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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姚维钧 [打印本页]

作者: 吴川姚氏 时间: 2009-1-10 21:46
标题: 姚维钧
姚维钧，祖籍安徽黟县，宣统元年（1909年）出生于上海南汇县周浦镇。祖父姚祖寿，同治三年（1864年）在周浦开设德隆昌纸烟店。父亲姚旭明，光绪七年（1881年）刚过16岁就由黟县去周浦学贾。由于经营有道，讲求信誉，故在周浦一带享有一定名气。
　　姚维钧在姐妹三人中，排行老二。姐姐荇绚，幼师毕业，新中国成立前执教于上海，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务院机关事务所任职；妹妹梅绚，高师毕业，一直从事教学工作。她还有个弟弟叫姚南山，高中未念完就随父经商，姚家原指望姚南山能继承父业，为姚氏家族传宗接代，但由于其体弱多病，未过而立之年就早逝。
　　姚维钧自小天资聪敏，才智过人。无论是在家庭中或在学校里，都是位佼佼者。读过的书，过目不忘；与人交谈对答如流，因而倍受双亲和师长们的喜爱。对她学业上的渴求，父母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南京、上海相继沦陷，姚维钧家的经济出现了困难。然而在家人和亲朋的竭力支持下，使得她不但能顺利地读完高中，而且还继续上了大学。
　　在大学读书期间，正是日寇大举入侵，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头。一向文静的维钧，感到心情很不平静。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她有机会接触了许多进步同学，和许多抗日宣传材料、进步书籍，从中领悟到不少抗战救国的革命道理。于是，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地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革命洪流。她常和同学们一起，编发抗日传单，自编自演抗日救亡节目，进行“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街头演讲，鼓动民众奋起抗日。这对于她以后致力于民主救国积极投身于爱国运动，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1942年她从贵阳大学文学院毕业，先后被聘为重庆巴蜀中学和上海比乐中学任教。彼时，适值黄炎培在重庆、上海开展中国民主政团联盟活动(1944年9月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维钧有缘认识了黄炎培，他俩意气相投，志同道合，因而于同年8月结为夫妇。婚后，她的命运更是与国家的政治密切相关，竭尽全力地支持黄炎培从事革命政治活动。1945年7月，她支持黄炎培访问延安，并协助黄炎培写成反映实情况的《延安归来》一书。同时，她随黄炎培一道发起和创建中国民主建国会，被选为总会干事。
　　解放战争时期，她面对国难日亟，民无宁日的严峻局面，日以继夜地协助黄炎培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和推进民主救国的工作。1949年2月，在中共中央的特别安排下，她随黄炎培秘密离沪去香港，辗转到天津、北平解放区。同年3月，毛主席在北京西山双清别墅接见黄炎培，她同时在座，聆听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使她很受感动，终生难忘。
　　她虽然生长在外地，但始终不忘桑梓，除常给家乡亲人写信外，她还邀请黄炎培一道回过家乡。从她日常的言行中，可以不难看出，她和千千万万的游子一样，对家乡有着特殊的感情。
　　1965年黄炎培先生病逝后，她化悲痛为力量。一方面积极协助中央有关部门收集和整理黄炎培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活动情况，一方面毫不保留地为中央有关部门提供大量的文史资料。同时，她还将珍藏已久的、当年中共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等给黄炎培和她个人的38封信件，无私地奉献给党中央。
　　在“文革”中，她惨遭迫害，多次受到残酷的批斗，致使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但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挚着地追求真理。就在她1968年1月20日病逝的前夕，还一再叮嘱子女，留下绝笔：“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充分表达了她对党对社会主义的赤胆忠心和坚强的信念。她所以能够这样，正如她常说：“是中华民族的熏陶，家乡人民哺育的结果。”
　　三中全会以后不久，姚维钧的骨灰始被安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熟悉历史的人知道，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两部脍炙人口以至轰动一时的访记题材的书籍，一部是《西行漫记》，一部是《延安归来》。前者写于抗战爆发前夕（1937年5月），后者发表在抗战胜利前夜（1945年7月）。两部书都是对中共领袖的采访，而前者写的是长征之后初到陕北的共产党，后者写的是经八年抗战和刚开完“七大”的共产党。前者面向海外公众，后者面向中国百姓。而最相仿的是，《西行漫记》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妻海伦的合著，《延安归来》则是黄炎培口述、黄夫人姚维钧执笔写成。黄炎培大名鼎鼎，姚维钧则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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