是说禹死后，禹子启与伯益争位，伯益失败，启由此建立夏王朝，中国从此建立了“家天下”的政治格局。关于夏启取代伯益，史书中也有不同说法，一种是说伯益主动让位于启。《史记·夏本纪》记载： “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一种是说夏启代兴是武力争夺的结果。《史记·燕召公世家》即言：“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 《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也说：“益干启位，启杀之。”

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呢?从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来分析，尧舜时期虽然仍处于部落联盟阶段，但国家雏形已朦胧出现，这从《尚书》之《尧典》、《舜典》的有关记载就已透露出来，尧、舜言谈的语气俨然已具有了后世君王的威势，其朝堂上缺乏民主的气氛；而且当时各种职官备列，各司其职：赵氏与秦氏的先祖皋陶甚至制定了刑法，这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考古发现的墓葬情形来看，那时社会已出现贫富分化的现象，人与人之间已处于不平等的状态。因而，社会发展到禹之时，部落联盟首领之职已非过去纯粹“公仆”的性质，私有观念日益加强不能不对禹产生影响。因而，他便做出了看似矛盾，实质上却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举动。他一方面欣赏伯益的才能，表示要按照“禅让”的传统将天下传给伯益，另一方面却又致力于培养自己家族的势力，这就是《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记载的“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天卜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白取之”。因而， “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从而导致伯益失政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15］。伯益自帝舜朝便佐禹平治水土，禹继舜立，伯益又是其首辅，时日不可谓浅。伯益失政，实乃时势使然。

从《楚辞·天问》 “启代益作后”一语来看，禹死后，伯益确曾代之暂短继立过。然而，夏启羽翼已丰，因此，双方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据学者考证， “伯益所避居的箕山亦当为进入中原的伯益族人的聚居之地”［16］，故而，伯益避居此地，与其说是出于礼仪上的考虑，毋宁说是出于策略上的需要更为恰当。他可以借助本族的势力，以箕山为据点，向启发动攻势。双方冲突的具体情形，现在己无法推知。《史记·夏本纪》中又有夏启继立后， “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的记载。《尚书》疏云： “有扈见尧、舜受禅，启独继父，故不服。” 《淮南子·齐俗训》也说： “有扈氏为义而亡。”囿于传统的有扈氏尚且遭到了夏启的无情挞伐，可以推测，夏启对正面与其争夺政治权力的伯益绝不会手下留情。有关伯益的结局，一说其遭夏启杀害［17］；一说其在与夏启的政治斗争中失败后，回归故国［18］。无论何说，伯益是从此消逝于历史舞台了。

［14］朱活：《谈山东临淄齐故城出土的尖首刀化兼论有关尖首刀化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晏琬：《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西周初期的燕》，《考古》1975年第3期。喀左文化馆：《辽宁喀左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铜器》，《考古》197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